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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1934年10月，陈云参加长征，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他既是长征的经历者，也是长征的记录者，留下了多篇关于长征的珍贵文稿，主要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随军西行见闻录》《游击队如何组织群众运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等，以及《陈云同志关于中央红军进军贵州及黎平会议等问题的复信》《陈云同志审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时的谈话记录》等批示和访谈记录，为后人深入研究遵义会议等长征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建党100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之际，回顾陈云在长征中的独特贡献以及他关于长征的论述，对深入研究长征和宣传长征精神，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临危受命，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保存革命力量，10月上旬，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向江西兴国、于都和瑞金等地集结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
中央红军出发时，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奉命担任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中央之所以安排他任此职，一是体现了红五军团所担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特殊性，二是体现出中央对陈云的倚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分别找陈云谈话并嘱咐：红五军团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会发生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要作好随时牺牲的准备。陈云表示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1934年10月18日晚，陈云随红五军团从江西曲利出发踏上艰辛长征路。红军刚出发时相当于搬家式行军，带着许多笨重机器，行动迟缓。红五军团只有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两个师6个团约1万人，要抵挡强于自身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任务极为艰巨。
红军渡过湘江，但负责掩护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
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被国民党军封锁在湘江边上。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江，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置于两侧，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阻击追敌。陈云回忆：“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有好好睡过觉。”“五军团行军时天天打仗，打了100天，看起来不能再打了，手里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终于冲破敌人重兵封锁，渡过湘江，但损失严重，由出发前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负责掩护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
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他们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执行错误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陈云也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他坚决主张改变“左”倾机会主义制定的军事方针和红军领导机构组成人员。
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从1934年12月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湖南通道、贵州黎平和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调整红军的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 同意了毛泽东提出“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正如陈云所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因红五军团与中央军委纵队相距有几天的路程，这几次会议他均未参加，黎平会议后他离开红五军团，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陈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出席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会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他撰写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他说：“遵义会议后，打仗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昆明，灵活机动地与敌人重兵巧妙周旋。之后，红军又夺取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皎平渡口，只要顺利渡过金沙江，就能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获得战略主动权。
陈云和刘伯承一起精心组织指挥，红军在未损耗一兵一卒情况下顺利渡过金沙江
此前，陈云在长征以来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毛泽东的肯定。在中央红军准备渡金沙江时，陈云被任命为刚组建的渡河司令部政委，刘伯承任司令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组织部队过江。据陈云回忆，金沙江水流异常湍急，“渡河情形，我见上海及各地报纸所载者，不确也不详……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全军3万多人仅靠7条大小不一的破木船过江，稍有不慎就极易陷入背水一戰的被动境地。陈云和刘伯承一起精心组织，制定了严格的渡河纪律，亲自在岸边指挥。九天九夜后，红军在未损耗一兵一卒情况下顺利渡过金沙江。
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前，陈云撰写了《游击战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占领四川泸定县。陈云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城召开的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泸定会议后到赴上海前约一周内，陈云撰写了《游击战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这是他在长征途中留下的又一份重要文稿，总结了红军的作战经验，围绕红军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着重阐述了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注意的问题。
6月上中旬，他奉命前往上海，几经辗转，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料7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便遭到重大破坏，大批负责干部被捕，工作一时难以开展。
以亲历者身份，陈云成为向国内外真实宣传长征第一人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下，经宋庆龄帮助，陈云、潘汉年、陈潭秋等人从上海出发到达苏联海参崴，后又换乘火车于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由于陈云参与了长征前期大部分行程，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他作关于长征的报告。他的报告详实、客观，使共产国际充分了解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充分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中共中央领导群体。报告不久后被整理成《英勇的西征》一文，署名为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上。 他同期还完成了另一件极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等候赴苏联前一个多月他着手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为便于公开发表和流传，他化名为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细致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纲领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的大量生动事例，反映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并很快在1936年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次年流传到国内，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因此，陈云是以亲历者身份向国内外真实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在《见闻录》中，他用纪实文学的笔调描写了红军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争之惨烈等，文笔流畅，情节感人。他回忆道：“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书中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描写，高度赞扬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团结一致的精神。如：在红军政治部所派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名儿童局书记，年仅13岁，被国民党军阻截于娄山关附近的山上，与红军失去联络。他不畏艰险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才与红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还叙述了红军如何穿越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惧的彝族部落统治地区、沿途扩充红军队伍等长征途中的伟大壮举。
作为参加长征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还边走边记录，在艰难环境中留下关于遵义会议和长征情况的重要文稿，不仅对宣传当时世人并不熟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英勇长征的壮举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人了解和研究长征留下十分珍贵的史料。这是陈云对长征和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独特贡献。
在关于长征的重要论述中，陈云从三方面深入分析长征胜利原因
在关于长征的重要论述中，陈云多次分析红军取胜的原因。他认为，得益于3个因素，即党的正确领导、英雄主义精神、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取胜的根本保证
陈云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首先归因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和党的领导人成熟起来了。
长征所面临的一切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是因为红军中的领袖有过人的品德与才能。陈云曾在《见闻录》中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刻画，向世人展现了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当局污蔑丑化的红军领导人形象。“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些红军领袖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所形成的凝聚力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
红军队伍中还有一批坚信共产主义且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等。正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领导集体，长征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局面才发生决定性的逆转，彰显了党的正确领导对长征取胜的决定性意义。
（二）敢于犧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是长征取胜的重要保障
如果说正确的领导是打胜仗的坚强核心的话，那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就是打胜仗必不可少的精神保证。
《见闻录》中，处处体现着红军战士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精神。如：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老山界，海拔2000多米，群峰高耸，悬崖峭壁，气候瞬息万变，有的地方连当地群众也从未登顶，而红军凭着英勇无畏的精神征服了它。陈云分析，这正是因为红军上至将领下至战士都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及其他优秀品质，“这些都为国军所不及”。又如：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他们抵达大渡河南岸时只找到一大一小两只船，选出17名党、团员，带着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等，驾船向北岸驶去，北岸国民党军刘文辉部疯狂射击，但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刘军被红军的英勇所震慑，最后竟全部溃败。陈云指出，能以17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此前从未见过。“此辈共产分子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长征中，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数十万敌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崭新道路。没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长征是不可能胜利的。
（三）群众支持是长征取胜的力量源泉
陈云认为，红军之所以能突出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群众能够真心实意拥护红军，一是因为红军到来之前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二是红军纪律严明，坚决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将沿途没收的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并积极建立革命政权，帮助当地群众反抗军阀。正是因为红军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军民情谊。
《见闻录》中记载，长征途中，各地群众都自愿为红军提供粮食。红军到达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过去红军经常活动的区域，群众受党的宣传甚深，见红军再次到来，沿途群众都烧茶送水热情招待。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桃子台强渡乌江天险成功。位于乌江北岸的遵义尚稽场，人们备好鞭炮写好标语，筹集了4000多斤粮食迎接红军。1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率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城内各界开明士绅、群众齐聚桥头欢迎红军进城。“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赤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
书中还叙述，红军退出江西前的4个月时间里扩充了近10万人。长征中一些红军在途经故里回乡探亲的几小时内也带来很多投奔红军的乡民。进入四川会理城时，刘文辉部守军将城外接近城墙的民房全部烧毁，引起公愤，数千群众帮助红军一起攻城，在会理5天就扩充了5000名年轻战士。红一方面军分别在遵义、瑶族聚集区、会理以及懋功等地扩红，为红军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 既深刻总结长征的伟大意义，也辩证地分析了其中的不足与经验教训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不仅保存和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实现了革命领导重心从南向北的战略转移，而且沿途播下革命火种、传播党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陈云曾对长征的意义和经验教训做过总结。
（一）保存了革命力量，扩大了革命影响
陈云认为，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是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妄图歼灭红军。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主张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与国民党军展开血战。结果，红军遭受重大伤亡，不得不通过实行战略转移来保存革命力量。“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出发长征，至胜利到达陕北，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產。“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了极大的磨炼。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
各路红军的胜利会师，是革命力量的会合，使红军实力大为增强。“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长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二）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未能留下完整的会议资料。直到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向社会公开，才使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中央的组织变动等情况被后人知悉。
陈云在手稿中明确记录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出席人员以及会议作出的4项决定。陈云把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起至遵义分为4个时期，仔细分析了每个时期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及原因，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切中要害地分析与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应采取的方针。他尤其指出：“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由此可见，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就坚持正确主张并同错误的军事领导作坚决斗争;在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与支持，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提供了条件。
（三）积累了重要的革命经验
陈云认为，通过长征，我们积累了重要的革命经验。比如，红军注重培养干部，常常将优秀的同志派到部队中去，因此军队实际集中了党的全部精华;还建立了儿童团、赤卫队等辅助组织组成的红军后备队。此外，在长征途中，一直注重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经常利用休息间隙对战士们进行政治谈话，教授军事技能，因而红军战士不仅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较强的作战能力，同时还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他也指出长征仍有不足与经验教训。首先，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方针。他指出：“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其次，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宣传工作。这是由于当时党对保守军事秘密的理解过于机械，导致一些青年战士不理解长征的目的，出现了开小差的现象。在长征途中，红军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形式多样，深受战士和群众欢迎，如书写标语口号、绘制宣传画、创作诗词歌曲等，在《见闻录》中有多处描述。第三，干部政策使用不当。陈云举例，红军离开江西时，带走了党内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但把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如瞿秋白等留在当地，后来他们都不幸被捕遇害，给党造成了极大损失。此外，他还提出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政策、军事指挥等方面都有犯过错误，但他辩证地指出：“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总之，陈云对长征的论述是客观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再现了长征壮举，体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重温他的长征经历和相关评述，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也是对长征的纪念和对长征精神的弘扬。在新征程上，我们应乘势而上，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责编 申世杰）
临危受命，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为保存革命力量，10月上旬，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向江西兴国、于都和瑞金等地集结实行战略转移的命令。
中央红军出发时，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奉命担任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中央之所以安排他任此职，一是体现了红五军团所担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特殊性，二是体现出中央对陈云的倚重。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分别找陈云谈话并嘱咐：红五军团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会发生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要作好随时牺牲的准备。陈云表示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1934年10月18日晚，陈云随红五军团从江西曲利出发踏上艰辛长征路。红军刚出发时相当于搬家式行军，带着许多笨重机器，行动迟缓。红五军团只有红十三师、红三十四师两个师6个团约1万人，要抵挡强于自身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任务极为艰巨。
红军渡过湘江，但负责掩护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
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被国民党军封锁在湘江边上。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过江，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团置于两侧，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阻击追敌。陈云回忆：“长征时五军团打后卫，天天有战斗，没有好好睡过觉。”“五军团行军时天天打仗，打了100天，看起来不能再打了，手里拿着火把走路，精神很不好。”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终于冲破敌人重兵封锁，渡过湘江，但损失严重，由出发前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负责掩护的红五军团只剩下一个师。
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他们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执行错误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陈云也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他坚决主张改变“左”倾机会主义制定的军事方针和红军领导机构组成人员。
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从1934年12月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湖南通道、贵州黎平和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调整红军的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 同意了毛泽东提出“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主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正如陈云所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因红五军团与中央军委纵队相距有几天的路程，这几次会议他均未参加，黎平会议后他离开红五军团，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陈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出席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会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他撰写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他说：“遵义会议后，打仗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昆明，灵活机动地与敌人重兵巧妙周旋。之后，红军又夺取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皎平渡口，只要顺利渡过金沙江，就能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获得战略主动权。
陈云和刘伯承一起精心组织指挥，红军在未损耗一兵一卒情况下顺利渡过金沙江
此前，陈云在长征以来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深得毛泽东的肯定。在中央红军准备渡金沙江时，陈云被任命为刚组建的渡河司令部政委，刘伯承任司令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组织部队过江。据陈云回忆，金沙江水流异常湍急，“渡河情形，我见上海及各地报纸所载者，不确也不详……金沙江宽约等于黄浦江之一半，立于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计每秒钟约有四五米特。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而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全军3万多人仅靠7条大小不一的破木船过江，稍有不慎就极易陷入背水一戰的被动境地。陈云和刘伯承一起精心组织，制定了严格的渡河纪律，亲自在岸边指挥。九天九夜后，红军在未损耗一兵一卒情况下顺利渡过金沙江。
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前，陈云撰写了《游击战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占领四川泸定县。陈云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四川泸定县城召开的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泸定会议后到赴上海前约一周内，陈云撰写了《游击战如何去组织群众运动》，这是他在长征途中留下的又一份重要文稿，总结了红军的作战经验，围绕红军在川西北创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着重阐述了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注意的问题。
6月上中旬，他奉命前往上海，几经辗转，于7月上旬到达上海，之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不料7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便遭到重大破坏，大批负责干部被捕，工作一时难以开展。
以亲历者身份，陈云成为向国内外真实宣传长征第一人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下，经宋庆龄帮助，陈云、潘汉年、陈潭秋等人从上海出发到达苏联海参崴，后又换乘火车于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由于陈云参与了长征前期大部分行程，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他作关于长征的报告。他的报告详实、客观，使共产国际充分了解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充分了解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中共中央领导群体。报告不久后被整理成《英勇的西征》一文，署名为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上。 他同期还完成了另一件极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在等候赴苏联前一个多月他着手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以下简称《见闻录》）。为便于公开发表和流传，他化名为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细致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纲领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的大量生动事例，反映了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并很快在1936年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接着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次年流传到国内，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一年多。因此，陈云是以亲历者身份向国内外真实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在《见闻录》中，他用纪实文学的笔调描写了红军长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争之惨烈等，文笔流畅，情节感人。他回忆道：“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书中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描写，高度赞扬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团结一致的精神。如：在红军政治部所派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名儿童局书记，年仅13岁，被国民党军阻截于娄山关附近的山上，与红军失去联络。他不畏艰险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才与红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还叙述了红军如何穿越国民党军队十分恐惧的彝族部落统治地区、沿途扩充红军队伍等长征途中的伟大壮举。
作为参加长征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还边走边记录，在艰难环境中留下关于遵义会议和长征情况的重要文稿，不仅对宣传当时世人并不熟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英勇长征的壮举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为后人了解和研究长征留下十分珍贵的史料。这是陈云对长征和中国革命事业所作的独特贡献。
在关于长征的重要论述中，陈云从三方面深入分析长征胜利原因
在关于长征的重要论述中，陈云多次分析红军取胜的原因。他认为，得益于3个因素，即党的正确领导、英雄主义精神、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长征取胜的根本保证
陈云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首先归因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和党的领导人成熟起来了。
长征所面临的一切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是因为红军中的领袖有过人的品德与才能。陈云曾在《见闻录》中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刻画，向世人展现了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当局污蔑丑化的红军领导人形象。“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些红军领袖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所形成的凝聚力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
红军队伍中还有一批坚信共产主义且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等。正是因为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领导集体，长征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局面才发生决定性的逆转，彰显了党的正确领导对长征取胜的决定性意义。
（二）敢于犧牲的英雄主义精神是长征取胜的重要保障
如果说正确的领导是打胜仗的坚强核心的话，那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就是打胜仗必不可少的精神保证。
《见闻录》中，处处体现着红军战士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精神。如：红军在长征中翻越的老山界，海拔2000多米，群峰高耸，悬崖峭壁，气候瞬息万变，有的地方连当地群众也从未登顶，而红军凭着英勇无畏的精神征服了它。陈云分析，这正是因为红军上至将领下至战士都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及其他优秀品质，“这些都为国军所不及”。又如：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族区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他们抵达大渡河南岸时只找到一大一小两只船，选出17名党、团员，带着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等，驾船向北岸驶去，北岸国民党军刘文辉部疯狂射击，但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刘军被红军的英勇所震慑，最后竟全部溃败。陈云指出，能以17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此前从未见过。“此辈共产分子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长征中，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战胜数十万敌兵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崭新道路。没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长征是不可能胜利的。
（三）群众支持是长征取胜的力量源泉
陈云认为，红军之所以能突出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群众能够真心实意拥护红军，一是因为红军到来之前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二是红军纪律严明，坚决遵守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们将沿途没收的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并积极建立革命政权，帮助当地群众反抗军阀。正是因为红军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军民情谊。
《见闻录》中记载，长征途中，各地群众都自愿为红军提供粮食。红军到达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过去红军经常活动的区域，群众受党的宣传甚深，见红军再次到来，沿途群众都烧茶送水热情招待。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桃子台强渡乌江天险成功。位于乌江北岸的遵义尚稽场，人们备好鞭炮写好标语，筹集了4000多斤粮食迎接红军。1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率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城内各界开明士绅、群众齐聚桥头欢迎红军进城。“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赤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
书中还叙述，红军退出江西前的4个月时间里扩充了近10万人。长征中一些红军在途经故里回乡探亲的几小时内也带来很多投奔红军的乡民。进入四川会理城时，刘文辉部守军将城外接近城墙的民房全部烧毁，引起公愤，数千群众帮助红军一起攻城，在会理5天就扩充了5000名年轻战士。红一方面军分别在遵义、瑶族聚集区、会理以及懋功等地扩红，为红军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 既深刻总结长征的伟大意义，也辩证地分析了其中的不足与经验教训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不仅保存和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实现了革命领导重心从南向北的战略转移，而且沿途播下革命火种、传播党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陈云曾对长征的意义和经验教训做过总结。
（一）保存了革命力量，扩大了革命影响
陈云认为，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是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妄图歼灭红军。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主张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与国民党军展开血战。结果，红军遭受重大伤亡，不得不通过实行战略转移来保存革命力量。“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出发长征，至胜利到达陕北，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產。“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了极大的磨炼。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
各路红军的胜利会师，是革命力量的会合，使红军实力大为增强。“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长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二）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未能留下完整的会议资料。直到陈云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向社会公开，才使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主要内容、中央的组织变动等情况被后人知悉。
陈云在手稿中明确记录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出席人员以及会议作出的4项决定。陈云把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起至遵义分为4个时期，仔细分析了每个时期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及原因，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切中要害地分析与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军事应采取的方针。他尤其指出：“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由此可见，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就坚持正确主张并同错误的军事领导作坚决斗争;在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与支持，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提供了条件。
（三）积累了重要的革命经验
陈云认为，通过长征，我们积累了重要的革命经验。比如，红军注重培养干部，常常将优秀的同志派到部队中去，因此军队实际集中了党的全部精华;还建立了儿童团、赤卫队等辅助组织组成的红军后备队。此外，在长征途中，一直注重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经常利用休息间隙对战士们进行政治谈话，教授军事技能，因而红军战士不仅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较强的作战能力，同时还具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他也指出长征仍有不足与经验教训。首先，在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方针。他指出：“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其次，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宣传工作。这是由于当时党对保守军事秘密的理解过于机械，导致一些青年战士不理解长征的目的，出现了开小差的现象。在长征途中，红军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宣传形式多样，深受战士和群众欢迎，如书写标语口号、绘制宣传画、创作诗词歌曲等，在《见闻录》中有多处描述。第三，干部政策使用不当。陈云举例，红军离开江西时，带走了党内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但把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如瞿秋白等留在当地，后来他们都不幸被捕遇害，给党造成了极大损失。此外，他还提出苏维埃政权在经济政策、军事指挥等方面都有犯过错误，但他辩证地指出：“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总之，陈云对长征的论述是客观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再现了长征壮举，体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重温他的长征经历和相关评述，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也是对长征的纪念和对长征精神的弘扬。在新征程上，我们应乘势而上，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责编 申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