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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腐败严重影响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当前高校腐败研究蓬勃兴起，但还存在一些充满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央全面反腐和高校“双一流”建设启动的背景下，对这一主题进行回顾、评价与展望具有重要意义。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CNKI数据库1994～2018年间收录的关于高校腐败主题的1163篇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分析，绘制出高校腐败研究的知识图谱。知识图谱显示，高校行政腐败研究、高校学术腐败研究、高校反腐倡廉对策研究成为该主题的研究热点。展望高校腐败问题的研究走向，进一步深化高校腐败研究需要采取深化学理研究、加强制度与机制研究、关注实证研究、开展比较研究等对策。
关键词：高校腐败;知识图谱;研究热点;趋势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2-0062-10
2017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29所中管高校接受中央专项巡视。从公布的巡视结果来看，上述高校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既有作风建设方面的问题，也在选人用人、科研经费使用、新校区基建、附属医院等内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存在腐败风险。这反映出国家层面对高校腐败风险的重视与警觉。高校腐败问题同样引起学术界的重点关注，相关研究论文和著作不断呈现。在当前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与高校“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的时代背景下，为深入厘清高校腐败问题的理论内涵，深化研究层次，迫切需要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体结构、学术脉络、研究热点等方面开展系统梳理，进而为高校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可能的借鉴。
一、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鉴于“腐败”问题的复杂与多义，及保证数据检索的准确与周全，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收录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确定检索方式为“主题=高校腐败”。检索发现，CNKI中大量收录高校腐败期刊论文的最早年份为1994年，因此将检索时间设定为从199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初步检索到期刊论文1274篇，进一步筛选并剔除讲话、书评、报道等文献，实际获得有效文献为1163篇。运用CNKI指数功能与Excel软件对年度发文、学科构成、来源刊物、核心作者等进行统计，并运用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副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知识图谱[1]359。综合以上数据进行历时性分析，判断和识读研究热点与未来趋势。
二、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发文量与年代分析
观察1994～2018年高校腐败研究的发文情况（见图1），可以发现自1994年至2018年，高校腐败的研究成果上升趋势明显，呈现出三个时期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其中，在1994～2000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期，年发文数量为10篇以内，可以判定这一研究主题还没有形成;在2001～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时期，年发文量逐渐增加;2011～2018年，高等教育进入质量提升时期，发文量迅速上升，并在2015年达到最高值116篇，尽管2017、2018年发文数量下降明显，但笔者认为这是由于CNKI收录期刊数据调整所造成的。论文数量激增折射出高等教育辉煌发展与乱象隐现的现实。中央和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教育部党组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提出《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意见》。2008年，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对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反腐，推动高校反腐败的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跨入新阶段，研究论文数量激增，研究广度与深度都不断拓展。
（二）来源期刊分析
公开发表高校腐败研究论文的期刊较为多元，发文量较高的期刊（本文统计发文量为6篇及以上的期刊）达到25种（见表1），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廉政文化研究》《法制與社会》等思政类重点期刊，第二类是《江苏高教》《中国高等教育》《教育与职业》等教育类核心期刊，第三类为《经济研究导刊》《财会通讯》《产业与科技研究》等财经类专业期刊。这25种期刊共刊发论文231篇，占本研究采集论文总量的19.9%。特别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廉政文化研究》《法制与社会》等期刊，发表该主题论文较多，成为这一研究的主要阵地。
（三）学科状况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本研究中论文所涉及学科领域较广（见表2）。其中，论文主题归属于高等教育学科的文献最多，占总数的52.4%;归属于中国共产党与行政管理学科的文献也比较多。这说明本研究具有鲜明的党建与公共政策导向，但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
（四）研究机构分析
数据显示，本主题的研究机构数量庞大。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高校有39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19所，其余为普通高校;39所高校共发文252篇，占发文总量的21.7%（见表3）。普通高校中，发文最多的是广东海洋大学，为13篇，也是本主题涉及机构中发文最多的;这些高校的研究人员多为纪检监察工作者，发表了较多实践性成果。在“双一流”建设学科高校层面，福州大学发文最多，为10篇;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等分别次之。这些高校具有综合学科优势，大多建有廉政中心或廉政智库，吸引一定规模的专业教师加入研究，对高校腐败研究起到了理论深化与引领作用。教育部也自2010年起设立教育廉政理论研究专项任务，引导开展教育系统反腐倡廉研究，取得了一批理论成果。特别是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体现高校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主题也吸引了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国家审计署等相关主管部门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广泛的注意力。 （五）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代表了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统计发现高校腐败研究的作者群体较为庞大，共计1748人，但发文量差别明显。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是成都理工大学刘永丰，共发文5篇。刘永丰、余俊丽、范松仁、尹晓敏、陈通、崇椿等位居发文量前列的24人可以视为本研究的核心作者（见表4）。这些作者主要是高校纪检监察与财务部门的管理者，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从总体上看，本主题核心作者群初步形成，但规模尚需扩大，长期开展研究并有高质量论文持续产出的关键研究者也还不多。从个体来看，刘永丰对高校内部监督不到位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组织与机制建设方面提出了对策;范松仁探讨了高校亚腐败现象与学术不端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提出从教化、管理、防控等方面开展长效机制建设;[2]尹晓敏从信息公开角度展开分析，认为高校腐败风险的根源在于办学自主权缺乏有效监督。[3]20值得注意的是，高校腐败问题也引起国内反腐败问题研究专家的关注，如庄德水、何增科、杜治洲、李辉等学者分别对高校“三重一大”制度的生成逻辑、高校腐败实证调查、高校惩防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进一步开阔和丰富了高校腐败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
（六）理论基础探测
理论基础是在某一研究领域具有普遍性作用的理论与原理，可以通过研究论文的共被引文献情况进行辨识。利用CNKI的指数分析功能，可以发现高校腐败研究共被引频次最高的参考文献，具体如表5所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在被引频次最高的这13篇文献中，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纲领性文献2部，它们与《论法的精神》《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权力社会学》《腐败与反腐败》等一起，为教育领域权力研究与高校腐败研究提供了一般原理和宏观思路。《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大学论》《高等教育学》等著作重点阐释了高校、政府与市场存在的结构性冲突与利益协调机制，以及高校权力组织与结构问题，成为研究者构建政府、市场、高校之间调适框架的理论来源。专著《学术责任》与论文《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界定了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学术责任、学术道德等相关概念，为研究者探讨大学学术权力的概念、特征、运行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高校腐败的研究热点
文献计量学认为，研究热点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1]377。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整体内容的集中反应，其出现频次的高低可以作为判别某一领域研究热点的重要依据;关键词在可视化后由不同的节点（圆圈）呈现，节点（圆圈）的大小代表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圆圈）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反之则越小。将前述确定的1163篇论文导入CiteSpace软件，参数设置为“时间跨度为1年，Top N per slice为50”，而后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可以发现，1994～2018年间，高校腐败研究共有关键词节点244个、关键词节点连线445条，出现频次较高（本文统计及可视化显示为1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有38个（如图2与表6所示）。
从图2来看，该图谱形成了5个由大至小的突出节点，它们所代表的关键词依次为：高校腐败、学术腐败、腐败、反腐倡廉、对策，另有领导干部、内部控制、学术道德等突出节点，这些节点代表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内容。而从表6统计的高频关键词来看（表中序号为作者标示，频次由CiteSpace软件统计），也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根据关键词的内涵，可以将其归并为四类。第一类为高校腐败、领导干部、消极腐败现象、原因等10个与高校行政类腐败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总计359次;第二类为学术腐败、学术道德、学术不端、学术权力等7个与学术腐败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总计194次;第三类为反腐倡廉、对策、制度建设、内部控制等18个与腐败治理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总计452次;第四类为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高等院校3个关键词，属于本研究主题的范围限定用语，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最终将高校腐败研究热点问题划分为三类：高校行政腐败研究、高校学术腐败研究、高校反腐倡廉对策研究。
（一）高校行政腐败研究
“高校腐败”是表6中第一类关键词的代表。通过阅读关键词为“高校腐败”的主要文献可以发现，这些论文研究的主要是高校党政权力滥用所引发的行政腐败内涵、机理等问题。研究者一般将发生在高校的腐败问题划分为经济类腐败、行业类腐败和学术类腐败三类，[4]并将经济类腐败与行业类腐败并作高校行政腐败进行研究，由于学术研究具有特殊性，因此将学术类腐败进行单独研究。高校行政腐败是这一研究的重中之重，研究者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理论视角展开分析。
道德论是高校行政腐败研究的基础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多从道德论视角予以论述，认为腐败是一种消极现象，是高校领导和管理干部个人理想丧失、道德败坏的结果。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演化，这种道德论已经不能解释高校腐败问题的多发。
功能论是高校行政腐败研究的主流视角。高校经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逐步获得普通行政管理权与办学自主权，但由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仍处于转轨期，高校运作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国家法律制度和权力制约措施没有及时跟进，高校内部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欠缺，从而会引发高校党政权力的非公共性运作，导致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5]这样就可将高校行政腐败定义为高等学校的公职人员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团体谋取私利的行为及现象[6]。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经济学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风险控制理论被大量运用到研究中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委托代理合约不完备、渎职诱因大、腐败查处概率低等因素被界定为腐败发生的最为直接的诱因，[7]进而也证明了功能论的强大解释力。
嵌入论是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其理论前提是新经济社会学。这种观点着重考察腐败滋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将“腐败”定义为“国家公职人员以社会资本为基础、以腐败网络为载体、以嵌入为方式的公共权力的异化行为”[8]。我国高等教育也是嵌入在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文化角度讲，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管理层级之间权力距离明显，管理者上下级之间相互依赖指数高，个人在决策时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小群体利益，从而造成腐败关系网的滋生。就社会关系而言，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之间、高校党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缺乏应有的普遍信任，而高校内部因社会差序格局、学科归属、师生门第等造成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这样更容易形成隐性的腐败网络。这个理论框架能够更为深刻地诠释高校“关系”与“潜规则”盛行的根本原因。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个框架，如近年来高校发生的腐败案例呈现出窝案串案多发的鲜明趋势[9]，社会关系网络对于高校基建干部腐败具有重要影响[10]，等。这一点，在2017年中管高校巡视通报中也得到相关验证。 （二）高校学术腐败研究
在高校腐败知识图谱中，学术腐败是中心度最高的关键词，说明学术腐败最受学者的关注，与之相连接的有学术失范、评估、学术自由、大学精神、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科研经费等关键词。高校教师是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力量，其学术水平与学术道德历来受社会的推崇。然而，自21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管理惯性、“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的现实诱导都对高校学术权力行使与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高校课题申请、论文发表、成果评奖、职称评定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和现象不断发生，学术腐败逐渐从社会与学界关注的边缘走向视域中心。
学术腐败概念渐成“谱系”。在国内学界，早期的学术腐败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学术界一切与学术有关的不良行为的统称;高校学术腐败也不仅指师生的论文抄袭、剽窃、造假等现象，同时包括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阀等问题。[11]而随着实践与研究的发展，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术界逐渐对学术腐败及相关问题作了明确区分，将学术腐败定义为与学术权力不恰当使用相关的不良现象;而把那些不是由权力的滥用引发的不正当行为，列入学风不正和学术道德滑坡范畴，不再算为学术腐败，称之为学术不端行为。[12]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坚持在广义上使用学术腐败的概念。近年来，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引发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危机，由此又生发出“学术失范”的概念。[13]可以看出，学术不良、学风不正、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术腐败已构成完整的概念谱系，折射出这一问题的错综复杂。
学术腐败成因趋于制度化。早期研究认为学术腐败是由于高校知识分子个体道德滑坡与行动局限造成的，近年来的研究则越来越明确地指向制度化原因。首先，是现有非理性学术评价与学术激励的制度化。在高校内部，存在着学术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包括高校现行的學术定额制度，以及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重量轻质、过度推崇量化、同行评议的人情化等问题。在国家层面，则存在着正式约束制度与非正式约束制度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政府对高校科研与学术的“项目式”管理方式，规训了高校与教师群体的行动逻辑，严重干扰了学术自由，[14]使学术腐败在某种程度已成为惯习。[15]其次，是高校权力组织结构与实际运行存在的制度性困境。在高校的权力谱系中，行政权力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行政化倾向严重，学术权力没有得到实质性彰显。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载体——大学章程没有落到实处，各校大学章程中普遍存在着学术权力运行保障不到位的问题;[16]而从学术权力的现实载体——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来看，依然存在着学术权力虚弱、委员产生机制不规范等问题。[17]这样的权力结构下，行政权力一方面表现出对学术事务的强烈干预，另一方面又会与学术权力形成逐利同盟和利益交换机制，导致学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再者，是学术权力监督制度供给不足。教授群体、学术组织、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对学术权力的制度约束明显不到位，[18]这为高校学术权力不当运行留下空间，对学术腐败起到助推作用。[19]
（三）高校反腐倡廉对策研究
在可视化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反腐倡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与其直接相连接的还有监督、纪检监察、反腐败、预防腐败、对策、廉政建设、治理、制度建设等节点。这些关键词共同指向高校反腐倡廉对策问题。近年来，反腐倡廉对策研究逐渐从研究边缘进入视域中心，成为本主题研究的核心议题。学者们主要从三条路径切入对策研究，研究重点也从事后惩处转向全程防控。
党的建设路径。这是党和国家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根本，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保证。具体而言，廉政文化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需要从组织、制度、氛围、载体、理论等方面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是全程防控的根本举措，主要应从教育、惩治和预防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具体包括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建立教代会常任制等。[20]特别是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惩治腐败成为高校消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而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的关键环节。纪检监察制度改革是目标，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应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实行以上级垂直领导为主、学校党委协助领导为辅的领导体制。[21]2012年以来，学界对高校巡视工作的理论、配套制度建设与工作方式方法等内容的研究也逐渐显现。
制度反腐路径。近30年来高校反腐败的实践体现出从“专项式”向“制度化”过渡的明显特征。除丰富和完善一般意义上的反腐败制度外，学者们更多是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角度开展研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就意味着要通过改革与制度设计，有效破除“行政化”的桎梏，实现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科学架构，各守其界，规范有序运行。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现代大学制度的导向作用，以法治化的手段推进高校腐败预防机制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22]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意味着要以专门财经制度与信息技术约束权力运行，从而完善高校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关于以制度方式防治学术腐败，学界目前达成的共识是让学术回归学术，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个体进行教育与规范，更需要改革学术评价制度，构建学术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
治理的路径。核心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探讨将高校教代会、学代会、董事会等组织的监督与制约权利转化为实质性运作的权力，从而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高校腐败的可能，其根本方向是走向高校善治。[23]治理的首要举措是根据高校人才丰富、学术为本的治理结构特征与要求，完善学术权力配置学术性公共资源的渠道和机制，实现专家参与。其次，应最大限度地增强办学运行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普通师生、社会公众、社会新闻媒体等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3]23-24最后，应建立高校社会问责制，通过社会问责来加强政府对高校问责。[24]这也是突破高校腐败治理消极路径依赖的重中之重。[25]尽管高校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事实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但治理所蕴含的善治、社会参与、民主管理、问责制、回应性等核心理念能否在高校反腐倡廉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四、深化高校腐敗问题研究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及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高校反腐败的实践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从现实层面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然会为高校反腐倡廉的制度与机制建设注入新的驱动力。而从已有研究来看，还存在着“腐败”概念的泛化问题，高校反腐败的历史脉络梳理还比较模糊，定量研究缺乏数据支持，对策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困境有待突破。因此，未来高校腐败研究需要进行深入思考与整体推进。
（一）深化学理研究
高校腐败与反腐败研究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非常强的主题，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如政治学的权力学说为高校腐败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石，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有助于进一步阐释高校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的评价与激励，生态学的环境研究可以从全域视角为学术腐败研究提供支持，法学的权利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反腐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已有研究基本上属于理论概念的简单引用，需要对关键学理问题进行深化研究，进一步明晰“高校权力”“高校腐败”“学术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理清高校腐败研究的理论源泉与治理实践的历史脉络，达成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一致共识。
（二）加强制度与机制研究
当前，国家制度化反腐败在以政治建党与制度治党双轮驱动的引领与示范下呈现出由量至质的深刻变革，既包括具体规章制度层面的“扎紧”“织密”，又体现为以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反腐败顶层制度设计的实质性突破。高校腐败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集中于反腐败制度的宏观论述与思考，尤其是集中于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与外部引进，对于高校自身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制度文化与取向审视不足，对于高校内部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需求着墨不多，对于具体治理机制关注更少。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展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匹配的制度研究，同时更加注重具体的治理机制设计，使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中得以有效体现。只有国家层面反腐败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与高校内部诱致性变迁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良性的制度变革。
（三）关注实证研究
腐败作为一个“黑箱”式的问题，需要大量测量、感知、评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目前来看，本主题实证性研究总量不多，并且深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仅有何增科、曾明、袁杰等学者开展了部分定量研究，其余绝大部分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定性研究，概念、内容、结论的重复程度高，缺乏数据支持。从宏观层面来看，透明国际提出的清廉指数、世界银行提出的腐败控制指数已在政府部门得到广泛应用，过勇等人也提出了本土化的腐败测量框架，这些都为高校腐败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未来研究可以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围绕高校腐败的核心议题，通过调研、实证，收集一定的样本数据，借助社会科学的定量工具与方法开展建模与运算，从而保证研究的可信度。
（四）开展比较研究
在市场化、国际化与质量导向等趋势的影响下，高校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教育学者与教育组织的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预防和治理高校腐败的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经验，如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提出的基于伦理维度的高校腐败治理模型、香港高校内部管治系统设计、日本国立高校法人化后引入社会力量对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系统的监督机制设计，都为国内高校提供了研究借鉴。同时，在推进高校腐败治理的过程中，高校的学术导向决定了我们还应关注高校与其它公共部门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性与适用性问题。另外，考虑到我国整体高等教育结构，还应充分研究不同类型高校的组织结构特点，形成不同的治理方案，从而提升研究的针对性。近年来，学界对民办高校腐败问题的关注印证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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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张煜洋
关键词：高校腐败;知识图谱;研究热点;趋势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2-0062-10
2017年，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29所中管高校接受中央专项巡视。从公布的巡视结果来看，上述高校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既有作风建设方面的问题，也在选人用人、科研经费使用、新校区基建、附属医院等内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存在腐败风险。这反映出国家层面对高校腐败风险的重视与警觉。高校腐败问题同样引起学术界的重点关注，相关研究论文和著作不断呈现。在当前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与高校“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的时代背景下，为深入厘清高校腐败问题的理论内涵，深化研究层次，迫切需要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体结构、学术脉络、研究热点等方面开展系统梳理，进而为高校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可能的借鉴。
一、数据获取与研究方法
鉴于“腐败”问题的复杂与多义，及保证数据检索的准确与周全，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收录的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确定检索方式为“主题=高校腐败”。检索发现，CNKI中大量收录高校腐败期刊论文的最早年份为1994年，因此将检索时间设定为从199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初步检索到期刊论文1274篇，进一步筛选并剔除讲话、书评、报道等文献，实际获得有效文献为1163篇。运用CNKI指数功能与Excel软件对年度发文、学科构成、来源刊物、核心作者等进行统计，并运用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副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绘制关键词知识图谱[1]359。综合以上数据进行历时性分析，判断和识读研究热点与未来趋势。
二、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发文量与年代分析
观察1994～2018年高校腐败研究的发文情况（见图1），可以发现自1994年至2018年，高校腐败的研究成果上升趋势明显，呈现出三个时期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其中，在1994～2000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时期，年发文数量为10篇以内，可以判定这一研究主题还没有形成;在2001～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时期，年发文量逐渐增加;2011～2018年，高等教育进入质量提升时期，发文量迅速上升，并在2015年达到最高值116篇，尽管2017、2018年发文数量下降明显，但笔者认为这是由于CNKI收录期刊数据调整所造成的。论文数量激增折射出高等教育辉煌发展与乱象隐现的现实。中央和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教育部党组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提出《关于在教育系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联系配合的意见》。2008年，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对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反腐，推动高校反腐败的工作实践与理论研究跨入新阶段，研究论文数量激增，研究广度与深度都不断拓展。
（二）来源期刊分析
公开发表高校腐败研究论文的期刊较为多元，发文量较高的期刊（本文统计发文量为6篇及以上的期刊）达到25种（见表1），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廉政文化研究》《法制與社会》等思政类重点期刊，第二类是《江苏高教》《中国高等教育》《教育与职业》等教育类核心期刊，第三类为《经济研究导刊》《财会通讯》《产业与科技研究》等财经类专业期刊。这25种期刊共刊发论文231篇，占本研究采集论文总量的19.9%。特别是《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廉政文化研究》《法制与社会》等期刊，发表该主题论文较多，成为这一研究的主要阵地。
（三）学科状况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统计，本研究中论文所涉及学科领域较广（见表2）。其中，论文主题归属于高等教育学科的文献最多，占总数的52.4%;归属于中国共产党与行政管理学科的文献也比较多。这说明本研究具有鲜明的党建与公共政策导向，但其理论基础相对薄弱。
（四）研究机构分析
数据显示，本主题的研究机构数量庞大。发文量在5篇以上的高校有39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19所，其余为普通高校;39所高校共发文252篇，占发文总量的21.7%（见表3）。普通高校中，发文最多的是广东海洋大学，为13篇，也是本主题涉及机构中发文最多的;这些高校的研究人员多为纪检监察工作者，发表了较多实践性成果。在“双一流”建设学科高校层面，福州大学发文最多，为10篇;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等分别次之。这些高校具有综合学科优势，大多建有廉政中心或廉政智库，吸引一定规模的专业教师加入研究，对高校腐败研究起到了理论深化与引领作用。教育部也自2010年起设立教育廉政理论研究专项任务，引导开展教育系统反腐倡廉研究，取得了一批理论成果。特别是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完善体现高校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主题也吸引了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国家审计署等相关主管部门与“双一流”建设高校广泛的注意力。 （五）核心作者分析
核心作者代表了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统计发现高校腐败研究的作者群体较为庞大，共计1748人，但发文量差别明显。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是成都理工大学刘永丰，共发文5篇。刘永丰、余俊丽、范松仁、尹晓敏、陈通、崇椿等位居发文量前列的24人可以视为本研究的核心作者（见表4）。这些作者主要是高校纪检监察与财务部门的管理者，以及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从总体上看，本主题核心作者群初步形成，但规模尚需扩大，长期开展研究并有高质量论文持续产出的关键研究者也还不多。从个体来看，刘永丰对高校内部监督不到位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从组织与机制建设方面提出了对策;范松仁探讨了高校亚腐败现象与学术不端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提出从教化、管理、防控等方面开展长效机制建设;[2]尹晓敏从信息公开角度展开分析，认为高校腐败风险的根源在于办学自主权缺乏有效监督。[3]20值得注意的是，高校腐败问题也引起国内反腐败问题研究专家的关注，如庄德水、何增科、杜治洲、李辉等学者分别对高校“三重一大”制度的生成逻辑、高校腐败实证调查、高校惩防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进一步开阔和丰富了高校腐败的研究视域与研究方法。
（六）理论基础探测
理论基础是在某一研究领域具有普遍性作用的理论与原理，可以通过研究论文的共被引文献情况进行辨识。利用CNKI的指数分析功能，可以发现高校腐败研究共被引频次最高的参考文献，具体如表5所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在被引频次最高的这13篇文献中，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邓小平文选》等纲领性文献2部，它们与《论法的精神》《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权力社会学》《腐败与反腐败》等一起，为教育领域权力研究与高校腐败研究提供了一般原理和宏观思路。《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大学论》《高等教育学》等著作重点阐释了高校、政府与市场存在的结构性冲突与利益协调机制，以及高校权力组织与结构问题，成为研究者构建政府、市场、高校之间调适框架的理论来源。专著《学术责任》与论文《学术管理、学术权力等概念释义》界定了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学术责任、学术道德等相关概念，为研究者探讨大学学术权力的概念、特征、运行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高校腐败的研究热点
文献计量学认为，研究热点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1]377。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整体内容的集中反应，其出现频次的高低可以作为判别某一领域研究热点的重要依据;关键词在可视化后由不同的节点（圆圈）呈现，节点（圆圈）的大小代表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节点（圆圈）越大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反之则越小。将前述确定的1163篇论文导入CiteSpace软件，参数设置为“时间跨度为1年，Top N per slice为50”，而后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知识图谱。可以发现，1994～2018年间，高校腐败研究共有关键词节点244个、关键词节点连线445条，出现频次较高（本文统计及可视化显示为10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有38个（如图2与表6所示）。
从图2来看，该图谱形成了5个由大至小的突出节点，它们所代表的关键词依次为：高校腐败、学术腐败、腐败、反腐倡廉、对策，另有领导干部、内部控制、学术道德等突出节点，这些节点代表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内容。而从表6统计的高频关键词来看（表中序号为作者标示，频次由CiteSpace软件统计），也有很强的内在关联性。根据关键词的内涵，可以将其归并为四类。第一类为高校腐败、领导干部、消极腐败现象、原因等10个与高校行政类腐败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总计359次;第二类为学术腐败、学术道德、学术不端、学术权力等7个与学术腐败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总计194次;第三类为反腐倡廉、对策、制度建设、内部控制等18个与腐败治理相关的关键词，出现频次总计452次;第四类为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高等院校3个关键词，属于本研究主题的范围限定用语，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最终将高校腐败研究热点问题划分为三类：高校行政腐败研究、高校学术腐败研究、高校反腐倡廉对策研究。
（一）高校行政腐败研究
“高校腐败”是表6中第一类关键词的代表。通过阅读关键词为“高校腐败”的主要文献可以发现，这些论文研究的主要是高校党政权力滥用所引发的行政腐败内涵、机理等问题。研究者一般将发生在高校的腐败问题划分为经济类腐败、行业类腐败和学术类腐败三类，[4]并将经济类腐败与行业类腐败并作高校行政腐败进行研究，由于学术研究具有特殊性，因此将学术类腐败进行单独研究。高校行政腐败是这一研究的重中之重，研究者主要基于以下三个理论视角展开分析。
道德论是高校行政腐败研究的基础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多从道德论视角予以论述，认为腐败是一种消极现象，是高校领导和管理干部个人理想丧失、道德败坏的结果。随着实践与研究的演化，这种道德论已经不能解释高校腐败问题的多发。
功能论是高校行政腐败研究的主流视角。高校经由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逐步获得普通行政管理权与办学自主权，但由于当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仍处于转轨期，高校运作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国家法律制度和权力制约措施没有及时跟进，高校内部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欠缺，从而会引发高校党政权力的非公共性运作，导致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5]这样就可将高校行政腐败定义为高等学校的公职人员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团体谋取私利的行为及现象[6]。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经济学寻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风险控制理论被大量运用到研究中来，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委托代理合约不完备、渎职诱因大、腐败查处概率低等因素被界定为腐败发生的最为直接的诱因，[7]进而也证明了功能论的强大解释力。
嵌入论是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其理论前提是新经济社会学。这种观点着重考察腐败滋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将“腐败”定义为“国家公职人员以社会资本为基础、以腐败网络为载体、以嵌入为方式的公共权力的异化行为”[8]。我国高等教育也是嵌入在特定社会结构之中的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文化角度讲，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之间、高校内部管理层级之间权力距离明显，管理者上下级之间相互依赖指数高，个人在决策时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小群体利益，从而造成腐败关系网的滋生。就社会关系而言，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与高校之间、高校党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缺乏应有的普遍信任，而高校内部因社会差序格局、学科归属、师生门第等造成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这样更容易形成隐性的腐败网络。这个理论框架能够更为深刻地诠释高校“关系”与“潜规则”盛行的根本原因。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个框架，如近年来高校发生的腐败案例呈现出窝案串案多发的鲜明趋势[9]，社会关系网络对于高校基建干部腐败具有重要影响[10]，等。这一点，在2017年中管高校巡视通报中也得到相关验证。 （二）高校学术腐败研究
在高校腐败知识图谱中，学术腐败是中心度最高的关键词，说明学术腐败最受学者的关注，与之相连接的有学术失范、评估、学术自由、大学精神、行政化与去行政化、科研经费等关键词。高校教师是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力量，其学术水平与学术道德历来受社会的推崇。然而，自21世纪以来，“计划经济”的管理惯性、“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的现实诱导都对高校学术权力行使与学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高校课题申请、论文发表、成果评奖、职称评定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和现象不断发生，学术腐败逐渐从社会与学界关注的边缘走向视域中心。
学术腐败概念渐成“谱系”。在国内学界，早期的学术腐败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学术界一切与学术有关的不良行为的统称;高校学术腐败也不仅指师生的论文抄袭、剽窃、造假等现象，同时包括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阀等问题。[11]而随着实践与研究的发展，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术界逐渐对学术腐败及相关问题作了明确区分，将学术腐败定义为与学术权力不恰当使用相关的不良现象;而把那些不是由权力的滥用引发的不正当行为，列入学风不正和学术道德滑坡范畴，不再算为学术腐败，称之为学术不端行为。[12]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坚持在广义上使用学术腐败的概念。近年来，学术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引发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危机，由此又生发出“学术失范”的概念。[13]可以看出，学术不良、学风不正、学术不端、学术失范、学术腐败已构成完整的概念谱系，折射出这一问题的错综复杂。
学术腐败成因趋于制度化。早期研究认为学术腐败是由于高校知识分子个体道德滑坡与行动局限造成的，近年来的研究则越来越明确地指向制度化原因。首先，是现有非理性学术评价与学术激励的制度化。在高校内部，存在着学术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包括高校现行的學术定额制度，以及学术评价中存在的重量轻质、过度推崇量化、同行评议的人情化等问题。在国家层面，则存在着正式约束制度与非正式约束制度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政府对高校科研与学术的“项目式”管理方式，规训了高校与教师群体的行动逻辑，严重干扰了学术自由，[14]使学术腐败在某种程度已成为惯习。[15]其次，是高校权力组织结构与实际运行存在的制度性困境。在高校的权力谱系中，行政权力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行政化倾向严重，学术权力没有得到实质性彰显。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载体——大学章程没有落到实处，各校大学章程中普遍存在着学术权力运行保障不到位的问题;[16]而从学术权力的现实载体——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来看，依然存在着学术权力虚弱、委员产生机制不规范等问题。[17]这样的权力结构下，行政权力一方面表现出对学术事务的强烈干预，另一方面又会与学术权力形成逐利同盟和利益交换机制，导致学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再者，是学术权力监督制度供给不足。教授群体、学术组织、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对学术权力的制度约束明显不到位，[18]这为高校学术权力不当运行留下空间，对学术腐败起到助推作用。[19]
（三）高校反腐倡廉对策研究
在可视化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反腐倡廉”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与其直接相连接的还有监督、纪检监察、反腐败、预防腐败、对策、廉政建设、治理、制度建设等节点。这些关键词共同指向高校反腐倡廉对策问题。近年来，反腐倡廉对策研究逐渐从研究边缘进入视域中心，成为本主题研究的核心议题。学者们主要从三条路径切入对策研究，研究重点也从事后惩处转向全程防控。
党的建设路径。这是党和国家反腐败理论与实践的根本，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保证。具体而言，廉政文化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需要从组织、制度、氛围、载体、理论等方面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是全程防控的根本举措，主要应从教育、惩治和预防三个方面进行构建，具体包括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改革纪检监察体制、建立教代会常任制等。[20]特别是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惩治腐败成为高校消除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进而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的关键环节。纪检监察制度改革是目标，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应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实行以上级垂直领导为主、学校党委协助领导为辅的领导体制。[21]2012年以来，学界对高校巡视工作的理论、配套制度建设与工作方式方法等内容的研究也逐渐显现。
制度反腐路径。近30年来高校反腐败的实践体现出从“专项式”向“制度化”过渡的明显特征。除丰富和完善一般意义上的反腐败制度外，学者们更多是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角度开展研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就意味着要通过改革与制度设计，有效破除“行政化”的桎梏，实现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科学架构，各守其界，规范有序运行。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现代大学制度的导向作用，以法治化的手段推进高校腐败预防机制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22]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意味着要以专门财经制度与信息技术约束权力运行，从而完善高校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关于以制度方式防治学术腐败，学界目前达成的共识是让学术回归学术，不仅需要对知识分子个体进行教育与规范，更需要改革学术评价制度，构建学术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力度。
治理的路径。核心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探讨将高校教代会、学代会、董事会等组织的监督与制约权利转化为实质性运作的权力，从而实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高校腐败的可能，其根本方向是走向高校善治。[23]治理的首要举措是根据高校人才丰富、学术为本的治理结构特征与要求，完善学术权力配置学术性公共资源的渠道和机制，实现专家参与。其次，应最大限度地增强办学运行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普通师生、社会公众、社会新闻媒体等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3]23-24最后，应建立高校社会问责制，通过社会问责来加强政府对高校问责。[24]这也是突破高校腐败治理消极路径依赖的重中之重。[25]尽管高校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事实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但治理所蕴含的善治、社会参与、民主管理、问责制、回应性等核心理念能否在高校反腐倡廉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四、深化高校腐敗问题研究的对策建议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及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推进，高校反腐败的实践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从现实层面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然会为高校反腐倡廉的制度与机制建设注入新的驱动力。而从已有研究来看，还存在着“腐败”概念的泛化问题，高校反腐败的历史脉络梳理还比较模糊，定量研究缺乏数据支持，对策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困境有待突破。因此，未来高校腐败研究需要进行深入思考与整体推进。
（一）深化学理研究
高校腐败与反腐败研究是理论性与实践性都非常强的主题，融合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如政治学的权力学说为高校腐败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石，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有助于进一步阐释高校行政人员与学术人员的评价与激励，生态学的环境研究可以从全域视角为学术腐败研究提供支持，法学的权利理论为多元主体参与反腐败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已有研究基本上属于理论概念的简单引用，需要对关键学理问题进行深化研究，进一步明晰“高校权力”“高校腐败”“学术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理清高校腐败研究的理论源泉与治理实践的历史脉络，达成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一致共识。
（二）加强制度与机制研究
当前，国家制度化反腐败在以政治建党与制度治党双轮驱动的引领与示范下呈现出由量至质的深刻变革，既包括具体规章制度层面的“扎紧”“织密”，又体现为以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为代表的反腐败顶层制度设计的实质性突破。高校腐败研究已有大量成果集中于反腐败制度的宏观论述与思考，尤其是集中于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与外部引进，对于高校自身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制度文化与取向审视不足，对于高校内部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需求着墨不多，对于具体治理机制关注更少。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开展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匹配的制度研究，同时更加注重具体的治理机制设计，使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中得以有效体现。只有国家层面反腐败制度的强制性变迁与高校内部诱致性变迁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良性的制度变革。
（三）关注实证研究
腐败作为一个“黑箱”式的问题，需要大量测量、感知、评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目前来看，本主题实证性研究总量不多，并且深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仅有何增科、曾明、袁杰等学者开展了部分定量研究，其余绝大部分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定性研究，概念、内容、结论的重复程度高，缺乏数据支持。从宏观层面来看，透明国际提出的清廉指数、世界银行提出的腐败控制指数已在政府部门得到广泛应用，过勇等人也提出了本土化的腐败测量框架，这些都为高校腐败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未来研究可以在相关理论指导下，围绕高校腐败的核心议题，通过调研、实证，收集一定的样本数据，借助社会科学的定量工具与方法开展建模与运算，从而保证研究的可信度。
（四）开展比较研究
在市场化、国际化与质量导向等趋势的影响下，高校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教育学者与教育组织的关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预防和治理高校腐败的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经验，如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提出的基于伦理维度的高校腐败治理模型、香港高校内部管治系统设计、日本国立高校法人化后引入社会力量对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权力系统的监督机制设计，都为国内高校提供了研究借鉴。同时，在推进高校腐败治理的过程中，高校的学术导向决定了我们还应关注高校与其它公共部门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性与适用性问题。另外，考虑到我国整体高等教育结构，还应充分研究不同类型高校的组织结构特点，形成不同的治理方案，从而提升研究的针对性。近年来，学界对民办高校腐败问题的关注印证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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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张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