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堂前向东，有一条阴暗的弄堂，长十多米，宽一米多，带个人字顶瓦棚。瓦棚的椽子向下塌陷，几根吊在半空，让我非常害怕。它也漏雨，让弄堂一年到头滑溜溜的。晴天的时候，上面会洒下几点光亮。这些光点往下扩大，映在烂泥地上，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图案，很是好玩儿。
　　弄堂的北边，是三间平房，顶头有扇朝南的独门。这独门的上方，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公房铁牌。门已破旧，门槛下原来砌着砖头。可能时间太长了，砖头松动，时常露出一个破洞，洞口对着一条石板路。这路经过后来住了秀楠姐母女的新公房，再经过蔡元房后墙门，通向小镇东南的田畈。
　　这是我和阿红的朋友华君家。华君高个儿白脸，性格咋咋呼呼，开始我很怕她。一起玩过几次以后，我就去了她的家。从有破洞的独门进去，前堂后灶，用老式板壁隔断。堂前只有小桌和几把歪歪斜斜的竹椅。灶间很宽，门边安着一张床。大灶安在北窗下，窗外的白光照射进来，亮堂。
　　和华君玩儿，印象深的是坐在西间后面的一张洋床上，打七只牌的大肚皮。这张床没有踏床——床前配置的踏脚，安放床头橱和马桶箱——显得很高。我坐在床沿，晃荡着两脚，打牌不及华君。华君烧饭了，我也要回家。她竭力挽留，我就留下来看着她。
　　此时发现，华君的家，前面看着不怎么样，后院却非常大——隔了这个院子，后面就是四房祠堂。只是，好像专门有人破坏过这个地方，院子里到处是破碎的瓦片石子，荒凉得连青草也没有长出来。北围墙脚下，放着两个粪缸。往西，和毛姨家的后院连通着。
　　忽然，我发现她家靠南的一个房间，大白天也黑咕隆咚的——有一个小窗，窗外便是那条弄堂。房门口立着一只白木脚盆，特别高大。“大脚桶，小脚桶，小脚娘娘翻狗洞”，这是爷爷时常陪着我玩的游戏。印象里的脚桶，都是和我家一样大小的，华君家的怎么会这样大呢？华君说，这是她在外地上班的爹爹回家休息的时候，让她母亲洗澡用的。
　　华君的母亲我早就认识，白胖，敦厚，沉默寡言，戴一顶男式小草帽。她是踏石棉车间的老员工，有时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才来找我母亲。印象里，那时的她浑身雪白，衣服、口罩，连眼睫毛也是白的。她来了只站在门口说话，心急时来到堂前，意识到了便马上回身出去。外婆看到她留下的两串脚印，赶忙让我扫掉。
　　一个星期天，我和华君玩到一半，她的母亲从后院挑了一担粪进来了。这样的粪便，我家是父亲或者哥哥挑的。工人丈夫如果不挑，女人可以让自己的兄弟来帮忙，像三房墙门头的林妹妹，就是这样。女人自己颤颤巍巍地挑着这样的担子，我所看到的，华君母亲是第一个。
　　那天我发现，她家的门槛真多。后院进来，转到灶间，从灶间到堂前，再是那扇独门的门槛，足有四道。至今也清楚地记得，她每跨过一道门槛，我都战战兢兢的，怕得要命。华君的母亲会不会摔倒？真摔倒了，我怎么躲避？然而，华君的母亲终于下了门前的石阶，一步步地远去了。
　　一天，我去找华君，忽然看到一个瘦弱的男人，脸膛儿红红的，正坐在她家堂前的小桌上喝酒。饭菜很多，几乎摆满了一桌。桌边放了一个煤炉，炉子上一个水壶。他不认识我，只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我却知道，这是华君的父亲。我没有招呼他，一个转身就跑到了阿红家。
　　很快，華君从弄堂口跑过来了，说今天没空玩儿了，爹爹回来了，要上街买东西去。不见她什么时候回来，却见她第二次又上街去了，边跑边说：“糟糕，被我爹爹骂了，忘记香皂了。”阿红正坐在门槛上，用小刀剥着香胡笋的皮，笑着说：“华君也真是的，她爹爹每次回家，都要买香皂，这也会忘记。”
　　阿红继续说：“别看华君爹爹脸黑黑的，他可爱干净了。华君家不是有个大脚盆吗？就是她爹爹托人买了木料，让前面的金相公做的。每次回家，他不做别的，就喜欢装煤球炉子。烧了饭菜，再把家里的一大堆热水瓶灌满，单等着大家晚上洗澡。”
　　到了第二天，我从弄堂口远远地看到了，华君的母亲又戴着那顶男人的小草帽，挑着一担粪便，从那扇小门出来了。她艰难地跨出门槛，将粪担换了个肩，打了一个趔趄。我以为她这次真要摔倒了，但她晃了几下，就侧着身子，从石阶上探下身，走了。
　　华君母亲前脚刚下了那台阶，华君父亲后脚就跟着出了那门槛。他一身米色风衣，一顶宽檐的咖啡色布帽，簇新的时髦打扮，让我觉得非常新奇。穿过弄堂，到了檐廊下，才看到他的手里还捏着一个袖珍型收音机。这样的收音机当时少见，此刻正播放着李铁梅的唱词：“要学我爹爹心红胆壮志如坚……”
　　这天上午，华君父亲眯缝着细眼，晒了很久的太阳。他有点儿得意，又有点儿倦怠。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