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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所谓科斯定理就是）人们会通过能产生最大价值的方式来利用资源，就这么简单。”在1997年接受某杂志采访时，罗纳德？科斯对于自己赖以成名并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理论轻描淡写。
在众多学生和同辈眼中，科斯是“继斯密、马歇尔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科斯本人却总是那么谦逊和低调。“我依然认为，这样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说到底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科斯定理，真的不需要。”科斯如是说。
2013年的9月2日，102岁高龄的科斯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悄然辞世。而这位百岁老人留下的划时代的经济学理论，注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世界，包括他从未踏足的中国。
“在各个节点上，我的人生总是很幸运”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登的一个普通家庭。
根据乔治？奥威尔的描述，威尔斯登是一个安静怡人、鸟语花香的地方。科斯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婚后辞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家境虽然一般，但却完美幸福。因为腿有残疾，不便运动，科斯喜欢一个人天马行空地思考，玩国际象棋等智力游戏。虽然父母不能给予他学术方面的指导，却培养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科斯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劳伦斯？鄂茨，“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回来，他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去散步，在暴风雪中走出去，再无踪迹”。由此，科斯形成了一个信念，“我总是感到我不应该被别人讨厌”。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时常同他人的观点不同，但科斯却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我总是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不要误解之。我绝不对由于欺骗而获得的胜利感兴趣。”
因为腿有残疾，科斯只能进入当地的残疾人小学学习，父母不希望科斯将来成为人们施舍的对象，他们想方设法为科斯争取参加中学入学考试的机会。终于，科斯在12岁那一年顺利考入契尔伯文法学校。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科斯成绩优异，并于1927年顺利通过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入学考试。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期间，科斯遇到了启蒙导师阿诺德？普兰特教授，普兰特向科斯介绍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并帮助科斯赢得去美国调查产业结构的奖学金。留美期间，科斯通过各种访问、调查、观察与研究，对苏联计划经济与西方巨型企业何以存在等问题的答案逐渐明朗。人生的选择看似有无限可能，然而现实却早有安排。这一连串偶然事件使科斯最终走上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道路。科斯之后回忆称，“在人生的各个节点上，我总是很幸运。”
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科斯对于经济学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对产权经济学的深入探讨
与很多人理解中的经济学家不同，科斯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承认，数学不是他的强项，因此，他独辟蹊径地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法律规范和企业机构等方面的研究上。他对于企业规模和功能的研究，领先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
科斯的名字，总是跟他的两篇著名论文联系在一起。其一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另一篇则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企业的本质》以独特的观点阐述了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篇论文后来被广泛认为对于经济学界具有重要意义。
科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给出了他所认为的企业如何产生的原因。科斯认为，市场交易行为存在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以及时间成本等，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直到今天，仍为经济学界所惊叹。科斯在早年便显露出了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所具备的深刻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
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科斯对于经济学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对产权经济学的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令他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垂青。
在《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中，科斯提出，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归纳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最终形成“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之处在于，发现了除价格之外，产权安排与交易费用对于制度安排的影响。举例来说，钢铁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对外界造成了“负外部性”，如果将生产钢铁的过程中社会所要承担的成本也考虑进来，生产钢铁或许并不是经济的行为。科斯认为，政府只要界定好产权，并保护好产权，便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科斯的这一研究最初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直到30年后，产权理论才引起学界的重视。1991年10月，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把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1岁的科斯，以表彰他在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的研究方面的世界性贡献。科斯以他那特有的英伦绅士派头和幽默感，敏锐而深邃的思想，通俗的表述，务实的作风以及对“真实世界”经济研究的致力，为他的时代塑造了一个范式。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在各种经济学说中，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最吸引中国的学子，因为此故，科斯学说的影响力在中国最甚，超过其他任何地方。
科斯和中国其实是相互吸引的，不仅是科斯的学说和风范吸引了一大群中国学子，中国也吸引着科斯。科斯对中国有一种不好解释的情感，他一生未曾到过这方土地，却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关怀中国的学子。科斯生前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停止，尤其到晚年，他对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高速度发展国度倾注了更多研究。
2008年，近百岁高龄的科斯用他自己的积蓄和心血，组织了一个会议，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他认为这三十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个经济奇迹，他不仅好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而且想知道其中的奥秘。于是，他花了大半年来组织，请了几十人去讲这个故事。大师的思维是独特的，他认为中国当然存在好多问题，但他认为这不是重点，除非是在关键环节上做对了什么，否则不可能有这奇迹。于是他定下会议的主题为：中国做对了什么？会期三天，从头至尾，老人非常用心，不仅每天坐轮椅出席会议，而且留心每一个细节。临到会议结束，老人总结，思量好久，又写成文稿，然后慢言细语地念出来。最后一句是，“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至此，所有人站起来，情不自禁。
这个会议之后，科斯作出一个决定，把他一生剩下的时间和积蓄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会议一届一届办下去。从2008年到2009年，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来思考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日思夜想，最后形成五页文稿的方案。这位百岁老人还有一个百年大计，他希望中国故事能催生一个他所向往的那种经济学，也就是基于真实存在的事例的经济理论。文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下一个斯密是中国人，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学就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过，中国改革是过去30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在两年前的一次连线视频讲话中，他在短短的发言中还不忘为中国经济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比如“缺乏思想市场”，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谈到“科斯的中国影响力”，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这样评价说：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
（摘编自《上海证券报》2013年9月4日、《管理学家》 2011年第11期、《新产经》2013年第7期、《南方周末》2013年9月5日、腾讯财经）
在众多学生和同辈眼中，科斯是“继斯密、马歇尔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科斯本人却总是那么谦逊和低调。“我依然认为，这样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说到底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科斯定理，真的不需要。”科斯如是说。
2013年的9月2日，102岁高龄的科斯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悄然辞世。而这位百岁老人留下的划时代的经济学理论，注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世界，包括他从未踏足的中国。
“在各个节点上，我的人生总是很幸运”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区威尔斯登的一个普通家庭。
根据乔治？奥威尔的描述，威尔斯登是一个安静怡人、鸟语花香的地方。科斯的父亲是当地邮局的一名小职员，母亲婚后辞去工作，专心相夫教子。家境虽然一般，但却完美幸福。因为腿有残疾，不便运动，科斯喜欢一个人天马行空地思考，玩国际象棋等智力游戏。虽然父母不能给予他学术方面的指导，却培养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科斯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劳伦斯？鄂茨，“鄂茨和斯考特从南极回来，他发现他的病妨碍别人，就告诉他的伙伴们他去散步，在暴风雪中走出去，再无踪迹”。由此，科斯形成了一个信念，“我总是感到我不应该被别人讨厌”。在日后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时常同他人的观点不同，但科斯却始终保持绅士风度，“在评论他人的观点时，我总是设法理解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而不要误解之。我绝不对由于欺骗而获得的胜利感兴趣。”
因为腿有残疾，科斯只能进入当地的残疾人小学学习，父母不希望科斯将来成为人们施舍的对象，他们想方设法为科斯争取参加中学入学考试的机会。终于，科斯在12岁那一年顺利考入契尔伯文法学校。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科斯成绩优异，并于1927年顺利通过了伦敦政经学院的入学考试。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期间，科斯遇到了启蒙导师阿诺德？普兰特教授，普兰特向科斯介绍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并帮助科斯赢得去美国调查产业结构的奖学金。留美期间，科斯通过各种访问、调查、观察与研究，对苏联计划经济与西方巨型企业何以存在等问题的答案逐渐明朗。人生的选择看似有无限可能，然而现实却早有安排。这一连串偶然事件使科斯最终走上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道路。科斯之后回忆称，“在人生的各个节点上，我总是很幸运。”
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科斯对于经济学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对产权经济学的深入探讨
与很多人理解中的经济学家不同，科斯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承认，数学不是他的强项，因此，他独辟蹊径地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法律规范和企业机构等方面的研究上。他对于企业规模和功能的研究，领先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
科斯的名字，总是跟他的两篇著名论文联系在一起。其一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另一篇则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企业的本质》以独特的观点阐述了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篇论文后来被广泛认为对于经济学界具有重要意义。
科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给出了他所认为的企业如何产生的原因。科斯认为，市场交易行为存在成本，这些成本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以及时间成本等，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
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直到今天，仍为经济学界所惊叹。科斯在早年便显露出了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所具备的深刻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
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科斯对于经济学领域的最大贡献是对产权经济学的深入探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令他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垂青。
在《社会成本问题》这篇论文中，科斯提出，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最优化结果保持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将科斯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归纳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并最终形成“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之处在于，发现了除价格之外，产权安排与交易费用对于制度安排的影响。举例来说，钢铁厂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物，对外界造成了“负外部性”，如果将生产钢铁的过程中社会所要承担的成本也考虑进来，生产钢铁或许并不是经济的行为。科斯认为，政府只要界定好产权，并保护好产权，便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科斯的这一研究最初并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直到30年后，产权理论才引起学界的重视。1991年10月，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把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81岁的科斯，以表彰他在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的研究方面的世界性贡献。科斯以他那特有的英伦绅士派头和幽默感，敏锐而深邃的思想，通俗的表述，务实的作风以及对“真实世界”经济研究的致力，为他的时代塑造了一个范式。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在各种经济学说中，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最吸引中国的学子，因为此故，科斯学说的影响力在中国最甚，超过其他任何地方。
科斯和中国其实是相互吸引的，不仅是科斯的学说和风范吸引了一大群中国学子，中国也吸引着科斯。科斯对中国有一种不好解释的情感，他一生未曾到过这方土地，却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关怀中国的学子。科斯生前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停止，尤其到晚年，他对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高速度发展国度倾注了更多研究。
2008年，近百岁高龄的科斯用他自己的积蓄和心血，组织了一个会议，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他认为这三十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个经济奇迹，他不仅好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而且想知道其中的奥秘。于是，他花了大半年来组织，请了几十人去讲这个故事。大师的思维是独特的，他认为中国当然存在好多问题，但他认为这不是重点，除非是在关键环节上做对了什么，否则不可能有这奇迹。于是他定下会议的主题为：中国做对了什么？会期三天，从头至尾，老人非常用心，不仅每天坐轮椅出席会议，而且留心每一个细节。临到会议结束，老人总结，思量好久，又写成文稿，然后慢言细语地念出来。最后一句是，“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至此，所有人站起来，情不自禁。
这个会议之后，科斯作出一个决定，把他一生剩下的时间和积蓄来为中国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会议一届一届办下去。从2008年到2009年，他花了一年多时间来思考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日思夜想，最后形成五页文稿的方案。这位百岁老人还有一个百年大计，他希望中国故事能催生一个他所向往的那种经济学，也就是基于真实存在的事例的经济理论。文稿中有这样一句话：“下一个斯密是中国人，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学就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学。”
科斯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极高的评价。他曾经说过，中国改革是过去30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在两年前的一次连线视频讲话中，他在短短的发言中还不忘为中国经济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比如“缺乏思想市场”，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谈到“科斯的中国影响力”，知名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这样评价说：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
（摘编自《上海证券报》2013年9月4日、《管理学家》 2011年第11期、《新产经》2013年第7期、《南方周末》2013年9月5日、腾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