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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党中央作出创立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为改革开放先行探路。从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后又设立海南等经济特区。在艰难前行路上，特区人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以敢闯敢拼的气魄和勇于担当的品格，充分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窗口”作用，在取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光明前景;在“杀出一条血路”的伟大实践中，生动演绎了“春天的故事”，孕育形成“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彰显了大破大立追赶世界潮流的责任担当。
特区精神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等人向邓小平作专题汇报，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很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敏锐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会议期间，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了类似设想。
中央工作会议及时讨论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发展设想，同意两省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在计划、财政、外贸、金融方面实行新的体制，要求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如何命名的問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打响中国迎头赶上的“发令枪”，但如何进行改革开放仍无成熟方案。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 之后，很快取得积极成效。1980年，广东、福建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7.9%和47.2%;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外汇留成大幅度增长;“三来一补”企业发展迅猛，广东新增就业17万人，福建新增就业3万人。其间，华侨华人资本率先进入大陆，加快了广东、福建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有力推动了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
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明确提出，特区要积极吸引侨资、外资，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逐步实施;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经济主要实行市场调节。这个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特区的地位，同时又明确了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
经济特区就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山炮”的历史巨响，到敲响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从推动劳动用工改革，到创建证券交易所;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时代强音……一代代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闯出一条新路。如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进入“不惑之年”，均取得了巨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形成了特区精神。
特区精神是经济特区勇立潮头的精神基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党的革命精神的传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岭南文化、闽南文化、海南文化中的敢于冒险、勇于拼搏、开放包容等文化特质，都蕴含在特区精神中。
特区精神的丰富内涵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指出：“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重申了特区精神的丰富内涵，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并强调：“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一）敢闯敢试。敢闯敢试蕴含着敢于冲破思想束缚的魄力、勇气和“杀出一条血路”的拓荒精神，是经济特区的初心所在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区设立初期，一些媒体常刊出以“租界”为题的文章，认为特区是旧中国外国租界和资本主义的复活;还有些国家的党政代表团竟然提出，中国搞经济特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依据。种种论调，凸显了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的思想障碍。有“蛇口之父”之称的袁庚坦言，“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既有制度的挑战与突破”。
党中央作出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解放思想的表现，但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基于观念固化，对新生事物作出判断，自然会有不解、质疑甚至抵触。“我是带着一个大问号到特区工作的”，1981年调任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的邹尔均毫不掩饰当年自己对创办特区的困惑。对于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就连参与者当时也是疑问重重。
从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来看，突破这些争议，回答这些指责，是经济特区“闯”和“试”的应有之义，要有“敢”的魄力和勇气。敢闯敢试，核心是“敢”。“敢”字当头，勇当时代弄潮儿。由“敢”带来的思想大解放，才使经济特区“闯”出一番新天地。邓小平深刻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即坚持在解放思想中闯“禁区”“盲区”“难区”。从1979年至1983年关于“经济特区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设立”的论战，到1985年至1986年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定位的争论，从1988年“蛇口风波”引发的青年思想价值观念辩论，到1989年至1992年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冲撞，经济特区一路走来都伴随着争议和挑战，但创业者们硬是闯出了特区之路。海南经济特区的发展史，也是“闯海”精神的实践史。正是凭借敢闯敢试的“闯海”精神，海南实现了从边陲海岛到改革开放重要窗口的历史性跨越。 （二）敢为人先。敢为人先的本质是创新。如果说敢闯敢试更多是从解放思想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敢为人先则更加强调特区必須创新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和管理体制，即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以求找到一条打破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新路。在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有一条闻名遐迩的中英街，长不过250米，宽不过4米，其中线却成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分界线，“一街两制”成为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1978年，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负责人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首站即为宝安（今深圳）。窄窄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热闹繁华，而宝安这边却萧条冷落破破烂烂，眼前的情景深深刺痛了他……深圳蛇口填海建港的“开山炮”如同冲破发展障碍的第一声春雷，而中英街在改革开放之后，也随着深圳的繁荣而繁荣起来。
作为“试验田”，创新基因深深融入经济特区的血脉，是经济特区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其发展史上，曾创造无数个“第一”和“率先”。经济特区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考察调研时指出，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要坚持并不断完善。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论，是经过实践检验推进改革开放行之有效的办法。先行先试是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职责，目的是探索改革开放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
深圳在全国开创了许多先河：率先推行招聘录用、竞争上岗、合同用工;率先发行股票……其他几个经济特区也都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实践，大胆创新。海南对“小政府、大社会”宏观管理体制的探索，厦门对计划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珠海对基建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等，催生了特区经济社会的全新格局：特殊的税收政策，特殊的资金、货物、人员出入境管理，特殊的劳动用工制度，特殊的多元化经济模式，特殊的城市规划建设思路，特殊的政府架构和运作模式，特殊的人力资源引进和组合模式，特殊的住房发展和社区意识，特殊的城市化结构，特殊的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等等。
敢为人先还蕴含着包容失败的胸襟。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一场“股票风波”。这年，超过100万人云集深圳等待购买股票，但开售不到半天，抽签表就已售罄。一些未抢到抽签表的群众质疑发售的公平性，当晚打着“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的横幅，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深圳市委、市政府及时、认真地总结反思了这场风波的教训，以保证今后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股票风波”加快了深圳股份制改革的步伐，仅用10年时间就完成从一个地方性小市场到全国性大市场的蝶变。创新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和尝试，越是重大创新，难度越大，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审视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特区人牢牢把握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战略定位，不仅大胆创新，更有包容失败的胸襟，即“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深圳于2006年便在国内首次提出“容错机制”，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免责条款”，态度鲜明地鼓励和保护改革创新的干部，以制度的关怀与包容，调动干部积极性。可以说，经济特区之所以能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路”，与改革创新的容错气度和机制不无关系。
（三）埋头苦干。经济特区的巨变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邓小平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干”是经济特区的立身之本，其发展历史处处留下特区人埋头苦干的印迹，彰显了特区人真抓实干的精神。
1984年1月的南疆，鲜花盛开。邓小平乘专列来到深圳经济特区。1月24日下午来到国商大厦，这座20多层的大厦是当时深圳第一高楼，也是中国第一个投招标项目。他登上楼顶天台俯瞰深圳市容，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感慨不已。按照市政规划，当时有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厦要投入建设，其中大部分在紧张施工，工地上长长的机械巨臂、来回穿梭的载重汽车，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1月份的深圳寒意尚浓，但80岁高龄的邓小平丝毫不在意。深圳市领导不断给他汇报着罗湖新区的建设规划和建设情况，并着重介绍了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这座规划53层的大楼将是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让邓小平尤为欣慰的是，国贸大厦创造了3天盖一层楼的记录。当时有一句话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3天盖一层楼，突破的不仅是建筑施工技术，实际上是观念和制度创新催生了热火朝天的干劲。
在深圳，诞生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世界上第一个U盘、第一个基因治疗药物等;在珠海，创建中国第一个跨境园区，1992年百万重奖科技人才首开全国先河，这里成为全国科技人才和创业者们眼中的热土;在汕头，率先成立外资银行总行，特区管委会实行24小时审批答复制度，开政府机关实行承诺制的先河;在厦门，率先制定《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城市科学、长远的规划发展提供蓝本……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每个经济特区的发展史，都是一张充满曲折故事的实验清单，而百折不回、永不停滞的实验精神、实干精神，正是中国全面迅速崛起的精神财富与动力来源。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金字招牌”。招牌亮不亮，解放思想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实干。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汉口火车站月台散步时，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所谓“埋头苦干”，实际上就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精神，彰显的是一种思想自觉，蕴含的是一种价值追求，迸发出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实干，并不是蛮干，而是一种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有效率的实干。
特区精神的时代价值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特区精神首先是历史的，追寻特区精神，就是追寻经济特区的历史。透过特区精神可以还原其改革开放的历史，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力量和智慧。特区精神也是现实的，其现实性就体现在特区精神的时代价值上。 （一）特区精神点亮中国形象。改革开放后，国门逐步打开，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但国门初启时，人们对外部世界往往多了一份怀疑，而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一脸迷茫。经济特区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成为外国最早观察和了解新中国的主要窗口。因此，经济特区是最能代表国家形象和改革开放形象的地区。在这里，通过贸易往来，外国人从认识经济特区开始，逐步了解中国及其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辉煌成绩和精神风貌，对塑造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生动而又鲜明地表述了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迫切性。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解决“挨骂”问题依然任重道远。经济特区要继续发挥好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作用，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同各国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特区要更好地展示中国形象、改革开放形象，不仅要有高“颜值”，更重要的是要“气质”兼修。扩大市场准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多属于特区的“颜值”，其真正吸引人的是看不见的“气质”即特区精神，这是特区之魂。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特区精神也是如此，尽管改革开放的环境不断优化，物质基础更为雄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更为明确，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攻坚克难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需要精神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伟大事业，必须大力提倡、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可见，精神力量对于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也最能代表改革开放精神的特区精神，时代价值意义更无需多言。
（二）特区精神是经济特区再立潮头的精神支撑。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有人认为经济特区的改革动力和精神比以前弱化、淡化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特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其思想观念和锐意进取的改革动力。丢掉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法宝，经济特区遭遇的危机才是真正可怕的危机。在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出“汪洋三问”：一问，三十而立，经济特区立起了什么？二问，迎接30年，经济特区要做什么？三问，未来30年，经济特区要干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今天，经济特区40多岁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未来要干什么？改革才是特区安身立命之本。“后特区时代”的经济特区，优势已经不再是“人无我有，人后我先”，应该是“人有我优”。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着力打造特区品牌。打造品牌不只是讲好品牌故事，更要唤醒品牌意识。特区精神与特区意识、特区自信、特区品牌、特区活力，是一脉相承的整体，彰显出特区精神的丰富内涵。经济特区延续自己的“特”，首先要弘扬品牌背后的无形资产——特区精神，以此擦亮特区的品牌。
（三）特区精神筑民族复兴中国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接续奋斗，历经挫折而不曾间断。在那样一个艰辛的时代，其承载着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事实证明，经济特区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支撑和生动例证。未来，经济特区还能否继续承载起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重任？无论从发展层面看，还是从精神层面看，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经济特区仍可以大有作为，而其底气就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特区精神。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特区基于历史重任，主要突出了特区的经济功能。但其经济腾飞的同时，社会治理问题也暴露出来，比如人口大规模转移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考验着经济特区的社会治理能力。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濟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深圳经济特区扛起责任，努力在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经济特区要走在制度创新的前沿，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更要在短板上有突破，在社会治理体制上不断寻求创新，在建设法治、高效政府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释放社会空间，提高社会治理的参与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改革开放之“蓝图”已经成功绘就，如何实现梦想之“美”？路在每一个人的脚下，续写时代篇章，依然需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这一特区人用实干和智慧铸就的“特区品牌”。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
（责编 王燕萍）
特区精神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等人向邓小平作专题汇报，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侨乡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很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敏锐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会议期间，福建省委也向中央提出了类似设想。
中央工作会议及时讨论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发展设想，同意两省率先实行对外开放，在计划、财政、外贸、金融方面实行新的体制，要求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如何命名的問题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打响中国迎头赶上的“发令枪”，但如何进行改革开放仍无成熟方案。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 之后，很快取得积极成效。1980年，广东、福建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7.9%和47.2%;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外汇留成大幅度增长;“三来一补”企业发展迅猛，广东新增就业17万人，福建新增就业3万人。其间，华侨华人资本率先进入大陆，加快了广东、福建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有力推动了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
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明确提出，特区要积极吸引侨资、外资，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逐步实施;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经济主要实行市场调节。这个决定进一步确立了特区的地位，同时又明确了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
经济特区就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深圳蛇口工业区“开山炮”的历史巨响，到敲响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从推动劳动用工改革，到创建证券交易所;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时代强音……一代代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砥砺奋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闯出一条新路。如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进入“不惑之年”，均取得了巨大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形成了特区精神。
特区精神是经济特区勇立潮头的精神基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党的革命精神的传承，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岭南文化、闽南文化、海南文化中的敢于冒险、勇于拼搏、开放包容等文化特质，都蕴含在特区精神中。
特区精神的丰富内涵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指出：“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重申了特区精神的丰富内涵，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并强调：“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一）敢闯敢试。敢闯敢试蕴含着敢于冲破思想束缚的魄力、勇气和“杀出一条血路”的拓荒精神，是经济特区的初心所在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区设立初期，一些媒体常刊出以“租界”为题的文章，认为特区是旧中国外国租界和资本主义的复活;还有些国家的党政代表团竟然提出，中国搞经济特区，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依据。种种论调，凸显了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的思想障碍。有“蛇口之父”之称的袁庚坦言，“每向前一步，都是对既有制度的挑战与突破”。
党中央作出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解放思想的表现，但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基于观念固化，对新生事物作出判断，自然会有不解、质疑甚至抵触。“我是带着一个大问号到特区工作的”，1981年调任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的邹尔均毫不掩饰当年自己对创办特区的困惑。对于创办和建设经济特区，就连参与者当时也是疑问重重。
从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来看，突破这些争议，回答这些指责，是经济特区“闯”和“试”的应有之义，要有“敢”的魄力和勇气。敢闯敢试，核心是“敢”。“敢”字当头，勇当时代弄潮儿。由“敢”带来的思想大解放，才使经济特区“闯”出一番新天地。邓小平深刻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即坚持在解放思想中闯“禁区”“盲区”“难区”。从1979年至1983年关于“经济特区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设立”的论战，到1985年至1986年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定位的争论，从1988年“蛇口风波”引发的青年思想价值观念辩论，到1989年至1992年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冲撞，经济特区一路走来都伴随着争议和挑战，但创业者们硬是闯出了特区之路。海南经济特区的发展史，也是“闯海”精神的实践史。正是凭借敢闯敢试的“闯海”精神，海南实现了从边陲海岛到改革开放重要窗口的历史性跨越。 （二）敢为人先。敢为人先的本质是创新。如果说敢闯敢试更多是从解放思想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敢为人先则更加强调特区必須创新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和管理体制，即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以求找到一条打破僵化的计划管理体制、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新路。在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有一条闻名遐迩的中英街，长不过250米，宽不过4米，其中线却成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分界线，“一街两制”成为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1978年，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负责人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首站即为宝安（今深圳）。窄窄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热闹繁华，而宝安这边却萧条冷落破破烂烂，眼前的情景深深刺痛了他……深圳蛇口填海建港的“开山炮”如同冲破发展障碍的第一声春雷，而中英街在改革开放之后，也随着深圳的繁荣而繁荣起来。
作为“试验田”，创新基因深深融入经济特区的血脉，是经济特区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其发展史上，曾创造无数个“第一”和“率先”。经济特区因改革而生，因创新而强。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考察调研时指出，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要坚持并不断完善。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论，是经过实践检验推进改革开放行之有效的办法。先行先试是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职责，目的是探索改革开放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
深圳在全国开创了许多先河：率先推行招聘录用、竞争上岗、合同用工;率先发行股票……其他几个经济特区也都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实践，大胆创新。海南对“小政府、大社会”宏观管理体制的探索，厦门对计划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的探索，珠海对基建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等，催生了特区经济社会的全新格局：特殊的税收政策，特殊的资金、货物、人员出入境管理，特殊的劳动用工制度，特殊的多元化经济模式，特殊的城市规划建设思路，特殊的政府架构和运作模式，特殊的人力资源引进和组合模式，特殊的住房发展和社区意识，特殊的城市化结构，特殊的文化旅游发展模式，等等。
敢为人先还蕴含着包容失败的胸襟。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一场“股票风波”。这年，超过100万人云集深圳等待购买股票，但开售不到半天，抽签表就已售罄。一些未抢到抽签表的群众质疑发售的公平性，当晚打着“我们要公平，我们要股票”的横幅，沿着深南中路向市政府方向游行。深圳市委、市政府及时、认真地总结反思了这场风波的教训，以保证今后股票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股票风波”加快了深圳股份制改革的步伐，仅用10年时间就完成从一个地方性小市场到全国性大市场的蝶变。创新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和尝试，越是重大创新，难度越大，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审视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特区人牢牢把握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战略定位，不仅大胆创新，更有包容失败的胸襟，即“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深圳于2006年便在国内首次提出“容错机制”，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免责条款”，态度鲜明地鼓励和保护改革创新的干部，以制度的关怀与包容，调动干部积极性。可以说，经济特区之所以能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路”，与改革创新的容错气度和机制不无关系。
（三）埋头苦干。经济特区的巨变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邓小平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干”是经济特区的立身之本，其发展历史处处留下特区人埋头苦干的印迹，彰显了特区人真抓实干的精神。
1984年1月的南疆，鲜花盛开。邓小平乘专列来到深圳经济特区。1月24日下午来到国商大厦，这座20多层的大厦是当时深圳第一高楼，也是中国第一个投招标项目。他登上楼顶天台俯瞰深圳市容，环视正在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感慨不已。按照市政规划，当时有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厦要投入建设，其中大部分在紧张施工，工地上长长的机械巨臂、来回穿梭的载重汽车，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1月份的深圳寒意尚浓，但80岁高龄的邓小平丝毫不在意。深圳市领导不断给他汇报着罗湖新区的建设规划和建设情况，并着重介绍了对面正在兴建的国贸大厦。这座规划53层的大楼将是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让邓小平尤为欣慰的是，国贸大厦创造了3天盖一层楼的记录。当时有一句话说：“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3天盖一层楼，突破的不仅是建筑施工技术，实际上是观念和制度创新催生了热火朝天的干劲。
在深圳，诞生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世界上第一个U盘、第一个基因治疗药物等;在珠海，创建中国第一个跨境园区，1992年百万重奖科技人才首开全国先河，这里成为全国科技人才和创业者们眼中的热土;在汕头，率先成立外资银行总行，特区管委会实行24小时审批答复制度，开政府机关实行承诺制的先河;在厦门，率先制定《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城市科学、长远的规划发展提供蓝本……
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每个经济特区的发展史，都是一张充满曲折故事的实验清单，而百折不回、永不停滞的实验精神、实干精神，正是中国全面迅速崛起的精神财富与动力来源。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金字招牌”。招牌亮不亮，解放思想只是第一步，关键在于实干。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汉口火车站月台散步时，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所谓“埋头苦干”，实际上就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精神，彰显的是一种思想自觉，蕴含的是一种价值追求，迸发出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实干，并不是蛮干，而是一种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的有效率的实干。
特区精神的时代价值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特区精神首先是历史的，追寻特区精神，就是追寻经济特区的历史。透过特区精神可以还原其改革开放的历史，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力量和智慧。特区精神也是现实的，其现实性就体现在特区精神的时代价值上。 （一）特区精神点亮中国形象。改革开放后，国门逐步打开，国际交往日益增多。但国门初启时，人们对外部世界往往多了一份怀疑，而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是一脸迷茫。经济特区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成为外国最早观察和了解新中国的主要窗口。因此，经济特区是最能代表国家形象和改革开放形象的地区。在这里，通过贸易往来，外国人从认识经济特区开始，逐步了解中国及其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辉煌成绩和精神风貌，对塑造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生动而又鲜明地表述了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迫切性。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解决“挨骂”问题依然任重道远。经济特区要继续发挥好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作用，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同各国扩大双向贸易和投资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特区要更好地展示中国形象、改革开放形象，不仅要有高“颜值”，更重要的是要“气质”兼修。扩大市场准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多属于特区的“颜值”，其真正吸引人的是看不见的“气质”即特区精神，这是特区之魂。毛泽东指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特区精神也是如此，尽管改革开放的环境不断优化，物质基础更为雄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更为明确，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攻坚克难的任务更加艰巨，更加需要精神的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伟大事业，必须大力提倡、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可见，精神力量对于新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也最能代表改革开放精神的特区精神，时代价值意义更无需多言。
（二）特区精神是经济特区再立潮头的精神支撑。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有人认为经济特区的改革动力和精神比以前弱化、淡化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特区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其思想观念和锐意进取的改革动力。丢掉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法宝，经济特区遭遇的危机才是真正可怕的危机。在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出“汪洋三问”：一问，三十而立，经济特区立起了什么？二问，迎接30年，经济特区要做什么？三问，未来30年，经济特区要干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今天，经济特区40多岁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未来要干什么？改革才是特区安身立命之本。“后特区时代”的经济特区，优势已经不再是“人无我有，人后我先”，应该是“人有我优”。要做到这些，就必须着力打造特区品牌。打造品牌不只是讲好品牌故事，更要唤醒品牌意识。特区精神与特区意识、特区自信、特区品牌、特区活力，是一脉相承的整体，彰显出特区精神的丰富内涵。经济特区延续自己的“特”，首先要弘扬品牌背后的无形资产——特区精神，以此擦亮特区的品牌。
（三）特区精神筑民族复兴中国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接续奋斗，历经挫折而不曾间断。在那样一个艰辛的时代，其承载着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事实证明，经济特区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支撑和生动例证。未来，经济特区还能否继续承载起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重任？无论从发展层面看，还是从精神层面看，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经济特区仍可以大有作为，而其底气就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特区精神。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特区基于历史重任，主要突出了特区的经济功能。但其经济腾飞的同时，社会治理问题也暴露出来，比如人口大规模转移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考验着经济特区的社会治理能力。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濟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深圳经济特区扛起责任，努力在重要领域推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创新成果。经济特区要走在制度创新的前沿，不应仅局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更要在短板上有突破，在社会治理体制上不断寻求创新，在建设法治、高效政府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释放社会空间，提高社会治理的参与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改革开放之“蓝图”已经成功绘就，如何实现梦想之“美”？路在每一个人的脚下，续写时代篇章，依然需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这一特区人用实干和智慧铸就的“特区品牌”。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