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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源文宗元好问因金末“崔立碑”一事屡遭后世訾议，而回护者亦不在少数。本文认为，为元氏辨诬者论点失偏，遗山政治有污可为定论。金末士人于本朝政权出现离心倾向，在这种历史语境中，遗山的政治选择理应为后世学者提供一个较以往朝代相对宽松的评价余地。另外，从遗山无意殉国、有意殉道的自觉选择中，我们亦应当从文化的高度给予公正评价。
关键词：元好问 崔立碑 气节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为金末一代文学宗师。金亡不仕，以史自任，为保存涵养百年的金源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然后人对其气节评价莫衷一是，主要体现于“崔立碑”及“境外之交”、“儒教大宗师”等事，尤其以“崔立碑”事最为关涉遗山的名节，700余年来学者论家各执一端，聚讼不已，自此形成一桩历史公案。
一 “崔立碑”事简叙及众家学者态度略观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南下攻金，围汴京城数月，哀宗出奔，留完颜奴申、习捏阿不二丞相及诸将。次年正月，西面元帅崔立举兵作乱，杀二相，以汴京降蒙古。自立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不久又自称左丞相、郑王。时崔立国柄在手，群小附和，乃以其活一城百姓为由胁朝中文士为其立碑颂功。今所见最早记载此事者为其时被胁文士刘祁（字京叔）著《归潜志》卷第十二《录崔立碑事》。其文不惜笔墨详述自己被元好问、王若虚胁持逼迫撰文始末，其结果为“裕之引纸落笔草其事……其铭词则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旧数言。其碑序全裕之笔也。”遗山参与碑文撰写，口气凿凿，绝无二辩。而遗山辈策划组织、设计陷害、强力逼迫之态毕现于纸。而元好问在1237年回故乡忻州后作《外家别业上梁文》自辩：
“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间，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从口之合攻。果吮痈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唯彼证龟而作，始于养虺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彀。以流言之自止，知神圣之可凭。”
为自己沉痛辨白之余，“养虺以成蛇”、“射羿之弓随彀”等句已暗将矛头指向刘祁。
鼎革易代之际，古人最重名节持守，此事又关涉当朝众多名士，因此当世、后朝论及“崔立碑”一事者甚众。
1 后世对当事人刘祁与元好问的态度
后世学者或因刘祁之坦言而对其遭遇多示同情。
如全祖望言：
“及观京叔《归潜志》中所述，则深有感于裕之，并及滹南。予平情考之，滹南与裕之实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故强付之京叔与麻信之。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谤。文人遭此，亦可悲也。”
又如，今人降大任先生在其文《〈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中亦称：
“殊不知刘祁奉命撰碑，骤遭横祸，可谓无辜。但于起事始末并不了然，于遗山心事尤未深知。事后畏于物议，指责遗山，情有可原，言辞过激，固属难免。”
于遗山，论者则多从刘祁之言，以其嫁祸撰文固为一生之玷，指摘其降志辱身。如乾隆语：
“崔立卖国谋篡，稍有人心者，即应捐躯讨贼。王若虚辈偷生恋爵，即不作碑文，岂能幸免失身之罪乎。至于元好问于金之后，以史事为已任，托文辞以盖其不死之羞，实堪鄙弃。”
而回护遗山的学者中，清人凌廷堪与翁方纲所撰《遗山年谱考辨》辨诬最力。
2 后世对撰写碑文者的认定
“崔立碑”一事核心在于元好问是否参与撰写碑文。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除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外，尚有元好问为王若虚所写墓志铭《内翰王公墓表》、郝经《辨磨甘露碑诗》，但元刘二人为此事互相推诿双方，郝经为元好问门生，三人之中无一人为局外旁观者，后世史家学者的考辩均采据于此三人，争议纷纷。
（1）《金史》观点
《金史·王若虚传》云：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瞿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就忤，则谗称立见屠灭。……（若虚）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丞相之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之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议。’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史》此文，自“奕辈不能夺”之前段完全抄自遗山为王若虚所作《表》，下段则改接录刘祁之《归潜志》。而《内翰王公墓表》自“奕辈不能夺”以下则云：“托以京城父老意而为之。”依文意推衍，撰写碑文自为“奕辈”而与遗山无涉。那么，官修《金史》对《内翰王公墓表》的截弃无疑表明官方认定遗山于此事自有不可推脱之责任，且撰写碑文无疑。
（2）古今学者认定
从刘祁之言，认定遗山撰碑者，如施国祁之《元遗山诗集笺证》附遗山年谱等，今人如陈中凡、崔文印、降大任等人，其中降先生在其文《论元好问的气节问题》中言：
“仅仅被迫撰碑，尚不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要看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指责元好问的发难者刘祁的文章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归潜志》）。《金史·王若虚传》亦言其文‘直叙其事而已’，说明元好问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
降先生隐晦地承认了元好问为撰文者之一，但他认为失节不在于写与不写，而在于怎样写，写了什么。
认定撰写碑文者为刘祁而非遗山者，如清人凌廷堪、翁方纲、全祖望、吴天任等。而尤以凌廷堪辨诬最力，其在《遗山年谱考辨》中言：
“崔立功德事，为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复详考，知其为刘京叔所撰无疑也。他不具论；《归潜志》乃京叔所自著之书，载撰文始末甚详，其语皆游移无定，盖有愧于中，而不觉其词遁也。”
二 驳论
在此事件中，众家学者对遗山气节的评定集中于以下两个前提：
1 决定遗山清污的关键是遗山是否撰写碑文；
2 碑文内容才是决定遗山名节之关键。
笔者认为，在严格的古人道德语境中，此两点论证重心失偏，不能构成遗山失节之必然前提。
（1）崔立事变之前，京城“死者相望”，遗山既有以降图存之意。
传统气节不失的标准应有以下两种：一种即与强权的不合作，王若虚金亡不仕是焉；一种是以死抗之。《金史·忠义传》下《乌克逊纳新传》中称“时不辱而死者，可知者数人”。不死是元好问的主动选择，对丞相习捏阿不的只待一死，元好问的态度极为明确：“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在为殉金之聂天骥所作碑文中亦表示：“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写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可知是遗山主动放弃死节殉国。元好问终有降蒙之意：“出涕而女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觊于方来”，遗山借齐景公嫁女于阖闾和武王封夏后氏之后于杞两典表明心迹：希望金朝向蒙古求和。只这一条，便难逃失节一罪。
对于撰写碑文一事，其实已无可考证。清人凌廷堪之辨虽说对刘祁《归潜志》驳斥不遗余力，但其乃是从刘祁文墨之中句句推敲，虽言之凿凿，但无有力旁证，不免为诛心之论。所以赵翼言，元遗山虽可能未撰碑文，但“于此事，终有干涉”，才最为允当。
（2）降大任先生言，遗山“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因此并不构成气节问题。降先生此论点并不成立。
崔立叛逆谋篡，世人共知，为其撰文，无论内容如何，亦为听命逆臣之举，朝中士子皆洞析此中利害。刘祁曾言：“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用“愧”而非“悔”，可看出刘祁亦知“救余民”的代价不仅一死而已，但仍意气慷慨。至后来使之撰写碑文，却“欲以死拒之”，前后态度何相谬也。碑文既成，刘祁于此事又百般推脱，元刘二人互相推诿，后者学者议论种种，均表明他们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即：无论怎样“命由威制”，只一落笔便沦为听令逆臣贼子之党，业已构成丧失名节之罪。
此间文人之矛盾心理自然可解。“献城”之举是为求存，崔乱之初，“安社稷、救生灵”之愿似已达，然此举性质已悖忠义，崔立亦明此理。《归潜志·录崔立碑事》载：“（崔立）谓左司元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邪？’”有降城之念，而不愿担投降名。故如清人全祖望言：“滹南与裕之实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故强付之京叔与麻信之。”当是如此。降先生的论述角度实际是以今人价值观对古人气节观强行的错位参照，其阐释口径已经大于历史语境中气节的内涵范围。
三 元好问气节评定的历史语境
对遗山气节的评价应回归两种语境，一是常规历史语境；一是金源朝代语境。
在常规历史语境中，中国古代士子最重修身，向来以人格品行立世。易代之际，只有死节、归隐两条路最为世人认可，而贰事新朝者不但后人被打上不甚光彩的烙印，其本人也一生难逃此愧。遗山虽入元未仕，然其投降之意仍成口实。但需注意的是，金朝在灭亡之际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现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身与时代的种种局限之中，对遗山气节的评价理应回归于金源的朝代语境之中。
金末文人士子们对故国的灭亡并未表现出如宋人、明人的强烈收复故土的愿望，更多则是沉重的无奈与悲凉。这说明金末士人对金政权整体的离心倾向。刘祁在《归潜志》中分析了出现此分离倾向的原因：
“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约，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英、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
虽然刘祁所言“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过于绝对，却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金末士人不满，遂与朝廷分心的现实。再加上，虽经百年文化涵养，但与中原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忠君之道相比，女真民族的领会还未深入骨髓。因此，金末士子死节忠君的道德约束力要弱于其他朝代。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对遗山的政治选择，我们有了更为宽松的评价余地，文化的保存、儒家的治世理想、国亡修史，虽然不应该成为他投降、撰碑、境外之交的辩护词，但起码不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拙劣借口。
道德与文章在传统文学批评语境中具有同一性，但现实却常出现悖论。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
“中国人……只把民族和国家当成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
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元好问的人生选择。当他在生死关头意识到名节终究是个人之事，而文化却是国家、民族之事时，文化的力量就可以冲破一朝臣子的道德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元好问虽然无意殉国，却有意做了殉道者。在那个文化将遭荼毒的末世，他以超出常人的非凡眼光与勇气牺牲了金朝臣子的角色，背负流言和误解，走上了拯救“道”的征程。正如赵翼言：
“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于是构野史亭于家，凡金君臣事迹，采访不遗，至百余万言。所著《壬辰杂编》等书，为后来修金史者张本。其心可谓忠且勤矣！虽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为人訾议，然始终不仕蒙古，则确有明据。故郝经所撰墓志及金史本传，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谓完节矣。”
因此，对于金朝及整个中华文化，元好问都是一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功臣。
参考文献：
[1] 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2] 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3] 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元好问研究会编：《元好问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刘祁：《归潜志》（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
[5] 全祖望：《鲒亭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6] 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张秋爽，女，1976—，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金代文学，工作单位：空军航空大学。
关键词：元好问 崔立碑 气节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为金末一代文学宗师。金亡不仕，以史自任，为保存涵养百年的金源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然后人对其气节评价莫衷一是，主要体现于“崔立碑”及“境外之交”、“儒教大宗师”等事，尤其以“崔立碑”事最为关涉遗山的名节，700余年来学者论家各执一端，聚讼不已，自此形成一桩历史公案。
一 “崔立碑”事简叙及众家学者态度略观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蒙古南下攻金，围汴京城数月，哀宗出奔，留完颜奴申、习捏阿不二丞相及诸将。次年正月，西面元帅崔立举兵作乱，杀二相，以汴京降蒙古。自立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不久又自称左丞相、郑王。时崔立国柄在手，群小附和，乃以其活一城百姓为由胁朝中文士为其立碑颂功。今所见最早记载此事者为其时被胁文士刘祁（字京叔）著《归潜志》卷第十二《录崔立碑事》。其文不惜笔墨详述自己被元好问、王若虚胁持逼迫撰文始末，其结果为“裕之引纸落笔草其事……其铭词则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予旧数言。其碑序全裕之笔也。”遗山参与碑文撰写，口气凿凿，绝无二辩。而遗山辈策划组织、设计陷害、强力逼迫之态毕现于纸。而元好问在1237年回故乡忻州后作《外家别业上梁文》自辩：
“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间，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从口之合攻。果吮痈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唯彼证龟而作，始于养虺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彀。以流言之自止，知神圣之可凭。”
为自己沉痛辨白之余，“养虺以成蛇”、“射羿之弓随彀”等句已暗将矛头指向刘祁。
鼎革易代之际，古人最重名节持守，此事又关涉当朝众多名士，因此当世、后朝论及“崔立碑”一事者甚众。
1 后世对当事人刘祁与元好问的态度
后世学者或因刘祁之坦言而对其遭遇多示同情。
如全祖望言：
“及观京叔《归潜志》中所述，则深有感于裕之，并及滹南。予平情考之，滹南与裕之实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故强付之京叔与麻信之。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谤。文人遭此，亦可悲也。”
又如，今人降大任先生在其文《〈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重评元遗山的气节问题》中亦称：
“殊不知刘祁奉命撰碑，骤遭横祸，可谓无辜。但于起事始末并不了然，于遗山心事尤未深知。事后畏于物议，指责遗山，情有可原，言辞过激，固属难免。”
于遗山，论者则多从刘祁之言，以其嫁祸撰文固为一生之玷，指摘其降志辱身。如乾隆语：
“崔立卖国谋篡，稍有人心者，即应捐躯讨贼。王若虚辈偷生恋爵，即不作碑文，岂能幸免失身之罪乎。至于元好问于金之后，以史事为已任，托文辞以盖其不死之羞，实堪鄙弃。”
而回护遗山的学者中，清人凌廷堪与翁方纲所撰《遗山年谱考辨》辨诬最力。
2 后世对撰写碑文者的认定
“崔立碑”一事核心在于元好问是否参与撰写碑文。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除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外，尚有元好问为王若虚所写墓志铭《内翰王公墓表》、郝经《辨磨甘露碑诗》，但元刘二人为此事互相推诿双方，郝经为元好问门生，三人之中无一人为局外旁观者，后世史家学者的考辩均采据于此三人，争议纷纷。
（1）《金史》观点
《金史·王若虚传》云：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瞿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就忤，则谗称立见屠灭。……（若虚）乃谓奕辈曰：‘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为言？’奕辈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非功德乎？’曰：‘学士代王言，功德碑谓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则朝官皆出丞相之门，自古岂有门下人为主帅诵功德，而可信乎后世哉？’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之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议。’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金史》此文，自“奕辈不能夺”之前段完全抄自遗山为王若虚所作《表》，下段则改接录刘祁之《归潜志》。而《内翰王公墓表》自“奕辈不能夺”以下则云：“托以京城父老意而为之。”依文意推衍，撰写碑文自为“奕辈”而与遗山无涉。那么，官修《金史》对《内翰王公墓表》的截弃无疑表明官方认定遗山于此事自有不可推脱之责任，且撰写碑文无疑。
（2）古今学者认定
从刘祁之言，认定遗山撰碑者，如施国祁之《元遗山诗集笺证》附遗山年谱等，今人如陈中凡、崔文印、降大任等人，其中降先生在其文《论元好问的气节问题》中言：
“仅仅被迫撰碑，尚不构成气节问题。关键是要看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指责元好问的发难者刘祁的文章承认碑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归潜志》）。《金史·王若虚传》亦言其文‘直叙其事而已’，说明元好问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
降先生隐晦地承认了元好问为撰文者之一，但他认为失节不在于写与不写，而在于怎样写，写了什么。
认定撰写碑文者为刘祁而非遗山者，如清人凌廷堪、翁方纲、全祖望、吴天任等。而尤以凌廷堪辨诬最力，其在《遗山年谱考辨》中言：
“崔立功德事，为先生生平一大疑案。今反复详考，知其为刘京叔所撰无疑也。他不具论；《归潜志》乃京叔所自著之书，载撰文始末甚详，其语皆游移无定，盖有愧于中，而不觉其词遁也。”
二 驳论
在此事件中，众家学者对遗山气节的评定集中于以下两个前提：
1 决定遗山清污的关键是遗山是否撰写碑文；
2 碑文内容才是决定遗山名节之关键。
笔者认为，在严格的古人道德语境中，此两点论证重心失偏，不能构成遗山失节之必然前提。
（1）崔立事变之前，京城“死者相望”，遗山既有以降图存之意。
传统气节不失的标准应有以下两种：一种即与强权的不合作，王若虚金亡不仕是焉；一种是以死抗之。《金史·忠义传》下《乌克逊纳新传》中称“时不辱而死者，可知者数人”。不死是元好问的主动选择，对丞相习捏阿不的只待一死，元好问的态度极为明确：“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亦谓之死耶？”在为殉金之聂天骥所作碑文中亦表示：“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写于世，世亦望焉，而卒之无所就也……”可知是遗山主动放弃死节殉国。元好问终有降蒙之意：“出涕而女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觊于方来”，遗山借齐景公嫁女于阖闾和武王封夏后氏之后于杞两典表明心迹：希望金朝向蒙古求和。只这一条，便难逃失节一罪。
对于撰写碑文一事，其实已无可考证。清人凌廷堪之辨虽说对刘祁《归潜志》驳斥不遗余力，但其乃是从刘祁文墨之中句句推敲，虽言之凿凿，但无有力旁证，不免为诛心之论。所以赵翼言，元遗山虽可能未撰碑文，但“于此事，终有干涉”，才最为允当。
（2）降大任先生言，遗山“并未附逆颂功，而是坚持了直笔”，因此并不构成气节问题。降先生此论点并不成立。
崔立叛逆谋篡，世人共知，为其撰文，无论内容如何，亦为听命逆臣之举，朝中士子皆洞析此中利害。刘祁曾言：“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用“愧”而非“悔”，可看出刘祁亦知“救余民”的代价不仅一死而已，但仍意气慷慨。至后来使之撰写碑文，却“欲以死拒之”，前后态度何相谬也。碑文既成，刘祁于此事又百般推脱，元刘二人互相推诿，后者学者议论种种，均表明他们在一件事上达成共识，即：无论怎样“命由威制”，只一落笔便沦为听令逆臣贼子之党，业已构成丧失名节之罪。
此间文人之矛盾心理自然可解。“献城”之举是为求存，崔乱之初，“安社稷、救生灵”之愿似已达，然此举性质已悖忠义，崔立亦明此理。《归潜志·录崔立碑事》载：“（崔立）谓左司元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邪？’”有降城之念，而不愿担投降名。故如清人全祖望言：“滹南与裕之实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故强付之京叔与麻信之。”当是如此。降先生的论述角度实际是以今人价值观对古人气节观强行的错位参照，其阐释口径已经大于历史语境中气节的内涵范围。
三 元好问气节评定的历史语境
对遗山气节的评价应回归两种语境，一是常规历史语境；一是金源朝代语境。
在常规历史语境中，中国古代士子最重修身，向来以人格品行立世。易代之际，只有死节、归隐两条路最为世人认可，而贰事新朝者不但后人被打上不甚光彩的烙印，其本人也一生难逃此愧。遗山虽入元未仕，然其投降之意仍成口实。但需注意的是，金朝在灭亡之际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现象，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身与时代的种种局限之中，对遗山气节的评价理应回归于金源的朝代语境之中。
金末文人士子们对故国的灭亡并未表现出如宋人、明人的强烈收复故土的愿望，更多则是沉重的无奈与悲凉。这说明金末士人对金政权整体的离心倾向。刘祁在《归潜志》中分析了出现此分离倾向的原因：
“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约，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英、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
虽然刘祁所言“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过于绝对，却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金末士人不满，遂与朝廷分心的现实。再加上，虽经百年文化涵养，但与中原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忠君之道相比，女真民族的领会还未深入骨髓。因此，金末士子死节忠君的道德约束力要弱于其他朝代。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对遗山的政治选择，我们有了更为宽松的评价余地，文化的保存、儒家的治世理想、国亡修史，虽然不应该成为他投降、撰碑、境外之交的辩护词，但起码不会成为千夫所指的拙劣借口。
道德与文章在传统文学批评语境中具有同一性，但现实却常出现悖论。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
“中国人……只把民族和国家当成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
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用一种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元好问的人生选择。当他在生死关头意识到名节终究是个人之事，而文化却是国家、民族之事时，文化的力量就可以冲破一朝臣子的道德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讲，元好问虽然无意殉国，却有意做了殉道者。在那个文化将遭荼毒的末世，他以超出常人的非凡眼光与勇气牺牲了金朝臣子的角色，背负流言和误解，走上了拯救“道”的征程。正如赵翼言：
“以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于是构野史亭于家，凡金君臣事迹，采访不遗，至百余万言。所著《壬辰杂编》等书，为后来修金史者张本。其心可谓忠且勤矣！虽崔立功德碑一事，不免为人訾议，然始终不仕蒙古，则确有明据。故郝经所撰墓志及金史本传，皆云‘金亡不仕’，是可谓完节矣。”
因此，对于金朝及整个中华文化，元好问都是一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功臣。
参考文献：
[1] 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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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祖望：《鲒亭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6] 李正民：《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张秋爽，女，1976—，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金代文学，工作单位：空军航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