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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华把“企业公民”画成金字塔形。底层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如提供产品、获得利润、提供工作机会、纳税和遵守法律等等；中间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目标；金字塔的最上层，是我们诺华想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企业慈善活动
●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三层里的某一层有缺陷的话，并不能由其他方面特别的优势来弥补。比如，你污染了社区环境，不是单纯用捐钱可以弥补的。在社会公众眼中，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领导人，必须在全部三个方面都要做好
● 专利对任何制药公司都非常重要，是研发的基础。但这并不是非白即黑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医药公司申请专利，病人才买不起这个药品
每年拿出2%的销售额来做企业社会责任，你舍得吗？诺华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
如果按销售额来排名，诺华是世界上第三大医药公司。如果按市值排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20家医药公司之一。全球员工达到10万人，总部在瑞士巴塞尔。2006年，诺华的净销售达到370亿美元，净收入达到72亿美元，研发投入达到53.6亿美元。也就是这一年，诺华拿出了7.55亿美元用于社会责任公益事业。如果说烟草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那么作为本身肩负济世救人责任的医药公司，诺华图什么？
6月6日，诺华公司集团事务总裁魏友乐博士（Dr.ThomasWellauer）对《商务周刊》阐述了诺华寻求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的平衡点的技巧。
《商务周刊》：作为一家只有11年历史的医药公司，诺华保持了连续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巨头相比，作为后发者的诺华是如何猎取到竞争优势的呢？
魏友乐：对诺华来说，我们在生物医药的研究领域投入的力量比较大，我们的竞争优势由此而来。首先，诺华吸引人才，利用人才在业界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在全球总部巴塞尔的研发中心已经很多年了。在美国麻省及英国剑桥也建有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那里有很多名牌大学和非常领先的科技人才。我们去年选择在上海建立了第三家生物医学研究所；
第二，在公司里面有一种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内部畅所欲言的环境非常重要；
第三，能让公司的员工看到我们做社会责任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和意义。我们是以病人为核心的，哪怕是很贫穷的病人，我们也会尽量帮助他们获得药品。
《商务周刊》：诺华把愿景设定为成为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医药保健公司，定位于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您认为这能否最终驱动你们的商业成功？
魏友乐：在诺华，我们把“企业公民”画成金字塔形。金字塔底层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我们企业存在的基础，比如提供产品、获得利润、提供工作机会、纳税和遵守法律等等；中间这层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目标，是作为社会公民我们应该做的高于法律责任的事情；金字塔的最上层，是我们诺华想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企业慈善活动，通常包括捐赠等项目。
对于这个金字塔，我想补充两点。第一，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三层里的某一层有缺陷的话，可能并不能由其他方面特别的优势来弥补。比如，你在中间的企业公民层面做得不好，你污染了社区环境，不是单纯用捐钱可以弥补的。在社会公众眼中，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领导人，必须在全部三个方面都要做好。
第二，不要忘了企业存在的基础——如果金字塔最下面一层都不牢靠的话，那么企业存在的基础都是不牢靠的。在欧洲，企业存在的基础这一层做得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还需要在这方面再努力一下。
诺华的企业公民有四大支柱。从左到右，最左边是我们的病人，这也是企业核心的注意对象，我们在关注病人的时候，最关注的是药品的可获得性，如何使我们的药品让更多的患者使用。我们特别提出了“患者援助项目”等等，以帮助比较贫穷的患者得到这些药物。
第二根柱子是我们关注的商业道德，在商业道德方面，我们不光要符合法律的标准，而且还制订了更严格的标准，希望我们的员工遵照执行。
第三，我们关注的是人和社区。在这里我们要讲生活工资标准而非最低工资标准，我们会到各个国家了解当地法律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而且我们能为整个员工所在家庭提供生活的保障。所以，一般我们提供的生活工资标准都是法律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2—3倍。
第四是环境，我们不仅想使现在的人们获得益处，还要考虑我们的后代。
《商务周刊》：那么，诺华都履行了哪些企业社会责任？
魏友乐：第一，诺华免费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了治疗麻风病的药物。麻风病曾经在世界上肆虐一时，现在马上要被根除了，差不多400多萬人得益于诺华提供的药品而被治愈。
此外，我们还做了一项工作，叫“社会营销”。社会营销非常重要，在非洲和印度，一些人认为得麻风病是上帝或神的惩罚，得了这个病不但不去医治，还会把人藏起来，让越来越多的人被传染。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病可以得到治疗，而且要切断病源。
第二，复方蒿甲醚（Coartem），这是中国人非常自豪的项目，因为这是由中国科学家发明的药物，和诺华联合开发，并在诺华生产、销售到全世界。复方蒿甲醚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而这在非洲是非常致命的疾病。2006年诺华提供了6200万人份的药物，累计拯救了20万疟疾患者，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第三，诺华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治疗肺结核的药品，我们还有格列卫全球患者援助项目，免费向70个国家超过18万名患者提供治疗白血病的药品。
第四，位于新加坡的诺华热带病研究所（NITD）研究的是富人们不常得但经常侵袭穷人的疾病，比如说登革热，这是易被药厂忽略的疾病。但是诺华不会忽略这些人，一直为他们提供药品。
诺华是“药物可获得”项目的领导者。2006年，诺华向国际社会捐助的药品总金额达到7.55亿美元，全球超过3300万患者获益。7.5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OECD（经合组织）希望欧洲的国家和企业把销售额的0.7%捐献出来，但我们去年捐献了我们年销售额2%，远远超过了0.7%的标准。
另外，从1996年至今，诺华的销售增长了102%，但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下降了很多——造成工时损失的事故率下降了75%，卤化溶剂排放下降了60%，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下降了5%。虽然我们的能源消耗和用水在增长，但是它远远低于销售额的增长。
你知道，世界各国在2001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以减排温室气体，诺华公司对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表示支持。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些环保项目，包括如果我们排放二氧化碳，我们会从空气中回收同样多的二氧化碳。
很高兴诺华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全球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可。我们获得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认可，在《财富》杂志评选的最受尊重医药公司中也榜上有名，我们在中国也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颁发的最具社会企业责任奖。
《商务周刊》：因为登革热主要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流行，诺华是目前唯一进行登革热研究的国际性制药公司。另外最近诺华也斥资5亿美元开发戒烟药品，这是诺华纯粹履行社会责任的举动，还是把市场需求和企业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的独特做法？
魏友乐：我们要整体来看待你所说的难题。有一些人尝试着在戒烟，但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开发一些新药是很困难的。戒烟并不光是对病人有好处，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二手烟的问题。
登革热发病都是在很穷的国家，在富裕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今天或者以后，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如果没有医药公司做这个事情，对那些贫穷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很痛苦的。我们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不是什么大的商业机会，甚至我们的药品没有利润，只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应该做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并不是慈善机构，我们在有些产品上也讲求利润，这样才能做再次的投资和研发，包括对登革热这类疾病多做一些研发。
《商务周刊》：最近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要不要废除中医的争论。诺华这些年也利用了中国的一些传统医药资源进行研发，比如复方蒿甲醚，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制成了抗疟的青蒿素，并最终发明出复方蒿甲醚，1990年代与诺华的前身汽巴-嘉基公司合作将此药品推向世界，为全球遏制疟疾蔓延做出了卓越贡献。您如何看待废除中医的争论。诺华又如何看待中国中医药的利用价值？
魏友乐：很高兴你对我们公司复方蒿甲醚产品有所了解，复方蒿甲醚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抗疟援助计划的首选药品，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为灾难和难民救助中唯一的抗疟药，仅去年我们给6200万人次提供了复方蒿甲醚，它是中医药和西方化学相结合造福人类的很好的例子。我相信中药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和传统西方化学制药或者生物制药相结合，诺华近两年也有一个研究项目，从传统的天然产物研究里面提取有效的成分。中药有很多的价值，西方有的植物、動物等天然产物有治疗疗效，但是也不太明确是什么成分在起作用，跟中药类似。这些成分希望今后能提炼出来，并能达到国际对药品临床试验和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标准，大规模进行生产。
我们开发中药产品也是因为中药有疗效，今后希望能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SIMM）合作时间比较长，从2002年到今年已经有5年多的项目合作，他们提取出来的有药效的分子，我们正在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开发出药品。但是这个周期很长，提取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化合物的研发。2006年诺华还投资了450万美元，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KIB）联合研究中药。
《商务周刊》：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能力支付一些药品的专利费，为了治病救人，不得不仿制跨国制药巨头的专利药品。最近，由于印度政府拒绝诺华的格列卫专利申请，并允许印度企业生产与格列卫类似的产品。您如何评价诺华遇到的上述难题？这种烦恼在中国是否也有所体现？
魏友乐：一个药品的研发、生产周期是非常长的，需要付出很多成本费用，所以我们希望在各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格列卫在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问题，我们在40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保护，只有在印度才出现这样的特例，这是因为印度刚刚通过的专利法里面有一条内容对致力于研发新药的制药公司非常不公正，所以我们希望印度能够对其专利法进行修改，因为这样的待遇不光是对我们一家不公平。
中国的《专利法》是和欧洲、美国看齐的，但坦白说，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一些很小的制药公司在不顾专利保护下还是有仿制的情况发生。但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专利保护方面跟欧美一样还是很先进的。
《商务周刊》：在如何平衡专利保护和实现社会责任方面，很多NGO认为，制药巨头们以专利保护获得高价格的垄断利益，使贫穷的病人得不到急需的药品。作为一家制药巨头，诺华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魏友乐：其实并非如此。在印度、拉美等国家，我们也能看到，并不是没有专利的产品更容易到病人手里。你看WHO有一个基本药品目录，里面95%药物是没有专利的。但那里的问题是，病人能不能有更多的机会被准确诊断？很多病人生活在偏远的地方，方圆几十公里内都没有大夫，怎么诊断？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就医就诊率。
强调专利对任何制药公司都非常重要，是他们做研发的基础。这并不是非白即黑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们制药公司申请了专利，病人就买不起药品。我们也并不是在所有药品上都申请专利，比如说有些药物我们在全球多个国家都没有申请，以便让更多的病人拿到药品。
为什么我们能免费捐赠麻风病药物，因为患者人数我们了解，可以控制住，可以负担得起；复方蒿甲醚，我们是没有利润的，只以成本价提供；针对白血病人，我们也有格列卫援救计划。我们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模型，比如说对政府、医疗基金、保险公司提供了医疗保险的病人，我们建议他这样用药；而有一些病人完全负担不起，或者没有其他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免费赠给他。
有一些欧洲的NGO说，为什么你所有的药品不能免费？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刚才我说的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第一是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二，专利对我们这些靠研发为基础的公司来说确实非常重要，研发一个新药不说花多长时间，从财力来说现在已经达到10亿—20亿美元的投入，如果专利得不到保护的话，我想制药公司就再也不会投钱开发新药了。
《商务周刊》：您听说了最近原中国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的消息吗？您怎么看待医药行业的监管部门和制药公司相互勾结的丑闻？欧洲在防范此类丑闻上有什么好的机制吗？
魏友乐：非常抱歉，我并不是政府官员，对这方面确实不是很熟悉。但是在欧洲，医药体系的监管一定要置于整个社会的监督之下。
● 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三层里的某一层有缺陷的话，并不能由其他方面特别的优势来弥补。比如，你污染了社区环境，不是单纯用捐钱可以弥补的。在社会公众眼中，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领导人，必须在全部三个方面都要做好
● 专利对任何制药公司都非常重要，是研发的基础。但这并不是非白即黑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医药公司申请专利，病人才买不起这个药品
每年拿出2%的销售额来做企业社会责任，你舍得吗？诺华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
如果按销售额来排名，诺华是世界上第三大医药公司。如果按市值排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20家医药公司之一。全球员工达到10万人，总部在瑞士巴塞尔。2006年，诺华的净销售达到370亿美元，净收入达到72亿美元，研发投入达到53.6亿美元。也就是这一年，诺华拿出了7.55亿美元用于社会责任公益事业。如果说烟草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是出于“赎罪”的心理，那么作为本身肩负济世救人责任的医药公司，诺华图什么？
6月6日，诺华公司集团事务总裁魏友乐博士（Dr.ThomasWellauer）对《商务周刊》阐述了诺华寻求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的平衡点的技巧。
《商务周刊》：作为一家只有11年历史的医药公司，诺华保持了连续十年的高速增长。与辉瑞和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巨头相比，作为后发者的诺华是如何猎取到竞争优势的呢？
魏友乐：对诺华来说，我们在生物医药的研究领域投入的力量比较大，我们的竞争优势由此而来。首先，诺华吸引人才，利用人才在业界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在全球总部巴塞尔的研发中心已经很多年了。在美国麻省及英国剑桥也建有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那里有很多名牌大学和非常领先的科技人才。我们去年选择在上海建立了第三家生物医学研究所；
第二，在公司里面有一种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内部畅所欲言的环境非常重要；
第三，能让公司的员工看到我们做社会责任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和意义。我们是以病人为核心的，哪怕是很贫穷的病人，我们也会尽量帮助他们获得药品。
《商务周刊》：诺华把愿景设定为成为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医药保健公司，定位于做一个好的企业公民，您认为这能否最终驱动你们的商业成功？
魏友乐：在诺华，我们把“企业公民”画成金字塔形。金字塔底层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我们企业存在的基础，比如提供产品、获得利润、提供工作机会、纳税和遵守法律等等；中间这层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目标，是作为社会公民我们应该做的高于法律责任的事情；金字塔的最上层，是我们诺华想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企业慈善活动，通常包括捐赠等项目。
对于这个金字塔，我想补充两点。第一，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三层里的某一层有缺陷的话，可能并不能由其他方面特别的优势来弥补。比如，你在中间的企业公民层面做得不好，你污染了社区环境，不是单纯用捐钱可以弥补的。在社会公众眼中，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领导人，必须在全部三个方面都要做好。
第二，不要忘了企业存在的基础——如果金字塔最下面一层都不牢靠的话，那么企业存在的基础都是不牢靠的。在欧洲，企业存在的基础这一层做得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还需要在这方面再努力一下。
诺华的企业公民有四大支柱。从左到右，最左边是我们的病人，这也是企业核心的注意对象，我们在关注病人的时候，最关注的是药品的可获得性，如何使我们的药品让更多的患者使用。我们特别提出了“患者援助项目”等等，以帮助比较贫穷的患者得到这些药物。
第二根柱子是我们关注的商业道德，在商业道德方面，我们不光要符合法律的标准，而且还制订了更严格的标准，希望我们的员工遵照执行。
第三，我们关注的是人和社区。在这里我们要讲生活工资标准而非最低工资标准，我们会到各个国家了解当地法律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而且我们能为整个员工所在家庭提供生活的保障。所以，一般我们提供的生活工资标准都是法律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2—3倍。
第四是环境，我们不仅想使现在的人们获得益处，还要考虑我们的后代。
《商务周刊》：那么，诺华都履行了哪些企业社会责任？
魏友乐：第一，诺华免费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了治疗麻风病的药物。麻风病曾经在世界上肆虐一时，现在马上要被根除了，差不多400多萬人得益于诺华提供的药品而被治愈。
此外，我们还做了一项工作，叫“社会营销”。社会营销非常重要，在非洲和印度，一些人认为得麻风病是上帝或神的惩罚，得了这个病不但不去医治，还会把人藏起来，让越来越多的人被传染。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要让大家知道这个病可以得到治疗，而且要切断病源。
第二，复方蒿甲醚（Coartem），这是中国人非常自豪的项目，因为这是由中国科学家发明的药物，和诺华联合开发，并在诺华生产、销售到全世界。复方蒿甲醚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而这在非洲是非常致命的疾病。2006年诺华提供了6200万人份的药物，累计拯救了20万疟疾患者，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第三，诺华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治疗肺结核的药品，我们还有格列卫全球患者援助项目，免费向70个国家超过18万名患者提供治疗白血病的药品。
第四，位于新加坡的诺华热带病研究所（NITD）研究的是富人们不常得但经常侵袭穷人的疾病，比如说登革热，这是易被药厂忽略的疾病。但是诺华不会忽略这些人，一直为他们提供药品。
诺华是“药物可获得”项目的领导者。2006年，诺华向国际社会捐助的药品总金额达到7.55亿美元，全球超过3300万患者获益。7.55亿美元是什么概念？OECD（经合组织）希望欧洲的国家和企业把销售额的0.7%捐献出来，但我们去年捐献了我们年销售额2%，远远超过了0.7%的标准。
另外，从1996年至今，诺华的销售增长了102%，但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下降了很多——造成工时损失的事故率下降了75%，卤化溶剂排放下降了60%，二氧化碳的直接排放下降了5%。虽然我们的能源消耗和用水在增长，但是它远远低于销售额的增长。
你知道，世界各国在2001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以减排温室气体，诺华公司对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表示支持。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些环保项目，包括如果我们排放二氧化碳，我们会从空气中回收同样多的二氧化碳。
很高兴诺华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全球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可。我们获得了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的认可，在《财富》杂志评选的最受尊重医药公司中也榜上有名，我们在中国也获得了中央电视台和北京大学联合颁发的最具社会企业责任奖。
《商务周刊》：因为登革热主要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流行，诺华是目前唯一进行登革热研究的国际性制药公司。另外最近诺华也斥资5亿美元开发戒烟药品，这是诺华纯粹履行社会责任的举动，还是把市场需求和企业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的独特做法？
魏友乐：我们要整体来看待你所说的难题。有一些人尝试着在戒烟，但我们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开发一些新药是很困难的。戒烟并不光是对病人有好处，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二手烟的问题。
登革热发病都是在很穷的国家，在富裕的国家基本上没有。今天或者以后，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如果没有医药公司做这个事情，对那些贫穷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很痛苦的。我们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这不是什么大的商业机会，甚至我们的药品没有利润，只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应该做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同时，我们并不是慈善机构，我们在有些产品上也讲求利润，这样才能做再次的投资和研发，包括对登革热这类疾病多做一些研发。
《商务周刊》：最近中国社会正在进行一场要不要废除中医的争论。诺华这些年也利用了中国的一些传统医药资源进行研发，比如复方蒿甲醚，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制成了抗疟的青蒿素，并最终发明出复方蒿甲醚，1990年代与诺华的前身汽巴-嘉基公司合作将此药品推向世界，为全球遏制疟疾蔓延做出了卓越贡献。您如何看待废除中医的争论。诺华又如何看待中国中医药的利用价值？
魏友乐：很高兴你对我们公司复方蒿甲醚产品有所了解，复方蒿甲醚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抗疟援助计划的首选药品，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定为灾难和难民救助中唯一的抗疟药，仅去年我们给6200万人次提供了复方蒿甲醚，它是中医药和西方化学相结合造福人类的很好的例子。我相信中药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和传统西方化学制药或者生物制药相结合，诺华近两年也有一个研究项目，从传统的天然产物研究里面提取有效的成分。中药有很多的价值，西方有的植物、動物等天然产物有治疗疗效，但是也不太明确是什么成分在起作用，跟中药类似。这些成分希望今后能提炼出来，并能达到国际对药品临床试验和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标准，大规模进行生产。
我们开发中药产品也是因为中药有疗效，今后希望能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和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SIMM）合作时间比较长，从2002年到今年已经有5年多的项目合作，他们提取出来的有药效的分子，我们正在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能开发出药品。但是这个周期很长，提取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化合物的研发。2006年诺华还投资了450万美元，和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KIB）联合研究中药。
《商务周刊》：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能力支付一些药品的专利费，为了治病救人，不得不仿制跨国制药巨头的专利药品。最近，由于印度政府拒绝诺华的格列卫专利申请，并允许印度企业生产与格列卫类似的产品。您如何评价诺华遇到的上述难题？这种烦恼在中国是否也有所体现？
魏友乐：一个药品的研发、生产周期是非常长的，需要付出很多成本费用，所以我们希望在各个国家获得专利保护。格列卫在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问题，我们在40多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保护，只有在印度才出现这样的特例，这是因为印度刚刚通过的专利法里面有一条内容对致力于研发新药的制药公司非常不公正，所以我们希望印度能够对其专利法进行修改，因为这样的待遇不光是对我们一家不公平。
中国的《专利法》是和欧洲、美国看齐的，但坦白说，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一些很小的制药公司在不顾专利保护下还是有仿制的情况发生。但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专利保护方面跟欧美一样还是很先进的。
《商务周刊》：在如何平衡专利保护和实现社会责任方面，很多NGO认为，制药巨头们以专利保护获得高价格的垄断利益，使贫穷的病人得不到急需的药品。作为一家制药巨头，诺华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魏友乐：其实并非如此。在印度、拉美等国家，我们也能看到，并不是没有专利的产品更容易到病人手里。你看WHO有一个基本药品目录，里面95%药物是没有专利的。但那里的问题是，病人能不能有更多的机会被准确诊断？很多病人生活在偏远的地方，方圆几十公里内都没有大夫，怎么诊断？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就医就诊率。
强调专利对任何制药公司都非常重要，是他们做研发的基础。这并不是非白即黑的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们制药公司申请了专利，病人就买不起药品。我们也并不是在所有药品上都申请专利，比如说有些药物我们在全球多个国家都没有申请，以便让更多的病人拿到药品。
为什么我们能免费捐赠麻风病药物，因为患者人数我们了解，可以控制住，可以负担得起；复方蒿甲醚，我们是没有利润的，只以成本价提供；针对白血病人，我们也有格列卫援救计划。我们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模型，比如说对政府、医疗基金、保险公司提供了医疗保险的病人，我们建议他这样用药；而有一些病人完全负担不起，或者没有其他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免费赠给他。
有一些欧洲的NGO说，为什么你所有的药品不能免费？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刚才我说的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第一是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二，专利对我们这些靠研发为基础的公司来说确实非常重要，研发一个新药不说花多长时间，从财力来说现在已经达到10亿—20亿美元的投入，如果专利得不到保护的话，我想制药公司就再也不会投钱开发新药了。
《商务周刊》：您听说了最近原中国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的消息吗？您怎么看待医药行业的监管部门和制药公司相互勾结的丑闻？欧洲在防范此类丑闻上有什么好的机制吗？
魏友乐：非常抱歉，我并不是政府官员，对这方面确实不是很熟悉。但是在欧洲，医药体系的监管一定要置于整个社会的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