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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之间的恩爱故事在中国一直被传为佳话，他们的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简单的生活上的结合，而是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的结合。正是在爱国精神的驱使下，身为学生的他俩因筹建、领导“觉悟社”走到了一起，由相识走向相知，再由相知走向相爱，共同缔造了一段美满的人间故事。
“觉悟社”成立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国人强烈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特权。不料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却开始了新一轮分赃，一番讨价还价之后，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意“四国首脑会议”决定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于5月3日传到北京，引起群情激愤，翌日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五四爱国运动。天津高校学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北京袭来的热浪，并立即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之中。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联合会”领导大家一面高喊“拒签和约，还我山东，打倒亲日派”，一边组织“护鲁义勇队”，开赴山东驱逐日本军队和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此时的周恩来刚刚从日本回到天津。他以最快的速度融入这场“启蒙与救亡”交相辉映的爱国运动之中，由于他表现突出，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6月下旬，周恩来接受了“学生联合会”委任，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力求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为此，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一次次提醒自己“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此间，他主办的报纸尖锐地抨击北洋军阀安福系控制的政府执行的内外政策，谴责媚日的山东镇守使马良对山东爱国运动的镇压。
此时的邓颖超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中，她和一群进步的青年女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活跃在天津的大街小巷。此间，邓颖超充分发挥了她的演讲和组织才能。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风雨交加，她常率领一群身穿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在街头向围观的群众讲高丽亡国的惨痛，讲袁世凯签订的卖国的“二十一条”，讲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她大声呼吁四万万同胞赶快醒悟，团结起来，不买日本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讲到动情处，她声泪俱下，感动了无数的听众。有一天，一个人力车夫把他当天挣到的三角钱捐给讲演队，要她们多印传单，让人人知道这些道理。邓颖超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1919年8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以醒目的标题《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等率队冒雨演讲》报道了年轻邓颖超的革命行动。
在号召民众增强爱国之心、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时，“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也积极配合，发动了数次进京请愿运动，要求北京政府的徐世昌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反对把胶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此外，他们还要求惩办枪杀参加爱国运动民众的凶手、媚日的山东镇守使——马良。不料，8月28日，请愿团部分成员遭到北京军警的逮捕。为声援被捕学生，周恩来等组织了在北京总统府门前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得到了首都几千民众的支持。游行示威持续三天，直至营救出被捕学生。
爱国学生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了革命觉悟和组织程度，“觉悟社”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觉悟社”成立的过程
1919年9月2日下午，周恩来和来京请愿的八个男女青年代表乘火车回津。一路上，大家谈着请愿过程中的风风雨雨，都感到热血沸腾。当谈到今后如何活动时，有人提出，应该更紧密地合作，可以考虑“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学生联合会”，以壮大组织，使之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周恩来在积极赞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不仅要把两个组织联合起来，还要把这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周恩来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根据火车上谈话的精神，同学们决定首先合作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觉悟社”，并于9月16日下午在天津草场庵召开了成立会议。会上周恩来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的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就要把那些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的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等全部加以铲除。”随后，周恩来建议与会人员介绍自己，其中站起来的一位小姑娘就是当时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师的邓颖超，那年她只有十五岁。
这一组织之所以以“觉悟社”命名，在《觉悟》杂志的宣言中，有明确的说明：“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蓬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在这种时期内，我们天津有些学生也本着这种感想，集合起来……这个集合的团体，遂叫它为‘觉悟’社。”
在筹备组织的过程中，双方公推周恩来为“觉悟社”的领导人，但他谦虚不肯担任，表示大家应该平等轮流负责。可是每次开会，社员们都推他为主席，尽管总要经过一番推让，但最后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说：“还是翔宇（周恩来字翔宇）来吧！”
在觉悟社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还提出了一个预先征询过大家意见的方案。要点是用白话文创办《觉悟》杂志，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理念，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批评社会生活，介绍名人言论，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的活动
“觉悟社”成立后，通过了许多开创性的决议。决议规定组织机构采取委员制，大家分工负责社内事务；决议规定对于新社员的加入，应该严格审核，必须有三名以上的社员介绍，并经全体社员同意；此外，为保持男女平等，规定发展社员时必须男女各一。在10月21日和11月21日两次通过的社员中，都是遵循一男一女的规定。后来因为请求入社的社员多了起来，又改用一种“社友”的方法。鉴于军阀镇压的严峻形势，并为爱国的行动做掩护，决议规定“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替个人对外的姓名”。社员抽到自己的号码后，用这个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用以通信或做笔名。邓颖超抽的是1号，取别名“逸豪”，周恩来抽到5号，取别名“伍豪”。
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即9月21日，李大钊被邀请至“觉悟社”。面对青年学生渴望的眼神，李大钊对其组织活动给予充分赞许，并鼓励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战后的妇人问题》三篇。这是社员们第一次相对全面地了解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此后，“觉悟社”又陆续邀请了蒋梦麟、罗家伦、钱玄同、周作人等知名学者前来指导。
在组织“觉悟社”内部运作的同时，社员一如既往地参加爱国请愿运动。此间，周恩来于9月25日注册成为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9月30日，他赴京参加全国学联会议，讨论发起解决山东前途的请愿运动，并于10月1日在总统府门前示威游行。不料，部分代表遭到逮捕。
为了营救被捕代表，回到天津后，周恩来火速以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联合北京学联，发动五万群众，于10月10日上午在南开大学大操场举行庆祝纪念武昌起义的“双十节”大会，会场高呼的“热血救国”、“抵制日货”、“一致对外，至死不屈”的口号响彻云霄。会后大家准备游行，但会场遭到警察包围，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由于事先布置周到，游行队伍顺利冲上大街，摇着各色旗帜，高呼“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迫于形势，军阀政府不得不于11月初释放了被捕的代表。
12月10日，天津学生爱国组织再次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将原来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合并，组成新的“学生联合会”。“新学联”各部门的负责人，都由男女学生各半共同担任，其中邓颖超当选为讲演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北京当局对民众不断增长的反日情绪感到非常恐惧，开始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针对这一情况，“觉悟社”例会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成立日货调查团，积极投入反日运动。1920年1月23日，当志愿者在市内一些店铺检查日货时，遭到一伙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了天津各社会团体的联合请愿，不料，当局逮捕了20名请愿者。
1月29日，天津各校男女学生3000人齐集东马路，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散发传单，进行街头讲演，并向省长提出六项条件。天津警察厅出动警力以暴力镇压，当场逮捕周恩来等4名代表，并造成60多人受伤。
“一·二九惨案”发生后，“觉悟社”设法取得各界舆论的支持以营救被捕的学生。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联相继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也在狱中以绝食对抗警察厅的暴行。得知周恩来等在狱中绝食，邓颖超焦急万分，火速组织了24名代表赶到天津警察厅质问厅长杨以德：“我们听说代表们已绝食，还听说商界代表尚文林因要探望生病难友李权，卫兵竟将尚君锁入木笼。如此惨无人道，我们实在放心不下，如不许我们代替坐牢，至少要求面见被拘留的代表。”杨以德无话可说，只得在警察厅内花园让被拘留的代表和邓颖超他们见面。
6月1日，周恩来与被捕的同志一起写信给进步律师刘崇佑，请求刘律师出庭辩护。7月6日至8日，审判厅开庭，法庭上，周恩来严词陈述当局的暴行，加上刘律师的精彩辩护，当局陷入全国舆论的一片指责之中。无奈之下，当局被迫于7月17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代表。顿时审判厅外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等在外面的邓颖超等学联、商会、各界联合会代表等一起上前，给周恩来、马骏等24位代表胸前佩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这时，周恩来紧握了一下邓颖超的手，说：“没有你们背着铺盖来坐牢，我们怎么能这样快地出来呢?谢谢你们，谢谢天津各界同胞。”
“觉悟社”成立伊始，内外工作异常繁忙，原定于1919年10月出版的《觉悟》杂志一拖再拖，直至1920年1月20日方才面世。在创刊号里，周恩来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发刊词《觉悟》，一是《觉悟的宣言》，明确地向社会宣示了刊物的宗旨。在第一期中，邓颖超也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一篇《为什么……？》。文中她以“革心”、“革新”的思想为指导，号召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懂得“平等、互助、博爱、追求自然美、远离腐败、追求高尚、放弃勾心斗角，踏踏实实做事”，可谓句句掷地有声。
“觉悟社”的走向
1920年8月，“觉悟社”召开年会。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的工作，对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梳理，最后由衷地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后各地产生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方能挽救危亡，改造旧的中国，并建议“觉悟社”全体社员前往北京请求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李大钊对“觉悟社”的主张深表赞成，并积极联系其他进步团体。8月26日，23个分别来自“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进步青年集会于北京陶然亭。邓颖超大大方方站出来，用明快、流利的语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宗旨和活动的情况。随后，周恩来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各地的进步团体只有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斗争才会更加有力。他建议，在座的团体首先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挽救国家。当天，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指导，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团结一致，改造中国。会后，发表了《联合改造的宣言》。
周恩来在坐牢期间，已被南开学校开除了学籍，恰巧这时国内正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决定远渡重洋，可是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和曾替周恩来等辩护的刘崇佑律师，都很欣赏周恩来的才华。他们各资助周恩来500元赴欧。刘清扬等部分家庭经济较好的“觉悟社”的成员也和周恩来一样先后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有部分成员坚持“到民间去，切切实实做点事”，走上了工作第一线。
1920年11月7日，伴随着法国“波尔多斯”号轮船的汽笛声，周恩来开始了又一轮异国他乡求学的历程。1922年，邓颖超开始了在国内一所小学任教的生涯。虽然“觉悟社”的骨干各走他乡，但他们仍时常保持书信来往。
在五四运动的急流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先进青年中杰出的领导人物。在“觉悟社”内部，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运动中，锻炼了各自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为以后进行党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因为年轻，因为爱国，他们由相识走向相知。周恩来的智慧、坚定和对事业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深深地打动了邓颖超的心；邓颖超在爱国运动中的热情、勇敢和坚忍不拔，在生活中的淳朴、端庄、待人以诚，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虽然天各一方，但彼此之间从未间断过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信息，交流着思想，延续着“觉悟社”工作期间结下的情谊，最终由相知走向相爱。
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奉调归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工作，并与同年8月8日与周恩来结婚，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爱情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他们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的结合。
“觉悟社”成立的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国人强烈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特权。不料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却开始了新一轮分赃，一番讨价还价之后，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意“四国首脑会议”决定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于5月3日传到北京，引起群情激愤，翌日爆发了举世瞩目的五四爱国运动。天津高校学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北京袭来的热浪，并立即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之中。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联合会”领导大家一面高喊“拒签和约，还我山东，打倒亲日派”，一边组织“护鲁义勇队”，开赴山东驱逐日本军队和发动抵制日货运动。此时的周恩来刚刚从日本回到天津。他以最快的速度融入这场“启蒙与救亡”交相辉映的爱国运动之中，由于他表现突出，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信任，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6月下旬，周恩来接受了“学生联合会”委任，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力求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为此，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一次次提醒自己“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此间，他主办的报纸尖锐地抨击北洋军阀安福系控制的政府执行的内外政策，谴责媚日的山东镇守使马良对山东爱国运动的镇压。
此时的邓颖超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中，她和一群进步的青年女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活跃在天津的大街小巷。此间，邓颖超充分发挥了她的演讲和组织才能。无论是炎炎烈日，还是风雨交加，她常率领一群身穿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在街头向围观的群众讲高丽亡国的惨痛，讲袁世凯签订的卖国的“二十一条”，讲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她大声呼吁四万万同胞赶快醒悟，团结起来，不买日本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讲到动情处，她声泪俱下，感动了无数的听众。有一天，一个人力车夫把他当天挣到的三角钱捐给讲演队，要她们多印传单，让人人知道这些道理。邓颖超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1919年8月1日的天津《益世报》以醒目的标题《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等率队冒雨演讲》报道了年轻邓颖超的革命行动。
在号召民众增强爱国之心、参加爱国运动的同时，“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也积极配合，发动了数次进京请愿运动，要求北京政府的徐世昌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反对把胶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此外，他们还要求惩办枪杀参加爱国运动民众的凶手、媚日的山东镇守使——马良。不料，8月28日，请愿团部分成员遭到北京军警的逮捕。为声援被捕学生，周恩来等组织了在北京总统府门前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得到了首都几千民众的支持。游行示威持续三天，直至营救出被捕学生。
爱国学生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了革命觉悟和组织程度，“觉悟社”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觉悟社”成立的过程
1919年9月2日下午，周恩来和来京请愿的八个男女青年代表乘火车回津。一路上，大家谈着请愿过程中的风风雨雨，都感到热血沸腾。当谈到今后如何活动时，有人提出，应该更紧密地合作，可以考虑“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学生联合会”，以壮大组织，使之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周恩来在积极赞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不仅要把两个组织联合起来，还要把这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周恩来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根据火车上谈话的精神，同学们决定首先合作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觉悟社”，并于9月16日下午在天津草场庵召开了成立会议。会上周恩来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的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就要把那些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的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等全部加以铲除。”随后，周恩来建议与会人员介绍自己，其中站起来的一位小姑娘就是当时就读于天津第一女师的邓颖超，那年她只有十五岁。
这一组织之所以以“觉悟社”命名，在《觉悟》杂志的宣言中，有明确的说明：“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蓬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在这种时期内，我们天津有些学生也本着这种感想，集合起来……这个集合的团体，遂叫它为‘觉悟’社。”
在筹备组织的过程中，双方公推周恩来为“觉悟社”的领导人，但他谦虚不肯担任，表示大家应该平等轮流负责。可是每次开会，社员们都推他为主席，尽管总要经过一番推让，但最后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说：“还是翔宇（周恩来字翔宇）来吧！”
在觉悟社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还提出了一个预先征询过大家意见的方案。要点是用白话文创办《觉悟》杂志，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理念，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批评社会生活，介绍名人言论，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的活动
“觉悟社”成立后，通过了许多开创性的决议。决议规定组织机构采取委员制，大家分工负责社内事务；决议规定对于新社员的加入，应该严格审核，必须有三名以上的社员介绍，并经全体社员同意；此外，为保持男女平等，规定发展社员时必须男女各一。在10月21日和11月21日两次通过的社员中，都是遵循一男一女的规定。后来因为请求入社的社员多了起来，又改用一种“社友”的方法。鉴于军阀镇压的严峻形势，并为爱国的行动做掩护，决议规定“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替个人对外的姓名”。社员抽到自己的号码后，用这个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用以通信或做笔名。邓颖超抽的是1号，取别名“逸豪”，周恩来抽到5号，取别名“伍豪”。
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即9月21日，李大钊被邀请至“觉悟社”。面对青年学生渴望的眼神，李大钊对其组织活动给予充分赞许，并鼓励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战后的妇人问题》三篇。这是社员们第一次相对全面地了解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此后，“觉悟社”又陆续邀请了蒋梦麟、罗家伦、钱玄同、周作人等知名学者前来指导。
在组织“觉悟社”内部运作的同时，社员一如既往地参加爱国请愿运动。此间，周恩来于9月25日注册成为南开大学的一名学生。9月30日，他赴京参加全国学联会议，讨论发起解决山东前途的请愿运动，并于10月1日在总统府门前示威游行。不料，部分代表遭到逮捕。
为了营救被捕代表，回到天津后，周恩来火速以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联合北京学联，发动五万群众，于10月10日上午在南开大学大操场举行庆祝纪念武昌起义的“双十节”大会，会场高呼的“热血救国”、“抵制日货”、“一致对外，至死不屈”的口号响彻云霄。会后大家准备游行，但会场遭到警察包围，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由于事先布置周到，游行队伍顺利冲上大街，摇着各色旗帜，高呼“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迫于形势，军阀政府不得不于11月初释放了被捕的代表。
12月10日，天津学生爱国组织再次进行了一次重大改组，将原来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合并，组成新的“学生联合会”。“新学联”各部门的负责人，都由男女学生各半共同担任，其中邓颖超当选为讲演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北京当局对民众不断增长的反日情绪感到非常恐惧，开始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针对这一情况，“觉悟社”例会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成立日货调查团，积极投入反日运动。1920年1月23日，当志愿者在市内一些店铺检查日货时，遭到一伙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了天津各社会团体的联合请愿，不料，当局逮捕了20名请愿者。
1月29日，天津各校男女学生3000人齐集东马路，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散发传单，进行街头讲演，并向省长提出六项条件。天津警察厅出动警力以暴力镇压，当场逮捕周恩来等4名代表，并造成60多人受伤。
“一·二九惨案”发生后，“觉悟社”设法取得各界舆论的支持以营救被捕的学生。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联相继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被捕学生也在狱中以绝食对抗警察厅的暴行。得知周恩来等在狱中绝食，邓颖超焦急万分，火速组织了24名代表赶到天津警察厅质问厅长杨以德：“我们听说代表们已绝食，还听说商界代表尚文林因要探望生病难友李权，卫兵竟将尚君锁入木笼。如此惨无人道，我们实在放心不下，如不许我们代替坐牢，至少要求面见被拘留的代表。”杨以德无话可说，只得在警察厅内花园让被拘留的代表和邓颖超他们见面。
6月1日，周恩来与被捕的同志一起写信给进步律师刘崇佑，请求刘律师出庭辩护。7月6日至8日，审判厅开庭，法庭上，周恩来严词陈述当局的暴行，加上刘律师的精彩辩护，当局陷入全国舆论的一片指责之中。无奈之下，当局被迫于7月17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代表。顿时审判厅外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等在外面的邓颖超等学联、商会、各界联合会代表等一起上前，给周恩来、马骏等24位代表胸前佩上“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这时，周恩来紧握了一下邓颖超的手，说：“没有你们背着铺盖来坐牢，我们怎么能这样快地出来呢?谢谢你们，谢谢天津各界同胞。”
“觉悟社”成立伊始，内外工作异常繁忙，原定于1919年10月出版的《觉悟》杂志一拖再拖，直至1920年1月20日方才面世。在创刊号里，周恩来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发刊词《觉悟》，一是《觉悟的宣言》，明确地向社会宣示了刊物的宗旨。在第一期中，邓颖超也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一篇《为什么……？》。文中她以“革心”、“革新”的思想为指导，号召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懂得“平等、互助、博爱、追求自然美、远离腐败、追求高尚、放弃勾心斗角，踏踏实实做事”，可谓句句掷地有声。
“觉悟社”的走向
1920年8月，“觉悟社”召开年会。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的工作，对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梳理，最后由衷地提出只有把五四运动后各地产生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方能挽救危亡，改造旧的中国，并建议“觉悟社”全体社员前往北京请求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李大钊对“觉悟社”的主张深表赞成，并积极联系其他进步团体。8月26日，23个分别来自“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的进步青年集会于北京陶然亭。邓颖超大大方方站出来，用明快、流利的语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宗旨和活动的情况。随后，周恩来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各地的进步团体只有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斗争才会更加有力。他建议，在座的团体首先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挽救国家。当天，李大钊在会上作了指导，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团结一致，改造中国。会后，发表了《联合改造的宣言》。
周恩来在坐牢期间，已被南开学校开除了学籍，恰巧这时国内正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决定远渡重洋，可是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和曾替周恩来等辩护的刘崇佑律师，都很欣赏周恩来的才华。他们各资助周恩来500元赴欧。刘清扬等部分家庭经济较好的“觉悟社”的成员也和周恩来一样先后远渡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有部分成员坚持“到民间去，切切实实做点事”，走上了工作第一线。
1920年11月7日，伴随着法国“波尔多斯”号轮船的汽笛声，周恩来开始了又一轮异国他乡求学的历程。1922年，邓颖超开始了在国内一所小学任教的生涯。虽然“觉悟社”的骨干各走他乡，但他们仍时常保持书信来往。
在五四运动的急流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先进青年中杰出的领导人物。在“觉悟社”内部，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运动中，锻炼了各自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为以后进行党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因为年轻，因为爱国，他们由相识走向相知。周恩来的智慧、坚定和对事业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深深地打动了邓颖超的心；邓颖超在爱国运动中的热情、勇敢和坚忍不拔，在生活中的淳朴、端庄、待人以诚，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虽然天各一方，但彼此之间从未间断过联系，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信息，交流着思想，延续着“觉悟社”工作期间结下的情谊，最终由相知走向相爱。
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干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奉调归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同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往广州工作，并与同年8月8日与周恩来结婚，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爱情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他们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