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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艺术在中国无处不在，这一点清清楚楚毋庸置疑。中国人最熟悉的形象就在每个人的衣服口袋里，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每天都能看到。我当然说的是第五套人民币和当下人们使用的钞票上刘文西画的毛泽东头像。刘文西1933年出生于浙江省的嵊州县，在陕西一直待了50多年。人们也无须进一步寻觅就能在公众的视野里看到陕西艺术家的其他作品。几乎不到一周，全国的报纸上就会有李克强或国家其他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讲话的特写，其照片的背景就是黄白色奔腾的激流，那幅画也许并非总是引人注目的焦点，但从色彩上人们就可以认出那是当代西安著名画家王西京先生的大作“黄河，母亲河”。
提到陕西的艺术，要是有的话，我们能以什么为参数呢？在走进五岳庙和附近街道上的小画廊前，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墙上的展品会让你难以置信地眨眼。你会看到刘文西的一幅水彩画：“藏族少女”，起价是三十多万元。另外还有他的一幅深蓝羽毛黑斑点的孔雀，以及王西京的几幅唐代侍女图，那些侍女除了发簪、首饰以及四肢着色外全是单色白描。开画廊的人需要这种像“银行”一样的画，纸皱框斜不要紧，口袋里有钱的人迟早会上钩。
说真的，我文章的准确题目应该是“陕西当代艺术”。在我看来，没有几幅画能超越汉代石雕虎和玄武图的美。我一直热衷于收集这类拓片，甚至是买了几个复制的瓦当，用特制的印泥在家里试着自己拓。有谁能看不出恰如其分的雕琢赋予动物的那种简朴和力量呢？2013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唐昌东的仿唐壁画时，让我感动的是唐代的画师寥寥几笔，怎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唐昌东先生终生致力于仿唐壁画，所以才让“粉丝”们有机会不用旅行，或冒着有损原作的危险到实地去欣赏唐代笔画的审美风格。李贞墓室壁画中热闹的鸭子仿佛是在打扰自己的主人，而章怀太子墓室里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同样则彰显的是壮观的皇室娱乐。就书法而言，我多么期望自己有五万元闲钱，这样就可以买一幅于右任的真迹，而不是花一百元买一幅复制品挂在我的办公室，当然要是再有柳公权的就更好了。
然而不管怎样，还是有必要用一定的事实来调和外行令人敬畏的热情。本文无胆扫描整个在西安建都的十三个王朝的艺术作品，而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和关中民间文化传承下来的特色，简要地描述一下1949年以来的陕西艺术。我将以“长安画派”和其成员为主，详论几位在当地艺术圈内成就获得广泛认可的年轻艺术家。既然涉及了民俗的传承，那也就会对当地民间艺术的影响和再创造给予关注。
“长安画派”的诞生
已故的英国人迈克尔·苏立文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艺术的大家，七十多年来无人能与其媲美（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学者之一、西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与批评的权威；中西艺术与学术交流的先驱和使者——译者注）。当他把在艺术市场开放前收集到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四百多件艺术品赠送给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时，该博物馆的确是上了一个档次。在迈克尔·苏立文的晚年，他的精辟言论即便是本土艺术家不接受，但却依旧引人注意并受人尊敬。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与中国艺术家》一书中，他说到“‘以西安美术学院为源头、具有显著陕西特色的山水画’乃大谬也，因为相当的审美思潮随着唐朝的结束而一去不复返了”。在赞扬河北人贾又福与太行山的“深厚情谊”时，他觉得赵望云的作品缺乏“地域特色”。
在陕西讲这种话几乎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然而尖刻的评论如果是断章取义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迈克尔·苏立文是把陕西和其他地方如南京在做比较，而南京的山水画传统实际上是不间断地延续了好几个朝代。而 “长安画派”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开始是为了对新中国建立十几年以来西安周围的艺术创造和实践给予总结。在北京的中国美术画廊举行巡展，展出了六位在山水和人物画上有革新成就的画家作品，其中有西安美术学院的石鲁和赵望云、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与方济众。有趣的是，虽然这些人都把自己投身到了展现黄土高原、陕北的山川和农民的生活，但却只有来自延安延川县的李梓盛和汉中勉县的方济众是陕西人。四川人石鲁（原名冯亚珩）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来到西安的，而赵望云在投身红色革命前则尝试过逍遥的记者经历。我说这些背景和细节是因为这与“长安画派”的诞生有关，“长安画派”实质上是一种创新，而非是隐匿了的传统的复活。这些与西安美术学院和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息息相关的艺术家向世人证明，他们是怎样面向自然环境和当代社会而发现美的，他们的艺术主张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这些人有几个寿高，作品几乎都闪烁着哺育其成长的意识形态色彩。九十多岁的何海霞转向了山水与诗，步的是齐白石和张大千的后尘。身材高大的康师尧据他以前的学生回忆，显然是对秦岭的动植物萌生了情谊，他《春花熊猫》中的深绿、青绿和粉红组合，2015年元月的起锤价为180万到200万元。
石鲁是“长安画派”诞生的关键人物，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出于对钟爱的画家石涛和作家鲁迅的仰慕，取笔名为石鲁。成年的石鲁留着山羊胡子，加上铁灰色的乱发，一看就是艺术圈的人。在延安学习的时候，他在那个时代和背景下追求艺术的境界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比如他在锤炼自己的造型技巧时，复制的微型法国雕塑几乎都有色情味道了。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教学的时候，为了完善他们的国画风格，他和赵文元鼓励自己的学生花时间去观察大西北的自然风貌，和当地的老百姓同吃同住。石鲁也利用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宽松氛围，于1955年赴印度，参加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1956年他访问埃及并参加了亚非民族艺术展，怀着一颗放眼四海的心，他把在这些国家的村子周围看到的都画成了素描，有耍蛇的、算命的和纺线的，不过这些素材在很久以后才得到了利用。
有关石鲁在不惑之年的悲惨遭遇，其传记作者与同行画家李世南和李新南既有详细的编年记录，也有艺術形象上的探索。石鲁画的毛泽东是应邀为国庆十周年而作，起初被誉为是用国画表现政治题材的伟大尝试。画中的毛泽东站在右下方，本意是要表达毛泽东从容地转战陕北的伟大气魄。然而不久，“刀子”出来了，一些早就对石鲁的特殊背景和个人形象包藏不满的人指责他试图贬低“伟大的舵手”。更坏的是有人讥笑他是想让毛泽东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在下面的岩石上。在他画的第二幅毛泽东（现已失传）中，一群船夫光着脊背划着一艘小船与毛泽东渡黄河，这时连以前支持他的人都开始不满了。 李世南在《长安的思念》中（1985年出版），描述了石鲁在遭到迫害后，三年无法创作时的巨大痛苦。心灰意冷的他跪在一边，而黄土高坡在他的面前延伸着，头顶是泣血的太阳。在李新南更加写实的《正道春秋》中，石鲁坐在板凳上，一边点烟一边在回顾自己画的毛泽东，他身后的背景就是那幅原画，这一次只有点缀的山崖轮廓是血红的。石鲁第一次为了逃脱牢狱藏在了陕西的乡下，但最终又不得不疲惫和邋遢地自愿回到当初逃离的单位。
受精神分裂症的影响，石鲁的才华在晚年偶有闪现。他完善了从印度和埃及带回来的素描，得到了人们的好评，但其画笔的劲道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在《玉龙白雪一天清》这样带有浓郁的表现主义作品中，画的诗意主题和所表达的内容难分难解，画中的书法出自颤抖而愤怒的笔头。在西安周围依旧流传着一些狡猾的人怎样利用石鲁晚年的苦恼，拉他到小馆子喝酒，直到他信手不要钱画一幅署名的梅花。在他去世后，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收藏家竞相收购其画的真迹，使得拍卖行不得不制定严格的标准来确定石鲁画的真伪，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京王”
王西京的名字是其母亲的第二个丈夫给取的，这的确也显示出了他在这个城市的地位。问一问当地五十岁以上对美术不懂行的人，他们都极有可能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王西京先生为《西安晚报》所做的上千报纸插图、题头和尾花。后来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似乎在报纸内容上小小的革新（据说是全国第一）成了出版界减压的美谈。
王西京三十出头就令人羡慕地在业界声名鹊起。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应邀成为文化部中国画创作部最年轻的画家。和他在一起但现在已经离世的大师有叶浅予、黄胄、程十发、李苦禅、关山月、宋文治、孙其峰、李群和周思聪。有半年时间，他曾住在故宫大院里创作。其精湛的画技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让他在1983年当选为西安美术家协会首任主席。随后他创建了西安中国画院，并任院长至今。王西京的努力没有停止，他运用自己几十年所积攒的人脉恢复了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的活动，二十几年来陕西美协一直没有执行主席。出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后，在2011年他筹集了两千三百万元的陕西美术事业发展基金。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也就是在“长安画派”五十年前赢得认可的地方举办了 “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
王西京的传记概括了改革开放前的艺术家所遭遇的挑战。他虽然当时进了西安美术学院的附中，但正规的教育却常常被定期到周围的农村劳动所打断，他早期的艺术基础都是零星学到的。12岁那年，他恰巧买到了一本二手的《芥子园画传》，和清朝以来几乎每一个有抱负的画家一样，此书成了他理解绘画和运笔技巧的试金石。上初中的他，得益于一位名叫薛范的图书管理员，人家让他偷偷地溜进省图书馆的书库，在那里研读不让普通人看的各个朝代的美术作品。在他偷偷地学了三年后，薛先生被裁员（前提是城市居民的粮食不够吃）回到了兴平县的农村老家。年幼的王西京不得不寻求其他良师的帮助，这个人就是西安回民文化俱乐部的余正常。余先生指导他应当和怎样的画家接触，并能对王西京让他评价的所有个人作品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通过和余先生的接触，让这位萌芽期的艺术家看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到来时的社会阴暗面。余先生以健谈而有名，对自己看到或听到的令人反感的事口无遮拦。他的多嘴招致了红卫兵的粗手，他试图跳楼自杀，但却没有成功。他跳楼的时候被空中的电线挡了一下，结果是摔断了腿。他被关进监狱，后来被执行死刑。当师生二人在很难寻找的临时拘留所最后诀别的时候，余先生告诫这位年幼的弟子要远离是非和中伤，在他的老师有难时要保护。王西京把此铭记在心，甚至在他的一位老师已经被打倒，面对更大的残忍折磨时，他还依靠远房家人的帮助，为老师提供庇护的地方。
读他的朋友和早期的学生倪娜写的传记，人们可以想象王西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的那些个人风险。站在离家不远靠近城隍庙的街角，王西京目睹了卡车拉着余正常和其他犯人去刑场。余正常脖子上挂的牌子打着一个红叉——其注定的死亡无须解释。虽然谈到年幼时在乡下的那段生活颇为轻描淡写——如每个村里吃的米都不一样，当住处的阁楼不舒服时，他不得不睡在一个棺材里，但在王西京成熟的审美观后面有一种定力，这只能是在直接感知了人类的残忍后方能拥有。
《兵谏一九三六》现实的反映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决定绑架蒋介石，逼迫他和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抗日。“西安事变”是中国当代史上老掉牙的故事了，但王西京创造的是一幅奢华的背景，人物的头顶是西式的枝型吊灯，洒下一片象征性的光芒，脚下是波斯地毯。桌面上是一幅没有打开的东北地图，旁边是一把手枪，杨虎城随手就可捡起。枪口对着张学良手臂所指的方向，可能是指着临潼。这一切后面的孙中山像提醒人们中国人可以超越过去几年来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王西京的另外几幅名作也是以民族和政治命运为灵感的。1984年创作的一幅两米乘两米的作品名曰《远去的足音》，是为了纪念“百日维新”中的六君子。1898年9月，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捕，经过草率的审判后，在菜市场被砍头，罪名是参加光绪皇帝发起的改良运动。戊戌六君子的命运是一场被背叛和替罪羊式的悲剧，当谭嗣同想联络袁世凯来反对据谣言欲软禁光绪的慈禧时，袁世凯却将机密泄露给了忠于慈禧太后的保守派。事件带来的是苦涩的余韵，康广仁被捕从表面上看因为他是流亡在外的康有为的弟弟。临刑前的六君子，形象伟岸，肝胆衷肠，手握镣铐而痛心疾首于民族命运。画中唯一的色彩是散落在地上的红枫叶，这也许象征着烈士的鲜血，或者是预示着对将来改革的一丝希望。王西京的题跋蕴意深刻，评论家认为二十多年了，这也是人們首次看到这幅画为之震撼的原因之一。其跋曰：
“诸君以身许国，血践改革之业，激励天下，促民族之觉醒，气贯中华，英魂不逝，诚可歌可泣也。”
现实有时无法愈合过去的伤痛。在王西京准备自己在巴黎的个人画展时（不幸的是由于2013年11月和2015年1月的恐怖袭击一再被推迟了），他接到年长的薛范的话说要送一件迟到的礼物，在他收藏的无数画卷中，这位思想依旧敏捷的有心书法家，保存着一幅仅有的余正常的作品。 长安癫痴坊主的涅槃
岳钰教授丰富的一天是辛勤的奔波在城墙里的画室和他在西北大学博物馆的个人画廊。在其画室里人们可以看他伏案作画，在画廊里艺术粉丝可以听人讲解和参观。他应该永远不会患铁和维生素A 缺乏症，依靠长安的主食如“葫芦头”和“鸭血”，他的身子骨很结实，而这些食物对于肠胃挑剔的上海人和浙江人来说肯定无法接受。有人说要是他情愿，早就可以成为超级百万富翁了。高新和曲江的小资们经常光临，都想得到一幅他的作品来装饰自己的别墅。其人是我行我素，原因很明了，他绝不会穿着那件无袖的夹克为了一套奢华的普拉达而去搞艺术。
迈克尔·苏立文特别反对说长安在唐朝以后依旧保持着中国山水画的传统。但造型艺术却不同， 秦、汉和唐对人物造型和陶瓷雕像都有各自的理念。明朝的陶艺制品显示出人们从未放弃按自己的感知去描绘人物的抱负。我们不敢完全肯定，这些艺人拥有和制造栩栩如生的西方肖像画同样的活力，因为这些作品通过服饰显示出了人的官职和种族，和皇帝不同的是，把自己的形象有名有姓地留给后人的很罕见。与这种三维模式并行的是，佛教画家用想象和谄媚的方式在塑造神灵。
多年前，岳钰教授就已经是很低调的大艺术家了，他画中的主题都是来自家乡这个城市周围的日常文化，如摘辣椒的女人，在路边小店吼华阴老腔的情景等。随着对中国禅宗的理解不断加深，他有了一种冲动，那就是用宗教造型来表达新鲜的气息。画的越多，长安与印度之间的联系以及佛经的来龙去脉在他的脑海里就越明了。他描绘的草堂寺诵经场面，浓缩的是一个崭新和寓意巧妙的精神世界，现在看来仿佛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在大师鸠摩罗什讲经的时候，上百位弟子盘腿坐着，虽然每个人的服饰是一样的，但脸上的表情各异，有的全神貫注的入迷，忘掉了人间的烦恼；有的如醍醐灌顶，而有的则是一脸茫然。人群旁边卧着一只白狗，两条后腿交叉，意味着它不会袭击任何人。此犬是否也领悟了佛的真谛呢？难道它的前世也是个佛门弟子，当年曾和译经的弟子坐在一起？
岳钰教授也在玄奘的出殡队伍中领悟到了辛酸，画面从稀薄、几乎是迂腐的色彩中淡出，褪色的乡村僻壤里很难看到他画笔中的线条。相形之下，法显的思乡却被表现得很到位，画面的外围上有一只黑孔雀，在浅绿色的印度植物中摇着尾巴。而玄奘的脸色是灰的，要是没有他平日的光辉，这位圣人就与身下的石头路面和身后的台阶没什么区别。画面上那些轮廓分明的脸，眼眶被遮住了，下巴翘着，富有表现力的眼神显示出作品的人性关怀。
岳钰教授游遍了亚洲、北美和欧洲，他在非洲逗留期间的作品是一本出版的素描集，有点像石鲁在印度期间的作品。他记录乡村妇女的外貌，通过模仿雕刻的护身符练习书法。除了四海一家的思想外，他觉得《西游记》中的路线和自己有缘，并渴望去开发。也许这一切就在他的DNA里？当他的手抚过自己天生的卷发时，他总是说：“我是长安当地人，但我从娘胎里出来就这样，要是我的祖先走过丝绸之路，可能路上让他高兴的不仅仅是佛经。”
在2015年，岳钰的名声空前的响亮了，他的大作 “用东方智慧浇灌中印友谊”做为国礼被送给了来大兴善寺参观的印度总理莫迪。做为中印友好的象征，印度总理在寺院里栽了一棵菩提树，并接受了赠给他的礼物。画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解释如下：
……我所绘《用东方智慧浇灌中印友谊》，就是用的日本生产的“和纸”，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共和国）的菩提树叶，画的是我们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所收藏的南北朝时期北周的佛头。这本身就反映出了佛教国际化的过程……
莫迪总理也参观了岳钰教授最近刚刚完成、装饰在那里的“开皇三大士”的造像。在得知莫迪总理的赞誉后，岳钰后来复制了一张寄到了印度，并在信中写到：
…（《开皇三大士》的造像）其中就有您的同乡“达摩笈多”大师，他在中国长安26年，用自己的才华为中印友谊做出了贡献，是值得人尊重和怀念的，我为此寻找了大量的资料，以印度犍陀罗艺术和北魏中国艺术为依据，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创作了他的形象……
不论我们认为这是否是画家表达敬意的一种机智，但观察当地人的面相特征，莫迪总理的眉毛和达摩笈多的很像。岳钰的作品现在和他的视野一样走向了西方，我们将拭目以待，看印度的佛门弟子会怎样评价他这种跨国界的文化遗产再创造。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那些企业家和行家的心思，为什么要用巨额支票来交换一幅应该适合挂在寺院墙上的画作。除了创作表达宗教情感的严肃画作外，岳钰教授也创作带有讽刺意味的小型系列画。他把对猴子和蟾蜍的敬意与当今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画上的标题都是幽默的当地方言。中国人从幼儿园时就知道了孙悟空，但有人真正的想过其化身的来源吗？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深知佛教是从印度婆罗门教演化而来。故选择了婆罗门教的“智慧之神——哈奴曼”作为孙悟空的原型，同时也成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取经之路也即“丝绸之路”。
——选自岳钰佛教美术馆画廊解释词
他画了十幅猴子参与或观察21世纪人们熟悉的社会情景的作品，每一幅都有尖刻的旁白。如在看到一个拿起画笔作画的裸体美女（她应当是写生的模特）后，一个猴子对另一个说“我给你说了，人现在和咱一样了。”当一个猴子戴着人的假发、穿着连衣裙和夹克招摇走过时，那两个猴子说“你手里拿的是路易·威登，穿的是芬迪，但走路的式子和咱一样。”
就蟾蜍而言，岳钰让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人特别不爱这种动物。
在中国美术史中，从未有人将“癞蛤蟆”这种难看的两栖动物独立作为绘画主题，佛教也是把它作为印度反抗种族制度的“草根阶层”来描写的，但我更敬重它虽难看，死后还可入“汉方中药”治病救人，无私奉献。
——选自岳钰佛教美术馆画廊解释词
他画的蟾蜍在宇宙里有自己的位置和审美观。有一只蟾蜍跳出泥潭，在一棵粉红的莲花下晒太阳，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我也爱玫瑰。”而另外一只望着天空的蟾蜍说：“妈的，天鹅就是比咱好看。”一只喜好偷窥的蟾蜍，向一个穿着名牌牛仔裤和高跟鞋的女人爬去，那女的蹲下了，这个虚伪的蟾蜍望着人家半开的裤腰说：“她们为啥都要穿低腰裤呢？”他的幽默有的用英语没法表达，但他的“我们”和“它们”，也就是“人”和“野兽”之间的界限颇有创意。要是我信他的来生说，也许我不会介意在岳钰先生描述的世界里度过我的来生。 民间艺术和局外人艺术家
只要长安区的天一阴，或者是教学楼里停电，我消磨一两个小时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跳上616路公共汽车，径直到陕西师范大学的新校园去。那儿的图书馆里有一个所谓的“妇女博物馆”，也许那是西安人不大注意但却有永久珍藏历史的地方之一。我对那里展出的五十六个民族的婚礼服饰没有多少兴趣，对周至接新娘的轿子也不感冒。让我喜欢的是那些手工艺品，它们显示的是不识字、几乎是到处受压迫的乡下女人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感谢现代传媒，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湖南江永县的“女书”。那里的女人把自己的辛酸用一种独一无二的暗码绣进了衣服和方巾里，而解码就在自己手里。2011年，当根据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同名小说《雪花秘扇》改编的电影上映时，全球人都知道了“老同”之间那种神秘的沟通方式。
我们也许会有点失望，以为陕西没有这种系统的传统民间艺术。当然“女子博物馆”里的陈设也有关中刚结婚的新娘跟着年长的女人去“求子洞”的习俗，是把一个阴茎形状的石头塞进一个洞里，祈求上苍赐给她一个儿子。合阳县的传统是婆婆会给媳妇一个“莲花娃”，这是一个布娃娃，里面塞着怎样伺候丈夫和应对外面人说家里人是非的教导。说到民间的创造性，就汉语的“民俗”而言，陕西师大的收藏有独特的宝贝，其一个项目就是收集和保护已故的旬邑县艺人库淑兰的作品。库淑兰年幼时大脑受过伤，这个乡富村（俗称王村）的农民得到了神的启示，要她尽自己所能把一生献给让乡下的日常生活不朽。经过多年的努力，她革新了一种费时的淳朴技艺，那就是不同颜色的剪纸，她把做好的剪纸黏好，在旁边配上自己写的歌谣，还有自己满意的唱腔。
第一次看到库淑兰艳俗而夸张的作品，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位淳朴的艺术家，她的视野与众不同，但却与那个时代合拍。这个人就是美国的“摩西奶奶”（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原名安娜·瑪丽（1860-1961）大器晚成，在她的晚年成为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也是风靡全球的风俗画画家——译者注）
她在过了古稀之年后才开始创作乡村题材的风俗画，其画的风格虽没有彼得·勃鲁盖尔那么细腻，（她可能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位大师的作品）但也不失其画所表现的张力（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约1525—1569，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画家”——译者注），她为了零用钱卖给游客的画很快就出现在纽约大城市的画廊，且价格不菲，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
准确地讲，我们可以说“摩西奶奶”是一位行内的民间艺术家，而库淑兰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人所谓的“局外人艺术家”，这个词是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杰·卡迪纳（Roger Cardinal）杜撰的。“局外人艺术家”大都是自学成才的大家，颇受专家和画商的推崇，这些人通常是没有或很少接受正规的教育，生活中的思想和言行与世隔绝，实际上是和“官方艺术”没有任何接触。这些人的创作动机也许很模糊，但从不考虑商业收入，作品题材都是自己接触到的所有东西。其中的名流如芬兰的威廉凡·万·亨克（Willem van Genk1927—2005），在患了精神分裂症无法继续绘图员的工作时，便转向了搞雨伞上的绘画设计。而美国的特雷萨“奶奶” （Tressa “Grandma” Prisbey 1896-1988）则是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收集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垃圾场的瓶子，在积攒到了一百多万个后，她用这些瓶子建起了一个村庄，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瓶村”。
在我看来，库淑兰是跨立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和“局外人艺术”之间的。剪纸曾经几乎是所有关中的农村人传承给女孩子的手工，所以库淑兰实际上不过是在适应生活而已。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说法，剪纸中的关键人物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其剪纸中的人通常是身材高大，女人的屁股特别大。人的手和脚要是不干活就比较小，只是从袖子和裤腿里露一点点。从侧面看，人的胳膊不是从上身，而是从腰部伸出来的。人的表情很少有好看的，眼睛特大，几乎连在一起，使鼻梁没了地方。其他的面部器官显得像小小的玫瑰和茉莉花瓣，女孩子要是梳着辫子，头发就像链条或栓驴的缰绳。我不清楚，这些特征传达出的是不是专家和学者对人类的沉默态度。她的许多注解性的歌谣都是当地人熟悉的东西，表达的是普通老百姓渴望上天的庇佑和祝福如“不要扎花坐轿”：
娘娘婆，逗儿哥，
或儿或女给一个，
单要红缨打帽哩，
不要扎花坐轿哩。
这幅剪纸中的农民夫妇形象不怎么好看，但其和孩子共有的笔直刘海和紧锁的眉头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相形之下，自然界中的植物倒是无比灿烂。牡丹随风起舞，菊花如闪亮的车辐条，放射着黄、蓝和褐色的光芒。库淑兰对水果似乎特别着迷，有时候，她还喜欢用谜语来表现个人的美和虚荣如在“姑娘爱我石榴情”中
青枝绿叶红，
姑娘爱我石榴情，
把我叫到小房中，
一夜捆紧没放松。
这个谜语的谜底当然是指姑娘在晚上包指甲花。有关石榴的题材很多，虽然石榴的颜色没有标准，但其形状却总是人们能联想起来的通识象征，那就是生育力强。石榴的一端是像臀部或裂开的缝，而另一端则是红红的高耸着，也许是为了像乳房。有时候，石榴还带着像被压扁了的叶子。在有的剪纸里，人们在欣喜的拥抱和抚摸石榴。除了被放在篮子里用头巾盖上外，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她是怎样来剪桃子的。习惯上桃的寓意更深，如在“手提仙桃四两半”里：
手提仙桃四两半，
吾下红尘将儿劝。
恶人难把大劫免，
善者在外能久全。
二八月内狂风残，
留人只有一二三。
天罗地网齐下界，
忤逆不孝要收完。
库淑兰的作品也不回避世界末日的阴暗和威胁。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她是否在描述自己的现实生活，人们常常觉得是含糊不清。但至少有两幅剪纸配的是同一首歌谣，说的是有人来到了她家，如在“剪花娘子歌”里：
剪花娘子把言传，
爬沟溜渠在外边，
没有院庙实难堪。
热里来了树梢钻，
冷里来了烤暖暖。
进了库淑兰家里面，
清清闲闲真好看，
好似庙院真华繁，
叫来童子把花剪，
把你名声往外传。
人家剪的是琴棋书画、八宝如意，
我剪花娘子铰的是红纸绿圈圈。
库淑兰的作品曾经在台湾和欧洲展出，也许她盖过了王西京的风头，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展览自己作品的陕西人，我不知道那儿有没有酸葡萄。
提到陕西的艺术，要是有的话，我们能以什么为参数呢？在走进五岳庙和附近街道上的小画廊前，把眼睛闭上一会儿，墙上的展品会让你难以置信地眨眼。你会看到刘文西的一幅水彩画：“藏族少女”，起价是三十多万元。另外还有他的一幅深蓝羽毛黑斑点的孔雀，以及王西京的几幅唐代侍女图，那些侍女除了发簪、首饰以及四肢着色外全是单色白描。开画廊的人需要这种像“银行”一样的画，纸皱框斜不要紧，口袋里有钱的人迟早会上钩。
说真的，我文章的准确题目应该是“陕西当代艺术”。在我看来，没有几幅画能超越汉代石雕虎和玄武图的美。我一直热衷于收集这类拓片，甚至是买了几个复制的瓦当，用特制的印泥在家里试着自己拓。有谁能看不出恰如其分的雕琢赋予动物的那种简朴和力量呢？2013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唐昌东的仿唐壁画时，让我感动的是唐代的画师寥寥几笔，怎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唐昌东先生终生致力于仿唐壁画，所以才让“粉丝”们有机会不用旅行，或冒着有损原作的危险到实地去欣赏唐代笔画的审美风格。李贞墓室壁画中热闹的鸭子仿佛是在打扰自己的主人，而章怀太子墓室里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同样则彰显的是壮观的皇室娱乐。就书法而言，我多么期望自己有五万元闲钱，这样就可以买一幅于右任的真迹，而不是花一百元买一幅复制品挂在我的办公室，当然要是再有柳公权的就更好了。
然而不管怎样，还是有必要用一定的事实来调和外行令人敬畏的热情。本文无胆扫描整个在西安建都的十三个王朝的艺术作品，而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和关中民间文化传承下来的特色，简要地描述一下1949年以来的陕西艺术。我将以“长安画派”和其成员为主，详论几位在当地艺术圈内成就获得广泛认可的年轻艺术家。既然涉及了民俗的传承，那也就会对当地民间艺术的影响和再创造给予关注。
“长安画派”的诞生
已故的英国人迈克尔·苏立文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艺术的大家，七十多年来无人能与其媲美（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学者之一、西方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与批评的权威；中西艺术与学术交流的先驱和使者——译者注）。当他把在艺术市场开放前收集到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四百多件艺术品赠送给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时，该博物馆的确是上了一个档次。在迈克尔·苏立文的晚年，他的精辟言论即便是本土艺术家不接受，但却依旧引人注意并受人尊敬。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与中国艺术家》一书中，他说到“‘以西安美术学院为源头、具有显著陕西特色的山水画’乃大谬也，因为相当的审美思潮随着唐朝的结束而一去不复返了”。在赞扬河北人贾又福与太行山的“深厚情谊”时，他觉得赵望云的作品缺乏“地域特色”。
在陕西讲这种话几乎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然而尖刻的评论如果是断章取义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迈克尔·苏立文是把陕西和其他地方如南京在做比较，而南京的山水画传统实际上是不间断地延续了好几个朝代。而 “长安画派”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开始是为了对新中国建立十几年以来西安周围的艺术创造和实践给予总结。在北京的中国美术画廊举行巡展，展出了六位在山水和人物画上有革新成就的画家作品，其中有西安美术学院的石鲁和赵望云、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与方济众。有趣的是，虽然这些人都把自己投身到了展现黄土高原、陕北的山川和农民的生活，但却只有来自延安延川县的李梓盛和汉中勉县的方济众是陕西人。四川人石鲁（原名冯亚珩）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来到西安的，而赵望云在投身红色革命前则尝试过逍遥的记者经历。我说这些背景和细节是因为这与“长安画派”的诞生有关，“长安画派”实质上是一种创新，而非是隐匿了的传统的复活。这些与西安美术学院和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息息相关的艺术家向世人证明，他们是怎样面向自然环境和当代社会而发现美的，他们的艺术主张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这些人有几个寿高，作品几乎都闪烁着哺育其成长的意识形态色彩。九十多岁的何海霞转向了山水与诗，步的是齐白石和张大千的后尘。身材高大的康师尧据他以前的学生回忆，显然是对秦岭的动植物萌生了情谊，他《春花熊猫》中的深绿、青绿和粉红组合，2015年元月的起锤价为180万到200万元。
石鲁是“长安画派”诞生的关键人物，他出生于地主家庭，出于对钟爱的画家石涛和作家鲁迅的仰慕，取笔名为石鲁。成年的石鲁留着山羊胡子，加上铁灰色的乱发，一看就是艺术圈的人。在延安学习的时候，他在那个时代和背景下追求艺术的境界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比如他在锤炼自己的造型技巧时，复制的微型法国雕塑几乎都有色情味道了。20世纪50年代在西安教学的时候，为了完善他们的国画风格，他和赵文元鼓励自己的学生花时间去观察大西北的自然风貌，和当地的老百姓同吃同住。石鲁也利用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宽松氛围，于1955年赴印度，参加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工作。1956年他访问埃及并参加了亚非民族艺术展，怀着一颗放眼四海的心，他把在这些国家的村子周围看到的都画成了素描，有耍蛇的、算命的和纺线的，不过这些素材在很久以后才得到了利用。
有关石鲁在不惑之年的悲惨遭遇，其传记作者与同行画家李世南和李新南既有详细的编年记录，也有艺術形象上的探索。石鲁画的毛泽东是应邀为国庆十周年而作，起初被誉为是用国画表现政治题材的伟大尝试。画中的毛泽东站在右下方，本意是要表达毛泽东从容地转战陕北的伟大气魄。然而不久，“刀子”出来了，一些早就对石鲁的特殊背景和个人形象包藏不满的人指责他试图贬低“伟大的舵手”。更坏的是有人讥笑他是想让毛泽东从悬崖上掉下去，摔死在下面的岩石上。在他画的第二幅毛泽东（现已失传）中，一群船夫光着脊背划着一艘小船与毛泽东渡黄河，这时连以前支持他的人都开始不满了。 李世南在《长安的思念》中（1985年出版），描述了石鲁在遭到迫害后，三年无法创作时的巨大痛苦。心灰意冷的他跪在一边，而黄土高坡在他的面前延伸着，头顶是泣血的太阳。在李新南更加写实的《正道春秋》中，石鲁坐在板凳上，一边点烟一边在回顾自己画的毛泽东，他身后的背景就是那幅原画，这一次只有点缀的山崖轮廓是血红的。石鲁第一次为了逃脱牢狱藏在了陕西的乡下，但最终又不得不疲惫和邋遢地自愿回到当初逃离的单位。
受精神分裂症的影响，石鲁的才华在晚年偶有闪现。他完善了从印度和埃及带回来的素描，得到了人们的好评，但其画笔的劲道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在《玉龙白雪一天清》这样带有浓郁的表现主义作品中，画的诗意主题和所表达的内容难分难解，画中的书法出自颤抖而愤怒的笔头。在西安周围依旧流传着一些狡猾的人怎样利用石鲁晚年的苦恼，拉他到小馆子喝酒，直到他信手不要钱画一幅署名的梅花。在他去世后，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收藏家竞相收购其画的真迹，使得拍卖行不得不制定严格的标准来确定石鲁画的真伪，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京王”
王西京的名字是其母亲的第二个丈夫给取的，这的确也显示出了他在这个城市的地位。问一问当地五十岁以上对美术不懂行的人，他们都极有可能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王西京先生为《西安晚报》所做的上千报纸插图、题头和尾花。后来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似乎在报纸内容上小小的革新（据说是全国第一）成了出版界减压的美谈。
王西京三十出头就令人羡慕地在业界声名鹊起。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应邀成为文化部中国画创作部最年轻的画家。和他在一起但现在已经离世的大师有叶浅予、黄胄、程十发、李苦禅、关山月、宋文治、孙其峰、李群和周思聪。有半年时间，他曾住在故宫大院里创作。其精湛的画技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让他在1983年当选为西安美术家协会首任主席。随后他创建了西安中国画院，并任院长至今。王西京的努力没有停止，他运用自己几十年所积攒的人脉恢复了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的活动，二十几年来陕西美协一直没有执行主席。出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后，在2011年他筹集了两千三百万元的陕西美术事业发展基金。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也就是在“长安画派”五十年前赢得认可的地方举办了 “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名家作品展”。
王西京的传记概括了改革开放前的艺术家所遭遇的挑战。他虽然当时进了西安美术学院的附中，但正规的教育却常常被定期到周围的农村劳动所打断，他早期的艺术基础都是零星学到的。12岁那年，他恰巧买到了一本二手的《芥子园画传》，和清朝以来几乎每一个有抱负的画家一样，此书成了他理解绘画和运笔技巧的试金石。上初中的他，得益于一位名叫薛范的图书管理员，人家让他偷偷地溜进省图书馆的书库，在那里研读不让普通人看的各个朝代的美术作品。在他偷偷地学了三年后，薛先生被裁员（前提是城市居民的粮食不够吃）回到了兴平县的农村老家。年幼的王西京不得不寻求其他良师的帮助，这个人就是西安回民文化俱乐部的余正常。余先生指导他应当和怎样的画家接触，并能对王西京让他评价的所有个人作品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通过和余先生的接触，让这位萌芽期的艺术家看到了在20世纪60年代到来时的社会阴暗面。余先生以健谈而有名，对自己看到或听到的令人反感的事口无遮拦。他的多嘴招致了红卫兵的粗手，他试图跳楼自杀，但却没有成功。他跳楼的时候被空中的电线挡了一下，结果是摔断了腿。他被关进监狱，后来被执行死刑。当师生二人在很难寻找的临时拘留所最后诀别的时候，余先生告诫这位年幼的弟子要远离是非和中伤，在他的老师有难时要保护。王西京把此铭记在心，甚至在他的一位老师已经被打倒，面对更大的残忍折磨时，他还依靠远房家人的帮助，为老师提供庇护的地方。
读他的朋友和早期的学生倪娜写的传记，人们可以想象王西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的那些个人风险。站在离家不远靠近城隍庙的街角，王西京目睹了卡车拉着余正常和其他犯人去刑场。余正常脖子上挂的牌子打着一个红叉——其注定的死亡无须解释。虽然谈到年幼时在乡下的那段生活颇为轻描淡写——如每个村里吃的米都不一样，当住处的阁楼不舒服时，他不得不睡在一个棺材里，但在王西京成熟的审美观后面有一种定力，这只能是在直接感知了人类的残忍后方能拥有。
《兵谏一九三六》现实的反映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决定绑架蒋介石，逼迫他和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抗日。“西安事变”是中国当代史上老掉牙的故事了，但王西京创造的是一幅奢华的背景，人物的头顶是西式的枝型吊灯，洒下一片象征性的光芒，脚下是波斯地毯。桌面上是一幅没有打开的东北地图，旁边是一把手枪，杨虎城随手就可捡起。枪口对着张学良手臂所指的方向，可能是指着临潼。这一切后面的孙中山像提醒人们中国人可以超越过去几年来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王西京的另外几幅名作也是以民族和政治命运为灵感的。1984年创作的一幅两米乘两米的作品名曰《远去的足音》，是为了纪念“百日维新”中的六君子。1898年9月，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捕，经过草率的审判后，在菜市场被砍头，罪名是参加光绪皇帝发起的改良运动。戊戌六君子的命运是一场被背叛和替罪羊式的悲剧，当谭嗣同想联络袁世凯来反对据谣言欲软禁光绪的慈禧时，袁世凯却将机密泄露给了忠于慈禧太后的保守派。事件带来的是苦涩的余韵，康广仁被捕从表面上看因为他是流亡在外的康有为的弟弟。临刑前的六君子，形象伟岸，肝胆衷肠，手握镣铐而痛心疾首于民族命运。画中唯一的色彩是散落在地上的红枫叶，这也许象征着烈士的鲜血，或者是预示着对将来改革的一丝希望。王西京的题跋蕴意深刻，评论家认为二十多年了，这也是人們首次看到这幅画为之震撼的原因之一。其跋曰：
“诸君以身许国，血践改革之业，激励天下，促民族之觉醒，气贯中华，英魂不逝，诚可歌可泣也。”
现实有时无法愈合过去的伤痛。在王西京准备自己在巴黎的个人画展时（不幸的是由于2013年11月和2015年1月的恐怖袭击一再被推迟了），他接到年长的薛范的话说要送一件迟到的礼物，在他收藏的无数画卷中，这位思想依旧敏捷的有心书法家，保存着一幅仅有的余正常的作品。 长安癫痴坊主的涅槃
岳钰教授丰富的一天是辛勤的奔波在城墙里的画室和他在西北大学博物馆的个人画廊。在其画室里人们可以看他伏案作画，在画廊里艺术粉丝可以听人讲解和参观。他应该永远不会患铁和维生素A 缺乏症，依靠长安的主食如“葫芦头”和“鸭血”，他的身子骨很结实，而这些食物对于肠胃挑剔的上海人和浙江人来说肯定无法接受。有人说要是他情愿，早就可以成为超级百万富翁了。高新和曲江的小资们经常光临，都想得到一幅他的作品来装饰自己的别墅。其人是我行我素，原因很明了，他绝不会穿着那件无袖的夹克为了一套奢华的普拉达而去搞艺术。
迈克尔·苏立文特别反对说长安在唐朝以后依旧保持着中国山水画的传统。但造型艺术却不同， 秦、汉和唐对人物造型和陶瓷雕像都有各自的理念。明朝的陶艺制品显示出人们从未放弃按自己的感知去描绘人物的抱负。我们不敢完全肯定，这些艺人拥有和制造栩栩如生的西方肖像画同样的活力，因为这些作品通过服饰显示出了人的官职和种族，和皇帝不同的是，把自己的形象有名有姓地留给后人的很罕见。与这种三维模式并行的是，佛教画家用想象和谄媚的方式在塑造神灵。
多年前，岳钰教授就已经是很低调的大艺术家了，他画中的主题都是来自家乡这个城市周围的日常文化，如摘辣椒的女人，在路边小店吼华阴老腔的情景等。随着对中国禅宗的理解不断加深，他有了一种冲动，那就是用宗教造型来表达新鲜的气息。画的越多，长安与印度之间的联系以及佛经的来龙去脉在他的脑海里就越明了。他描绘的草堂寺诵经场面，浓缩的是一个崭新和寓意巧妙的精神世界，现在看来仿佛是上天对他的恩赐。在大师鸠摩罗什讲经的时候，上百位弟子盘腿坐着，虽然每个人的服饰是一样的，但脸上的表情各异，有的全神貫注的入迷，忘掉了人间的烦恼；有的如醍醐灌顶，而有的则是一脸茫然。人群旁边卧着一只白狗，两条后腿交叉，意味着它不会袭击任何人。此犬是否也领悟了佛的真谛呢？难道它的前世也是个佛门弟子，当年曾和译经的弟子坐在一起？
岳钰教授也在玄奘的出殡队伍中领悟到了辛酸，画面从稀薄、几乎是迂腐的色彩中淡出，褪色的乡村僻壤里很难看到他画笔中的线条。相形之下，法显的思乡却被表现得很到位，画面的外围上有一只黑孔雀，在浅绿色的印度植物中摇着尾巴。而玄奘的脸色是灰的，要是没有他平日的光辉，这位圣人就与身下的石头路面和身后的台阶没什么区别。画面上那些轮廓分明的脸，眼眶被遮住了，下巴翘着，富有表现力的眼神显示出作品的人性关怀。
岳钰教授游遍了亚洲、北美和欧洲，他在非洲逗留期间的作品是一本出版的素描集，有点像石鲁在印度期间的作品。他记录乡村妇女的外貌，通过模仿雕刻的护身符练习书法。除了四海一家的思想外，他觉得《西游记》中的路线和自己有缘，并渴望去开发。也许这一切就在他的DNA里？当他的手抚过自己天生的卷发时，他总是说：“我是长安当地人，但我从娘胎里出来就这样，要是我的祖先走过丝绸之路，可能路上让他高兴的不仅仅是佛经。”
在2015年，岳钰的名声空前的响亮了，他的大作 “用东方智慧浇灌中印友谊”做为国礼被送给了来大兴善寺参观的印度总理莫迪。做为中印友好的象征，印度总理在寺院里栽了一棵菩提树，并接受了赠给他的礼物。画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解释如下：
……我所绘《用东方智慧浇灌中印友谊》，就是用的日本生产的“和纸”，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共和国）的菩提树叶，画的是我们陕西省碑林博物馆所收藏的南北朝时期北周的佛头。这本身就反映出了佛教国际化的过程……
莫迪总理也参观了岳钰教授最近刚刚完成、装饰在那里的“开皇三大士”的造像。在得知莫迪总理的赞誉后，岳钰后来复制了一张寄到了印度，并在信中写到：
…（《开皇三大士》的造像）其中就有您的同乡“达摩笈多”大师，他在中国长安26年，用自己的才华为中印友谊做出了贡献，是值得人尊重和怀念的，我为此寻找了大量的资料，以印度犍陀罗艺术和北魏中国艺术为依据，怀着一颗崇敬的心创作了他的形象……
不论我们认为这是否是画家表达敬意的一种机智，但观察当地人的面相特征，莫迪总理的眉毛和达摩笈多的很像。岳钰的作品现在和他的视野一样走向了西方，我们将拭目以待，看印度的佛门弟子会怎样评价他这种跨国界的文化遗产再创造。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那些企业家和行家的心思，为什么要用巨额支票来交换一幅应该适合挂在寺院墙上的画作。除了创作表达宗教情感的严肃画作外，岳钰教授也创作带有讽刺意味的小型系列画。他把对猴子和蟾蜍的敬意与当今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画上的标题都是幽默的当地方言。中国人从幼儿园时就知道了孙悟空，但有人真正的想过其化身的来源吗？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深知佛教是从印度婆罗门教演化而来。故选择了婆罗门教的“智慧之神——哈奴曼”作为孙悟空的原型，同时也成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取经之路也即“丝绸之路”。
——选自岳钰佛教美术馆画廊解释词
他画了十幅猴子参与或观察21世纪人们熟悉的社会情景的作品，每一幅都有尖刻的旁白。如在看到一个拿起画笔作画的裸体美女（她应当是写生的模特）后，一个猴子对另一个说“我给你说了，人现在和咱一样了。”当一个猴子戴着人的假发、穿着连衣裙和夹克招摇走过时，那两个猴子说“你手里拿的是路易·威登，穿的是芬迪，但走路的式子和咱一样。”
就蟾蜍而言，岳钰让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人特别不爱这种动物。
在中国美术史中，从未有人将“癞蛤蟆”这种难看的两栖动物独立作为绘画主题，佛教也是把它作为印度反抗种族制度的“草根阶层”来描写的，但我更敬重它虽难看，死后还可入“汉方中药”治病救人，无私奉献。
——选自岳钰佛教美术馆画廊解释词
他画的蟾蜍在宇宙里有自己的位置和审美观。有一只蟾蜍跳出泥潭，在一棵粉红的莲花下晒太阳，若有所思地说：“实际上，我也爱玫瑰。”而另外一只望着天空的蟾蜍说：“妈的，天鹅就是比咱好看。”一只喜好偷窥的蟾蜍，向一个穿着名牌牛仔裤和高跟鞋的女人爬去，那女的蹲下了，这个虚伪的蟾蜍望着人家半开的裤腰说：“她们为啥都要穿低腰裤呢？”他的幽默有的用英语没法表达，但他的“我们”和“它们”，也就是“人”和“野兽”之间的界限颇有创意。要是我信他的来生说，也许我不会介意在岳钰先生描述的世界里度过我的来生。 民间艺术和局外人艺术家
只要长安区的天一阴，或者是教学楼里停电，我消磨一两个小时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跳上616路公共汽车，径直到陕西师范大学的新校园去。那儿的图书馆里有一个所谓的“妇女博物馆”，也许那是西安人不大注意但却有永久珍藏历史的地方之一。我对那里展出的五十六个民族的婚礼服饰没有多少兴趣，对周至接新娘的轿子也不感冒。让我喜欢的是那些手工艺品，它们显示的是不识字、几乎是到处受压迫的乡下女人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感谢现代传媒，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湖南江永县的“女书”。那里的女人把自己的辛酸用一种独一无二的暗码绣进了衣服和方巾里，而解码就在自己手里。2011年，当根据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同名小说《雪花秘扇》改编的电影上映时，全球人都知道了“老同”之间那种神秘的沟通方式。
我们也许会有点失望，以为陕西没有这种系统的传统民间艺术。当然“女子博物馆”里的陈设也有关中刚结婚的新娘跟着年长的女人去“求子洞”的习俗，是把一个阴茎形状的石头塞进一个洞里，祈求上苍赐给她一个儿子。合阳县的传统是婆婆会给媳妇一个“莲花娃”，这是一个布娃娃，里面塞着怎样伺候丈夫和应对外面人说家里人是非的教导。说到民间的创造性，就汉语的“民俗”而言，陕西师大的收藏有独特的宝贝，其一个项目就是收集和保护已故的旬邑县艺人库淑兰的作品。库淑兰年幼时大脑受过伤，这个乡富村（俗称王村）的农民得到了神的启示，要她尽自己所能把一生献给让乡下的日常生活不朽。经过多年的努力，她革新了一种费时的淳朴技艺，那就是不同颜色的剪纸，她把做好的剪纸黏好，在旁边配上自己写的歌谣，还有自己满意的唱腔。
第一次看到库淑兰艳俗而夸张的作品，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位淳朴的艺术家，她的视野与众不同，但却与那个时代合拍。这个人就是美国的“摩西奶奶”（摩西奶奶Grandma Moses原名安娜·瑪丽（1860-1961）大器晚成，在她的晚年成为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也是风靡全球的风俗画画家——译者注）
她在过了古稀之年后才开始创作乡村题材的风俗画，其画的风格虽没有彼得·勃鲁盖尔那么细腻，（她可能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位大师的作品）但也不失其画所表现的张力（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约1525—1569，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画家”——译者注），她为了零用钱卖给游客的画很快就出现在纽约大城市的画廊，且价格不菲，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
准确地讲，我们可以说“摩西奶奶”是一位行内的民间艺术家，而库淑兰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西方人所谓的“局外人艺术家”，这个词是英国艺术评论家罗杰·卡迪纳（Roger Cardinal）杜撰的。“局外人艺术家”大都是自学成才的大家，颇受专家和画商的推崇，这些人通常是没有或很少接受正规的教育，生活中的思想和言行与世隔绝，实际上是和“官方艺术”没有任何接触。这些人的创作动机也许很模糊，但从不考虑商业收入，作品题材都是自己接触到的所有东西。其中的名流如芬兰的威廉凡·万·亨克（Willem van Genk1927—2005），在患了精神分裂症无法继续绘图员的工作时，便转向了搞雨伞上的绘画设计。而美国的特雷萨“奶奶” （Tressa “Grandma” Prisbey 1896-1988）则是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收集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垃圾场的瓶子，在积攒到了一百多万个后，她用这些瓶子建起了一个村庄，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瓶村”。
在我看来，库淑兰是跨立在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和“局外人艺术”之间的。剪纸曾经几乎是所有关中的农村人传承给女孩子的手工，所以库淑兰实际上不过是在适应生活而已。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说法，剪纸中的关键人物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其剪纸中的人通常是身材高大，女人的屁股特别大。人的手和脚要是不干活就比较小，只是从袖子和裤腿里露一点点。从侧面看，人的胳膊不是从上身，而是从腰部伸出来的。人的表情很少有好看的，眼睛特大，几乎连在一起，使鼻梁没了地方。其他的面部器官显得像小小的玫瑰和茉莉花瓣，女孩子要是梳着辫子，头发就像链条或栓驴的缰绳。我不清楚，这些特征传达出的是不是专家和学者对人类的沉默态度。她的许多注解性的歌谣都是当地人熟悉的东西，表达的是普通老百姓渴望上天的庇佑和祝福如“不要扎花坐轿”：
娘娘婆，逗儿哥，
或儿或女给一个，
单要红缨打帽哩，
不要扎花坐轿哩。
这幅剪纸中的农民夫妇形象不怎么好看，但其和孩子共有的笔直刘海和紧锁的眉头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相形之下，自然界中的植物倒是无比灿烂。牡丹随风起舞，菊花如闪亮的车辐条，放射着黄、蓝和褐色的光芒。库淑兰对水果似乎特别着迷，有时候，她还喜欢用谜语来表现个人的美和虚荣如在“姑娘爱我石榴情”中
青枝绿叶红，
姑娘爱我石榴情，
把我叫到小房中，
一夜捆紧没放松。
这个谜语的谜底当然是指姑娘在晚上包指甲花。有关石榴的题材很多，虽然石榴的颜色没有标准，但其形状却总是人们能联想起来的通识象征，那就是生育力强。石榴的一端是像臀部或裂开的缝，而另一端则是红红的高耸着，也许是为了像乳房。有时候，石榴还带着像被压扁了的叶子。在有的剪纸里，人们在欣喜的拥抱和抚摸石榴。除了被放在篮子里用头巾盖上外，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她是怎样来剪桃子的。习惯上桃的寓意更深，如在“手提仙桃四两半”里：
手提仙桃四两半，
吾下红尘将儿劝。
恶人难把大劫免，
善者在外能久全。
二八月内狂风残，
留人只有一二三。
天罗地网齐下界，
忤逆不孝要收完。
库淑兰的作品也不回避世界末日的阴暗和威胁。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对于她是否在描述自己的现实生活，人们常常觉得是含糊不清。但至少有两幅剪纸配的是同一首歌谣，说的是有人来到了她家，如在“剪花娘子歌”里：
剪花娘子把言传，
爬沟溜渠在外边，
没有院庙实难堪。
热里来了树梢钻，
冷里来了烤暖暖。
进了库淑兰家里面，
清清闲闲真好看，
好似庙院真华繁，
叫来童子把花剪，
把你名声往外传。
人家剪的是琴棋书画、八宝如意，
我剪花娘子铰的是红纸绿圈圈。
库淑兰的作品曾经在台湾和欧洲展出，也许她盖过了王西京的风头，是第一个在法国公开展览自己作品的陕西人，我不知道那儿有没有酸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