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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赵武平先生相约见面是在农历新年后刚刚开工的第一天，去的途中经过福州路，只见平日里卖旧书、画具与吃食的小店铺大多关着门，熟悉的街道因此显得有点陌生，却新鲜。正如将要见面的这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作为一个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在出版社的“前出版人”，对这位前辈的行事还真有点看不懂的新鲜感：身为资深出版人的赵武平，明明最了解“宣传”战略，却在去年末因为“《饥荒》回译”事件被媒体热追“一夜走红”的时候，主动选择了降温而不是乘热宣传，在电话里他的回答谦逊但坚定：“这个话题我最近说得太多了，我觉得过犹不及。而大家的很多提问，其实回答的人应该是老舍先生而不是我。”一个月后，《收获》杂志在2017年第一期上全文刊登了由他回译的《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后半部，以50余页、10余万字“原貌恢复”了这部“残缺”数十载的文学著作，至此，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终迎“完璧”，而之前广大读者和媒体对新译本的种种疑问和猜测也随之尘埃落地。
“赵武平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在研究老舍的领域里，因为人们看的都是美国的删减版，导致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四世同堂》，这个时候再作出评价对历史是比较公正的。”对于能在新年第一期杂志刊登这部作品，《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也非常感慨，程永新说，自己是去年11月上旬才知道赵武平赴美回译《饥荒》一事，“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给我发了条微信，说赵武平在做这件事情，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刊登他回译的东西，我马上回复说当然有兴趣。”由于《收获》是双月刊杂志，按原计划，刊登于2017年首期的稿件在当时已经有了通盘考虑，部分内容已在准备当中，但程永新当即决定刊登这后半部的《饥荒》，“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老舍的剧本《茶馆》就曾发表于《收获》杂志创刊号，时任《收获》杂志主编巴金与老舍的关系十分深厚。60年后，在老舍的著作进入公版期之际，《饥荒》后半部于《收获》杂志发表，这真是一件特别有缘分的事情”。
“废矿”之中亦有宝藏
虽然赵武平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老舍研究专家”，但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对于老舍先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年，“事实上除了先生的作品，我对他文学以外的生平更有兴趣”。赵武平回忆说，因为自己是英语专业出身，刚进译文出版社的时候，相关工作大多以翻译为主，因此接触到的国外的资料比较多。20年前，他在写作有关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时，对资料中有关老舍的一些内容产生了兴趣——据了解，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老舍曾应邀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年，在纽约期间，他结识了赛珍珠并成为了朋友，并且在1947年至1949年，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关于这部书的写作，老舍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大概因为这样的客观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老舍先生赴美志在文学，是为了将中国文学带到国际舞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文化输出”。“但我通过研究那一段时间他与友人的通信和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发现事实并不是那样的，老舍先生在美期间积极参与公众活动和演讲等社会活动，这让我产生了兴趣，想要更详细的了解老舍先生在美国的这段经历。”原来，因为“机缘巧合”，赵武平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上个世纪50年代跟踪调查赛珍珠的“秘密档案”，因为译者的天然敏感，赵武平对这些深入中国文化的“老外”们很感兴趣。“于是我就到官网上去翻看这些资料，把老舍的档案也调出来了”。从此，赵武平开始顺藤摸瓜，在美国寻找有关老舍先生的“蛛丝马迹”。
据赵武平介绍，老舍的档案分散在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等四五个地方，“我每年都会去一趟美国，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跑了这些地方，收集有关老舍先生的资料”。这个过程说起来轻巧，实际上却极其耗费时间精力，对此赵武平的朋友们也有不理解的，劝他说：“老舍先生的研究有这么多学者在做，做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犄角旮旯是没被人说透的？金矿都被人挖光了，你还抱着这废矿不放，何必呢？”但赵武平却恰恰对这“废矿”感兴趣，在他看来，作家的作品是其思想的投射，而思想的来源正是日常生活。比如老舍在美国写就的《饥荒》，写作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为何已经全部写完，却没有完整发表？现行本《四世同堂》都丢了哪些内容，为什么丢掉？这些问题都不是抱着文本研读就能找到答案的。
带着这样的坚持，赵武平一路追随着老舍先生的足迹，只要到美国就去寻访老舍曾经在美国生活过的每一个处所，“我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都要去美国，说起来还真的从来没有去过那些著名的购物场所和旅游胜地呢”。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5月，赵武平赴哥伦比亚大学，在巴特勒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看到老舍同赛珍珠和浦爱德围绕《四世同堂》等翻译所留下的许多信件；虽然没有具体关于《四世同堂》的资料，但从中获得了重要线索。2014年7月，赵武平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先后调阅到了11盒浦爱德档案，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细致研究，每天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面包，渴了就喝图书馆提供的白水，最终整理并研究完了标有《四世同堂》说明的数百页材料，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并确定了完整版的《饑荒》英译稿。“其实施莱辛格图书馆的规定是，这些资料都只能看完一盒归还之后，换取下一盒”，赵武平至今还记得自己拿到那一个个档案盒时的激动，伸出手来比划着大小——盒子并不大，外形也十分普通，但其中的珍藏却让赵武平如获至宝：“我那一周时间里每天一早就来调阅这堆档案，一翻一整天，一盒又一盒，很快图书管理员就认识我了，看到我就直接用小推车把全部11盒浦爱德档案全推给我了。”就这样，在各方的支持和协助下，在赵武平的执著坚持下，最终《饥荒》的完整稿得以重见天日——浦爱德档案在哈佛的编号是MC465，共11盒；《四世同堂》的英文译稿，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之名，打印在相当于A4纸张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纸上；文稿按先后顺序，每两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齐齐分组装于30个乳黄色的文件夹内。除了译稿，还有相关的信件、出版合同、老舍笔记（包括人物图、小羊圈胡同地形图等手稿和手绘）、信息卡片和一些书评零稿。一位中国作家的图书资料，能如此完好完善、井井有条地保存在异国的图书馆里，这一点令赵武平十分动容，他因此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回译，让老舍先生这部流落异国多年的作品能够真正“回家”，为祖国读者所阅。 回译，为了让《四世同堂》真正完璧
毫无疑问，此番找到了英文原稿虽然意义重大，但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它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还原老舍的著作。为此，赵武平近年来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众所周知，《四世同堂》是老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然而，我们目前所读到的通行版本其实是残本。这部长篇小说创作始于抗战后期，全书分为三部：《惶惑》《偷生》《饥荒》，老舍原计划总计写100节。因为时局动乱与身体疾病的影响，直到1945年，他才完成前两部的连载写作。此后，老舍在美国完成了第三部《饥荒》的创作。在此期间，老舍与美国作家浦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前两部和尚未发表的《饥荒》，译为英文后合成一册，交哈考特·布雷斯公司，以“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之名，删节后于1951年2月在纽约出版。而实际上，《饥荒》老舍一共写了36章，比原计划多出3章节。在他回国后，交与上海《小说》月刊刊出前1至20章，后16章不知何故并未发表。“文革”期间，《饥荒》手稿丢失，《四世同堂》的结局就此残缺。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时，只能由翻译家马小弥仿照老舍文笔，根据美国出版的《四世同堂》英文版回译了最后的13章节，才勉强凑齐出版——但是这并不是老舍的原稿，因为它是经过美国出版社和编辑动手术和大量删减后的节选本和删改本。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和儿子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里面详述了一些细节，也推测了一些原因。据家人回忆，《饥荒》的手稿并非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大十六开的厚厚的美国笔记本”中，本数很多，摞起来足有十几厘米高，《小说》杂志的连载就是根据这份手稿印刷的。1948年，老舍与出生于中国山东的美国人浦爱德合译《四世同堂》——然而据后来搜集到的浦爱德写给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信件，两人合作的过程有些奇特：浦爱德会听、说汉语却看不懂，老舍便一边把手稿念给她听，一边由她在打字机上用英文打出来。不过，老舍并非逐字逐句念的，有时省略几句，有时甚至省略相当大的段。信中还透露说，老舍曾因自己翻译“太慢”而苦恼，“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其他史料也显示，老舍曾怀疑过浦爱德的翻译水平，后来把译稿拿给赛珍珠看，赛珍珠大加赞赏，才定了下来。
然而在最后的出版环节，根据浦爱德的记载，译稿交给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Harcourt Brece）后，“编辑们做了某些删节，他们完整地删掉了一个角色，而他是我所特别喜欢的。他们认为有必要减少一些字数，以便压缩一下书的块头。对结尾没有做变动”。这个被完整删去的角色，应当是书中的常二爷。也就是说，于1951年出版的哈考特版《黄色风暴》，和老舍本人删定的浦爱德译本是有差别的。但尽管如此，它提供了偏差不多的走向，为后来马小弥回译后13段、补全整部《四世同堂》做出了很大贡献，让中国读者得以大致了解后续的情节和人物结局。因此，在《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一文末尾，胡絜青曾发表过一段感言：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这段话是当年针对马小弥的译本说的，不过稍作改动，亦可以看作是对今天赵武平的新译本的某种预言——毫无疑问，这个译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准确的版本，也是最符合老舍原意的版本。而在这个回译的过程中，赵武平为了能从一行行英文字母中还原出“老舍味儿”，更是以保护文物般的用心程度，完美诠释了回译中的“修旧如旧”。
从中文译为英文，又从英文译回中文，在翻译的术语里，叫做“回译”。回译很常见，但对老舍先生的作品进行回译，有不小的难度。老舍是公认的语言大师，行文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将京味儿锻造得炉火纯青，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化语言。回译最后的16段时，怎么模拟、复原老舍的“味儿”，是赵武平面临的问题。除了通读老舍作品、透彻了解老舍生平，在翻译过程中，赵武平还整理出了一份“老舍词汇表”，列出一些老舍语言特色字词：比如他发现老舍很爱用“假若”，很少用“如果”；又比如，“助援”而非“援助”、“自傲”而非“自豪”。有一些词，《四世同堂》里此前没出现过，反倒是在《骆驼祥子》里出现过，就也借过来，比如“撤了差”的说法。最终，整个回译过程中赵武平一共修订了四次译稿：第一次是字面保持一致，也就是“信”；后两次都是在琢磨文词，力求接近老舍的风貌，也就是“达”和“雅”；最后一次甚至是对标点符号的修订——赵武平发现，老舍喜欢用叹号，而英译稿里几乎没有，便相应做了些替换。“翻译老舍，犹如从事古代文物建筑修缮，需要修旧如旧，需要移步随行，不可擅越雷池。”本着这样的精神，赵武平最终使得这本流落海外近70年、曾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作，第一次将它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面前。
出版行业要赚一些钱，更要花一些钱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老舍作品回译事件中，赵武平为人们关注的身份无疑是一位成功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但事实上他更为主流的身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并且在这个领域他也做得相当不俗——比如早在2003年就深有远见地以一己之力直接联系到了米兰·昆德拉本尊，获得版权后在当年就卖出了300万的好业绩；比如曾亲赴基辛格办公室，说服他出版中文版自傳；比如一手引进并推红了日本新生代作家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甚至形成阅读现象，从此日本青春文学的引进出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一跃成为可以和欧美流行文学媲美的种类。
说到青山七惠和《一个人的好天气》，赵武平作为出版人其实很有感触。“《一个人的好天气》当时首印发行10万册，在纸质书销量式微的大趋势下，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一部日本80后小女生的作品，怎么会受到如此多中国读者的追捧？”但这个结果对于赵武平来说却在意料之中：这是一部“芥川奖”的获奖作品，这个奖是专门奖励没有创作经历的业余作家，它就像一个试金石，凡是被点到的作家，注定就会在文坛上留下来。“我们在引进这部作品的时候，作者青山七惠才二十四五岁。因此我们在关于是否引进这部作品的判断上，不能去问四十岁以上的编辑，而是要去问与青山七惠同龄的年轻编辑。”在赵武平看来，青山的作品中涉及到的内容折射出当前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即许多年轻人不愿投入全职工作而四处打工，宁愿做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想长大，不愿担负责任，无法独立，害怕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这种恐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的年轻人，因此容易产生阅读上的同感。“因此我认为什么样的书，由什么样的人来编，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的好天气》打响第一炮之后，赵武平又带领着他的日版书团队相继引进了《恋空》《君空》《裂舌》等日本新生代年轻作家的作品，无一不在国内年轻读者中引发购买热潮，销量好到令日本的同行惊叹，书稿来源也一下子拓展开来。但赵武平并没有因此改变最初亲赴东京谈版权时的诚恳态度，他依然亲自打理手上日本作者来中国时的接待与陪同——直到今天，青山七惠来上海参加活动，赵武平都会亲自接她，带她去吃街头巷尾的上海小吃；他也一直都会认真审阅同行推荐的“无名”作者的作品，如果心中认可，更是力排众议也要为其争取出版的机会。对此，赵武平表示无他，只是想尽一己之力，维护好的出版生态而已。
作为一名资深出版人，赵武平认为图书出版的资本运作也就是近十几年来才有的事情，但它的出现却使得整个出版业都在向追名逐利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以前，兰登书屋的早期出版人贝内特·塞夫做出版的年代，人们会认为，做出版是一个很严肃很文化的事情——当然大家觉得这里有钱赚，但是谁也不会说要从这里追求太多的利润，而是更多地把它视作一种文化行为或者艺术行为。但是90年代末，一些大的集团兼并了出版社，他们会把出版想象成有暴利的行业，也会用资本运作的方式来经营和管理出版社。于是出版社就越来越喜欢压宝——有热点的书稿人人去抢，而有潜力却无卖点的作者无人搭理。出版做成这样，也是太无趣了。”赵武平感慨这是个“出版不好玩”的时代，确实，近十年来，出版业的衰退是有目共睹的事，虽然其中夹杂着各种畅销书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但它们的背后无不铺满了未及上架就入库报废的炮灰。对此，赵武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版业的衰退跟这种压宝似的经营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现在大家都想拿到《哈利·波特》或者《魔戒》这样的书，想要把小买卖变成大生意，这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至少从我做起，我想要改变这个不良的生态。”
于是，在赵武平的提倡与示范下，译文的编辑们更愿意把作者看作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合伙人”，更不是“生产者”：在等待对方创作的过程中，编辑们常化身读者去支持、鼓励作者，舒解他们的焦虑而不是定时定量地催讨稿件；面对新人，编辑们的目光则是落在他的未来之路而不是眼前之利上。在赵武平的潜移默化下，出版社对于引进书目的选择也大大拓宽了视野，不再一味盯着国外的热门畅销书打版权大战，而是把关注点落在“冷门”的人文、社科甚至政治领域——这些书常常卖不出大利润，甚至有赔上本钱的风险，但国内只要还有人关心着世界、关心着人类，就总该有人为他们推开远眺外面世界的那扇窗。更有甚者，作为副社长的赵武平常常会对自己的团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今年已经赚到一些钱了吧？赚得差不多了，也该花掉一点了？”于是手下的编辑们就会心照不宣地知道，领导这是又找来什么卖不掉的高冷书了——却一定是本好书。“当然我们做出版肯定也是要追求利潤的，这无须讳言——就连坐飞机时安全提示上都会教你遇到危险先保存自己，再救助他人，出版社首先要养活自己，才能做得更多。”这一刻赵武平笑吟吟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沙发陷在成堆成堆的书里，他大概想把大实话说得赤裸裸一点，但话一出口就被一屋子的书温润了棱角，于是便也放弃了：“但当我们足够养活自己甚至养活得还不错时，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把原本可以变成收入的那部分变成‘投资’——投资给那些真正写出好作品或正在埋头努力的作者们，买他们的书，让他们可以用版税过上好生活，这样他们才会继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回报不是金钱，但作品才是出版业的生命。”
“赵武平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在研究老舍的领域里，因为人们看的都是美国的删减版，导致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评说。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四世同堂》，这个时候再作出评价对历史是比较公正的。”对于能在新年第一期杂志刊登这部作品，《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也非常感慨，程永新说，自己是去年11月上旬才知道赵武平赴美回译《饥荒》一事，“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给我发了条微信，说赵武平在做这件事情，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刊登他回译的东西，我马上回复说当然有兴趣。”由于《收获》是双月刊杂志，按原计划，刊登于2017年首期的稿件在当时已经有了通盘考虑，部分内容已在准备当中，但程永新当即决定刊登这后半部的《饥荒》，“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老舍的剧本《茶馆》就曾发表于《收获》杂志创刊号，时任《收获》杂志主编巴金与老舍的关系十分深厚。60年后，在老舍的著作进入公版期之际，《饥荒》后半部于《收获》杂志发表，这真是一件特别有缘分的事情”。
“废矿”之中亦有宝藏
虽然赵武平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老舍研究专家”，但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对于老舍先生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年，“事实上除了先生的作品，我对他文学以外的生平更有兴趣”。赵武平回忆说，因为自己是英语专业出身，刚进译文出版社的时候，相关工作大多以翻译为主，因此接触到的国外的资料比较多。20年前，他在写作有关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时，对资料中有关老舍的一些内容产生了兴趣——据了解，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老舍曾应邀在美国生活了将近4年，在纽约期间，他结识了赛珍珠并成为了朋友，并且在1947年至1949年，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关于这部书的写作，老舍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大概因为这样的客观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老舍先生赴美志在文学，是为了将中国文学带到国际舞台，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文化输出”。“但我通过研究那一段时间他与友人的通信和当地媒体的相关报道，发现事实并不是那样的，老舍先生在美期间积极参与公众活动和演讲等社会活动，这让我产生了兴趣，想要更详细的了解老舍先生在美国的这段经历。”原来，因为“机缘巧合”，赵武平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上个世纪50年代跟踪调查赛珍珠的“秘密档案”，因为译者的天然敏感，赵武平对这些深入中国文化的“老外”们很感兴趣。“于是我就到官网上去翻看这些资料，把老舍的档案也调出来了”。从此，赵武平开始顺藤摸瓜，在美国寻找有关老舍先生的“蛛丝马迹”。
据赵武平介绍，老舍的档案分散在包括纽约公共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等四五个地方，“我每年都会去一趟美国，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跑了这些地方，收集有关老舍先生的资料”。这个过程说起来轻巧，实际上却极其耗费时间精力，对此赵武平的朋友们也有不理解的，劝他说：“老舍先生的研究有这么多学者在做，做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犄角旮旯是没被人说透的？金矿都被人挖光了，你还抱着这废矿不放，何必呢？”但赵武平却恰恰对这“废矿”感兴趣，在他看来，作家的作品是其思想的投射，而思想的来源正是日常生活。比如老舍在美国写就的《饥荒》，写作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为何已经全部写完，却没有完整发表？现行本《四世同堂》都丢了哪些内容，为什么丢掉？这些问题都不是抱着文本研读就能找到答案的。
带着这样的坚持，赵武平一路追随着老舍先生的足迹，只要到美国就去寻访老舍曾经在美国生活过的每一个处所，“我这些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年都要去美国，说起来还真的从来没有去过那些著名的购物场所和旅游胜地呢”。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5月，赵武平赴哥伦比亚大学，在巴特勒图书馆古籍善本部看到老舍同赛珍珠和浦爱德围绕《四世同堂》等翻译所留下的许多信件；虽然没有具体关于《四世同堂》的资料，但从中获得了重要线索。2014年7月，赵武平再次赴美，在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先后调阅到了11盒浦爱德档案，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细致研究，每天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面包，渴了就喝图书馆提供的白水，最终整理并研究完了标有《四世同堂》说明的数百页材料，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并确定了完整版的《饑荒》英译稿。“其实施莱辛格图书馆的规定是，这些资料都只能看完一盒归还之后，换取下一盒”，赵武平至今还记得自己拿到那一个个档案盒时的激动，伸出手来比划着大小——盒子并不大，外形也十分普通，但其中的珍藏却让赵武平如获至宝：“我那一周时间里每天一早就来调阅这堆档案，一翻一整天，一盒又一盒，很快图书管理员就认识我了，看到我就直接用小推车把全部11盒浦爱德档案全推给我了。”就这样，在各方的支持和协助下，在赵武平的执著坚持下，最终《饥荒》的完整稿得以重见天日——浦爱德档案在哈佛的编号是MC465，共11盒；《四世同堂》的英文译稿，冠以“FOUR GENERATIONS IN ONE HOUSE”之名，打印在相当于A4纸张大小的、薄近透明的白纸上；文稿按先后顺序，每两章，或三到五章，整整齐齐分组装于30个乳黄色的文件夹内。除了译稿，还有相关的信件、出版合同、老舍笔记（包括人物图、小羊圈胡同地形图等手稿和手绘）、信息卡片和一些书评零稿。一位中国作家的图书资料，能如此完好完善、井井有条地保存在异国的图书馆里，这一点令赵武平十分动容，他因此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回译，让老舍先生这部流落异国多年的作品能够真正“回家”，为祖国读者所阅。 回译，为了让《四世同堂》真正完璧
毫无疑问，此番找到了英文原稿虽然意义重大，但只是万里长征的开始，它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还原老舍的著作。为此，赵武平近年来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众所周知，《四世同堂》是老舍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然而，我们目前所读到的通行版本其实是残本。这部长篇小说创作始于抗战后期，全书分为三部：《惶惑》《偷生》《饥荒》，老舍原计划总计写100节。因为时局动乱与身体疾病的影响，直到1945年，他才完成前两部的连载写作。此后，老舍在美国完成了第三部《饥荒》的创作。在此期间，老舍与美国作家浦爱德合作，将《四世同堂》前两部和尚未发表的《饥荒》，译为英文后合成一册，交哈考特·布雷斯公司，以“The Yellow Storm”（《黄色风暴》）之名，删节后于1951年2月在纽约出版。而实际上，《饥荒》老舍一共写了36章，比原计划多出3章节。在他回国后，交与上海《小说》月刊刊出前1至20章，后16章不知何故并未发表。“文革”期间，《饥荒》手稿丢失，《四世同堂》的结局就此残缺。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时，只能由翻译家马小弥仿照老舍文笔，根据美国出版的《四世同堂》英文版回译了最后的13章节，才勉强凑齐出版——但是这并不是老舍的原稿，因为它是经过美国出版社和编辑动手术和大量删减后的节选本和删改本。
对此，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和儿子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里面详述了一些细节，也推测了一些原因。据家人回忆，《饥荒》的手稿并非写在稿纸上，而是写在“大十六开的厚厚的美国笔记本”中，本数很多，摞起来足有十几厘米高，《小说》杂志的连载就是根据这份手稿印刷的。1948年，老舍与出生于中国山东的美国人浦爱德合译《四世同堂》——然而据后来搜集到的浦爱德写给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信件，两人合作的过程有些奇特：浦爱德会听、说汉语却看不懂，老舍便一边把手稿念给她听，一边由她在打字机上用英文打出来。不过，老舍并非逐字逐句念的，有时省略几句，有时甚至省略相当大的段。信中还透露说，老舍曾因自己翻译“太慢”而苦恼，“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其他史料也显示，老舍曾怀疑过浦爱德的翻译水平，后来把译稿拿给赛珍珠看，赛珍珠大加赞赏，才定了下来。
然而在最后的出版环节，根据浦爱德的记载，译稿交给哈考特和布雷斯出版社（Harcourt Brece）后，“编辑们做了某些删节，他们完整地删掉了一个角色，而他是我所特别喜欢的。他们认为有必要减少一些字数，以便压缩一下书的块头。对结尾没有做变动”。这个被完整删去的角色，应当是书中的常二爷。也就是说，于1951年出版的哈考特版《黄色风暴》，和老舍本人删定的浦爱德译本是有差别的。但尽管如此，它提供了偏差不多的走向，为后来马小弥回译后13段、补全整部《四世同堂》做出了很大贡献，让中国读者得以大致了解后续的情节和人物结局。因此，在《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一文末尾，胡絜青曾发表过一段感言：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这段话是当年针对马小弥的译本说的，不过稍作改动，亦可以看作是对今天赵武平的新译本的某种预言——毫无疑问，这个译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准确的版本，也是最符合老舍原意的版本。而在这个回译的过程中，赵武平为了能从一行行英文字母中还原出“老舍味儿”，更是以保护文物般的用心程度，完美诠释了回译中的“修旧如旧”。
从中文译为英文，又从英文译回中文，在翻译的术语里，叫做“回译”。回译很常见，但对老舍先生的作品进行回译，有不小的难度。老舍是公认的语言大师，行文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将京味儿锻造得炉火纯青，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化语言。回译最后的16段时，怎么模拟、复原老舍的“味儿”，是赵武平面临的问题。除了通读老舍作品、透彻了解老舍生平，在翻译过程中，赵武平还整理出了一份“老舍词汇表”，列出一些老舍语言特色字词：比如他发现老舍很爱用“假若”，很少用“如果”；又比如，“助援”而非“援助”、“自傲”而非“自豪”。有一些词，《四世同堂》里此前没出现过，反倒是在《骆驼祥子》里出现过，就也借过来，比如“撤了差”的说法。最终，整个回译过程中赵武平一共修订了四次译稿：第一次是字面保持一致，也就是“信”；后两次都是在琢磨文词，力求接近老舍的风貌，也就是“达”和“雅”；最后一次甚至是对标点符号的修订——赵武平发现，老舍喜欢用叹号，而英译稿里几乎没有，便相应做了些替换。“翻译老舍，犹如从事古代文物建筑修缮，需要修旧如旧，需要移步随行，不可擅越雷池。”本着这样的精神，赵武平最终使得这本流落海外近70年、曾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作，第一次将它的真实面目展现在广大读者和研究者面前。
出版行业要赚一些钱，更要花一些钱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老舍作品回译事件中，赵武平为人们关注的身份无疑是一位成功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但事实上他更为主流的身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并且在这个领域他也做得相当不俗——比如早在2003年就深有远见地以一己之力直接联系到了米兰·昆德拉本尊，获得版权后在当年就卖出了300万的好业绩；比如曾亲赴基辛格办公室，说服他出版中文版自傳；比如一手引进并推红了日本新生代作家青山七惠，《一个人的好天气》甚至形成阅读现象，从此日本青春文学的引进出版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一跃成为可以和欧美流行文学媲美的种类。
说到青山七惠和《一个人的好天气》，赵武平作为出版人其实很有感触。“《一个人的好天气》当时首印发行10万册，在纸质书销量式微的大趋势下，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一部日本80后小女生的作品，怎么会受到如此多中国读者的追捧？”但这个结果对于赵武平来说却在意料之中：这是一部“芥川奖”的获奖作品，这个奖是专门奖励没有创作经历的业余作家，它就像一个试金石，凡是被点到的作家，注定就会在文坛上留下来。“我们在引进这部作品的时候，作者青山七惠才二十四五岁。因此我们在关于是否引进这部作品的判断上，不能去问四十岁以上的编辑，而是要去问与青山七惠同龄的年轻编辑。”在赵武平看来，青山的作品中涉及到的内容折射出当前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即许多年轻人不愿投入全职工作而四处打工，宁愿做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想长大，不愿担负责任，无法独立，害怕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这种恐惧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中国的年轻人，因此容易产生阅读上的同感。“因此我认为什么样的书，由什么样的人来编，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人的好天气》打响第一炮之后，赵武平又带领着他的日版书团队相继引进了《恋空》《君空》《裂舌》等日本新生代年轻作家的作品，无一不在国内年轻读者中引发购买热潮，销量好到令日本的同行惊叹，书稿来源也一下子拓展开来。但赵武平并没有因此改变最初亲赴东京谈版权时的诚恳态度，他依然亲自打理手上日本作者来中国时的接待与陪同——直到今天，青山七惠来上海参加活动，赵武平都会亲自接她，带她去吃街头巷尾的上海小吃；他也一直都会认真审阅同行推荐的“无名”作者的作品，如果心中认可，更是力排众议也要为其争取出版的机会。对此，赵武平表示无他，只是想尽一己之力，维护好的出版生态而已。
作为一名资深出版人，赵武平认为图书出版的资本运作也就是近十几年来才有的事情，但它的出现却使得整个出版业都在向追名逐利的方向大踏步前进：“以前，兰登书屋的早期出版人贝内特·塞夫做出版的年代，人们会认为，做出版是一个很严肃很文化的事情——当然大家觉得这里有钱赚，但是谁也不会说要从这里追求太多的利润，而是更多地把它视作一种文化行为或者艺术行为。但是90年代末，一些大的集团兼并了出版社，他们会把出版想象成有暴利的行业，也会用资本运作的方式来经营和管理出版社。于是出版社就越来越喜欢压宝——有热点的书稿人人去抢，而有潜力却无卖点的作者无人搭理。出版做成这样，也是太无趣了。”赵武平感慨这是个“出版不好玩”的时代，确实，近十年来，出版业的衰退是有目共睹的事，虽然其中夹杂着各种畅销书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但它们的背后无不铺满了未及上架就入库报废的炮灰。对此，赵武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出版业的衰退跟这种压宝似的经营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现在大家都想拿到《哈利·波特》或者《魔戒》这样的书，想要把小买卖变成大生意，这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至少从我做起，我想要改变这个不良的生态。”
于是，在赵武平的提倡与示范下，译文的编辑们更愿意把作者看作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合伙人”，更不是“生产者”：在等待对方创作的过程中，编辑们常化身读者去支持、鼓励作者，舒解他们的焦虑而不是定时定量地催讨稿件；面对新人，编辑们的目光则是落在他的未来之路而不是眼前之利上。在赵武平的潜移默化下，出版社对于引进书目的选择也大大拓宽了视野，不再一味盯着国外的热门畅销书打版权大战，而是把关注点落在“冷门”的人文、社科甚至政治领域——这些书常常卖不出大利润，甚至有赔上本钱的风险，但国内只要还有人关心着世界、关心着人类，就总该有人为他们推开远眺外面世界的那扇窗。更有甚者，作为副社长的赵武平常常会对自己的团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今年已经赚到一些钱了吧？赚得差不多了，也该花掉一点了？”于是手下的编辑们就会心照不宣地知道，领导这是又找来什么卖不掉的高冷书了——却一定是本好书。“当然我们做出版肯定也是要追求利潤的，这无须讳言——就连坐飞机时安全提示上都会教你遇到危险先保存自己，再救助他人，出版社首先要养活自己，才能做得更多。”这一刻赵武平笑吟吟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沙发陷在成堆成堆的书里，他大概想把大实话说得赤裸裸一点，但话一出口就被一屋子的书温润了棱角，于是便也放弃了：“但当我们足够养活自己甚至养活得还不错时，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把原本可以变成收入的那部分变成‘投资’——投资给那些真正写出好作品或正在埋头努力的作者们，买他们的书，让他们可以用版税过上好生活，这样他们才会继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回报不是金钱，但作品才是出版业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