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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荒原蚁丘》揭示了一些非洲国家实行独裁统治，盛行男权沙文主义的现实状况。本文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该小说中受压迫的女性，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中寻找出路的过程，进而得出结论：一部分思想进步的非洲女性已经觉醒，并将作为一种新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追踪者”；“行旅者”；女性主义
《荒原蚁丘》是现代非洲小说之父钦努阿· 阿契贝后四十年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重要的非洲小说之一。小说以一个虚构的西非国家卡根为背景，讲述了原本是好朋友的萨姆，克里斯托弗和伊肯，因为信仰的差异而走向不同的命运的故事。作为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模拟尼日利亚现实的政治色彩小说，[1]（P.98）关于该小说的研究主要从后殖民主义（申绳林，2014；[2]陈玲，2015[3]），男权沙文主义（王春兰，2011；[4]李莉2011；[5]李天娇，2013[6]）及文化（付文丽，2014；[7]段丽芳，2014[8]）等角度进行解读和评论。本文将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小说的非洲新女性形象，并探讨她们怎样为独裁统治下的卡根寻找新的出路。
一、随处可见的“追踪者”
在伊肯竭力宣扬民主而被萨姆的秘密警察暗杀，克里斯托弗为救一个被士兵凌辱的女生而遭枪杀身亡之后，比阿特丽斯开始意识到伊肯和克里斯的死不是出于狭隘的个人算计或单纯的个人事故。“难道他们不是被追踪的行旅者，他们的行程从开始到结束都被一个异化的历史事先仔细谋划好的吗？”[9]（P.258）还有多少“被追踪的行旅者”在“旅途”之中？或者刚刚启程？“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新鲜的幻想，憧憬着展现在前面的免税旅途和幸福的登陆”。[10]（P.258）小说中的女性，如：比阿特丽斯、艾勒瓦、阿加莎等，代表着独立而又充满矛盾的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新女性形象。同时，这些女性都是在反殖民主义和现实政治表层之下的“被追踪的行旅者”，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愚昧的卡根人民对女性的歧视每时每刻都在阻碍着她们为自己和国家寻找新的出路。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作为人民大众的代表，弱势群体的榜样，她们顽强地抵抗当局和社会旧道德的钳制，努力甩掉这些无处不在“追踪者”，争取有尊严的生活。
“生育科学的进展使女性更容易走向社會，更多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进入职业女性的行列，因此也更加容易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11]（P.340）比阿特丽斯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接受西方教育的她或多或少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小说中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了比阿特丽斯作为一个女孩子所受到的歧视。然而类似比阿特丽斯的例子在卡根这片土地上屡见不鲜，甚至当人们谈论一个女人时，“就像在市场上为一只愚蠢的动物讨价还价”。 [13]（P.209） 这个国家的女人们无法与男人平等对话，她们的尊严被“追踪者”肆意践踏，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步履维艰。
由于独裁政府的官员，拥护沙文主义男人和思想落后的人民对女性的歧视与不公，这些如影随形的“追踪者”肆意上纲上线的谴责和处罚下。受限于当时动荡的政局，落后的道德和文化产生的这些“追踪者”的控制，卡根的女人很难像男人一样自由地生活。“二战后女性就业人数成倍增长，但绝大多数从事的仍然是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所谓‘女性职业’（如店员、秘书、女佣等）……职业女性的家庭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因此必须承受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15]（P.341）女人是卡根被压迫的人群中最大的一个群体。
二、“行旅者”的觉醒
尽管这些“行旅者”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追踪者”的控制之下，她们仍然坚持为自己平等的权利而战，并成了这个病态社会中的一股清流。 “追踪者”企图控制“行旅者”的行动，抹杀她们的批评，以为这样就能使卡根的人民认为政府治理好了国家的事务。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受伤最深的一部分卡根女人开始觉醒，并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之下迸发出战斗的热情。
“行旅者”们女权意识的觉醒突出地体现在她们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警惕与批判上。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男性， 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分和特征， 则被无例外地忽略了， 她们即使在活语中得到呈现， 也是一种遭到歪曲的呈现”。
三、“行旅”的方向
探索的过程中不断与“追踪者”的交锋唤醒了“行旅者”的主人翁意识，这些自尊、独立的女性开始思考：在卡根的政局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之中，她们该有何为？ “甘地承认妇女在不抵抗运动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妇女惯有的默默忍耐的精神是一種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消极抵抗形式， 这一种精神和形式可以有效地加入到社会性的大规模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中去”。[19]（P.102）面对克里斯托弗的死，比阿特丽斯不再自我放逐，不再隐退到痛苦中。
在发生如此多的变故之后，“行旅者”们将艾勒瓦腹中的孩子视为她们所有人的孩子，期望这个孩子能参与到筹划卡根的新世界中。小说的结尾，在众人的期待之下诞生了一个代表卡根的希望的女婴，这难道不正是意味着女性，作为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正在以迅猛之势发展壮大吗？命名礼上“行旅者”们给这个女婴取名为“阿玛”，意思是：“希望的道路永远不会完结” [20]（P.261）这个婴儿在未来的战斗中将成为“行旅者”中的一员，比阿特丽丝等人也已经带领“行旅者”们踏上新的征途，为女性寻找到了新的角色：做与男人并肩做战的战友，为民族的发展与女性的解放承担责任。摆脱“追踪者”的控制之路难道不是一条推动卡根进步，消除歧视和独裁的道路吗？
四、结语
“行旅者”这一全新的形象，是卡根的爱国者长期以来探索救亡图存之道的精英，她们在行旅中修行，不断完善自己；在目标的指引下坚忍不拔地与“追踪者”对抗。她们不是男权话语描绘中的无用的花瓶，而是有血有肉，不断成长的非洲新女性，是后殖民国家摆脱发展困境的希望。
参考文献：
[1][8]段丽芳. 传统与现代的抉择 —后殖民语境下《荒原蚁丘》的民族文化建构[J]. 安徽文学，2014 （10）：98-100.
[2]申绳林. “属下”的声音—《荒原蚁丘》的救国之道[J].文山学院学报，2014（8）：56-58.
[3]陈玲. 内部殖民主义下“非乌托邦”理想的幻灭—《荒原蚁丘》中非洲现代化道路的误区[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5（3）：50-52.
[4]王春兰. 男权话语的颠覆：《荒原蚁丘》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6）：39-40.
[5]李莉. 《荒原蚁丘》之比阿特丽丝形象浅析[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4）：10-13
[6]李天娇. 《荒原蚁丘》中的主体性缺失[J].鸡西大学学报， 2013（7）：79-80.
[7]付文丽. 从《荒原蚁丘》看钦努阿· 阿契贝对本土文化身份的构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4）：116-117.
作者简介：杨玉婷（1991-），女，白族，籍贯：云南省大理市，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追踪者”；“行旅者”；女性主义
《荒原蚁丘》是现代非洲小说之父钦努阿· 阿契贝后四十年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重要的非洲小说之一。小说以一个虚构的西非国家卡根为背景，讲述了原本是好朋友的萨姆，克里斯托弗和伊肯，因为信仰的差异而走向不同的命运的故事。作为一部20世纪60年代的模拟尼日利亚现实的政治色彩小说，[1]（P.98）关于该小说的研究主要从后殖民主义（申绳林，2014；[2]陈玲，2015[3]），男权沙文主义（王春兰，2011；[4]李莉2011；[5]李天娇，2013[6]）及文化（付文丽，2014；[7]段丽芳，2014[8]）等角度进行解读和评论。本文将通过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小说的非洲新女性形象，并探讨她们怎样为独裁统治下的卡根寻找新的出路。
一、随处可见的“追踪者”
在伊肯竭力宣扬民主而被萨姆的秘密警察暗杀，克里斯托弗为救一个被士兵凌辱的女生而遭枪杀身亡之后，比阿特丽斯开始意识到伊肯和克里斯的死不是出于狭隘的个人算计或单纯的个人事故。“难道他们不是被追踪的行旅者，他们的行程从开始到结束都被一个异化的历史事先仔细谋划好的吗？”[9]（P.258）还有多少“被追踪的行旅者”在“旅途”之中？或者刚刚启程？“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新鲜的幻想，憧憬着展现在前面的免税旅途和幸福的登陆”。[10]（P.258）小说中的女性，如：比阿特丽斯、艾勒瓦、阿加莎等，代表着独立而又充满矛盾的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新女性形象。同时，这些女性都是在反殖民主义和现实政治表层之下的“被追踪的行旅者”，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愚昧的卡根人民对女性的歧视每时每刻都在阻碍着她们为自己和国家寻找新的出路。在文化和道德的巨大变化之中，作为人民大众的代表，弱势群体的榜样，她们顽强地抵抗当局和社会旧道德的钳制，努力甩掉这些无处不在“追踪者”，争取有尊严的生活。
“生育科学的进展使女性更容易走向社會，更多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进入职业女性的行列，因此也更加容易摆脱对男性的依赖。” [11]（P.340）比阿特丽斯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接受西方教育的她或多或少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小说中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了比阿特丽斯作为一个女孩子所受到的歧视。然而类似比阿特丽斯的例子在卡根这片土地上屡见不鲜，甚至当人们谈论一个女人时，“就像在市场上为一只愚蠢的动物讨价还价”。 [13]（P.209） 这个国家的女人们无法与男人平等对话，她们的尊严被“追踪者”肆意践踏，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步履维艰。
由于独裁政府的官员，拥护沙文主义男人和思想落后的人民对女性的歧视与不公，这些如影随形的“追踪者”肆意上纲上线的谴责和处罚下。受限于当时动荡的政局，落后的道德和文化产生的这些“追踪者”的控制，卡根的女人很难像男人一样自由地生活。“二战后女性就业人数成倍增长，但绝大多数从事的仍然是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所谓‘女性职业’（如店员、秘书、女佣等）……职业女性的家庭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因此必须承受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15]（P.341）女人是卡根被压迫的人群中最大的一个群体。
二、“行旅者”的觉醒
尽管这些“行旅者”的生活和工作都在“追踪者”的控制之下，她们仍然坚持为自己平等的权利而战，并成了这个病态社会中的一股清流。 “追踪者”企图控制“行旅者”的行动，抹杀她们的批评，以为这样就能使卡根的人民认为政府治理好了国家的事务。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中，受伤最深的一部分卡根女人开始觉醒，并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之下迸发出战斗的热情。
“行旅者”们女权意识的觉醒突出地体现在她们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警惕与批判上。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男性， 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分和特征， 则被无例外地忽略了， 她们即使在活语中得到呈现， 也是一种遭到歪曲的呈现”。
三、“行旅”的方向
探索的过程中不断与“追踪者”的交锋唤醒了“行旅者”的主人翁意识，这些自尊、独立的女性开始思考：在卡根的政局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之中，她们该有何为？ “甘地承认妇女在不抵抗运动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妇女惯有的默默忍耐的精神是一種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消极抵抗形式， 这一种精神和形式可以有效地加入到社会性的大规模的消极抵抗和不合作中去”。[19]（P.102）面对克里斯托弗的死，比阿特丽斯不再自我放逐，不再隐退到痛苦中。
在发生如此多的变故之后，“行旅者”们将艾勒瓦腹中的孩子视为她们所有人的孩子，期望这个孩子能参与到筹划卡根的新世界中。小说的结尾，在众人的期待之下诞生了一个代表卡根的希望的女婴，这难道不正是意味着女性，作为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正在以迅猛之势发展壮大吗？命名礼上“行旅者”们给这个女婴取名为“阿玛”，意思是：“希望的道路永远不会完结” [20]（P.261）这个婴儿在未来的战斗中将成为“行旅者”中的一员，比阿特丽丝等人也已经带领“行旅者”们踏上新的征途，为女性寻找到了新的角色：做与男人并肩做战的战友，为民族的发展与女性的解放承担责任。摆脱“追踪者”的控制之路难道不是一条推动卡根进步，消除歧视和独裁的道路吗？
四、结语
“行旅者”这一全新的形象，是卡根的爱国者长期以来探索救亡图存之道的精英，她们在行旅中修行，不断完善自己；在目标的指引下坚忍不拔地与“追踪者”对抗。她们不是男权话语描绘中的无用的花瓶，而是有血有肉，不断成长的非洲新女性，是后殖民国家摆脱发展困境的希望。
参考文献：
[1][8]段丽芳. 传统与现代的抉择 —后殖民语境下《荒原蚁丘》的民族文化建构[J]. 安徽文学，2014 （10）：98-100.
[2]申绳林. “属下”的声音—《荒原蚁丘》的救国之道[J].文山学院学报，2014（8）：56-58.
[3]陈玲. 内部殖民主义下“非乌托邦”理想的幻灭—《荒原蚁丘》中非洲现代化道路的误区[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5（3）：50-52.
[4]王春兰. 男权话语的颠覆：《荒原蚁丘》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6）：39-40.
[5]李莉. 《荒原蚁丘》之比阿特丽丝形象浅析[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4）：10-13
[6]李天娇. 《荒原蚁丘》中的主体性缺失[J].鸡西大学学报， 2013（7）：79-80.
[7]付文丽. 从《荒原蚁丘》看钦努阿· 阿契贝对本土文化身份的构建[J].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4）：116-117.
作者简介：杨玉婷（1991-），女，白族，籍贯：云南省大理市，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