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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源于延安整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建国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随后波到其他领域，对当时及之后众多知识分子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浅析，并将老舍的命运穿插到运动中，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剖析，试图整体了解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关键词：知识分子 建国初期 思想改造运动 老舍
一、绪论
建国初期，国家建设急需人才，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性，引导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奉献力量，对于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必要进行思想方面的教育和改造。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此时的老舍怀抱着一腔热血踏上了回国的游轮，阴差阳错地赶上了这样一场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老舍之死”令人唏嘘不已，也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悲剧宿命的缩影，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思想改造运动的荒唐。老舍不会再回来了，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他的身体一同沉入太平湖底，每逢他的诞辰或忌日，人们还是会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倘若不能对死的意义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1]
二、选择用死亡来结束斗争的知识分子
建国之初，从海外回国的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并因其在艺术方面的突出贡献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参与政治本身无可厚非，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想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他对共产党的政府充满期待，想一展拳脚，但是对于创作的热情并没有合适的土壤供其发挥。
“有人说创作必须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似乎是说作家宜有绝对的自由，否则有碍创作。可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有没有绝对的自由呢？没有”。[2]作家协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创作，这使老舍不得不发出“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不是一个衙门。有衙门就有官僚主义。”并再次强调“实践百花齐放，首先就要取消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文学创作有它本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必须受到尊重”。[3]尊重的前提是不能干涉文学创作，运动中的老舍由浅入深陷入政治漩涡不能自拔。从运动的刚开始老舍就好像嗅到了不一样的韵味，他明显感觉到运动的开展方式定人怀疑，于是不再坚持自己的“自由”，开始有意识地躲避一些运动，“斗争右派，检查自己”，好想自己能免遭伤害。然而态度的转变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安静和认可，一场场的批斗逐渐把老舍推向生命的深渊。
老舍一生信奉基督教，显而易见，信仰没有能够拯救老舍，“要多活”的老舍也在那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初就匆匆的死于非命。1966年 8月24日，参加完批斗的老舍步入太平湖自尽，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仿佛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全在运动中被消耗殆尽，这是不被知识分子人格所接受的，所以无奈之下平静而坚定地选择了死亡。没有人知道，在老舍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坐在太平湖边都想了些什么。
这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使众多知名的知识分子波及其中，用死亡来结束一切者也不乏其人。除了老舍之外，知名的还有邓拓、杨朔、周瘦娟、闻捷，翦伯赞及夫人等，都在面对这场以思想改造为名的政治运动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面对政治的时候，不是奋起反击，不是低头沉思，而是选择用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方式来提前结束这一切。
三、政治改革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发展困境
建国初期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改革发展缓慢，要求共产党进行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政治上的身份确认就成了思想改造的一个诱因。因此，铲除旧文化、塑造新文化，进行思想方面的改造，就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事业。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由于不太懂政治，对于五十年代发动的政治运动，只是一味地迎合，积极参加批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毕竟老舍经历过沧桑世事，他深知上面派给他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于是不得不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政治处境中斡旋。但是他又不太懂得政治的运行方式，有时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简单，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他都要在一些运动的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老舍被迫做着一些有损于自己知识分子形象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知恩图报的心态不知疲倦的创作，但是他也有抱怨的时候：“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5]依然渴望創作甚于政治。
事情的发展不总是顺随人意，在批判胡风的政治斗争中，老舍写了一篇《看穿了胡风的心》，将胡风怒斥为“文坛的暴君！”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是表态居多，还是态度转变，相信读者见仁见智。难能可贵的是，据后来胡风夫人回忆：“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6]
老舍的死着实令人心酸。然而，作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表现可谓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几乎在最后都失去了自我，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其实，有很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像变色龙一样，在政治时运动中随政治风向改变着自己的颜色。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越来越看清运动的形势，也越来越能在面对斗争的时候尽量使自己的言行少受斗争的伤害。
四、众多知识分子面对思想改造运动的反应
时代造就的知识分子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但是处于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却普遍带有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这场席卷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几乎使每个知识分子都波及其中。从他们的政治表现中我们姑且可以给他们稍微区分一下类别：
以梁漱溟、马寅初、茅盾为代表的“失去自我者”。他们基本上始终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完全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在做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也并没有妨碍他们身体力行。他们并非真正的反动派，只是他们过于顺从。老舍曾说过，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意识形态。”[7]如果一味地顺从政治，终究可能失掉自我。 以叶圣陶、沈从文为代表的态度两端者。这部分人在运动的前后两个阶段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由刚开始对改造运动积极的批判到最后逆来顺受，不再固守自己的方向，放弃了思考。沈从文在运动的刚开始就感到极度苦闷，实則是因为他对运动持批判态度。但是解放初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又由于郭沫若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批沈从文，使沈从文感到“恐慌”。后期沈从文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在他看来是进不如退，与其占据一个作家的名分，还不如及早让路。
以季羡林、巴金为代表的后知后觉者。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和巴金的《随想录》集中反映了这类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思考。巴金1978年5月28日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中，仍然称受到了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的锻炼。只是越往后越幡然醒悟，看到了运动的伤害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出自己想象，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民族应该做出的政治运动，于是完成自己的作品以警示后人。
古今中外，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被政治玩弄的知识分子屡见不鲜，不过像中国这样整体沦陷确实也不多见。运动后出现的知识分子能与改造之前的“大家”相媲美的简直少之又少，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正如朱学东说：“没有了历史的传承和记忆，纵然是这些已经走进历史的先辈们的损失，而后来者更注定了在精神上漂泊无依，命运也难免多舛”。但是社会又是向前发展的，“四时有法度，人间有纲常。被颠倒的，总会反转，被污名的，也终会洗清”。[8]
五、结语
当年老舍的沉尸地现在已经被城市交通所覆盖，周围没有碑志，不知道每天来往这里忙碌的中国人是否能想到当年一代文豪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这场运动的经验。一是个体要保持政治敏锐性。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一股脑的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对身边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精神麻木，缺乏对政治的敏感性。二是政府改造需要科学方法。社会当然需要改造，但是如果方法运用不好，思想改造就会变为一种束缚人的手段。三是人类发展需要独立自由。独立性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目睹到，每当总体意识随心所欲地拒绝个性之时，就会不断地产生谬误。对于祖国的热爱和自身特点让他们有时作出了愚昧的决定。但是更要看到知识分子贸然站上政治舞台去参与政治本身的极大冒险性，他们面对政治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有时候才特别需要政治的关怀。无论是何种心态，我们无非是希望国家朝着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而国家反过来也应该爱惜自己的杰出人才。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傅光明，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导言.
[2] 老舍：创作的自由，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665.
[3] 老舍：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极其美好的百花齐放的园地，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73-474页.
[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5] 老舍.老舍全集[M].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51页.转引自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5页.
[6] 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96.
[7] 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46.
[8] 陈远.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序言2.
关键词：知识分子 建国初期 思想改造运动 老舍
一、绪论
建国初期，国家建设急需人才，为了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导性，引导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奉献力量，对于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必要进行思想方面的教育和改造。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此时的老舍怀抱着一腔热血踏上了回国的游轮，阴差阳错地赶上了这样一场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老舍之死”令人唏嘘不已，也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悲剧宿命的缩影，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思想改造运动的荒唐。老舍不会再回来了，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他的身体一同沉入太平湖底，每逢他的诞辰或忌日，人们还是会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倘若不能对死的意义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1]
二、选择用死亡来结束斗争的知识分子
建国之初，从海外回国的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并因其在艺术方面的突出贡献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参与政治本身无可厚非，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想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他对共产党的政府充满期待，想一展拳脚，但是对于创作的热情并没有合适的土壤供其发挥。
“有人说创作必须自由，不受任何干涉。这似乎是说作家宜有绝对的自由，否则有碍创作。可是世界上从古至今有没有绝对的自由呢？没有”。[2]作家协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干涉创作，这使老舍不得不发出“作家协会是作家之家，不是一个衙门。有衙门就有官僚主义。”并再次强调“实践百花齐放，首先就要取消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文学创作有它本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必须受到尊重”。[3]尊重的前提是不能干涉文学创作，运动中的老舍由浅入深陷入政治漩涡不能自拔。从运动的刚开始老舍就好像嗅到了不一样的韵味，他明显感觉到运动的开展方式定人怀疑，于是不再坚持自己的“自由”，开始有意识地躲避一些运动，“斗争右派，检查自己”，好想自己能免遭伤害。然而态度的转变并没有给老舍带来安静和认可，一场场的批斗逐渐把老舍推向生命的深渊。
老舍一生信奉基督教，显而易见，信仰没有能够拯救老舍，“要多活”的老舍也在那一场大风暴来临之初就匆匆的死于非命。1966年 8月24日，参加完批斗的老舍步入太平湖自尽，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仿佛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全在运动中被消耗殆尽，这是不被知识分子人格所接受的，所以无奈之下平静而坚定地选择了死亡。没有人知道，在老舍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坐在太平湖边都想了些什么。
这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使众多知名的知识分子波及其中，用死亡来结束一切者也不乏其人。除了老舍之外，知名的还有邓拓、杨朔、周瘦娟、闻捷，翦伯赞及夫人等，都在面对这场以思想改造为名的政治运动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面对政治的时候，不是奋起反击，不是低头沉思，而是选择用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方式来提前结束这一切。
三、政治改革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发展困境
建国初期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改革发展缓慢，要求共产党进行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政治上的身份确认就成了思想改造的一个诱因。因此，铲除旧文化、塑造新文化，进行思想方面的改造，就成了一件必须完成的事业。
老舍1950年回国以后，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由于不太懂政治，对于五十年代发动的政治运动，只是一味地迎合，积极参加批胡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斗争。毕竟老舍经历过沧桑世事，他深知上面派给他的差使只是些口吐八股的应酬，于是不得不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政治处境中斡旋。但是他又不太懂得政治的运行方式，有时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简单，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无论是否出于自愿，他都要在一些运动的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老舍被迫做着一些有损于自己知识分子形象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的老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知恩图报的心态不知疲倦的创作，但是他也有抱怨的时候：“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5]依然渴望創作甚于政治。
事情的发展不总是顺随人意，在批判胡风的政治斗争中，老舍写了一篇《看穿了胡风的心》，将胡风怒斥为“文坛的暴君！”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是表态居多，还是态度转变，相信读者见仁见智。难能可贵的是，据后来胡风夫人回忆：“胡风对老舍始终是尊重的、相信的，就是当时写的什么，胡风也没有当回事。倒是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胡风吃了一惊，说，‘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6]
老舍的死着实令人心酸。然而，作为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表现可谓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几乎在最后都失去了自我，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其实，有很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像变色龙一样，在政治时运动中随政治风向改变着自己的颜色。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越来越看清运动的形势，也越来越能在面对斗争的时候尽量使自己的言行少受斗争的伤害。
四、众多知识分子面对思想改造运动的反应
时代造就的知识分子往往带有时代的印记，但是处于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却普遍带有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这场席卷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几乎使每个知识分子都波及其中。从他们的政治表现中我们姑且可以给他们稍微区分一下类别：
以梁漱溟、马寅初、茅盾为代表的“失去自我者”。他们基本上始终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完全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在做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在他们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也并没有妨碍他们身体力行。他们并非真正的反动派，只是他们过于顺从。老舍曾说过，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意识形态。”[7]如果一味地顺从政治，终究可能失掉自我。 以叶圣陶、沈从文为代表的态度两端者。这部分人在运动的前后两个阶段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由刚开始对改造运动积极的批判到最后逆来顺受，不再固守自己的方向，放弃了思考。沈从文在运动的刚开始就感到极度苦闷，实則是因为他对运动持批判态度。但是解放初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又由于郭沫若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批沈从文，使沈从文感到“恐慌”。后期沈从文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在他看来是进不如退，与其占据一个作家的名分，还不如及早让路。
以季羡林、巴金为代表的后知后觉者。季羡林的《牛棚杂忆》和巴金的《随想录》集中反映了这类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思考。巴金1978年5月28日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中，仍然称受到了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的锻炼。只是越往后越幡然醒悟，看到了运动的伤害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出自己想象，也不是一个健康的民族应该做出的政治运动，于是完成自己的作品以警示后人。
古今中外，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被政治玩弄的知识分子屡见不鲜，不过像中国这样整体沦陷确实也不多见。运动后出现的知识分子能与改造之前的“大家”相媲美的简直少之又少，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正如朱学东说：“没有了历史的传承和记忆，纵然是这些已经走进历史的先辈们的损失，而后来者更注定了在精神上漂泊无依，命运也难免多舛”。但是社会又是向前发展的，“四时有法度，人间有纲常。被颠倒的，总会反转，被污名的，也终会洗清”。[8]
五、结语
当年老舍的沉尸地现在已经被城市交通所覆盖，周围没有碑志，不知道每天来往这里忙碌的中国人是否能想到当年一代文豪在这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这场运动的经验。一是个体要保持政治敏锐性。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一股脑的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对身边发生的一切置若罔闻、精神麻木，缺乏对政治的敏感性。二是政府改造需要科学方法。社会当然需要改造，但是如果方法运用不好，思想改造就会变为一种束缚人的手段。三是人类发展需要独立自由。独立性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目睹到，每当总体意识随心所欲地拒绝个性之时，就会不断地产生谬误。对于祖国的热爱和自身特点让他们有时作出了愚昧的决定。但是更要看到知识分子贸然站上政治舞台去参与政治本身的极大冒险性，他们面对政治往往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有时候才特别需要政治的关怀。无论是何种心态，我们无非是希望国家朝着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而国家反过来也应该爱惜自己的杰出人才。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傅光明，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导言.
[2] 老舍：创作的自由，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665.
[3] 老舍：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极其美好的百花齐放的园地，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73-474页.
[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5] 老舍.老舍全集[M].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51页.转引自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5页.
[6] 傅光明.老舍之死采访实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96.
[7] 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46.
[8] 陈远.负伤的知识人——民国人物评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序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