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在老北大开授“中国建筑史”，课讲完了，梁先生说：“为了应付公事，还得考一考，诸位说说怎么考好？”
　　堂下默然。先生鼓励道：“反正是应付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
　　仍然无人应答。梁先生恍然大悟：“请选课的举手。”眼看20多位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先生乐了，向台下作了一个大揖：“原来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一笑而散。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自从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要求“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老北大便成为欧美之外最吸引热血青年游学之圣地。
　　冯友兰读书时亲眼目睹：“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發，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
　　这就是为北大人津津乐道的“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有时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小饭馆，里外用膳价格一个样。
　　
　　“偷听生”
　　老北大，除了办理了正式手续的正科生、旁听生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偷听生”。按所听之学科，旁听生每学分每学期应缴学费１元。实验功课，每星期实验者，每学期缴费２元。不少生活贫困的青年如许钦文、胡也频、柔石，连旁听的手续也办不出，只好天天溜去蹭课。
　　张中行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水落石出，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古声律学的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末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
　　因偷听被赶出课堂的自然有之，但大部分教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教授愿意为偷听生奔走。许钦文最喜欢听豫才先生的课，周先生答应为他们向蔡校长说情办旁听生手续。
　　投稿屡次不中的沈从文，走投无路之下给北大的教授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信。令他喜出望外的是，郁达夫不仅慷慨解囊，还亲自指导他写作。在周作人、辜鸿铭等教授的资助与提携下，他渐为文学圈所接纳。
　　摘自《新民周刊》
　　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