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晚清时期，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使民众生活举步维艰，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妇女的命运更为凄惨。这种时局给女权意识的发轫提供了阶级基础。此时，西方人权学说及女权思潮的涌入，给处于漆黑一室的国人带来了启发和希望，这种女权思潮触发了女权运动的勃兴。伴随妇女解放浪潮的高涨，社会时局发生了有利于女性发展的转折。
关键词：辛亥革命；女权运动；女权主义；女奴思潮
中图分类号：D4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0-0110-03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男权社会里，女性毫无疑问成为备受四大枷锁束缚的“囚徒”，她们既没有自主人格、主体身份和主体价值，更谈不上任何社会地位和自由价值。这种让人窒息的统治势力是如此的强大，非有一股强劲的外力冲击很难打破这种僵局。
一、西学东渐与辛亥革命前夕女权思潮的涌动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步伐日益加强，诸如洛克“天赋人权”、“生而平等”思想为女性思潮的启蒙拉开了帷幕。其中，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及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女性的屈从地位》等书的问世，更为国人追求女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西方新学理的影响下，加之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一大批仁人志士在探索救亡图存出路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广大妇女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此，他们便开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思想，把妇女解放推向社会革新之路。
在他们的极力呼吁下，女权思潮迅速传播开来，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当时中国发生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都凸显了女权意识的觉醒。譬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就把宣传男女平等思想，改革婚姻制度、革除歧视和奴役妇女的恶习作为重要的革命内容之一；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大同书》、《女学论》等名篇中把解放妇女视为变革社会的重要内容，康有为认为：“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然施之中国今日，未为尽宜；然以救女子乎，实为今日第一要药。”[1]梁启超则把女性地位的提升视为推进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辛亥革命更是把女权思潮推向高峰，进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权革命；无政府主义派也鼓吹通过男性让权的方式，进而达到男女平权的社会现实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女权思潮的流布十分广泛，在当时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女权问题也成为当时不同派别进行政治角力的重要筹码。
女权思潮的广布，必然在民众的行动中有所表现，尤其是广大女性同胞，更是以自身努力去改变自身命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以康同薇、裘敏芳为代表的先进女性，以巨大的勇气开始冲破世俗偏见和封建家庭牢笼，毅然走上社会，在维新志士的帮助和支持下，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团体——“女学会”，同时创办了中国首家以女权问题为研究核心的报纸——《女学报》。该妇女团体与报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出了“天地生人，阴阳平等”的论点及妇女理应具有参政权、婚姻自主等主张；为了凸显女性的社会作用，他们把女权问题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号召广大女性关心国家大事，鲜明地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2]的响亮口号。
这些知识女性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敏锐视角的男性学者的加入，则大大提升了女权问题的社会影响力，更为女权思潮的流布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妇女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譬如，被推誉为中国女权运动卢梭的金天翮，以自己雄厚的西学素养，撰成我国近代史第一部女权论著《女界钟》，阐发女性乃“国民之母”论点，把女权归纳为“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与“婚姻自由之权利”等。[3]丁初我在上海创办了被秋瑾称为妇女报刊中“巨擘”的《女子世界》，主张“政治革命”与“家庭革命”并举。此外，林琴南、康有为、梁启超、王韬、郑观应、何启、陈虬、麦孟华、唐才常、谭嗣同、严复、张之洞等也表达了对女权与女学问题的极大关注。尽管其初衷并非一定在于倡导男女同权，但女权问题在当时社会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女性问题何以能够在当时社会引起极大关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漆黑如墨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的反抗意识早已积聚甚深，他们在静候时机，寻求爆发。一旦有一个缺口，必将以蓄势待发之态，迸发出超人想象的力量，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西学东渐恰恰为打破这一暂时的平衡提供了诱因。故此，我们可以断定，封建危亡的时局为女权的兴起孕育了种子，西学思潮的影响为中国近代女权思潮的涌动提供了营养。
二、女权思潮对女权运动的触发与推动
对女权问题的重视在辛亥革命前后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此时，各不同派别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女权的倡导，他们已经把为女性争夺权利视为推动革命的有力工具。尽管上述各不同阶层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各有差异，他们所倡导的女权内容也不尽相同，但都普遍触动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必须通过“倡女学”来“推女权”。他们认为，女学思潮不兴，女权问题根本不能得以解决。基于此，他们开展了诸多获取女权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著书立说、创办报刊，在舆论上对女权思潮进行大力宣传。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所阐发的女子六大权利为当时革命青年所崇尚，陈以益在《女论》中对妇女问题的呐喊，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对女权问题的重视，为女权运动的开展起到了舆论宣传作用。
相对于专著的阅读范围狭窄、时效性不强而言，报刊在民众间的流传程度与速度更适合女权运动的开展。基于此，女权运动者多以报刊为平台，开展女权运动。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分布各地的妇女报刊有四十家之多，[4]其中影响较大者为陈撷芬于1902年创办于上海的《女报》（后改名《女学报》）、丁初我于1904年创办的《女子世界》、张展云1905年主办的《北京女报》，秋瑾1907年创刊的《中国女报》、1907年创刊的《神州日报》与《中国新女界》，陈以益于1909年创办的《女报》以及唐群英创办于1911年的《留日女学会杂志》等。此外，还有诸多报刊特别关注女性问题，譬如《河南》、《大中华》等。
从上述著作、报刊所刊布的争取女权文章的内容来看，他们争取女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争取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及人格解放，要求婚姻自由，反对缠足等；其次，争取在社会上男女平权，包括受教育权、经济独立权、参与政治权等。这些女子报刊的大量出现和流布，为启迪妇女自主思想、激发女性争取解放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也为女权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推崇女学，争夺教育权，提升妇女智识。女权如何才能得以保障，这是摆在当时女权运动家面前一个真切的问题。他们认为，享受“入学之权利”是妇女获得女权的最为重要的权利，应为争取女权“开宗明义之第一着”。在他们看来，“不读书则无智识，无智识则不能办事……权利思想的发达，乃藉读书以养成，筐箧之内无权利也。”[3]50的确如此，读书、受教育是促使女权思想发达的最重要的方法与手段之一。
基于上述认识，在20世纪初叶，中国掀起了兴办女学的热潮。据资料显示，仅1907年，全国除新疆、甘肃两省外就有各类女子学堂428所之多，女生人数近15500人。[5]这些女校除传播女权思想外，还关注妇女的生活问题，培训她们职业技能，提升其生存能力与自立意识。
3.投身革命，争取自身权利。辛亥革命前，先进女性已经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去争取的道理。何香凝的论点最有代表性，她为鼓励女性投身于革命，大声呼吁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复巢之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6]秋瑾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报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7]其鼓励女性像男性一样去战斗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在先进女性的鼓动与呐喊下，广大知识女性积极加入到反清斗争的行列中。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女子北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女子后援队”、“女子军团”、“北伐军救济队”、“浙江女子军”、“女子国民军”、“赤十字会”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参加革命活动的有记载的妇女有近千人，她们胸怀“只有自觉的承担起救亡的义务，才能与男子得到平等的权利”的信念，纷纷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洪流之中。
4.关注自身命运，积极争取参政权。妇女与男性获得同权的前提是拥有参政权。女性唯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3]63两大权利，自身的命运才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故此，参政意识是女权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参政权的追求也是妇女运动自始至终努力的方向。中国近代妇女追求参政权的步骤大致有两个：先是舆论鼓吹，然后付诸实践。譬如，当时创办女性报刊，其主要特色便是鼓吹女子参政。正如《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在简章中明确宣布自己的宗旨，即“以增进女子常识，阐明天赋人权，为将来女子参政之预备”。[8]诸多女性也逐渐认识到，“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9]这些在舆论上对参政权的诉求与宣传，毫无疑问大大助推了现实生活中女性争取参政运动的蓬勃发展。一大批妇女将参政问题付诸实践，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热潮。1911年，留日学生林宗素在上海分别创办了“妇女参政同志会”、“女子法政速成科”；1912年，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其他诸如“女子后援会”、“女国民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等团体相继成立。上述政治团体以争取女子参政权为目的，掀起女权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由女性自己创办的妇女团体就有35个。[5]1912年，更有10名妇女当选为广东临时议会议员，妇女破天荒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这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尚属创举。尽管妇女参政的个案在当时还不是十分普遍，但在封建社会长期统治下的中国，在封建腐朽势力余孽未尽的社会情势下，这已属难能可贵。
此外，还有诸多妇女加入争取“营业之权利”与“掌握财产之权利”的大军之中，为女权运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经济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女权思潮的兴起，为女权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的前提下，也为妇运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女权运动的进展，开辟了中国女权运动史的新纪元。
三、女权运动为女性解放开辟了新局面
近代早期女权运动的直接结果便是为女性自身发展争取了社会地位，而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她们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这种地位变化必然促使她们提出更为广泛的权利诉求，在这种社会情势下，相对科学、合理的女权思潮与理论便应运而生，这种理论对女权运动的良性开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的更大发展。单就女权运动对女性命运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女权运动为女权维护争取了制度保障。在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任由哪个阶层，他们都不敢忽视女性的力量。因此，对女权的维护与保障也日益成为各界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哪怕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政要对女性的真正尊重，但这也足以证明女权运动的确推动了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譬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便制定了诸多维护女权的法律条规，从制度上为女权维护提供了保障：法律明禁妇女缠足；在恋爱婚姻上承认妇女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妇女的天赋人权；在就业、求学、社交方面，妇女有了走向社会的自由；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也在法律上得以保障。
尽管上述法律草案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待完善，但这些以国家制度的名义颁布的革新措施，无疑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对妇女解放的促进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华民国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就很大程度上借鉴于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该决议案规定：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实行男女教育平等；女子有继承权与财产权；禁止买卖妇女；反对多妻制；女性有婚姻自主权等应为女权运动的重要原则，而上述种种内容我们均可从早期女权思潮与女权活动家那里中找到痕迹。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女权运动为女性自身解放争取了某些方面的政治保障。
2.从社会生活层面看，女性社会地位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辛亥革命不仅推动了社会制度的革新，同时也为推动中国女性解放事业发展拉开了帷幕。
经过教育培训，广大妇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女学的兴盛使大批妇女走出闺阁接触社会；妇女直接参与到经济与文化活动之中，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开辟了道路，当然也为进一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创造了条件。女子教育的发展，孕育了中国近代知识妇女群体，她们是中国近代妇女最早具有民主革命意识和女性解放意识的一部分，对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女性广泛参与政治的现实，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更改变了其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尴尬局面。至此，在中国近代政坛各个领域均有女性的身影出现，她们以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向世人展示了女子的风采，成为推动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3.女性主体意识日益凸显。女性之主体意识自觉确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因素。女性解放只能依仗女性自身的广泛参与，而这种参与激情又恰恰是以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前提。近代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真正觉醒是这一时期女权运动直接促动的结果。经过艰苦的维权斗争，她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民性，自己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出现在社会各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们以更大的激情投身于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如此以来，女权运动与主体意识觉醒形成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当时妇女主体意识觉醒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独立人格意识的确立。革命女性日益发现，要实现男女平等，必须消除依赖之劣根性，确立“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10]的信条。她们进而总结，中国传统妇女之所以备受欺凌与压迫，其重要根源在于经济上的不独立，经济上的从属地位直接决定了她们文化地位的卑微。因此，她们呼吁大家争取自主权，先要争取经济的独立，而获取经济独立的途径就是参与到经济生活之中，参加职业培训，养成生存技能等。上述认识，堪称中国近代妇女主体意识自我觉醒的一大进步，其与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1]的论点不谋而合。其次，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经济上的独立为女性参与其他社会事务提供了可能，也为她们追求自由、与男性同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此社会情形下，男女同权的观点也深入人心，如江纫兰所说：“天之生人，无论男女，原本无轻无重”，那么，恢复女权，本是“恢复其天赋之权，并非为非分之要求”。[12]在此基础上，她们便追求男女平等，要求铲除缠足恶习，追求婚姻自主权、教育权和政治参与权。女性的上述诉求，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全面苏醒。最后，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意识深入人心。随着女性自身觉悟的提高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一些先进女性开始从传统的唯有家庭意识中跳出来走向社会，认识到女性的社会意识，极力要求与男性共担救亡之责。巾帼英雄秋瑾在《勉女权歌》里唱出了妇女爱自由更要恢复江山的心声，诸如“不尽义务焉得权利，女子岂甘人后”等言语，显示出先进女性的政治觉醒。由此看出，辛亥革命前后，女权运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
四、结语
综而论之，腐朽的封建帝制对广大妇女的摧残，客观上给中国近代女权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近代西方女权思潮的传播又给中国近代女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舆论宣传。随着女权思潮的流布，民众对女性的社会地位等问题有了真切的了解，同时也对封建帝制的黑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国人女权意识的提升又为女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在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中，女权思潮更加丰富与发展，女权运动的开展又使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成为可能，一个新的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时局随之产生。在新的时局下，鉴于女性自身的地位提升，她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诉求随之增多，这种思维意识的变化，又大大促进了女权运动的新一阶段的发展，从而形成社会时局、女权思想与女权运动的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03．
[2]龚圆常．男女平权说[C]//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91．
[3]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0-52．
[4]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4．
[5]沈智．辛亥革命中的女知识分子[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4）．
[6]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
[7]秋瑾．精卫石[J]．中国女报，1907，(2)．
[8]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上编）[G]．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11．
[9]女子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N].申报，1912-02-26．
[10]秋瑾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32．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
[12]江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J].妇女时报,1912,(8)．
［责任编辑：宇 辉］
关键词：辛亥革命；女权运动；女权主义；女奴思潮
中图分类号：D4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0-0110-03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男权社会里，女性毫无疑问成为备受四大枷锁束缚的“囚徒”，她们既没有自主人格、主体身份和主体价值，更谈不上任何社会地位和自由价值。这种让人窒息的统治势力是如此的强大，非有一股强劲的外力冲击很难打破这种僵局。
一、西学东渐与辛亥革命前夕女权思潮的涌动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步伐日益加强，诸如洛克“天赋人权”、“生而平等”思想为女性思潮的启蒙拉开了帷幕。其中，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及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女性的屈从地位》等书的问世，更为国人追求女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西方新学理的影响下，加之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一大批仁人志士在探索救亡图存出路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广大妇女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此，他们便开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思想，把妇女解放推向社会革新之路。
在他们的极力呼吁下，女权思潮迅速传播开来，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当时中国发生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都凸显了女权意识的觉醒。譬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就把宣传男女平等思想，改革婚姻制度、革除歧视和奴役妇女的恶习作为重要的革命内容之一；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大同书》、《女学论》等名篇中把解放妇女视为变革社会的重要内容，康有为认为：“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然施之中国今日，未为尽宜；然以救女子乎，实为今日第一要药。”[1]梁启超则把女性地位的提升视为推进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辛亥革命更是把女权思潮推向高峰，进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权革命；无政府主义派也鼓吹通过男性让权的方式，进而达到男女平权的社会现实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女权思潮的流布十分广泛，在当时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女权问题也成为当时不同派别进行政治角力的重要筹码。
女权思潮的广布，必然在民众的行动中有所表现，尤其是广大女性同胞，更是以自身努力去改变自身命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以康同薇、裘敏芳为代表的先进女性，以巨大的勇气开始冲破世俗偏见和封建家庭牢笼，毅然走上社会，在维新志士的帮助和支持下，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团体——“女学会”，同时创办了中国首家以女权问题为研究核心的报纸——《女学报》。该妇女团体与报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出了“天地生人，阴阳平等”的论点及妇女理应具有参政权、婚姻自主等主张；为了凸显女性的社会作用，他们把女权问题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号召广大女性关心国家大事，鲜明地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2]的响亮口号。
这些知识女性对女权问题的关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大批具有敏锐视角的男性学者的加入，则大大提升了女权问题的社会影响力，更为女权思潮的流布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妇女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譬如，被推誉为中国女权运动卢梭的金天翮，以自己雄厚的西学素养，撰成我国近代史第一部女权论著《女界钟》，阐发女性乃“国民之母”论点，把女权归纳为“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与“婚姻自由之权利”等。[3]丁初我在上海创办了被秋瑾称为妇女报刊中“巨擘”的《女子世界》，主张“政治革命”与“家庭革命”并举。此外，林琴南、康有为、梁启超、王韬、郑观应、何启、陈虬、麦孟华、唐才常、谭嗣同、严复、张之洞等也表达了对女权与女学问题的极大关注。尽管其初衷并非一定在于倡导男女同权，但女权问题在当时社会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女性问题何以能够在当时社会引起极大关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漆黑如墨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的反抗意识早已积聚甚深，他们在静候时机，寻求爆发。一旦有一个缺口，必将以蓄势待发之态，迸发出超人想象的力量，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西学东渐恰恰为打破这一暂时的平衡提供了诱因。故此，我们可以断定，封建危亡的时局为女权的兴起孕育了种子，西学思潮的影响为中国近代女权思潮的涌动提供了营养。
二、女权思潮对女权运动的触发与推动
对女权问题的重视在辛亥革命前后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此时，各不同派别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女权的倡导，他们已经把为女性争夺权利视为推动革命的有力工具。尽管上述各不同阶层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各有差异，他们所倡导的女权内容也不尽相同，但都普遍触动了一个共同问题，即必须通过“倡女学”来“推女权”。他们认为，女学思潮不兴，女权问题根本不能得以解决。基于此，他们开展了诸多获取女权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著书立说、创办报刊，在舆论上对女权思潮进行大力宣传。金天翮在《女界钟》中所阐发的女子六大权利为当时革命青年所崇尚，陈以益在《女论》中对妇女问题的呐喊，也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对女权问题的重视，为女权运动的开展起到了舆论宣传作用。
相对于专著的阅读范围狭窄、时效性不强而言，报刊在民众间的流传程度与速度更适合女权运动的开展。基于此，女权运动者多以报刊为平台，开展女权运动。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后，分布各地的妇女报刊有四十家之多，[4]其中影响较大者为陈撷芬于1902年创办于上海的《女报》（后改名《女学报》）、丁初我于1904年创办的《女子世界》、张展云1905年主办的《北京女报》，秋瑾1907年创刊的《中国女报》、1907年创刊的《神州日报》与《中国新女界》，陈以益于1909年创办的《女报》以及唐群英创办于1911年的《留日女学会杂志》等。此外，还有诸多报刊特别关注女性问题，譬如《河南》、《大中华》等。
从上述著作、报刊所刊布的争取女权文章的内容来看，他们争取女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争取妇女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及人格解放，要求婚姻自由，反对缠足等；其次，争取在社会上男女平权，包括受教育权、经济独立权、参与政治权等。这些女子报刊的大量出现和流布，为启迪妇女自主思想、激发女性争取解放做了很好的宣传工作，也为女权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推崇女学，争夺教育权，提升妇女智识。女权如何才能得以保障，这是摆在当时女权运动家面前一个真切的问题。他们认为，享受“入学之权利”是妇女获得女权的最为重要的权利，应为争取女权“开宗明义之第一着”。在他们看来，“不读书则无智识，无智识则不能办事……权利思想的发达，乃藉读书以养成，筐箧之内无权利也。”[3]50的确如此，读书、受教育是促使女权思想发达的最重要的方法与手段之一。
基于上述认识，在20世纪初叶，中国掀起了兴办女学的热潮。据资料显示，仅1907年，全国除新疆、甘肃两省外就有各类女子学堂428所之多，女生人数近15500人。[5]这些女校除传播女权思想外，还关注妇女的生活问题，培训她们职业技能，提升其生存能力与自立意识。
3.投身革命，争取自身权利。辛亥革命前，先进女性已经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只有依靠自己去争取的道理。何香凝的论点最有代表性，她为鼓励女性投身于革命，大声呼吁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独非人类乎？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复巢之下，薪火之上，宁有幸欤？”[6]秋瑾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报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7]其鼓励女性像男性一样去战斗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在先进女性的鼓动与呐喊下，广大知识女性积极加入到反清斗争的行列中。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女子北伐敢死队”、“女子北伐队”、“女子后援队”、“女子军团”、“北伐军救济队”、“浙江女子军”、“女子国民军”、“赤十字会”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参加革命活动的有记载的妇女有近千人，她们胸怀“只有自觉的承担起救亡的义务，才能与男子得到平等的权利”的信念，纷纷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洪流之中。
4.关注自身命运，积极争取参政权。妇女与男性获得同权的前提是拥有参政权。女性唯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3]63两大权利，自身的命运才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故此，参政意识是女权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参政权的追求也是妇女运动自始至终努力的方向。中国近代妇女追求参政权的步骤大致有两个：先是舆论鼓吹，然后付诸实践。譬如，当时创办女性报刊，其主要特色便是鼓吹女子参政。正如《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在简章中明确宣布自己的宗旨，即“以增进女子常识，阐明天赋人权，为将来女子参政之预备”。[8]诸多女性也逐渐认识到，“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9]这些在舆论上对参政权的诉求与宣传，毫无疑问大大助推了现实生活中女性争取参政运动的蓬勃发展。一大批妇女将参政问题付诸实践，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热潮。1911年，留日学生林宗素在上海分别创办了“妇女参政同志会”、“女子法政速成科”；1912年，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其他诸如“女子后援会”、“女国民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等团体相继成立。上述政治团体以争取女子参政权为目的，掀起女权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由女性自己创办的妇女团体就有35个。[5]1912年，更有10名妇女当选为广东临时议会议员，妇女破天荒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这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尚属创举。尽管妇女参政的个案在当时还不是十分普遍，但在封建社会长期统治下的中国，在封建腐朽势力余孽未尽的社会情势下，这已属难能可贵。
此外，还有诸多妇女加入争取“营业之权利”与“掌握财产之权利”的大军之中，为女权运动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经济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女权思潮的兴起，为女权运动的开展奠定了理论的前提下，也为妇运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女权运动的进展，开辟了中国女权运动史的新纪元。
三、女权运动为女性解放开辟了新局面
近代早期女权运动的直接结果便是为女性自身发展争取了社会地位，而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她们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这种地位变化必然促使她们提出更为广泛的权利诉求，在这种社会情势下，相对科学、合理的女权思潮与理论便应运而生，这种理论对女权运动的良性开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从而推动了社会的更大发展。单就女权运动对女性命运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女权运动为女权维护争取了制度保障。在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任由哪个阶层，他们都不敢忽视女性的力量。因此，对女权的维护与保障也日益成为各界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哪怕这种行为不是出于政要对女性的真正尊重，但这也足以证明女权运动的确推动了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譬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便制定了诸多维护女权的法律条规，从制度上为女权维护提供了保障：法律明禁妇女缠足；在恋爱婚姻上承认妇女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妇女的天赋人权；在就业、求学、社交方面，妇女有了走向社会的自由；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也在法律上得以保障。
尽管上述法律草案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待完善，但这些以国家制度的名义颁布的革新措施，无疑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对妇女解放的促进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华民国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就很大程度上借鉴于这一时期的法律法规。该决议案规定：制定男女平等法律，实行男女教育平等；女子有继承权与财产权；禁止买卖妇女；反对多妻制；女性有婚姻自主权等应为女权运动的重要原则，而上述种种内容我们均可从早期女权思潮与女权活动家那里中找到痕迹。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女权运动为女性自身解放争取了某些方面的政治保障。
2.从社会生活层面看，女性社会地位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辛亥革命不仅推动了社会制度的革新，同时也为推动中国女性解放事业发展拉开了帷幕。
经过教育培训，广大妇女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女学的兴盛使大批妇女走出闺阁接触社会；妇女直接参与到经济与文化活动之中，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开辟了道路，当然也为进一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创造了条件。女子教育的发展，孕育了中国近代知识妇女群体，她们是中国近代妇女最早具有民主革命意识和女性解放意识的一部分，对妇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影响。
女性广泛参与政治的现实，不仅改变了自身命运，更改变了其长期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尴尬局面。至此，在中国近代政坛各个领域均有女性的身影出现，她们以自己的智慧与才干，向世人展示了女子的风采，成为推动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3.女性主体意识日益凸显。女性之主体意识自觉确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因素。女性解放只能依仗女性自身的广泛参与，而这种参与激情又恰恰是以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前提。近代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真正觉醒是这一时期女权运动直接促动的结果。经过艰苦的维权斗争，她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民性，自己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出现在社会各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们以更大的激情投身于自我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中。如此以来，女权运动与主体意识觉醒形成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当时妇女主体意识觉醒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独立人格意识的确立。革命女性日益发现，要实现男女平等，必须消除依赖之劣根性，确立“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10]的信条。她们进而总结，中国传统妇女之所以备受欺凌与压迫，其重要根源在于经济上的不独立，经济上的从属地位直接决定了她们文化地位的卑微。因此，她们呼吁大家争取自主权，先要争取经济的独立，而获取经济独立的途径就是参与到经济生活之中，参加职业培训，养成生存技能等。上述认识，堪称中国近代妇女主体意识自我觉醒的一大进步，其与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11]的论点不谋而合。其次，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经济上的独立为女性参与其他社会事务提供了可能，也为她们追求自由、与男性同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此社会情形下，男女同权的观点也深入人心，如江纫兰所说：“天之生人，无论男女，原本无轻无重”，那么，恢复女权，本是“恢复其天赋之权，并非为非分之要求”。[12]在此基础上，她们便追求男女平等，要求铲除缠足恶习，追求婚姻自主权、教育权和政治参与权。女性的上述诉求，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全面苏醒。最后，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意识深入人心。随着女性自身觉悟的提高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一些先进女性开始从传统的唯有家庭意识中跳出来走向社会，认识到女性的社会意识，极力要求与男性共担救亡之责。巾帼英雄秋瑾在《勉女权歌》里唱出了妇女爱自由更要恢复江山的心声，诸如“不尽义务焉得权利，女子岂甘人后”等言语，显示出先进女性的政治觉醒。由此看出，辛亥革命前后，女权运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达到了相当自觉的程度。
四、结语
综而论之，腐朽的封建帝制对广大妇女的摧残，客观上给中国近代女权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近代西方女权思潮的传播又给中国近代女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舆论宣传。随着女权思潮的流布，民众对女性的社会地位等问题有了真切的了解，同时也对封建帝制的黑暗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国人女权意识的提升又为女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在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中，女权思潮更加丰富与发展，女权运动的开展又使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成为可能，一个新的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时局随之产生。在新的时局下，鉴于女性自身的地位提升，她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诉求随之增多，这种思维意识的变化，又大大促进了女权运动的新一阶段的发展，从而形成社会时局、女权思想与女权运动的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大同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03．
[2]龚圆常．男女平权说[C]//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91．
[3]金天翮．女界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0-52．
[4]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变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64．
[5]沈智．辛亥革命中的女知识分子[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1，（4）．
[6]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
[7]秋瑾．精卫石[J]．中国女报，1907，(2)．
[8]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上编）[G]．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11．
[9]女子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N].申报，1912-02-26．
[10]秋瑾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32．
[1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
[12]江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J].妇女时报,1912,(8)．
［责任编辑：宇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