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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看客”是鲁迅倾注笔墨塑造的麻木、冷漠的围观者形象，看客的产生与统治中国人几千年的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等级制度对中国人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身份称谓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君、父、夫等亲属或泛亲属关系性称谓桎梏着中国人，压抑着人性，形成“无自由”的变态人格；同时中国人在职务性称谓掩护下的沉默、冷漠的表现，形成“不负责”的习惯心理。看客也正是这样一群无自由、不负责的中国人，无自由以致于个性压抑、人格扭曲，不负责以致于对生命的漠视。他们处在看/被看的可悲模式中，看者幸灾乐祸，被看者听天由命。究其缘由，在于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在于个人罪感意识的缺乏。
关键词：等级制度；看客；身份称谓；无自由；不负责
“看客”最初并无感情色彩，单纯指观众。而在20世纪的中国，国家外忧内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打击，而国民却被冷漠、麻木遮蔽了自己的双眼，不但未能因国将覆灭而奋起反抗，而是一种看热闹的看客心态，漠视着自己的同胞，漠视着革命者的流血牺牲。鲁迅作为时代的思想先驱者，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丑陋的国民病态，他在《〈呐喊〉自序》里说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在他的笔下，描写了看客群像，如小说《药》里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而被砍头；《孔乙己》里众人的哄笑，他们围观并戏弄穷酸潦倒的孔乙己，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孔乙己的尴尬狼狈上；还有《阿Q正传》里阿Q被押赴刑场时两旁挤满了的许多张着嘴的围观者等。这些种种丑陋、麻木不仁的看客深深刺激了鲁迅，让他深深意识到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必要。他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在谛视看客心态的同时，再仔细审视那一时代所处的社会，可以发现看客的麻木和冷漠，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是遭受隐秘的精神暴政的产物。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中国人从未享有做“人”的权力，在现实中也无法为自己建构一个作为“人”的自我。对于一个自己还不是“人”的生物，你要求他以“人”的同情心去看待他周围与他一样的生物，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等级制度表现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它建立于君权神授思想的基础上，主要利用儒家礼乐制度建立等级关系，扩大控制范围。它采取行臣服礼和封受采邑等手段，使得两个封建主之间结成君臣关系，在上的为君，在下的为臣。作为统治者建立等级制度的工具，儒家礼治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更是将等级制度的泯灭人性和丧失自我，发挥得“淋漓尽致”。陈独秀在强调应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时，对儒家三纲进行了抨击：“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得臣成为了君的附属品，子成为了父的附属品，妻成为了夫的附属品。偌大的中国，谁都不能逃脱附属品的命运。如果一人附属于他人，则会丧失自由自主的人格，自由自主人格既已丧失，又怎能称其为人呢？以此看来，等级制度下的中国人，已然没有做“人”的权利和自由，唯有纷纷沦为残忍可悲“看客”，今日观赏他人的悲剧，他日则被人观赏。
看客群体的形成也正是如此，几千年的中国都由高度专制的等级制度所主宰，这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身份称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人的称谓十分庞杂，可分为“姓名性称谓、亲属关系性称谓、亲属关系性称谓、职务性称谓和礼仪性称谓”。其中亲属关系性称谓具有最为浓厚的宗法道德价值取向，它用君、父、夫等亲属或泛亲属关系性称谓桎梏着中国人，压抑着人性，以致“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3]，无独立自主，无反抗意识，自动自觉地“看”或“被看”，而未曾觉察；其中职务性称谓不仅带着权势标签，也让中国人只管扮演社会的某一角色，而忽视作为独立人格的“我”，它掩护着中国人的自私和沉默，以致推卸责任，形成隔岸观火之冷漠。
一、 亲属关系性称谓下的“无自由”
从家到国，中国古代社会表现显著的“家国同构”特征，国是家的延伸，父为“家君”，君为“国父”。自上而下，宗族中成员所享受的权力呈递减趋势，所以体现宗法等级的亲属关系性称谓也必须有严格的划分：“宗法制度强调血缘纽带，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尊长特权、男尊女卑。家族中各成员的所有的权力义务，责任都是由他们在所处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和年长程度决定的。因为只有儿子才可以继承家产，家业，家族的荣誉，所以必须严格区分父系母系；因为男尊女卑，所以必须严格区分各种亲属的性别；因为年长程度决定权威，所以也必须严格区分不同辈分，在同一辈分中按年龄再区别长幼次序。”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几千年来维护等级制度，确立了君权的高度集中。臣听命于君，子听命于父，妻听命于夫，中国人在长期的压制下丧失了个人自由，生成压抑扭曲的变态人格。他们以无动于衷的献身姿态面对暴行，以观看他人的不幸换取贫瘠精神的满足。
自古以来，孔子将“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妻子可被称为拙荆、贱内、内人，将妻子视为丈夫的附属品。这种男尊女卑思想，以及所衍生的贞操观念，首当其冲是谋杀万千中国女性的罪恶工具，看客借助这一工具，将居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活生生“看杀”，鲁迅《祝福》笔下的祥林嫂便是一例。
在祥林嫂凄惨的一生中，充斥着种种看客。得知祥林嫂的婆婆绑她回去的时候，作为主顾的四叔说道：“可恶！然而……。”由于所谓主仆情分，四叔是同情她的，却因为作恶者是祥林嫂的婆婆，便觉理所当然，大家“不久也就忘却了”。四叔便是名副其实的看客，在他的意识里，大概寡妇应该留在家中受婆家使唤，不应有他想。他由着祥林嫂被绑回家，觉得天经地义，殊不知这正是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阶梯。祥林嫂在第二任丈夫死后又回到四叔家帮忙，四叔这么告诫四婶道：“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他俨然是宗法制度的卫道士，不但对祥林嫂的苦痛视而不见，而且还把她视为不洁之物，用所谓世间风俗将她逼至一隅。 镇里的人在“鉴赏咀嚼”完祥林嫂的丧子之痛后，开始调侃戏谑起祥林嫂的改嫁，从不杀生的“善女人”柳妈恐吓祥林嫂说二嫁是一件“大罪名”，将来到阴间会被锯开两半：“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祥林嫂听从这些人的“指引”，辛苦攒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本以为可以赎清自己的罪过，得到世间宽恕，也能免除死后受苦。但祭祀时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给了她沉重的一击。她没有犯任何罪，却收到所有人的鄙弃，即便她作何努力，也得不到别人的宽恕。这些人正是看客，他们观赏着祥林嫂的苦痛，并用“一女不侍二夫”的贞操观念将她生生地谋杀。
二、 职务性称谓下的“不负责”
与西方无论长幼、职务高低都直呼其名不同，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中，习惯用代表权势地位的职务性称谓来称呼对方，通常以姓氏+职务的形式。小至班长、城管队长，大至国家官员，全国上下都处在官场的等级阶梯里，无人非官。这与中国人好名利有关，陈独秀曾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代表着拥有权势，而有权则有钱，所以众人擦破头皮涌进科场，成为不折不扣的“科场鬼”。中国人将做官发财作为人生目标，不惜牺牲其它所有，包括自己的一颗善心，只愿为官进而发财。也正因权势的获取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所以做官上任又必加倍索取，鱼肉百姓。张三非张三，而是张部长，李四非李四，而是李局长。中国人都不是自己，是披着职务名称的庞大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无情感，无人格，只顾“各司其职”、“安守本分”。
刑场上无辜者的死亡，究其凶手，张刽子手直接将其杀害，但他只负责执行上级命令；而将其定罪的上级李官员也无需负责，这人并非他所逮捕；而刘捕快也无需负责，他只是按章办事……如此循环，没有人应该对无辜者的死负责。被看者正是这个无辜的死者，看客则是所有无需负责的张侩子手、李官员、刘捕快等。鲁迅笔下《药》中牺牲的革命者夏瑜便是如此。
夏瑜是觉醒的中国人的代表，不但未能受到众人的理解，还饱受到周围众看客的唾弃和摧残。“乖角儿”夏三爷向官府举报他以获得“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牢头红眼睛阿义拿走衣服，又因无油水可榨而虐待他：“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刽子手康大叔将沾满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卖个华老栓，赚取钱财，还获得华老栓一家的感恩戴德。夏三爷、阿义、康大叔都是夏瑜死亡的实际受益者，他们衡量世界的标准仅仅是利益，是否对自己有利，而绝非怜悯之心。他们谋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却不用承担丝毫的责任，甚至在外界看来也是合情合理。夏三爷何罪？他只是举报一个“造反者”；牢头阿义何罪？他只是教训一个“逆贼”；刽子手康大叔何罪？他只是按章办事，杀了个“造反分子”。他们都尽了自己的“职责”，在名义上甚至维护了大清政府。披着职务外衣的看客绝不会反省他们的作为，即便错的是政府，正确的是夏瑜，他们依然可以逃脱在责任之外。所以对错有何关系？只管做好本职工作，冷漠地去“杀”就是。
看客群体正是一群无自由、不负责的中国民众，无自由以致于个性压抑，生成变态的人格。被看者以一种不幸却麻木的姿态面对暴行，看者在观赏他人的苦难中博取自身的愉悦。不负责以致于冷漠地对待他人，以至于在职务的外衣下，只管做好所谓本职工作，冷漠地“杀死”被看者。他们全都处在看/被看的可悲模式中，但看者只管幸灾乐祸，被看者也只是听天由命。究其现象缘由，不仅在于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于个人罪感意识的缺乏。第一，看客的形成在于社会对个人的束缚。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脱离了社会，任何个人都不能生存和发展。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影响着个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个人所处的社会并非总是民主的、自由的，在高度专制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密切关系甚至会给个人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的打击。胡适在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思想导入中国思想界时，这么说道：“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及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也就是强调社会对个性的扼制，这种扼制更多的是从精神上地，似温水煮蛙般，慢慢地以不可逆转的强大势力同化个人，使得个人逐渐失去自由独立的精神，还悠悠然不自知。第二，看客的形成还在于个人罪感意识的缺乏。鲁迅在反思历史之罪时，提出对国民性的改造。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吃人”的历史里，每个人都是吃人的一分子，自己也有“四千年吃人履历”。鲁迅这样说道：“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他深刻地认识到，暴政下的民众，本性也是残暴的，是暴政的“围观者”。而且在某些时刻会推翻暴君，取而代之成为另一个暴君。譬如中国古代社会朝代的更替，也正是如此。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他的作品中也带着浓厚的罪感意识。民族的劣根不只存在于统治者，还存在于被统治的民众中，看/被看，吃/被吃都是民众所为。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也正是由于个人罪感意识的缺乏，未能觉察到自己的责任，缺乏深刻的自省和忏悔意识，而沦为暴政下的吃人者、谋杀者。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7页.
[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63页.
[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A].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任建树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2页.
[4]刘方玲.中国传统身份称谓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J].学术交流，20006（7）.
[5]陈佳.从汉语血缘关系看语言对文化的反映[J].语言研究，2002（S1）.
[6]陈独秀.新青年[A].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任建树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8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87页.
[8]胡适.易卜生主义[A].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M].潘光哲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第149～150页.
[9]鲁迅.热风·暴君的臣民[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66页.
作者简介：殷海丽（1990—），女，湖南邵阳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关键词：等级制度；看客；身份称谓；无自由；不负责
“看客”最初并无感情色彩，单纯指观众。而在20世纪的中国，国家外忧内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打击，而国民却被冷漠、麻木遮蔽了自己的双眼，不但未能因国将覆灭而奋起反抗，而是一种看热闹的看客心态，漠视着自己的同胞，漠视着革命者的流血牺牲。鲁迅作为时代的思想先驱者，深刻地意识到了这种丑陋的国民病态，他在《〈呐喊〉自序》里说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在他的笔下，描写了看客群像，如小说《药》里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而被砍头；《孔乙己》里众人的哄笑，他们围观并戏弄穷酸潦倒的孔乙己，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孔乙己的尴尬狼狈上；还有《阿Q正传》里阿Q被押赴刑场时两旁挤满了的许多张着嘴的围观者等。这些种种丑陋、麻木不仁的看客深深刺激了鲁迅，让他深深意识到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必要。他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在谛视看客心态的同时，再仔细审视那一时代所处的社会，可以发现看客的麻木和冷漠，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漠，是遭受隐秘的精神暴政的产物。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中国人从未享有做“人”的权力，在现实中也无法为自己建构一个作为“人”的自我。对于一个自己还不是“人”的生物，你要求他以“人”的同情心去看待他周围与他一样的生物，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等级制度表现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它建立于君权神授思想的基础上，主要利用儒家礼乐制度建立等级关系，扩大控制范围。它采取行臣服礼和封受采邑等手段，使得两个封建主之间结成君臣关系，在上的为君，在下的为臣。作为统治者建立等级制度的工具，儒家礼治思想中的三纲五常，更是将等级制度的泯灭人性和丧失自我，发挥得“淋漓尽致”。陈独秀在强调应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时，对儒家三纲进行了抨击：“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得臣成为了君的附属品，子成为了父的附属品，妻成为了夫的附属品。偌大的中国，谁都不能逃脱附属品的命运。如果一人附属于他人，则会丧失自由自主的人格，自由自主人格既已丧失，又怎能称其为人呢？以此看来，等级制度下的中国人，已然没有做“人”的权利和自由，唯有纷纷沦为残忍可悲“看客”，今日观赏他人的悲剧，他日则被人观赏。
看客群体的形成也正是如此，几千年的中国都由高度专制的等级制度所主宰，这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身份称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人的称谓十分庞杂，可分为“姓名性称谓、亲属关系性称谓、亲属关系性称谓、职务性称谓和礼仪性称谓”。其中亲属关系性称谓具有最为浓厚的宗法道德价值取向，它用君、父、夫等亲属或泛亲属关系性称谓桎梏着中国人，压抑着人性，以致“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3]，无独立自主，无反抗意识，自动自觉地“看”或“被看”，而未曾觉察；其中职务性称谓不仅带着权势标签，也让中国人只管扮演社会的某一角色，而忽视作为独立人格的“我”，它掩护着中国人的自私和沉默，以致推卸责任，形成隔岸观火之冷漠。
一、 亲属关系性称谓下的“无自由”
从家到国，中国古代社会表现显著的“家国同构”特征，国是家的延伸，父为“家君”，君为“国父”。自上而下，宗族中成员所享受的权力呈递减趋势，所以体现宗法等级的亲属关系性称谓也必须有严格的划分：“宗法制度强调血缘纽带，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尊长特权、男尊女卑。家族中各成员的所有的权力义务，责任都是由他们在所处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和年长程度决定的。因为只有儿子才可以继承家产，家业，家族的荣誉，所以必须严格区分父系母系；因为男尊女卑，所以必须严格区分各种亲属的性别；因为年长程度决定权威，所以也必须严格区分不同辈分，在同一辈分中按年龄再区别长幼次序。”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几千年来维护等级制度，确立了君权的高度集中。臣听命于君，子听命于父，妻听命于夫，中国人在长期的压制下丧失了个人自由，生成压抑扭曲的变态人格。他们以无动于衷的献身姿态面对暴行，以观看他人的不幸换取贫瘠精神的满足。
自古以来，孔子将“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妻子可被称为拙荆、贱内、内人，将妻子视为丈夫的附属品。这种男尊女卑思想，以及所衍生的贞操观念，首当其冲是谋杀万千中国女性的罪恶工具，看客借助这一工具，将居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活生生“看杀”，鲁迅《祝福》笔下的祥林嫂便是一例。
在祥林嫂凄惨的一生中，充斥着种种看客。得知祥林嫂的婆婆绑她回去的时候，作为主顾的四叔说道：“可恶！然而……。”由于所谓主仆情分，四叔是同情她的，却因为作恶者是祥林嫂的婆婆，便觉理所当然，大家“不久也就忘却了”。四叔便是名副其实的看客，在他的意识里，大概寡妇应该留在家中受婆家使唤，不应有他想。他由着祥林嫂被绑回家，觉得天经地义，殊不知这正是祥林嫂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阶梯。祥林嫂在第二任丈夫死后又回到四叔家帮忙，四叔这么告诫四婶道：“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他俨然是宗法制度的卫道士，不但对祥林嫂的苦痛视而不见，而且还把她视为不洁之物，用所谓世间风俗将她逼至一隅。 镇里的人在“鉴赏咀嚼”完祥林嫂的丧子之痛后，开始调侃戏谑起祥林嫂的改嫁，从不杀生的“善女人”柳妈恐吓祥林嫂说二嫁是一件“大罪名”，将来到阴间会被锯开两半：“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祥林嫂听从这些人的“指引”，辛苦攒钱在土地庙捐了门槛，本以为可以赎清自己的罪过，得到世间宽恕，也能免除死后受苦。但祭祀时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给了她沉重的一击。她没有犯任何罪，却收到所有人的鄙弃，即便她作何努力，也得不到别人的宽恕。这些人正是看客，他们观赏着祥林嫂的苦痛，并用“一女不侍二夫”的贞操观念将她生生地谋杀。
二、 职务性称谓下的“不负责”
与西方无论长幼、职务高低都直呼其名不同，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中，习惯用代表权势地位的职务性称谓来称呼对方，通常以姓氏+职务的形式。小至班长、城管队长，大至国家官员，全国上下都处在官场的等级阶梯里，无人非官。这与中国人好名利有关，陈独秀曾写道：“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代表着拥有权势，而有权则有钱，所以众人擦破头皮涌进科场，成为不折不扣的“科场鬼”。中国人将做官发财作为人生目标，不惜牺牲其它所有，包括自己的一颗善心，只愿为官进而发财。也正因权势的获取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所以做官上任又必加倍索取，鱼肉百姓。张三非张三，而是张部长，李四非李四，而是李局长。中国人都不是自己，是披着职务名称的庞大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无情感，无人格，只顾“各司其职”、“安守本分”。
刑场上无辜者的死亡，究其凶手，张刽子手直接将其杀害，但他只负责执行上级命令；而将其定罪的上级李官员也无需负责，这人并非他所逮捕；而刘捕快也无需负责，他只是按章办事……如此循环，没有人应该对无辜者的死负责。被看者正是这个无辜的死者，看客则是所有无需负责的张侩子手、李官员、刘捕快等。鲁迅笔下《药》中牺牲的革命者夏瑜便是如此。
夏瑜是觉醒的中国人的代表，不但未能受到众人的理解，还饱受到周围众看客的唾弃和摧残。“乖角儿”夏三爷向官府举报他以获得“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牢头红眼睛阿义拿走衣服，又因无油水可榨而虐待他：“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刽子手康大叔将沾满夏瑜鲜血的人血馒头卖个华老栓，赚取钱财，还获得华老栓一家的感恩戴德。夏三爷、阿义、康大叔都是夏瑜死亡的实际受益者，他们衡量世界的标准仅仅是利益，是否对自己有利，而绝非怜悯之心。他们谋杀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却不用承担丝毫的责任，甚至在外界看来也是合情合理。夏三爷何罪？他只是举报一个“造反者”；牢头阿义何罪？他只是教训一个“逆贼”；刽子手康大叔何罪？他只是按章办事，杀了个“造反分子”。他们都尽了自己的“职责”，在名义上甚至维护了大清政府。披着职务外衣的看客绝不会反省他们的作为，即便错的是政府，正确的是夏瑜，他们依然可以逃脱在责任之外。所以对错有何关系？只管做好本职工作，冷漠地去“杀”就是。
看客群体正是一群无自由、不负责的中国民众，无自由以致于个性压抑，生成变态的人格。被看者以一种不幸却麻木的姿态面对暴行，看者在观赏他人的苦难中博取自身的愉悦。不负责以致于冷漠地对待他人，以至于在职务的外衣下，只管做好所谓本职工作，冷漠地“杀死”被看者。他们全都处在看/被看的可悲模式中，但看者只管幸灾乐祸，被看者也只是听天由命。究其现象缘由，不仅在于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也在于个人罪感意识的缺乏。第一，看客的形成在于社会对个人的束缚。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也就是说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脱离了社会，任何个人都不能生存和发展。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影响着个人，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个人所处的社会并非总是民主的、自由的，在高度专制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的这种密切关系甚至会给个人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的打击。胡适在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思想导入中国思想界时，这么说道：“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及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也就是强调社会对个性的扼制，这种扼制更多的是从精神上地，似温水煮蛙般，慢慢地以不可逆转的强大势力同化个人，使得个人逐渐失去自由独立的精神，还悠悠然不自知。第二，看客的形成还在于个人罪感意识的缺乏。鲁迅在反思历史之罪时，提出对国民性的改造。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吃人”的历史里，每个人都是吃人的一分子，自己也有“四千年吃人履历”。鲁迅这样说道：“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他深刻地认识到，暴政下的民众，本性也是残暴的，是暴政的“围观者”。而且在某些时刻会推翻暴君，取而代之成为另一个暴君。譬如中国古代社会朝代的更替，也正是如此。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他的作品中也带着浓厚的罪感意识。民族的劣根不只存在于统治者，还存在于被统治的民众中，看/被看，吃/被吃都是民众所为。鲁迅笔下的看客群体，也正是由于个人罪感意识的缺乏，未能觉察到自己的责任，缺乏深刻的自省和忏悔意识，而沦为暴政下的吃人者、谋杀者。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7页.
[2]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63页.
[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A].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任建树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2页.
[4]刘方玲.中国传统身份称谓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J].学术交流，20006（7）.
[5]陈佳.从汉语血缘关系看语言对文化的反映[J].语言研究，2002（S1）.
[6]陈独秀.新青年[A].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M].任建树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8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87页.
[8]胡适.易卜生主义[A].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M].潘光哲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第149～150页.
[9]鲁迅.热风·暴君的臣民[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66页.
作者简介：殷海丽（1990—），女，湖南邵阳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