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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用门神保护下来的字条
○张杰(北京)
老板：
×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红七师机炮连一排 条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特别的字条，那是60年前，红军经过四川省彭水县黄家坝时，留给老乡黄堂珍家的一张字条。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后恢复为“红二军团”）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冒雨攻打彭水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第十三旅1个营，俘敌400余人，占领该县城，随后进入贫穷的苗汉杂居的黄家坝地区。当时，那里的老百姓还不了解红军，加上当地反动政府的宣传，老百姓都吓得躲藏起来，镇上到处都空空荡荡的。饥肠辘辘的红三军第七师机炮连一排的战士们推门进了老乡黄堂珍家里，生起火，做了一顿饭，烧了他家几根柴火，用了几根大葱，吃了半坛咸菜。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临走时，一排的官兵们留下6升黄豆作为对这家不知道姓名的老乡的补偿，并写下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板上。当黄堂珍回来后，抬眼看见门上的字条，内心顿升敬意，随之捧起黄豆，情不自禁地感叹：红军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呀！他们与又杀又抢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于是，他决心将字条保存下来，作个永久的纪念。但由于字条纸薄，粘得又结实，揭下来又怕字条被撕破。但是，如果不揭下来，当地正处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他的性命和字条都难以保住。于是，黄堂珍买来一张门神画，贴在门板上，正好把字条盖上了。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黄堂珍都要小心翼翼地揭下旧门神画，换上一张新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堂珍精心地保护着字条，盼望着红军再回来，盼望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胜仗。
15年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黄堂珍揭去了门神画，露出了红军留下的字条。
1958年，当得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在筹备的消息，黄堂珍便主动把字条及门板交到涪陵军分区，后经成都军区展览办公室移交到军事博物馆。如今，这张字条已泛黄破损，但仍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现着当年红军严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精神风范。
高悬于泸定桥上的铁索
○张 杰（北京）
泸定桥是高悬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大渡河上的一座铁索悬桥。桥的主体由一个套一个粗铁环联成的13根长铁索和东西桥头台组成，长101.67米。这13根铁索代表着当时资助建桥的13个省。其中9根并排做底索，上铺木板构成桥面，宽3米，供人、马通行。另外4根两边各放两根做扶手。13根铁索固定在东西桥头台内落井中的卧龙桩上，桥中间没有任何固定物，就悬空吊在大渡河上。
当年中央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又遇天险大渡河。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道陡峻，水流湍急。蒋介石增派重兵把守大渡河渡口，声称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数万红军靠几只小船迅速过河是不可能的。于是，中革军委决定火速夺下大渡河上的泸定桥。红二师第四团接受飞夺泸定桥的任务后，两天之内急行军160公里，克服了大雨、迷雾、山高路险、饥饿疲劳等重重困难，于1935年5月29日晨消灭了泸定桥西岸的守敌，占领了西岸桥头阵地。
当时，铁索桥上的木板大部已被敌人撤走，只剩下13条光溜溜的铁索在大渡河上高悬着，下面就是咆哮着的大渡河。铁索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的西城门相接，两丈多高的城墙内驻守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筑满了坚固而严密的防御工事。下午4时，夺桥战斗开始了。红四团的司号员集中于岸边，一齐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全团集中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以第二连连长廖大珠为队长，由22名突击队员组成第一突击队，每人手中一支枪，背插大刀，12颗手榴弹缠满腰间，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摇晃着的铁索，勇猛地向对岸扑去。紧随其后的是王友才连长率领三连组成的第二梯队，他们除带着武器之外，每人还夹着一块木板，边铺桥面边前进。当突击队员们距东桥头越来越近时，守桥的敌人将煤油泼在还没来得及撤下的桥板上，并点火引燃。顿时，浓烟滚滚，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然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拦红军前进的步伐，廖大珠首先跳上正在燃烧的桥板，冲进火海。随后，突击队员们毫不畏惧地穿过火龙，高喊“冲啊”，带着满身的焦煳和火苗杀进泸定城。随即，王友才带领三连也冲进城里，短兵相接的巷战持续了两个小时，守城之敌大部被歼，少数敌人弃城逃跑。红四团胜利地攻占了泸定城，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通道。而后，中央红军主力数万人通过泸定桥，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彻底破灭。
为了宣传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歌颂红军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一段泸定桥上的铁索，共计24节，长3.18米，现陈列在“土地革命战争馆”。每当观众参观至此，都会驻足观看，为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所感染、所震撼。
红军爬雪山时用过的防滑器
○张 杰（北京）
当人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时，会看见一些长约8～9厘米，宽5～6厘米，近似于椭圆形的小铁器。仔细观察这些小铁器，它有四颗钉子，钉子多为尖状，个别为方形状。由于长久使用，有的钉子已经磨平了。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会在这里展出呢？
原来，这是当年红军在长征中翻越雪山时用的防滑器，俗名称“脚马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防滑器，它曾帮助红军爬过海拔数千米的雪山，在长征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雪山行军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行程之一。1935年6月间，中央红军在川康边地区翻越了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的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之西北、懋功之南、理县之西南，海拔4900余米，高入云霄，终年积雪，别说人上不去，就是鸟也不易飞过。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雪山挑战。他们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动的抬着走，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含一口雪，手拉着手艰难地向前迈进。他们利用铁铲子在冰雪上挖着踏雪孔，后面的人则沿着他们趟出的蜿蜒曲折的雪路往上爬。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红旗灼燃如火，雪映战旗，色彩分外鲜艳。然而，顷刻间，雪山突然变脸，犹如银蛇狂舞，狂风大作，乌云翻滚，大雪夹着核桃般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不少红军战士猝不及防，滑下雪山，转眼就消失了。但红军并没有被狂风暴雪所吓倒，他们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闯过了号称“神山”的雪山。此后，在7月上旬又相继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又称亚走夏山、马塘梁子）、仓德山（托罗岗）、打鼓山等大雪山。雪山地区的行程约31天，1350公里。
哈巴雪山是红二、六军团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后，北上西康甘孜途中，于1936年4月底翻越的一座大雪山。哈巴雪山海拔5300米，雪峰林立，高耸云端，峡谷陡峭异常，很难通行。尽管如此，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还是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把哈巴雪山踩在了脚下。
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在所途经的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四省内，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共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红桥山、折多山、巴郎山是一次经过。红桥山海拔4592米，常年被云雾笼罩，根本看不见山顶。山上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又狂风大作，暴雨挟着冰雹一齐袭击。当接近山顶时，大雨又变成了鹅毛大雪，柳絮一般在天空飞舞，覆盖了前进的道路。但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终于征服了这几座4000多米的高山。
在翻越雪山中，红军指战员认真总结爬雪山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克服滑的问题，是减少伤亡、顺利前行的重要条件。为解决这个问题，防滑器便应运而生了。从此，防滑器就成了红军在翻越雪山时必备的简易工具，红军战士把防滑器绑在脚上，过雪山时就稳当多了，大大加快了行军速度，并减少了因滑倒失足跌入雪山深渊的危险。
这些防滑器（脚马子）帮助红军克服了大自然的艰难险阻，成为长征中的“功臣”，所以被许多红军战士保存下来，1958年由成都军区征集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一块饱含官兵深情的雨布
○张 杰（北京）
雨布在日常生活中是再普通不过的用品，但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却往往承载着不同寻常的内容。
汪立发，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在随军长征时，双腿不幸负伤。进入雪山后，由于气候寒冷，衣着单薄，他那本已负伤的双腿得了冻疮。部队行进至甘孜，他双腿上的伤口不断淌着血水，腿脚肿得老粗，还伴随着高烧，不能行走。汪立发怕连累了战友，想留在行军路上，不再给部队添麻烦。但他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坚决不肯留下他，硬是用担架抬着他进入了草地。
一天夜里，一团团黑云在天空中翻滚着，伴随着沉闷的雷声，下起了大雨。战友们把被单拉起来，在汪立发的担架上方挡雨。雨大了，战友们又用仅有的一小块雨布盖上了他的双腿。然而，无情的大雨不仅淋湿了被单，使被单篷里下起中雨，还不时地从侧面潲雨。夜深了，雨还没有停，大家在雨中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候，汪立发忽然从迷梦中醒来，眼前一位有着熟悉面容的人正眉头紧锁地蹲在他身边。原来是后勤供给部的部长。汪立发赶忙欠起身来叫了声：“首长好！”部长抚摸着汪立发发烫的前额，关切地问：“吃东西了没有？”“吃了！”部长俯下身查看他的伤口，心疼地说：“这么大的雨就这么一小块雨布怎么行呢？”顺手将自己身上披着的一块大雨布抽下来，不容汪立发多说，把他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盖裹起来，随后转身消失在大雨之中。此时，裹在雨布中的汪立发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两行热泪流出了眼窝。
经过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和战友们的精心照料，汪立发的腿伤渐渐地好起来，他终于走出了草地。正当他要将那块为他遮风挡雨送来温暖的雨布还给部长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部长还没有走出草地，就光荣牺牲了。
从此，这块饱含官兵深情的雨布，就成为汪立发永久的纪念。它时常使汪立发回忆起艰苦的战争年代，感念红军队伍中官兵之间的深情和战友之间的厚爱，这成为鼓舞和激励汪立发忘我工作的力量源泉。为了让红军部队官爱兵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汪立发将这块雨布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使其成为能代代相传的无字的教科书。
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张 杰（北京）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最初携带和配备的一些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无几，山炮只剩一门。这门炮编号为587，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其正名叫“七生五过山炮”（生，是长度单位厘米—centimetre的音译名。七生五即7.5cm），是上海兵工厂于1927年制造的，口径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初速为280米/秒（榴弹），最大射程为4300米。这种炮在山炮一族里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这门炮却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
1935年2月，湘鄂两省国民党军调集80多个团11万余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术，向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发起进攻。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近两个月后，决定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北渡长江，去创建新的苏区。4月12日，红军离开集结地塔卧、龙家塞，经陈家河等地向北转移。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企图切断红军北移的通道，令第一七二旅从桑植出发，截击红军。当该敌进至陈家河时，红军抓住其立足未稳、态势孤立的有利时机，一举将其全歼。陈耀汉接到第一七二旅告急的消息后，亲率师部及第一七四旅大部增援。可途中得知，第一七二旅已被全歼，遂慌忙回窜。此时，正凯旋而归的红军获悉陈耀汉率部在桃子溪宿营，便急行军发起突袭，痛快淋漓地打他个措手不及，将其全歼。此战，红军缴获2门山炮，587号山炮就是其中之一。此后，这门山炮为红军所用，曾在忠堡、板栗园等战斗中立下大功。战士们说：山炮一响，便是为我们胜利奏响了凯歌。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取得了辉煌战果，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于是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开始更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决定突围。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山炮便随着红二、六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踏上了漫漫征途。征战中，红军将士突破乌江、转战乌蒙山、抢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它也与红军战士一道冲破了人间罕见的艰难险阻，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带着它，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人抬马驮。特别在过草地时，那里的沼泽密布，一旦踩上去就会慢慢地沉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山炮太沉，没法抬过去，战士们就将炮拆卸开，分散着连抬带背，过了艰难的路程后再组装起来。红军战士牺牲了一个又一个，可抬炮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硬是把它抬到了陕北。
全国解放以后，贺龙元帅常常忆起那门曾经为红军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山炮。1959年，当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热火朝天地筹建的时候，贺龙下令寻找这门山炮。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它，并把它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使人们从它身上时时感悟着红军那撼天动地的长征精神。
传递军情的“六面密印”
○刘中刚（北京）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里，陈列着一枚“六面密印”，时称“六面内章”，木质，印的6面均刻有花纹，其中5面花纹相似，另有一面虽四周有花纹，但中间没有印铭。就是这面看起来很小巧的密印，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浙南游击区起着非常关键的秘密联络的作用，也充分反映出斗争环境的艰苦和残酷，体现着红军指挥员高超的斗争策略和指挥艺术。
1934年7月，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减轻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由于孤军深入，红十军团于1935年1月遭到重创。余部组成挺进师，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任师政治委员、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任政治委员会书记。挺进师成立时，“人数五百三十八，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党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显然，以500余人的队伍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浙江进行游击战争，相当危险、复杂。
“六面密印”也正是诞生于这残酷的斗争环境之中。挺进师为了坚持游击战争，不仅仅要面对恶劣的斗争环境，面对国民党军接二连三的“过剿”和“清剿”，还要不断面对来自内部的叛徒。在当时通讯技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顺利地把我情、敌情和相关的命令、指示等上通下达，必须要考虑和应付一切可能。正因此，在以人力传达“口信”的同时，必须也要有相应的凭证来证实“口信”的真实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六面密印”——一种在特殊斗争环境下的联络方式产生了。
1935年8月，挺进师已经发展到5个纵队，加上地方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约2000余人。挺进师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9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部由浙江金华进驻丽水，其所属各师分途到达遂昌、松阳、龙泉、去和一带构筑松云龙外围封锁线，及遂昌经东需至龙泉之纵封锁线，拟按计划“清剿”挺进师。
为了对付这次来势汹汹的“清剿”，红军挺进师政委刘英于14日派专人呈送密印至泰南区，同时附有一封该密印使用方法的说明：
“泰南区党区委、政府，二位同志：本日我交本队伍手六面内章一颗，付尔区要急应用，内有空面填名字一个，不是大急不要用空面。用别面，即有苏干队到区；有空面印到，即有大队伍来，此印不可失落。如有白匪进功（攻），加盖空面印，到，无论何处，即有大队伍来的。切切为要。
专此顺达 祝尔平安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第七军团刘英亲付”
密印在当时的环境中，为取得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9月21日，国民党军进攻泰南区，泰南区便使用密印发出了紧急调令：
“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调到泰南区希马上到达紧急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调令中“霞”“鼎”“泰”分别指霞浦（福建境内）、福鼎（今属福建省福鼎市）、泰顺（浙江境内）。调令上盖着纹面印，并加盖空面印，说明情况紧急。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接到调令后，马上赶赴泰南区，参加反“清剿”斗争。
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六面密印”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艰苦斗争的见证。
○张杰(北京)
老板：
×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大××××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红七师机炮连一排 条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特别的字条，那是60年前，红军经过四川省彭水县黄家坝时，留给老乡黄堂珍家的一张字条。
1934年5月8日，红三军（后恢复为“红二军团”）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冒雨攻打彭水县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第十三旅1个营，俘敌400余人，占领该县城，随后进入贫穷的苗汉杂居的黄家坝地区。当时，那里的老百姓还不了解红军，加上当地反动政府的宣传，老百姓都吓得躲藏起来，镇上到处都空空荡荡的。饥肠辘辘的红三军第七师机炮连一排的战士们推门进了老乡黄堂珍家里，生起火，做了一顿饭，烧了他家几根柴火，用了几根大葱，吃了半坛咸菜。为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临走时，一排的官兵们留下6升黄豆作为对这家不知道姓名的老乡的补偿，并写下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板上。当黄堂珍回来后，抬眼看见门上的字条，内心顿升敬意，随之捧起黄豆，情不自禁地感叹：红军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呀！他们与又杀又抢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于是，他决心将字条保存下来，作个永久的纪念。但由于字条纸薄，粘得又结实，揭下来又怕字条被撕破。但是，如果不揭下来，当地正处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他的性命和字条都难以保住。于是，黄堂珍买来一张门神画，贴在门板上，正好把字条盖上了。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黄堂珍都要小心翼翼地揭下旧门神画，换上一张新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黄堂珍精心地保护着字条，盼望着红军再回来，盼望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打胜仗。
15年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黄堂珍揭去了门神画，露出了红军留下的字条。
1958年，当得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在筹备的消息，黄堂珍便主动把字条及门板交到涪陵军分区，后经成都军区展览办公室移交到军事博物馆。如今，这张字条已泛黄破损，但仍向前来参观的人们展现着当年红军严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精神风范。
高悬于泸定桥上的铁索
○张 杰（北京）
泸定桥是高悬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大渡河上的一座铁索悬桥。桥的主体由一个套一个粗铁环联成的13根长铁索和东西桥头台组成，长101.67米。这13根铁索代表着当时资助建桥的13个省。其中9根并排做底索，上铺木板构成桥面，宽3米，供人、马通行。另外4根两边各放两根做扶手。13根铁索固定在东西桥头台内落井中的卧龙桩上，桥中间没有任何固定物，就悬空吊在大渡河上。
当年中央红军在巧渡金沙江后，又遇天险大渡河。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河道陡峻，水流湍急。蒋介石增派重兵把守大渡河渡口，声称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下，数万红军靠几只小船迅速过河是不可能的。于是，中革军委决定火速夺下大渡河上的泸定桥。红二师第四团接受飞夺泸定桥的任务后，两天之内急行军160公里，克服了大雨、迷雾、山高路险、饥饿疲劳等重重困难，于1935年5月29日晨消灭了泸定桥西岸的守敌，占领了西岸桥头阵地。
当时，铁索桥上的木板大部已被敌人撤走，只剩下13条光溜溜的铁索在大渡河上高悬着，下面就是咆哮着的大渡河。铁索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的西城门相接，两丈多高的城墙内驻守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筑满了坚固而严密的防御工事。下午4时，夺桥战斗开始了。红四团的司号员集中于岸边，一齐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全团集中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以第二连连长廖大珠为队长，由22名突击队员组成第一突击队，每人手中一支枪，背插大刀，12颗手榴弹缠满腰间，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摇晃着的铁索，勇猛地向对岸扑去。紧随其后的是王友才连长率领三连组成的第二梯队，他们除带着武器之外，每人还夹着一块木板，边铺桥面边前进。当突击队员们距东桥头越来越近时，守桥的敌人将煤油泼在还没来得及撤下的桥板上，并点火引燃。顿时，浓烟滚滚，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然而，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拦红军前进的步伐，廖大珠首先跳上正在燃烧的桥板，冲进火海。随后，突击队员们毫不畏惧地穿过火龙，高喊“冲啊”，带着满身的焦煳和火苗杀进泸定城。随即，王友才带领三连也冲进城里，短兵相接的巷战持续了两个小时，守城之敌大部被歼，少数敌人弃城逃跑。红四团胜利地攻占了泸定城，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条通道。而后，中央红军主力数万人通过泸定桥，胜利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变为第二个石达开的梦想彻底破灭。
为了宣传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歌颂红军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一段泸定桥上的铁索，共计24节，长3.18米，现陈列在“土地革命战争馆”。每当观众参观至此，都会驻足观看，为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勇事迹所感染、所震撼。
红军爬雪山时用过的防滑器
○张 杰（北京）
当人们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土地革命战争馆”时，会看见一些长约8～9厘米，宽5～6厘米，近似于椭圆形的小铁器。仔细观察这些小铁器，它有四颗钉子，钉子多为尖状，个别为方形状。由于长久使用，有的钉子已经磨平了。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会在这里展出呢？
原来，这是当年红军在长征中翻越雪山时用的防滑器，俗名称“脚马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防滑器，它曾帮助红军爬过海拔数千米的雪山，在长征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雪山行军是红军长征中最艰苦的行程之一。1935年6月间，中央红军在川康边地区翻越了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的大雪山──夹金山。
夹金山位于四川宝兴之西北、懋功之南、理县之西南，海拔4900余米，高入云霄，终年积雪，别说人上不去，就是鸟也不易飞过。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雪山挑战。他们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动的抬着走，饿了啃一口干粮，渴了含一口雪，手拉着手艰难地向前迈进。他们利用铁铲子在冰雪上挖着踏雪孔，后面的人则沿着他们趟出的蜿蜒曲折的雪路往上爬。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头看，脚底下也有人。红旗灼燃如火，雪映战旗，色彩分外鲜艳。然而，顷刻间，雪山突然变脸，犹如银蛇狂舞，狂风大作，乌云翻滚，大雪夹着核桃般大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不少红军战士猝不及防，滑下雪山，转眼就消失了。但红军并没有被狂风暴雪所吓倒，他们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闯过了号称“神山”的雪山。此后，在7月上旬又相继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又称亚走夏山、马塘梁子）、仓德山（托罗岗）、打鼓山等大雪山。雪山地区的行程约31天，1350公里。
哈巴雪山是红二、六军团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后，北上西康甘孜途中，于1936年4月底翻越的一座大雪山。哈巴雪山海拔5300米，雪峰林立，高耸云端，峡谷陡峭异常，很难通行。尽管如此，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还是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把哈巴雪山踩在了脚下。
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在所途经的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四省内，翻越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共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红桥山、折多山、巴郎山是一次经过。红桥山海拔4592米，常年被云雾笼罩，根本看不见山顶。山上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骄阳似火，时而又狂风大作，暴雨挟着冰雹一齐袭击。当接近山顶时，大雨又变成了鹅毛大雪，柳絮一般在天空飞舞，覆盖了前进的道路。但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终于征服了这几座4000多米的高山。
在翻越雪山中，红军指战员认真总结爬雪山的经验教训，一致认为克服滑的问题，是减少伤亡、顺利前行的重要条件。为解决这个问题，防滑器便应运而生了。从此，防滑器就成了红军在翻越雪山时必备的简易工具，红军战士把防滑器绑在脚上，过雪山时就稳当多了，大大加快了行军速度，并减少了因滑倒失足跌入雪山深渊的危险。
这些防滑器（脚马子）帮助红军克服了大自然的艰难险阻，成为长征中的“功臣”，所以被许多红军战士保存下来，1958年由成都军区征集并送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一块饱含官兵深情的雨布
○张 杰（北京）
雨布在日常生活中是再普通不过的用品，但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情况下，却往往承载着不同寻常的内容。
汪立发，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在随军长征时，双腿不幸负伤。进入雪山后，由于气候寒冷，衣着单薄，他那本已负伤的双腿得了冻疮。部队行进至甘孜，他双腿上的伤口不断淌着血水，腿脚肿得老粗，还伴随着高烧，不能行走。汪立发怕连累了战友，想留在行军路上，不再给部队添麻烦。但他那些亲如手足的战友们坚决不肯留下他，硬是用担架抬着他进入了草地。
一天夜里，一团团黑云在天空中翻滚着，伴随着沉闷的雷声，下起了大雨。战友们把被单拉起来，在汪立发的担架上方挡雨。雨大了，战友们又用仅有的一小块雨布盖上了他的双腿。然而，无情的大雨不仅淋湿了被单，使被单篷里下起中雨，还不时地从侧面潲雨。夜深了，雨还没有停，大家在雨中进入了梦乡。不知什么时候，汪立发忽然从迷梦中醒来，眼前一位有着熟悉面容的人正眉头紧锁地蹲在他身边。原来是后勤供给部的部长。汪立发赶忙欠起身来叫了声：“首长好！”部长抚摸着汪立发发烫的前额，关切地问：“吃东西了没有？”“吃了！”部长俯下身查看他的伤口，心疼地说：“这么大的雨就这么一小块雨布怎么行呢？”顺手将自己身上披着的一块大雨布抽下来，不容汪立发多说，把他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盖裹起来，随后转身消失在大雨之中。此时，裹在雨布中的汪立发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两行热泪流出了眼窝。
经过医护人员的积极治疗和战友们的精心照料，汪立发的腿伤渐渐地好起来，他终于走出了草地。正当他要将那块为他遮风挡雨送来温暖的雨布还给部长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部长还没有走出草地，就光荣牺牲了。
从此，这块饱含官兵深情的雨布，就成为汪立发永久的纪念。它时常使汪立发回忆起艰苦的战争年代，感念红军队伍中官兵之间的深情和战友之间的厚爱，这成为鼓舞和激励汪立发忘我工作的力量源泉。为了让红军部队官爱兵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汪立发将这块雨布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使其成为能代代相传的无字的教科书。
红军长征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山炮
○张 杰（北京）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最初携带和配备的一些重型武器装备已所剩无几，山炮只剩一门。这门炮编号为587，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其正名叫“七生五过山炮”（生，是长度单位厘米—centimetre的音译名。七生五即7.5cm），是上海兵工厂于1927年制造的，口径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初速为280米/秒（榴弹），最大射程为4300米。这种炮在山炮一族里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这门炮却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
1935年2月，湘鄂两省国民党军调集80多个团11万余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术，向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发起进攻。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近两个月后，决定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北渡长江，去创建新的苏区。4月12日，红军离开集结地塔卧、龙家塞，经陈家河等地向北转移。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企图切断红军北移的通道，令第一七二旅从桑植出发，截击红军。当该敌进至陈家河时，红军抓住其立足未稳、态势孤立的有利时机，一举将其全歼。陈耀汉接到第一七二旅告急的消息后，亲率师部及第一七四旅大部增援。可途中得知，第一七二旅已被全歼，遂慌忙回窜。此时，正凯旋而归的红军获悉陈耀汉率部在桃子溪宿营，便急行军发起突袭，痛快淋漓地打他个措手不及，将其全歼。此战，红军缴获2门山炮，587号山炮就是其中之一。此后，这门山炮为红军所用，曾在忠堡、板栗园等战斗中立下大功。战士们说：山炮一响，便是为我们胜利奏响了凯歌。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取得了辉煌战果，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于是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开始更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决定突围。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山炮便随着红二、六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踏上了漫漫征途。征战中，红军将士突破乌江、转战乌蒙山、抢渡金沙江、翻雪山、过草地……它也与红军战士一道冲破了人间罕见的艰难险阻，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带着它，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人抬马驮。特别在过草地时，那里的沼泽密布，一旦踩上去就会慢慢地沉坠，越陷越深，难以自拔。山炮太沉，没法抬过去，战士们就将炮拆卸开，分散着连抬带背，过了艰难的路程后再组装起来。红军战士牺牲了一个又一个，可抬炮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硬是把它抬到了陕北。
全国解放以后，贺龙元帅常常忆起那门曾经为红军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山炮。1959年，当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热火朝天地筹建的时候，贺龙下令寻找这门山炮。几经波折，终于找到了它，并把它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使人们从它身上时时感悟着红军那撼天动地的长征精神。
传递军情的“六面密印”
○刘中刚（北京）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里，陈列着一枚“六面密印”，时称“六面内章”，木质，印的6面均刻有花纹，其中5面花纹相似，另有一面虽四周有花纹，但中间没有印铭。就是这面看起来很小巧的密印，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浙南游击区起着非常关键的秘密联络的作用，也充分反映出斗争环境的艰苦和残酷，体现着红军指挥员高超的斗争策略和指挥艺术。
1934年7月，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减轻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区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由于孤军深入，红十军团于1935年1月遭到重创。余部组成挺进师，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任师政治委员、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任政治委员会书记。挺进师成立时，“人数五百三十八，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党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是：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在浙江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显然，以500余人的队伍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浙江进行游击战争，相当危险、复杂。
“六面密印”也正是诞生于这残酷的斗争环境之中。挺进师为了坚持游击战争，不仅仅要面对恶劣的斗争环境，面对国民党军接二连三的“过剿”和“清剿”，还要不断面对来自内部的叛徒。在当时通讯技术并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顺利地把我情、敌情和相关的命令、指示等上通下达，必须要考虑和应付一切可能。正因此，在以人力传达“口信”的同时，必须也要有相应的凭证来证实“口信”的真实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六面密印”——一种在特殊斗争环境下的联络方式产生了。
1935年8月，挺进师已经发展到5个纵队，加上地方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约2000余人。挺进师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9月上旬，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部由浙江金华进驻丽水，其所属各师分途到达遂昌、松阳、龙泉、去和一带构筑松云龙外围封锁线，及遂昌经东需至龙泉之纵封锁线，拟按计划“清剿”挺进师。
为了对付这次来势汹汹的“清剿”，红军挺进师政委刘英于14日派专人呈送密印至泰南区，同时附有一封该密印使用方法的说明：
“泰南区党区委、政府，二位同志：本日我交本队伍手六面内章一颗，付尔区要急应用，内有空面填名字一个，不是大急不要用空面。用别面，即有苏干队到区；有空面印到，即有大队伍来，此印不可失落。如有白匪进功（攻），加盖空面印，到，无论何处，即有大队伍来的。切切为要。
专此顺达 祝尔平安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第七军团刘英亲付”
密印在当时的环境中，为取得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9月21日，国民党军进攻泰南区，泰南区便使用密印发出了紧急调令：
“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调到泰南区希马上到达紧急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调令中“霞”“鼎”“泰”分别指霞浦（福建境内）、福鼎（今属福建省福鼎市）、泰顺（浙江境内）。调令上盖着纹面印，并加盖空面印，说明情况紧急。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接到调令后，马上赶赴泰南区，参加反“清剿”斗争。
在艰苦的斗争条件下，“六面密印”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艰苦斗争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