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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现象，一想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想到创新，许多学者也在为此努力并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我想说，倘若我们不遵循传统规律，未按照该文化遗产现象的生态环境实地出发，只是一种为了创新而创新，或者更有甚者是某种利益驱使下对该文化遗产进行再创造，那么将会是这项文化遗产的“灭顶之灾”。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确立至今不过一二十年，但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界关注，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国家能否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老师曾说过类似这样一句话，当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水平到达某一个阶段时，文化自觉是必然的结果。我想，这句话适用于中国，同样也适用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文化是一个民族存亡绝续之关键，它承载着这一民族千百年来的历代先祖的智慧结晶，文化可以寻根，而让文化流芳，则更具意义。试想一下，曾经辉煌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的努力下能够得以保留、传承，被后人欣赏并从中获益，将何其造福人类。
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世界各民族间文化消亡这一窘境的出现，在现阶段已取得不俗之成績。文化遗产顾名思义，所谓遗产就是先辈留给后辈的财宝、财富，对“财富”的理解不可太过于片面，认为只要是财富就一定是货币或者具有市场流通价值，文化是无形的，可是在无形中又存在着某种空间，在这一特定的空间中，我们先辈的文化遗产就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够体现这一文化现象的各种价值，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价值。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我们从字眼中就可以粗略的概括出这两种文化形式区别，也就是有形与无形。但是，二者互为补充，不能脱离，举个例子。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使国人也为之振奋，中国古琴艺术可谓是横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首先，古琴这件乐器本身就当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能够让我们直观感知;其次，古琴的制作工艺、演奏技法、打谱等传承方式就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二者合二为一，都是古琴艺术成为文化遗产之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虽然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逐年增加，但这一学科称谓的提出并非出自中国，日本在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第一次提出了“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并且在日本学者札幌一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后，将这一概念带入到联合国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学术界普遍认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主要渊源之一，并且在内涵、外延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基本相同，两个词语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之所以能够提出“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是与本国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密不可分，倘若一个国家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置若罔闻，还能期待他对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做出卓越贡献吗？我想当然不会。日本的做法，充分展现了日本这一民族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自醒、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种想象，至今依旧存在，那就是学民族乐器的学生在外普遍不如学西洋乐器的学生自信，从背琴包的姿势就可以看出，我曾经见到了一位学习竹笛的学生，在人多时，他背琴包的姿势会稍微弯下身体尽快通过人群，而反观一位学习小提琴的学生，昂首阔步地通过人群，而人群中也会有三三两两会关注他，不时投出羡慕的目光。可能我发现的这一现象不能充分的说明这一问题，但是至少说明这一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同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文化软实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而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文化自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本国优秀的文化给予充分肯定并重视起来，那么这个国家才能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做出应有的成绩。中华民族之觉醒可以说自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举国震惊并进行改革。而中华民族文化真正的自醒可以说是自2006年中国的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其实早在2001年，中国的昆曲就早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期入选的还有日本的“能乐”等，但是令人心痛的是，在当选后，中国的《光明日报》对于此次事件只用了撩撩数句话对国人进行报道（在报纸的夹缝处），而反观日本，在得知“能乐”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举国欢庆，国内多家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上，中国显然在当时有所欠缺。但是，自2006年中国的古琴艺术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醒正式开始，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族先后入选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于2013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国务院公布包括共518个项目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把每年的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立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这些具体事例都能充分的说明国家对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漠视，同样国家的努力，也创造出了相当的“舆论环境”，使民众看到了我们的中华民族太多太多的优秀文化遗产，内心民族自豪感的建立，正是我们进行文化自醒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国家的政策功不可没，不仅在积极地对外进行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推广工作，对内也在积极地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遗产生态圈”，着力打造一个“国家宏观调控，民众积极参与”的良性生态层，可以说，国家与民众的共同努力，使我们顺利迈出了文化自醒这一坚实的步伐。
进入近代以来，国家的动荡伴随着强势文化的渗透，历史往往有它的局限性，当我们立足于某一时期时，便会被当时的大环境所“俘虏”，在当时来说，以鲁迅、胡适为首的一大批“精英分子”纷纷看向世界、回望中国，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看到唯有“破旧立新”方能使当时之旧中国摆脱困境，传统文化首当其冲不幸的成为了“牺牲品”，认为阻碍中国前进的重要因素当属文化，于是“破四旧”等一系列的对传统文化打压的运动使得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受到巨大损害，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继续扩大深入，便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进一步损害。当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我们现在回望中国那一段时期时，深感对文化遗产的惋惜，但是我们也只是“事后诸葛亮”，当我们熟读历史，站在无立场主义的基础上时，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千疮百孔的旧中国，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给中国在黑暗中带来了一丝曙光，不破旧，就无法立新，不立新，国家及中华民族可能就会遇到危机。我们无法要求鲁迅等一大批“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既要求国家进行全面的吸收西方改革有益经验，又要能使国家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存续，这未免有些“痴人说梦”。进入21世纪，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绩后，突然间会觉得内心的“空虚”，之所以我们感到所谓的“空虚”，是我们缺失了能与我们国家的富强相配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在百年间片面的追求国家的富强而丢掉的文化遗产。随着中国的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蒙古族长调先后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如2004年十届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较早批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2006年2月12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次成果展是我国政府举办的第一次全面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大型展览，具有重大意义;同年，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大型直播活动，当天，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展现四川成都金沙古蜀国文化考古发现的盛况，15路记者分别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北京八达岭长城等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进行全景式跟踪报道，这次大型的直播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增强全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特别设立了“文化遗产日”，上述实例，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同样也体现了从“国家层面”上的文化自觉现象开始展现。 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密不可分的，文化自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国家的民众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认可度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文化能否传承，文化自觉就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迈开了文化自醒这一步，我们便会文化自觉;国家的扶持以及民众的参与才会使文化自觉质变为文化自信，从而填补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使国民在优越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同时并享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并且到来的脚步愈来愈近。
二、坚守传统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交互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自2006年在我国全面开展以来，已经具有相当之规模，首先，正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2011年6月1日起实施 。《遗产法》的出台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更加“合理化”进行;其次，提出了严谨的工作要求。指導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再次，国家也提出了建立“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国家、市、区、县。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里，有三项都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昆曲虽然被评定为戏剧类，但音乐的成分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国内上百种非遗项目中，我们也会发现音乐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居多。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核心部分。因此，做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对于整个文化遗产保护系统有重要意义。
所谓的“文化遗产”就是先人留下并且依旧存在的文化现象，现在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假非遗”，这其中就包括打着“创新”旗号新创作而出的，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如若如此发挥，每个文化遗产至少可以“派生”出三四个“姊妹艺术”，那我国的文化遗产的拥有量一定会“相当可观”。但是我想请问，这些还能算是“文化遗产”吗？我想答案不用我说。现在没人裹小脚，第一这不是遗产、第二没人认为美，但是必须要认识到，历史有它的特定方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缠足就是被普遍认为是美的，母亲也会亲自为自己的孩子缠足。所以，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切勿以今日之眼光看待昨日之事物，这有失偏颇。文化是世界上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复杂、最难讲清楚的事物，时间、空间转换之后，人们的观念及态度会大相径庭，所以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我们研究者不要武断的将其“去粗取精”，而是应该客观的承接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判断。因此，说到坚守传统，我认为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
现在有一种现象，一想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想到创新，许多学者也在为此努力并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我想说，倘若我们不遵循传统规律，未按照该文化遗产现象的生态环境实地出发，只是一种为了创新而创新，或者更有甚者是某种利益驱使下对该文化遗产进行再创造，那么将会是这项文化遗产的“灭顶之灾”。目前中国的现象可能仍然是西方强势文化占上风的一个阶段，所以在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仍然是推崇西方，那么一些学者可能就是为了迎合这一文化现象和极大部分的受众群体而去对我们国家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创造以迎合市场需求，并从中获益。当然我们也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同样也是抱着极强的文化自豪感和责任心而去对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我们都怀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我国众多的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进行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推广过程中受挫，可能会让这项文化遗产维持现状，倘若一经推出便很快的迎合了市场以及当今受众的审美需求，那结果反而可能“不容乐观”，为什么要说不容乐观，原因就在于这种创新之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是经历过“精心的编排与策划”，所谓的“精心的编排与策划”就是指专业的艺术策划人对其进行重新编排，这些专家学者往往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成长的一批人，他们的思维定式往往会按照这个时代、市场的节奏而进行，并且根据现代市场的需求和受众群体的需求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也就是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删减编新工作以迎合市场，而这种创新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出后并依然会以“传统”而命名，而并不会去特意强调这是经过多重创新下的“新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这种所谓的“文化遗产”推出后广受好评，因为它是与当今社会、市场、大众审美紧密贴近的文化现象，符合了当今市场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了大众审美需求，并且更可怕的是还依旧被冠以“传统”，这就会对大众群体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面貌就是如此，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受众只知创新下的“新非遗”，而渐渐忘记或根本不记得我们“原汁原味”的传统非遗“面貌”如何，这种现象在近十年间不乏其例。而我认为这种所谓的“保护”恰恰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伤害。举个例子，一句“创新就是最好的保护”几乎遍及生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同样也受其影响，众多专家学者纷纷跃跃欲试，秉承着“要发展就要创新”这七字“真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首当其冲就是昆曲，因为昆曲是我国第一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国人与世界最先认识到中国这项宝贵的文化，所以对昆曲的改革也是最早并最多的，昆曲院团无论北京的“北昆剧团”还是苏州的“昆剧院”，相继出品了各类“新编戏”。如在2008年10月15日，由北昆剧团编排的新编昆曲《王昭君》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创作者为了力求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贴近受众，进行“大胆创新”，首先就把原剧目唱腔的吐字发音进行了“普通话”处理，以求能使观众更为接受，出发点是好的，但为了追求受众的审美而“创新”，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在2009年10月8日，由北昆剧团编排的新编昆曲《关汉卿》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观众厅上演，但是在坐无缺席的背后仍然掩藏不住一些问题，那就是这出新编昆曲直接套用经典唱腔，为经典的曲牌填上新词，文词的文采与传统作品中的辞藻简直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看似“创新”的背后，实则是多么的“愚蠢”，并且实在看不出这出新编剧有多少新意可言。这两次演出只是近十年间全国戏曲创新浪潮的一个缩影，但我们多少可以看出这其中蕴藏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新编作品往往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地步，老戏迷常常会站在“传统”的角度对新编剧加以审视，最终结果多半是失望;而在现代文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又会觉得“创新不足”，最终结果往往也是失望，一台演出经过“精心的策划”却无法得到多数的满意，这就是尴尬的地步。而这种进程逐渐加深下去，伤害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对待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其实不大提“创新”，其国内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邦乐，也就是原汁原味的传统音乐，一类就是新邦乐，也就是创新下的传统音乐。邦乐里有我们所熟知的三味线、能乐等，从它们的生存现状来看，我们看不到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是规规矩矩的按照传统模式去演奏或演唱，而传承方式也依然遵循着口传心授的方式;而对于新邦乐，日本学界总是秉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在其国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选拔中，始终把原生态性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比如富士山县的“刮风盂兰盆节舞蹈”、德道县的“阿波舞蹈”等，受到了世界各地游客的热烈欢迎并且为本国的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没有一个入选“重要无形文化财”，其原因就是这些项目进行了美化和加工、破坏了其原生态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创新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受到某种外力因素而发生了改变，成为了一种脱离原有生态系统的新旧事物的结合体，它已经不是传统遗存了。这在我们国内来看近乎有些“苛刻”的评定条件，依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并且保护成果最显著的国家，我们需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为我们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音乐类的遗产做出贡献。由此，我认为坚守传统无疑是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要务，也只有坚守传统，才能真正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得起“遗产”二字。
三、坚守传统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国家真正的强大就是就是综合国力的提升，而除了经济高度发达这一硬性指标外，文化的软实力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做一个比喻，国家综合国力是一个人，而国家的经济实力就是这个人的骨骼，而文化就是血和肉，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只有骨骼的巨人行走的样子。而文化软实力的中心环节就是我们国家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国家的强大给我们带来了文化上的自信，并且驱使着我们文化寻根，倘若有一天我们在寻根之旅时才发现根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后悔晚矣。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近代以来，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落后就会被动，从而逃不过挨打，所以我们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导致我们国家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才会有“新文化运动”“破四旧”等一系列治国方略，百年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这样使得我们得以喘息，有机会寻找内心的那一片“净土”，也就是与富强的生活相匹配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今天所寻找的恰恰就是当日我们千方百计想要丢掉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惭愧的事。另外还有一点，目前国内大部分人创新往往是和继承绑定在一起，认为只有创新才能继承，创新是最好的继承，我们得到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新编昆曲的做法是完全合理的吗？恐怕这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也就说明了对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之路任重道远，而坚守传统必须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只有坚守传统才能把我们的根留住。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音乐文化的遗存，在历史价值上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其中歌词，就有文学赏析的价值;乐器及其制作工艺都有工艺美学的研究价值;演唱使用的语言或方言，也有语言的研究价值。倘若我们摒弃了坚守传统这一原则，而把创新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心，拿语言来说，昆曲的传统唱腔和念白改成了普通话并且修改文词使之“大众化”，作为文化普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昆曲本身来讲，其千百年来安身立命之“法宝”当然无存，昆曲千百年来就是一个“雅”，而现如今就要把它通俗化，那我想请问，它还是我们的昆曲吗？昆曲只是众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每一个音乐类非遗在近十年来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那就是“被改变”，设想一下，当我们有一天老了，思念我们儿时的传统文化，想看一出原汁原味的传统昆曲，或者想看一场纯正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但发现舞台已不是原来的舞台，剧目以及音乐的形式已经让我们感到“陌生”，我们会失望还是会高兴呢？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昆曲为了你的一时兴起而做出了改变，而等你听不动摇滚，想听安静的昆曲并回过头来找时，却发现昆曲已经改变，你也会老，昆曲等了你600年，不在乎再等你30年。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对昆曲而言，对所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受用。坚守传統，才能真正留住自己的美，也只有坚守传统，才能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对得起“遗产”二字。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确立至今不过一二十年，但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界关注，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国家能否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老师曾说过类似这样一句话，当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物质水平到达某一个阶段时，文化自觉是必然的结果。我想，这句话适用于中国，同样也适用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文化是一个民族存亡绝续之关键，它承载着这一民族千百年来的历代先祖的智慧结晶，文化可以寻根，而让文化流芳，则更具意义。试想一下，曾经辉煌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的努力下能够得以保留、传承，被后人欣赏并从中获益，将何其造福人类。
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世界各民族间文化消亡这一窘境的出现，在现阶段已取得不俗之成績。文化遗产顾名思义，所谓遗产就是先辈留给后辈的财宝、财富，对“财富”的理解不可太过于片面，认为只要是财富就一定是货币或者具有市场流通价值，文化是无形的，可是在无形中又存在着某种空间，在这一特定的空间中，我们先辈的文化遗产就会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够体现这一文化现象的各种价值，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价值。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我们从字眼中就可以粗略的概括出这两种文化形式区别，也就是有形与无形。但是，二者互为补充，不能脱离，举个例子。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使国人也为之振奋，中国古琴艺术可谓是横跨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首先，古琴这件乐器本身就当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能够让我们直观感知;其次，古琴的制作工艺、演奏技法、打谱等传承方式就应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二者合二为一，都是古琴艺术成为文化遗产之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虽然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逐年增加，但这一学科称谓的提出并非出自中国，日本在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第一次提出了“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并且在日本学者札幌一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后，将这一概念带入到联合国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学术界普遍认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主要渊源之一，并且在内涵、外延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基本相同，两个词语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之所以能够提出“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是与本国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密不可分，倘若一个国家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置若罔闻，还能期待他对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做出卓越贡献吗？我想当然不会。日本的做法，充分展现了日本这一民族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自醒、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种想象，至今依旧存在，那就是学民族乐器的学生在外普遍不如学西洋乐器的学生自信，从背琴包的姿势就可以看出，我曾经见到了一位学习竹笛的学生，在人多时，他背琴包的姿势会稍微弯下身体尽快通过人群，而反观一位学习小提琴的学生，昂首阔步地通过人群，而人群中也会有三三两两会关注他，不时投出羡慕的目光。可能我发现的这一现象不能充分的说明这一问题，但是至少说明这一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经济实力突飞猛进的同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文化软实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化自信的前提是要以文化自觉为基础，而文化自觉的前提是文化自醒，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本国优秀的文化给予充分肯定并重视起来，那么这个国家才能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做出应有的成绩。中华民族之觉醒可以说自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举国震惊并进行改革。而中华民族文化真正的自醒可以说是自2006年中国的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其实早在2001年，中国的昆曲就早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期入选的还有日本的“能乐”等，但是令人心痛的是，在当选后，中国的《光明日报》对于此次事件只用了撩撩数句话对国人进行报道（在报纸的夹缝处），而反观日本，在得知“能乐”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举国欢庆，国内多家媒体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上，中国显然在当时有所欠缺。但是，自2006年中国的古琴艺术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醒正式开始，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中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族先后入选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于2013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国务院公布包括共518个项目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且把每年的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立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这些具体事例都能充分的说明国家对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漠视，同样国家的努力，也创造出了相当的“舆论环境”，使民众看到了我们的中华民族太多太多的优秀文化遗产，内心民族自豪感的建立，正是我们进行文化自醒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国家的政策功不可没，不仅在积极地对外进行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推广工作，对内也在积极地为民众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遗产生态圈”，着力打造一个“国家宏观调控，民众积极参与”的良性生态层，可以说，国家与民众的共同努力，使我们顺利迈出了文化自醒这一坚实的步伐。
进入近代以来，国家的动荡伴随着强势文化的渗透，历史往往有它的局限性，当我们立足于某一时期时，便会被当时的大环境所“俘虏”，在当时来说，以鲁迅、胡适为首的一大批“精英分子”纷纷看向世界、回望中国，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看到唯有“破旧立新”方能使当时之旧中国摆脱困境，传统文化首当其冲不幸的成为了“牺牲品”，认为阻碍中国前进的重要因素当属文化，于是“破四旧”等一系列的对传统文化打压的运动使得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受到巨大损害，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继续扩大深入，便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进一步损害。当然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我们现在回望中国那一段时期时，深感对文化遗产的惋惜，但是我们也只是“事后诸葛亮”，当我们熟读历史，站在无立场主义的基础上时，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千疮百孔的旧中国，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给中国在黑暗中带来了一丝曙光，不破旧，就无法立新，不立新，国家及中华民族可能就会遇到危机。我们无法要求鲁迅等一大批“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既要求国家进行全面的吸收西方改革有益经验，又要能使国家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存续，这未免有些“痴人说梦”。进入21世纪，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绩后，突然间会觉得内心的“空虚”，之所以我们感到所谓的“空虚”，是我们缺失了能与我们国家的富强相配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在百年间片面的追求国家的富强而丢掉的文化遗产。随着中国的昆曲、古琴艺术、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蒙古族长调先后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如2004年十届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较早批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2006年2月12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次成果展是我国政府举办的第一次全面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大型展览，具有重大意义;同年，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大型直播活动，当天，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展现四川成都金沙古蜀国文化考古发现的盛况，15路记者分别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北京八达岭长城等多姿多彩的文化遗产进行全景式跟踪报道，这次大型的直播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增强全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特别设立了“文化遗产日”，上述实例，充分说明了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同样也体现了从“国家层面”上的文化自觉现象开始展现。 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密不可分的，文化自信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环节，国家的民众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认可度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文化能否传承，文化自觉就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迈开了文化自醒这一步，我们便会文化自觉;国家的扶持以及民众的参与才会使文化自觉质变为文化自信，从而填补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我们的综合国力，使国民在优越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的同时并享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生活，这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并且到来的脚步愈来愈近。
二、坚守传统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交互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自2006年在我国全面开展以来，已经具有相当之规模，首先，正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2011年6月1日起实施 。《遗产法》的出台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以更加“合理化”进行;其次，提出了严谨的工作要求。指導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再次，国家也提出了建立“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国家、市、区、县。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里，有三项都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昆曲虽然被评定为戏剧类，但音乐的成分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国内上百种非遗项目中，我们也会发现音乐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居多。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核心部分。因此，做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对于整个文化遗产保护系统有重要意义。
所谓的“文化遗产”就是先人留下并且依旧存在的文化现象，现在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假非遗”，这其中就包括打着“创新”旗号新创作而出的，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如若如此发挥，每个文化遗产至少可以“派生”出三四个“姊妹艺术”，那我国的文化遗产的拥有量一定会“相当可观”。但是我想请问，这些还能算是“文化遗产”吗？我想答案不用我说。现在没人裹小脚，第一这不是遗产、第二没人认为美，但是必须要认识到，历史有它的特定方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缠足就是被普遍认为是美的，母亲也会亲自为自己的孩子缠足。所以，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切勿以今日之眼光看待昨日之事物，这有失偏颇。文化是世界上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复杂、最难讲清楚的事物，时间、空间转换之后，人们的观念及态度会大相径庭，所以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我们研究者不要武断的将其“去粗取精”，而是应该客观的承接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判断。因此，说到坚守传统，我认为是必须要坚决执行的。
现在有一种现象，一想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想到创新，许多学者也在为此努力并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我想说，倘若我们不遵循传统规律，未按照该文化遗产现象的生态环境实地出发，只是一种为了创新而创新，或者更有甚者是某种利益驱使下对该文化遗产进行再创造，那么将会是这项文化遗产的“灭顶之灾”。目前中国的现象可能仍然是西方强势文化占上风的一个阶段，所以在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仍然是推崇西方，那么一些学者可能就是为了迎合这一文化现象和极大部分的受众群体而去对我们国家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创造以迎合市场需求，并从中获益。当然我们也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同样也是抱着极强的文化自豪感和责任心而去对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我们都怀着同一个目的，那就是让我国众多的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进行创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推广过程中受挫，可能会让这项文化遗产维持现状，倘若一经推出便很快的迎合了市场以及当今受众的审美需求，那结果反而可能“不容乐观”，为什么要说不容乐观，原因就在于这种创新之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然是经历过“精心的编排与策划”，所谓的“精心的编排与策划”就是指专业的艺术策划人对其进行重新编排，这些专家学者往往是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成长的一批人，他们的思维定式往往会按照这个时代、市场的节奏而进行，并且根据现代市场的需求和受众群体的需求进行一定程度的“创新”，也就是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删减编新工作以迎合市场，而这种创新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出后并依然会以“传统”而命名，而并不会去特意强调这是经过多重创新下的“新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就会出现一种现象，这种所谓的“文化遗产”推出后广受好评，因为它是与当今社会、市场、大众审美紧密贴近的文化现象，符合了当今市场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了大众审美需求，并且更可怕的是还依旧被冠以“传统”，这就会对大众群体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面貌就是如此，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受众只知创新下的“新非遗”，而渐渐忘记或根本不记得我们“原汁原味”的传统非遗“面貌”如何，这种现象在近十年间不乏其例。而我认为这种所谓的“保护”恰恰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伤害。举个例子，一句“创新就是最好的保护”几乎遍及生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同样也受其影响，众多专家学者纷纷跃跃欲试，秉承着“要发展就要创新”这七字“真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首当其冲就是昆曲，因为昆曲是我国第一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国人与世界最先认识到中国这项宝贵的文化，所以对昆曲的改革也是最早并最多的，昆曲院团无论北京的“北昆剧团”还是苏州的“昆剧院”，相继出品了各类“新编戏”。如在2008年10月15日，由北昆剧团编排的新编昆曲《王昭君》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上演，创作者为了力求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贴近受众，进行“大胆创新”，首先就把原剧目唱腔的吐字发音进行了“普通话”处理，以求能使观众更为接受，出发点是好的，但为了追求受众的审美而“创新”，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在2009年10月8日，由北昆剧团编排的新编昆曲《关汉卿》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观众厅上演，但是在坐无缺席的背后仍然掩藏不住一些问题，那就是这出新编昆曲直接套用经典唱腔，为经典的曲牌填上新词，文词的文采与传统作品中的辞藻简直不能相提并论，这种看似“创新”的背后，实则是多么的“愚蠢”，并且实在看不出这出新编剧有多少新意可言。这两次演出只是近十年间全国戏曲创新浪潮的一个缩影，但我们多少可以看出这其中蕴藏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新编作品往往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地步，老戏迷常常会站在“传统”的角度对新编剧加以审视，最终结果多半是失望;而在现代文明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又会觉得“创新不足”，最终结果往往也是失望，一台演出经过“精心的策划”却无法得到多数的满意，这就是尴尬的地步。而这种进程逐渐加深下去，伤害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以昆曲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对待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其实不大提“创新”，其国内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邦乐，也就是原汁原味的传统音乐，一类就是新邦乐，也就是创新下的传统音乐。邦乐里有我们所熟知的三味线、能乐等，从它们的生存现状来看，我们看不到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是规规矩矩的按照传统模式去演奏或演唱，而传承方式也依然遵循着口传心授的方式;而对于新邦乐，日本学界总是秉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在其国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选拔中，始终把原生态性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比如富士山县的“刮风盂兰盆节舞蹈”、德道县的“阿波舞蹈”等，受到了世界各地游客的热烈欢迎并且为本国的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没有一个入选“重要无形文化财”，其原因就是这些项目进行了美化和加工、破坏了其原生态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创新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受到某种外力因素而发生了改变，成为了一种脱离原有生态系统的新旧事物的结合体，它已经不是传统遗存了。这在我们国内来看近乎有些“苛刻”的评定条件，依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并且保护成果最显著的国家，我们需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而为我们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音乐类的遗产做出贡献。由此，我认为坚守传统无疑是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要务，也只有坚守传统，才能真正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得起“遗产”二字。
三、坚守传统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国家真正的强大就是就是综合国力的提升，而除了经济高度发达这一硬性指标外，文化的软实力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做一个比喻，国家综合国力是一个人，而国家的经济实力就是这个人的骨骼，而文化就是血和肉，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只有骨骼的巨人行走的样子。而文化软实力的中心环节就是我们国家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我们民族的根，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国家的强大给我们带来了文化上的自信，并且驱使着我们文化寻根，倘若有一天我们在寻根之旅时才发现根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后悔晚矣。
我们在上文提到过，近代以来，中国全面落后于西方，落后就会被动，从而逃不过挨打，所以我们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导致我们国家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才会有“新文化运动”“破四旧”等一系列治国方略，百年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国际地位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这样使得我们得以喘息，有机会寻找内心的那一片“净土”，也就是与富强的生活相匹配的精神文化生活，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今天所寻找的恰恰就是当日我们千方百计想要丢掉的文化，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惭愧的事。另外还有一点，目前国内大部分人创新往往是和继承绑定在一起，认为只有创新才能继承，创新是最好的继承，我们得到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新编昆曲的做法是完全合理的吗？恐怕这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也就说明了对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之路任重道远，而坚守传统必须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只有坚守传统才能把我们的根留住。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音乐文化的遗存，在历史价值上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其中歌词，就有文学赏析的价值;乐器及其制作工艺都有工艺美学的研究价值;演唱使用的语言或方言，也有语言的研究价值。倘若我们摒弃了坚守传统这一原则，而把创新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心，拿语言来说，昆曲的传统唱腔和念白改成了普通话并且修改文词使之“大众化”，作为文化普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昆曲本身来讲，其千百年来安身立命之“法宝”当然无存，昆曲千百年来就是一个“雅”，而现如今就要把它通俗化，那我想请问，它还是我们的昆曲吗？昆曲只是众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每一个音乐类非遗在近十年来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那就是“被改变”，设想一下，当我们有一天老了，思念我们儿时的传统文化，想看一出原汁原味的传统昆曲，或者想看一场纯正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但发现舞台已不是原来的舞台，剧目以及音乐的形式已经让我们感到“陌生”，我们会失望还是会高兴呢？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昆曲为了你的一时兴起而做出了改变，而等你听不动摇滚，想听安静的昆曲并回过头来找时，却发现昆曲已经改变，你也会老，昆曲等了你600年，不在乎再等你30年。我想这句话不只是对昆曲而言，对所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受用。坚守传統，才能真正留住自己的美，也只有坚守传统，才能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对得起“遗产”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