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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者傅国涌的眼中，真正的企业家首先是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性的亮色，他们也是公民，要具备基本的公民品质。对于企业精神的传承，他认为拥有财富者所从事的最大公益是，推动社会的自主变革。他赠言“富二代”，做一个拥有自由思维的人，通过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成为像穆藕初那样受人敬重的企业家。
中国财富：您一直很强调一个企业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傅国涌：两者相互成全、相互效力，其实任何一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到了近代，中国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文明社会转型之际，产生新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偶然的。近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工厂，也使中国更多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投入创办企业的行列。这样一来，一个全新的、以往没有的阶层产生了。
他们借鉴西方创办企业的经验，但骨子里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包括只读过私塾的荣氏兄弟，他们都熟悉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同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中西碰撞、交会、融合的大时代，那个时代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他们的实践也给那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还通过办企业的盈利做社会公益。他们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并直接参与许多公共事务，以有力的姿态介入到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当中。不说状元出身的张謇，就是刘鸿生、穆藕初、卢作孚等人也都有从政的经历，把他们企业管理的经验运用到具体的施政当中。
我认为，这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就是，时代环境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让他们有机会创办企业，并有机会对整个社会进程产生影响，反过来他们又曾深刻地影响了时代的走向，相互成全、相互效力。
中国财富：当代企业家与近代企业家有何不同？您说，从穆藕初的身上看到了企业家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
傅国涌：这几代人之间，最关键的不同是所处时代的空间不同。穆藕初之所以有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首先在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将他做事的空间给剥夺了。我不想特别强调个人才智、品格、个性之间的差异，而强调时代的空间，一个时代有怎么样的空间，就能产生怎么样的人物。这是相辅相成的。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为多数人信奉的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也就是基本的价值判断。今天我们在谈论企业家这个概念时，更多的是从职业角色而言，把那些办企业者都称为企业家，而没有考虑精神内涵，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指标其实都没有放进来。如果用严格的标准，我真不知道今天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企业家，或者有多少人配得上这个称呼。
中国财富：您强调社会要给予企业家发展的空间之时，是否还强调一种社会价值认同？
傅国涌：在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还能遵守那一套几千年来经过世世代代共同信守的底线，人们心里都有一把尺子，例如中国人平常讲的“天地良心”。由这一价值标准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规范是普遍被接受的。近代企业家面对的时代是有底线的，那是因为社会是有底线的，人们还可以从容生活，从容做事，从容面对未来，即使遭遇一些突发事件、重大变故，也不会产生一种无底的恐惧。他们往往有进取的一面，有走在时代前面、勇于尝试的一面，也有在私人生活、伦理道德上保守传统的一面，正是对中西方价值观的兼收并济，使穆藕初、陈光甫、史量才等中国读书人转变为新型的企业家。
中国财富：如今，第一代创业的当代民营企业家都将“退出”，进入由后代接班的时刻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称他们为“富二代”阶层，您认为当下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傅国涌：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一新富人群体以后的价值取向，对他们的种种判断也许都为时过早。对于这个新富人群体而言，最担心的恐怕是财产安全问题，而非财产自由问题。安全与自由不是一回事。他们的父辈这一代对财富很在意，当然希望后代能安全地继承财富，但对于财产与自由这些还不会有更深的关注。他们的子女大致也没有到这样的阶段。当今社会，考虑得更多的是财产安全问题，因为考虑财产自由的风险太大，自由是需要代价去追求的，这样的风险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而安全则是一个压倒性的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们的问题。
中国财富：造成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呢？
傅国涌：制度困境造成的。“富二代”生活在一个已经拥有财富的家庭中，不需要再为原始积累去拼命、去冒险，他们可能更多地会考虑财富安全，因此，很多人可能选择移民，拿绿卡，拿外国护照，然后依然生活在中国，因为父辈留下的企业还在中国。而在中国挣钱相对容易。
中国财富：那您对“富二代”群体有何评价？
傅国涌：我刚才说过，现在对他们做判断为时尚早，我认为，这个阶层的面孔仍是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画面，至少我们看不到这个群体的价值取向。况且，整体的大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展露锋芒，不允许他们呈现棱角，我们不大能看到这个群体的独立姿态，他们还活在他们父辈的影子下，或者说在父辈的卵翼下。在这样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制度环境中，一般而言，这个群体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具有公共关怀的公民倾向，这不符合正常的趋利避害本能，这符合这个社会的刚性逻辑。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这个群体中同样有一些有理想、有抱负、有很好公民气质的人，如同其他群体也有，可以说，这个群体当中同样存在着一些正面、健康的价值趋势。
中国财富：其实“富二代”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歧义，这个词背后蕴含某种“仇富”情绪。而“富二代”自身很抗拒这样的称谓。
傅国涌：是的，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被牺牲的一代，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不确定因素，未来一二十年的走向无人可知，这一代人的前面比他们的父辈当年还要充满不确定性。他们的父辈通过各种手段发迹了，但他们的后代，在社会变动不定的时代，不知往哪去。其实，“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这些说法本身也是社会撕裂的信号，社会变成了一个“比富”状态，贫富成为了一个截然对立的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富人阶层生活在不确定性当中，贫困阶层同样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每个阶层都处于不可预测的大环境之中。因此，我相信“富二代”人群也有很多焦虑与痛苦。也许他们表面上的物质满足，暂时掩盖了内心的不安情绪。如果一个时代无法提供自由、安全的环境，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地面对自己的未来。
中国财富：那对于新富人群投身公益怎么看？
傅国涌：他们投身公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正面去理解，他们投身公益后会赢得社会正面的评价，获得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花钱买安全，当然我们不能以动机猜测的方式去看，但这里面有潜在的一条线，正是因为有安全的担忧才通过投身公益的方式，试图消解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
另外，要看投身什么样的公益。这两年，哗众取宠的公益多于非哗众取宠的公益，真正默默无闻地做公益者不多。如果说，无论哪种公益总会让一些人受益，那我们也不好随便评价。一个社会的评价法则无非合情、合理、合法这几条，如果公民没有合法从事公益活动的空间，只剩下政府垄断的公益慈善，那就只有官益，没有公益了，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本质意义上的公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公益应该是普世价值上的公益，今天中国最大的公益就是推动自主变革。
中国财富：那除了投身公益之外，新富群体应该做些什么呢？
傅国涌：我只是想，在一个举世喧嚣被物质俘虏的时代，只有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培育起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认识真实的社会，对自己所在的社会作出准确判断，这是做事的基础。对每个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做一个明白人，而不是急于做一个公益人。做一个拥有自由思维的人，通过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有一天，他们也完全可以成为像穆藕初那样的企业家。我相信，一个不自由的人通过自身努力照样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自由的人，最终赢得自由与尊严。
中国财富：您对这些新富人群的评价是？
傅国涌：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他们已没有父辈那种对财富的极度饥渴，他们没有像以前一些媒体渲染的那样糟糕，也就是跟常人没太大的区别，有个别比较出色，具有企业家的潜质，有个别有很强的思考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无非普通人。
“富二代”可塑性很强，跟这个时代可以互动。至少“富二代”中多数人并不自我膨胀，而是正常做人。这个社会既不要对他们太寄予期望，也不要用特别的眼光看待他们，而要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属于他们的时代还没到来，还有待观察。未来十年是“富二代”接班的高峰，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会看到，他们以什么样的底色、什么样的姿态站在中国的大舞台上。
（实习生 陈秋婵对本文由贡献）
中国财富：您一直很强调一个企业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傅国涌：两者相互成全、相互效力，其实任何一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都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到了近代，中国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商文明社会转型之际，产生新的企业家阶层不是偶然的。近代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工厂，也使中国更多的读书人、士大夫阶层投入创办企业的行列。这样一来，一个全新的、以往没有的阶层产生了。
他们借鉴西方创办企业的经验，但骨子里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迹，包括只读过私塾的荣氏兄弟，他们都熟悉中国的四书五经等经典，同时他们又遇到了一个中西碰撞、交会、融合的大时代，那个时代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同时他们的实践也给那个时代带来了新的活力，他们还通过办企业的盈利做社会公益。他们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并直接参与许多公共事务，以有力的姿态介入到推动社会变革的进程当中。不说状元出身的张謇，就是刘鸿生、穆藕初、卢作孚等人也都有从政的经历，把他们企业管理的经验运用到具体的施政当中。
我认为，这个阶层与时代的关系就是，时代环境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让他们有机会创办企业，并有机会对整个社会进程产生影响，反过来他们又曾深刻地影响了时代的走向，相互成全、相互效力。
中国财富：当代企业家与近代企业家有何不同？您说，从穆藕初的身上看到了企业家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
傅国涌：这几代人之间，最关键的不同是所处时代的空间不同。穆藕初之所以有自觉的公共关怀意识，首先在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将他做事的空间给剥夺了。我不想特别强调个人才智、品格、个性之间的差异，而强调时代的空间，一个时代有怎么样的空间，就能产生怎么样的人物。这是相辅相成的。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为多数人信奉的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也就是基本的价值判断。今天我们在谈论企业家这个概念时，更多的是从职业角色而言，把那些办企业者都称为企业家，而没有考虑精神内涵，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承担社会责任这些指标其实都没有放进来。如果用严格的标准，我真不知道今天这块土地上有没有企业家，或者有多少人配得上这个称呼。
中国财富：您强调社会要给予企业家发展的空间之时，是否还强调一种社会价值认同？
傅国涌：在近代历史上，人们至少还能遵守那一套几千年来经过世世代代共同信守的底线，人们心里都有一把尺子，例如中国人平常讲的“天地良心”。由这一价值标准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社会道德规范是普遍被接受的。近代企业家面对的时代是有底线的，那是因为社会是有底线的，人们还可以从容生活，从容做事，从容面对未来，即使遭遇一些突发事件、重大变故，也不会产生一种无底的恐惧。他们往往有进取的一面，有走在时代前面、勇于尝试的一面，也有在私人生活、伦理道德上保守传统的一面，正是对中西方价值观的兼收并济，使穆藕初、陈光甫、史量才等中国读书人转变为新型的企业家。
中国财富：如今，第一代创业的当代民营企业家都将“退出”，进入由后代接班的时刻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称他们为“富二代”阶层，您认为当下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傅国涌：现在还很难判断这一新富人群体以后的价值取向，对他们的种种判断也许都为时过早。对于这个新富人群体而言，最担心的恐怕是财产安全问题，而非财产自由问题。安全与自由不是一回事。他们的父辈这一代对财富很在意，当然希望后代能安全地继承财富，但对于财产与自由这些还不会有更深的关注。他们的子女大致也没有到这样的阶段。当今社会，考虑得更多的是财产安全问题，因为考虑财产自由的风险太大，自由是需要代价去追求的，这样的风险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而安全则是一个压倒性的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们的问题。
中国财富：造成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呢？
傅国涌：制度困境造成的。“富二代”生活在一个已经拥有财富的家庭中，不需要再为原始积累去拼命、去冒险，他们可能更多地会考虑财富安全，因此，很多人可能选择移民，拿绿卡，拿外国护照，然后依然生活在中国，因为父辈留下的企业还在中国。而在中国挣钱相对容易。
中国财富：那您对“富二代”群体有何评价？
傅国涌：我刚才说过，现在对他们做判断为时尚早，我认为，这个阶层的面孔仍是模糊的，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画面，至少我们看不到这个群体的价值取向。况且，整体的大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展露锋芒，不允许他们呈现棱角，我们不大能看到这个群体的独立姿态，他们还活在他们父辈的影子下，或者说在父辈的卵翼下。在这样一个我们众所周知的制度环境中，一般而言，这个群体至少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具有公共关怀的公民倾向，这不符合正常的趋利避害本能，这符合这个社会的刚性逻辑。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这个群体中同样有一些有理想、有抱负、有很好公民气质的人，如同其他群体也有，可以说，这个群体当中同样存在着一些正面、健康的价值趋势。
中国财富：其实“富二代”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歧义，这个词背后蕴含某种“仇富”情绪。而“富二代”自身很抗拒这样的称谓。
傅国涌：是的，他们很可能会成为被牺牲的一代，因为这个社会充满不确定因素，未来一二十年的走向无人可知，这一代人的前面比他们的父辈当年还要充满不确定性。他们的父辈通过各种手段发迹了，但他们的后代，在社会变动不定的时代，不知往哪去。其实，“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这些说法本身也是社会撕裂的信号，社会变成了一个“比富”状态，贫富成为了一个截然对立的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富人阶层生活在不确定性当中，贫困阶层同样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每个阶层都处于不可预测的大环境之中。因此，我相信“富二代”人群也有很多焦虑与痛苦。也许他们表面上的物质满足，暂时掩盖了内心的不安情绪。如果一个时代无法提供自由、安全的环境，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地面对自己的未来。
中国财富：那对于新富人群投身公益怎么看？
傅国涌：他们投身公益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正面去理解，他们投身公益后会赢得社会正面的评价，获得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是花钱买安全，当然我们不能以动机猜测的方式去看，但这里面有潜在的一条线，正是因为有安全的担忧才通过投身公益的方式，试图消解整个社会的仇富心理。
另外，要看投身什么样的公益。这两年，哗众取宠的公益多于非哗众取宠的公益，真正默默无闻地做公益者不多。如果说，无论哪种公益总会让一些人受益，那我们也不好随便评价。一个社会的评价法则无非合情、合理、合法这几条，如果公民没有合法从事公益活动的空间，只剩下政府垄断的公益慈善，那就只有官益，没有公益了，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本质意义上的公益，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公益应该是普世价值上的公益，今天中国最大的公益就是推动自主变革。
中国财富：那除了投身公益之外，新富群体应该做些什么呢？
傅国涌：我只是想，在一个举世喧嚣被物质俘虏的时代，只有通过多读书，读好书，培育起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认识真实的社会，对自己所在的社会作出准确判断，这是做事的基础。对每个年轻人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做一个明白人，而不是急于做一个公益人。做一个拥有自由思维的人，通过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有一天，他们也完全可以成为像穆藕初那样的企业家。我相信，一个不自由的人通过自身努力照样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自由的人，最终赢得自由与尊严。
中国财富：您对这些新富人群的评价是？
傅国涌：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他们已没有父辈那种对财富的极度饥渴，他们没有像以前一些媒体渲染的那样糟糕，也就是跟常人没太大的区别，有个别比较出色，具有企业家的潜质，有个别有很强的思考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无非普通人。
“富二代”可塑性很强，跟这个时代可以互动。至少“富二代”中多数人并不自我膨胀，而是正常做人。这个社会既不要对他们太寄予期望，也不要用特别的眼光看待他们，而要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因为，属于他们的时代还没到来，还有待观察。未来十年是“富二代”接班的高峰，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会看到，他们以什么样的底色、什么样的姿态站在中国的大舞台上。
（实习生 陈秋婵对本文由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