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大我八岁，是男子汉的代名词。
　　家里交不起学费，大姐读到初三上半年就辍学了。虽说那是1980年，但在我们黔北老家还是集体时代，要靠劳力挣得工分。大姐年龄太小，只能挣得一半工分，心里不服输，凡是大人能做的事，她都不落下，比如背粪、担粪。后来，队里看到她勤快吃苦，将工分加到大人的水平。
　　1981年春天，父亲劳动时不小心把脚给崴着了，不能行走。正是春耕时节，家里三分自留地无人耕种。母亲说去请人帮忙犁地，大姐听到后说：“不用请，我可以。”吃过早餐，大姐将父亲常用的犁铧扛在肩上，我牵着牛和她一起去犁地。自留地离家差不多一公里路程，一路走走歇歇才到达目的地。稍事休息，我们将犁具套在牛肩上，我在前边拉着牛，姐在后边按照父亲平时犁地的样子用力撑着犁铧。犁地毕竟是一项技术活儿，更是一项体力活儿。姐年轻，没有犁地的经验，只见犁铧一会儿往上冒，一会儿往深钻，一会儿犁空。才犁不一会儿，姐就满头大汗。我说：“姐，太累就不犁了。”姐说：“坚持一会儿就好了。”直到夕阳西下，姐才勉强将地犁完。回到家时，父母眼里饱含热泪，反倒是姐挺自豪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地犁好了。”
　　农忙空闲时，她会呆呆地看她贴在墙壁上的奖状。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排名前列，每一年都会获得不同类型的奖励。我那时体会不到她为什么要这样面对她的奖状？而今回过头来想，由于家庭的贫穷限制了她读书。可以想象，在当时社会结构和阶层状态的巨变下，出身贫苦的孩子和家境富裕的孩子，教育环境的先天差异特别大，这就决定了她今后的人生之路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一条通道，而这条通道在她身上越来越窄。出身低微的人，最初多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她向往改变现状。作为一个女孩子，这个现状就是嫁一个好男人。
　　媒人来说亲那天，下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姓王的大伯进家门客套一会儿后，直奔主题：“你们家老大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今天来是帮介绍个对象。”王姓大伯说话慢条斯理。父母一边听一边问询这家人的背景，王姓大伯也耐心地将情况一一介绍。就这样，大姐的约定婚姻便从这次说媒开始了。通过接触与了解，大姐觉得将来要嫁的这个人与媒人介绍的情况有出入。大姐先是反对、反抗、挣扎。父母一再做她工作，她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勉强接受了这门婚事。
　　1982年10月，是大姐出嫁的日子，她刚20岁。婚前，父亲东挪西凑，给大姐做了一套家具：大方桌、小木桌、衣柜、木箱子、长木凳、小方凳、梳妆镜，几床被子，两件新衣。那天，临近中午，鞭炮和唢呐声开始响起，亲朋好友也陆续赶来，场面十分热闹。父母在招呼客人，大姐与她的同伴在另一个房间哭泣，很是凄婉。我那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哭泣？是因为这段婚姻让她难受，还是有别的委屈？长大后才明白，那叫哭嫁。要离开娘家了，感叹无忧无虑的少女生活的結束，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时也是为人妻、为人母和人生转折的开始。
　　入夜后，我久久没有睡着。
　　婚后，大姐生活算是平稳，虽不富足，但相比过去在家里的日子，已算不错。几年后，大姐生下一男两女。后来的几年，我也和大姐走上了差不多的路，高二上半年就辍学了，只是，我选择穿上军装去到部队。从此，我与父母、与大姐天各一方。
　　生活往往不是想象中的可以平坦延伸，有时偏偏就会遇到一些挫折。事情还得回到前几年，她老公背叛她后，她作出了鱼死网破的决定：要么这个男人去死，要么回来过日子。于是，她不再与人交往，默默地建造起属于自己的世界，避开每一个人的目光。每一件事情都有起因，大姐的婚姻出现裂痕也不例外。起因是，她们的土地被政府征用，得补偿三套房子，另外还补助几十万元的生活费用。这对于在农村生活的他们来说，已经属于暴发户了。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富有，他们没有计划好生活，但政策又带来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比如原本好好的一家人，离婚就可以多分得一套房子。大姐的男人把这个事情当成一笔财富来运用。他先和大姐商量：离婚，分得房子后，再复婚。大姐听他这么一说，原本平静的心，也被鼓得活泛了。大姐同意他男人的观点，先离，分房后再复婚。
　　离婚后，大姐和他男人还是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可纸终包不住火。原来，她男人早有外遇，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将婚离掉，然后顺利地与另一个女人生活。大姐不懂得法律，她以为这个离婚不算，可白纸黑字，这是法律。
　　大姐说，有时候，想到自己居然对所爱之人了解甚少，一个人真是既愤怒又绝望。想到根本无法了解他，又无法渗透到他心灵深处的所思所想，她心都碎了。她竭尽全力想要把他拉向自己，试图再了解他，也希望他了解自己，透彻、直达心底的了解。但一点一点地，她发现这些都不可能，不管她曾经对这个男人多么挚爱，也不管她和他关系多么的亲密，他对于大姐来说已经是陌路。我为大姐悲伤，却无法为她释怀。不过，生活中可惜的事情太多，也就不用再去叹息。毕竟，之前的辛酸苦闷也好，痛苦也罢，都得转换成眼前的日子。每个人的生活都穿行在一条暗河里，跋涉过来就过来了。明天，或许有一个美好的故事在慢慢等着大姐。
　　这两年，大姐从得不到解脱到慢慢解脱，可谓经历大海苦涩般的波浪。她现在种地、养牲畜、游玩、摘茶，她认真做好每一天分内的事情，不索取无关的远景，不纠缠于多余的情绪和评判，不伤害，不妄想。人生不再如迷一般的形象，日子过得倒实在，没有不好。
　　早些年，我一直在部队，每年也只是象征性地回家看看父母，甚至有时两三年才回一次，在家待不了几天就得离开。转业后，家安在昆明，离故乡也是千里路程。虽说交通较之过去方便快捷，但回一次家谈何容易。所以，家里的许多事情都依靠大姐、二姐来完成。
　　2017年，母亲病了，需要住院，需要护理。那时，我陪女儿在西藏参加高考，无法抽身回家照顾父母。大姐、二姐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经过她们精心的护理与照顾，父母身体恢复得较好。我特别地感谢姐姐。就在前一周，父亲腿疼，大姐带他到医院检查治疗，花了九百多元。我说给她寄回去，她说不用，都是共同的父母，谁有时间谁就多照顾一下无妨。多么朴实的大姐啊！
　　每次回故乡看望大姐，不是我给她拿得多，而是她将农村的土鸡蛋、土鸡、辣椒酱、干酸菜、茶叶等装满一车。食用着大姐送给我的这些有机食品，即使在遥远的他乡，也能感知到这份浓浓的亲情。一年又一年，时间慢慢从我们的指缝间溜走了。尽管时间在变，世事在变，亲情永远没变。其实，大姐由于年轻时辛勤劳作，也落下了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胃病，眼睛也没以前好了。她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机器在运转，再耐磨的机器也会损坏。
　　我知道，大姐的爱，就是：你在困难的时候，她勇敢地伸过来那双手，没有功利，没有私心，更没有隔阂。
　　责任编辑：青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