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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张培基《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斯坦纳提出的翻译活动四步骤是如何对《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的英译起作用的，用以说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贯穿翻译活动的始终并对翻译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探求意义理解和解释的西方哲学—阐释学与翻译相结合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局面，并由此产生了多个新的翻译研究视角。（崔瑶，2008：11）乔治·斯坦纳在阐释学基础上提出的翻译四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对翻译活动的作用，运用四步骤理论分析英译本，证实在翻译实践中阐释学的重要性并为其他英译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参考。
【关键词】阐释学 翻译四步骤理论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英译本
一、引言
用阐释学的思想与翻译理论相结合的代表人物当属乔治·斯坦纳。在1975年出版的翻译理论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著名论断。斯坦纳还在该书中对阐释过程或者说理解过程进行了独到的探索。斯坦纳将一切理解都视为翻译，他对阐释过程的探讨也成为了对翻译过程的探讨。他提出了阐释翻译理论，并把翻译这一实践划分为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阐释翻译理论用于散文翻译实践中，通过分析研究阐释翻译四个步骤是如何运用到翻译实践并如何起作用影响翻译实践的。散文是与诗歌、小说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结构灵活，语言生动简洁，不像诗歌，韵律比较讲究，也不像小说，情结跌宕起伏，因此研究散文翻译有益于阐释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发现。
二、翻译四步骤下《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的英译
斯坦纳把翻译看作是“发出意义并对意义进行挪用性转移的行为”，他的描述是以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在他看来，翻译不是学科，而是“一门精确的艺术”，具有“高度”精确性“却不够系统”。阐释运动构成了斯坦纳描述翻译的核心，其中包括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首先是信任，任何译者在进行阐释翻译活动时都会有一种先有的“信任”，相信文本的“存在意义”和英译本的“现实意义”，以“信任”为前提的阐释活动前提是人类对其的理解经验，这在；理论上也为文本翻译的“可行性”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其次是侵入，斯坦纳认为：“‘理解’不单涉及认知，而且还有包围、侵吞的意思。在语际翻译中，理解的运作显然是彻底而富有侵略性的。”再是吸收，也就是译者把原文意义融入译文的方式。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吸收和接纳从而达到阐释学翻译理论的最后一个步骤补偿，使译文和原文达到平衡呈现出一个理想的效果。
1.信赖。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是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中的第一篇，当时中国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险境及中国革命面临的艰难险阻，李大钊写本文章旨在鼓舞人心，让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敌人。张培基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时代呼唤有更多的中国翻译家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介绍给世界人民。张培基先生则义无返顾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在当时意义非凡，在当代也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他的译作让西方人了解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是处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合作，所以翻译这篇文章是非常有价值，“信赖”就建立起来了。
2.侵入。侵入是指译者通过语言的外部表壳深入到原文本的内部当中去，要对原文本有深刻认识了解就必须侵入进去。译者要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背景才能翻译出与原文相一致的译文。译者在选词用字上也得好好甄选，译者要有一种积极的“侵入”意图进入原文。
3.吸收。在这一环节中，译者把自己对原著的理解输入到原著中去，作为阐释翻译的第三阶段，吸收是表达阶段。译者会将自己对于原文的理解融入到译文中去，然后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尽力使译文展现出它需要表达的内容。译者通过对原文意义的吸收，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原作者想要阐释表达的含义，从而让目标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补偿。由于文化的差异，张培基先生出于尽力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常采用直译或加注的翻译策略，即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又不构成对原文本的过度损失，寻求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平衡点。原文在前三个步骤中被信赖、被侵入、被吸收，原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保持译文与原文本有的一致性，就需要阐释翻译理论的最后一个步骤补偿。
三、结论
在翻译过程中，译本会受多方面的影响，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本再去表达。因为人类都有要理解的需求，但一开始的信任都会遭受原文本和读者的抵触和考验，本文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的四步骤说明其对翻译的作用举足轻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的译者参照了四步骤，翻译出好的文本，让读者身临其中与读者有所沟通从而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Steiner，George：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London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Steiner，George：Apres Babel：une poetique du dire et de la traduction，Paris，Albin Michel，1998，p.405.
【关键词】阐释学 翻译四步骤理论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英译本
一、引言
用阐释学的思想与翻译理论相结合的代表人物当属乔治·斯坦纳。在1975年出版的翻译理论巨著《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他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著名论断。斯坦纳还在该书中对阐释过程或者说理解过程进行了独到的探索。斯坦纳将一切理解都视为翻译，他对阐释过程的探讨也成为了对翻译过程的探讨。他提出了阐释翻译理论，并把翻译这一实践划分为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阐释翻译理论用于散文翻译实践中，通过分析研究阐释翻译四个步骤是如何运用到翻译实践并如何起作用影响翻译实践的。散文是与诗歌、小说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它结构灵活，语言生动简洁，不像诗歌，韵律比较讲究，也不像小说，情结跌宕起伏，因此研究散文翻译有益于阐释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发现。
二、翻译四步骤下《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的英译
斯坦纳把翻译看作是“发出意义并对意义进行挪用性转移的行为”，他的描述是以自己的翻译为基础的。在他看来，翻译不是学科，而是“一门精确的艺术”，具有“高度”精确性“却不够系统”。阐释运动构成了斯坦纳描述翻译的核心，其中包括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补偿。首先是信任，任何译者在进行阐释翻译活动时都会有一种先有的“信任”，相信文本的“存在意义”和英译本的“现实意义”，以“信任”为前提的阐释活动前提是人类对其的理解经验，这在；理论上也为文本翻译的“可行性”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其次是侵入，斯坦纳认为：“‘理解’不单涉及认知，而且还有包围、侵吞的意思。在语际翻译中，理解的运作显然是彻底而富有侵略性的。”再是吸收，也就是译者把原文意义融入译文的方式。译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吸收和接纳从而达到阐释学翻译理论的最后一个步骤补偿，使译文和原文达到平衡呈现出一个理想的效果。
1.信赖。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是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中的第一篇，当时中国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险境及中国革命面临的艰难险阻，李大钊写本文章旨在鼓舞人心，让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敌人。张培基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时代呼唤有更多的中国翻译家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介绍给世界人民。张培基先生则义无返顾地承担了这个任务。《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在当时意义非凡，在当代也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他的译作让西方人了解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是处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合作，所以翻译这篇文章是非常有价值，“信赖”就建立起来了。
2.侵入。侵入是指译者通过语言的外部表壳深入到原文本的内部当中去，要对原文本有深刻认识了解就必须侵入进去。译者要充分理解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背景才能翻译出与原文相一致的译文。译者在选词用字上也得好好甄选，译者要有一种积极的“侵入”意图进入原文。
3.吸收。在这一环节中，译者把自己对原著的理解输入到原著中去，作为阐释翻译的第三阶段，吸收是表达阶段。译者会将自己对于原文的理解融入到译文中去，然后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尽力使译文展现出它需要表达的内容。译者通过对原文意义的吸收，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原作者想要阐释表达的含义，从而让目标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4.补偿。由于文化的差异，张培基先生出于尽力传播中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常采用直译或加注的翻译策略，即实现了思想文化的交流，又不构成对原文本的过度损失，寻求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平衡点。原文在前三个步骤中被信赖、被侵入、被吸收，原文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保持译文与原文本有的一致性，就需要阐释翻译理论的最后一个步骤补偿。
三、结论
在翻译过程中，译本会受多方面的影响，译者首先要理解原文本再去表达。因为人类都有要理解的需求，但一开始的信任都会遭受原文本和读者的抵触和考验，本文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翻译理论的四步骤说明其对翻译的作用举足轻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的译者参照了四步骤，翻译出好的文本，让读者身临其中与读者有所沟通从而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参考文献：
[1]Steiner，George：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London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Steiner，George：Apres Babel：une poetique du dire et de la traduction，Paris，Albin Michel，1998，p.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