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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回顾三十年的落脚点放在幕后推手之上，角度颇新颖。可能也因为三十年来的大浪淘沙，很多台前人物大进大出，功过难于评说，有不少出类拔萃，已经盖棺论定的，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还无法畅所欲言。
本期封面人物，印象最深的是杜润生、高尚全、胡舒立还有王志纲，农村工作的，体制改革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策划和战略的，成功的投资家、银行家、企业家也多，只是印象还不够深……
于光远被遗漏了，似乎不应该。再度拜读他的大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之后，更觉是遗珠之憾。
改变中国命运轨迹的1978年，于光远是一个见证者和参与者。
他的回忆录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这句话，其实很切合本期封面主题。
杨锦麟(凤凰卫视)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盖茨悉数捐出580亿美元的消息虽然在许多国家引起不小轰动，但在美国却议论很少。他们对富豪们“大把撒钱”扶贫济困早已司空见惯。
相形之下，尚处于财富初级阶段的中国富豪从财富中寻乐的方式也处于初级阶段。按心理学家的理论，人的需求是由生理向心理发展变化的，小富阶段人能从吃穿住行玩的生理需求满足中获得感官快乐，大富阶段则能从乐善好施反哺社会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和自我成就的终极精神快乐。
1998年比尔在接受P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把自己有幸掌管的巨额财富回馈社会，用到重要的事业上，如科技、教育、医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它领域，这更利于社会，也更利于我的孩子。”在功成名就之后，盖茨找到了股票市值和盈利之外的新方式来评价人生成就。相形于中国富翁从小富中取乐，盖茨却在大富前失去乐趣进而获得快乐升华，大抵实证了心理学家经典论断的真理性。
平心而论，中国出不了盖茨也不能全怪富翁们，也与当下慈善制度生态不无干系。美国于1913年开征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达55％。美国法律规定，建立基金会或捐献善款可以获得优惠税收，捐出的钱会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同时，美国还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慈善基金会管理体制，保证慈善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使富人的钱能够得到合理科学的运用。
陈贵庆(江苏扬州)
上海袭警事件的命门
7月1日上午9时许，一名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用刀捅向多名民警、保安，5名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4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该男子后被民警当场擒获。
这样的暴力流血事件，着实让人心痛。但公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疑犯从公安局门口点燃并抛投8个燃烧瓶，到刺伤大门保安，再到轻而易举地先后窜至10楼、11楼和21楼，都没有能够受到有效制约?为什么直到刺伤数名民警后，才被特警抓获?是歹徒“很狂很暴力”，还是我们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机制“很慢很脆弱”?尤其是这一暴力事件发生在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之内，就更应该促使我们反思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这起“偶然”的袭警事件，折射出的是应急机制的孱弱与迟钝，这显然是与我们身处的“风险社会”所不相匹配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风险治理体制，建立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治理体制和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机制。
石子砚(山东)
审计署审计的咋都是“无名氏”
审计署7月4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披露了对16个省(区、市)的54个县(市、旗)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调查结果。审计显示，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
但是，在审计署网站的审计报告全文里，我没有发现一个有名有姓的违规地方和单位。公众无法知道是哪!6个省市的哪54个县市挤占挪用了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也无法知道资金管理混乱、乱收费逾5109万的142个单位究竟是哪些单位。
公开、透明，把监督权交给公众，把被监督者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可现在，审计署的调查报告对这些地方和单位名字只字不提，公眾如何监督?违规者如何整改?会不会仍旧自说自话？总之，我想不明白审计署审计的违规者为何都是“无名氏”。
王 攀(郑州)
反思俄罗斯统一高考实验“卡壳”
当中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们在等待高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俄罗斯的毕业生们也在等待，不过他们等待的是对国家统一考试违法的裁决。
2008年，俄罗斯首次举行了全国范围的统一考试。但是，很多学生并不适应，成绩不太理想，全国大约有20％的考生不及格。而舆论调查显示，全国统考的支持者只占31％，多数人持负面看法。
对俄罗斯的统一高考，反对者的担心主要是“新的制度不能有效照顾学生特长”、“统考对知识的考查会形式化和表面化”、“俄罗斯的中学会因统一高考失去特色”、“抹杀学生特长和降低教师对学生知识考查作用”等。俄罗斯统一高考反对者的担心，正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俄罗斯统一高考之所以遭到反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实施这项政策之前，没有征求过考生及家长的意见。在本质上，俄罗斯统一高考是一项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涉及到多方利益，切忌拍脑袋决策，在民主社会，必须合法，依据一定的程序，广泛征求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的意愿，经过充分的论证，才能进行。进行的过程中，还要及时进行反馈、修正。
叶 雷(武汉)
记者眼
“通识”亟需“共识”
前些天在汕头大学参加中国文化论坛主办的“通识教育讲习班”。讲习班约请5位知名学者讲授通识课程。比如“宇宙大历史”讲述宇宙历史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明儒学案》选读”阐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为学之道，“《窦娥冤》与中国法律传统”则分析“信息不足”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每天上下午我们各有3个小时课程，晚上则安排小班讨论。所谓“小班”由15位左右学员组成，每个人都要对课程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学员们表现出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不止在教室里激烈辩论，回公寓路上也常纠住“论敌”不放，甚至跑去别人宿舍“坐谈”。我隐约闻到大学里日渐淡薄的“学问非功利”的气息。
这几年“教育产业化”再没人提了，可学生“个人产业化”的压力并未消失，若社会期待学生像螺丝一样按部就班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大学难免一变而为职业培训机构。学生一入校就考虑学什么对将来工作有好处，自然顾不上“无用”的“通识”。只是，终日为饱暖发愁固然堪忧，整天主动把自己拧紧一圈，难道能算得上什么值得期待的生活?
采访讲习班的执行主席甘阳老师，他说当年最让他吃惊的是，芝加哥大学本科生进校时知识面远远不如中国优秀大一新生，但四年下来他们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有教养的人”，这归功于芝大成功创设了以阅读经典为中心的通识教育。
颇为荒诞的是，国内大学从前以追求“专业”为借口，拒绝“浪费”时间于通识教育，或者视其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可我们所谓的“专业”，大致等同于“一些工作中需要的技术，以及更多一毕业就必定忘记的知识”。中国大学课程惊人繁重，课时数倍于美国的大学，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大学生的自学阅读量数倍于中国大学生——我们的大学教育给独立思考留的时间实在太少。
但愿真正的“通识教育”成为社会的共识，使一代大学生成为“有教养的人”。毕竟，若没有文化的脊柱，一个社会经济增长再快也必行之不远。
本刊记者 墨未白
回顾三十年的落脚点放在幕后推手之上，角度颇新颖。可能也因为三十年来的大浪淘沙，很多台前人物大进大出，功过难于评说，有不少出类拔萃，已经盖棺论定的，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还无法畅所欲言。
本期封面人物，印象最深的是杜润生、高尚全、胡舒立还有王志纲，农村工作的，体制改革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策划和战略的，成功的投资家、银行家、企业家也多，只是印象还不够深……
于光远被遗漏了，似乎不应该。再度拜读他的大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之后，更觉是遗珠之憾。
改变中国命运轨迹的1978年，于光远是一个见证者和参与者。
他的回忆录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这句话，其实很切合本期封面主题。
杨锦麟(凤凰卫视)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
盖茨悉数捐出580亿美元的消息虽然在许多国家引起不小轰动，但在美国却议论很少。他们对富豪们“大把撒钱”扶贫济困早已司空见惯。
相形之下，尚处于财富初级阶段的中国富豪从财富中寻乐的方式也处于初级阶段。按心理学家的理论，人的需求是由生理向心理发展变化的，小富阶段人能从吃穿住行玩的生理需求满足中获得感官快乐，大富阶段则能从乐善好施反哺社会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和自我成就的终极精神快乐。
1998年比尔在接受PBS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把自己有幸掌管的巨额财富回馈社会，用到重要的事业上，如科技、教育、医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它领域，这更利于社会，也更利于我的孩子。”在功成名就之后，盖茨找到了股票市值和盈利之外的新方式来评价人生成就。相形于中国富翁从小富中取乐，盖茨却在大富前失去乐趣进而获得快乐升华，大抵实证了心理学家经典论断的真理性。
平心而论，中国出不了盖茨也不能全怪富翁们，也与当下慈善制度生态不无干系。美国于1913年开征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达55％。美国法律规定，建立基金会或捐献善款可以获得优惠税收，捐出的钱会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同时，美国还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慈善基金会管理体制，保证慈善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使富人的钱能够得到合理科学的运用。
陈贵庆(江苏扬州)
上海袭警事件的命门
7月1日上午9时许，一名男子持刀闯入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局，用刀捅向多名民警、保安，5名民警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4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该男子后被民警当场擒获。
这样的暴力流血事件，着实让人心痛。但公众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疑犯从公安局门口点燃并抛投8个燃烧瓶，到刺伤大门保安，再到轻而易举地先后窜至10楼、11楼和21楼，都没有能够受到有效制约?为什么直到刺伤数名民警后，才被特警抓获?是歹徒“很狂很暴力”，还是我们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机制“很慢很脆弱”?尤其是这一暴力事件发生在公安局的办公大楼之内，就更应该促使我们反思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这起“偶然”的袭警事件，折射出的是应急机制的孱弱与迟钝，这显然是与我们身处的“风险社会”所不相匹配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风险治理体制，建立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治理体制和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机制。
石子砚(山东)
审计署审计的咋都是“无名氏”
审计署7月4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披露了对16个省(区、市)的54个县(市、旗)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调查结果。审计显示，挤占挪用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比较普遍。
但是，在审计署网站的审计报告全文里，我没有发现一个有名有姓的违规地方和单位。公众无法知道是哪!6个省市的哪54个县市挤占挪用了农村义务教育专项经费，也无法知道资金管理混乱、乱收费逾5109万的142个单位究竟是哪些单位。
公开、透明，把监督权交给公众，把被监督者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可现在，审计署的调查报告对这些地方和单位名字只字不提，公眾如何监督?违规者如何整改?会不会仍旧自说自话？总之，我想不明白审计署审计的违规者为何都是“无名氏”。
王 攀(郑州)
反思俄罗斯统一高考实验“卡壳”
当中国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们在等待高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俄罗斯的毕业生们也在等待，不过他们等待的是对国家统一考试违法的裁决。
2008年，俄罗斯首次举行了全国范围的统一考试。但是，很多学生并不适应，成绩不太理想，全国大约有20％的考生不及格。而舆论调查显示，全国统考的支持者只占31％，多数人持负面看法。
对俄罗斯的统一高考，反对者的担心主要是“新的制度不能有效照顾学生特长”、“统考对知识的考查会形式化和表面化”、“俄罗斯的中学会因统一高考失去特色”、“抹杀学生特长和降低教师对学生知识考查作用”等。俄罗斯统一高考反对者的担心，正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俄罗斯统一高考之所以遭到反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实施这项政策之前，没有征求过考生及家长的意见。在本质上，俄罗斯统一高考是一项教育实验。教育实验涉及到多方利益，切忌拍脑袋决策，在民主社会，必须合法，依据一定的程序，广泛征求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的意愿，经过充分的论证，才能进行。进行的过程中，还要及时进行反馈、修正。
叶 雷(武汉)
记者眼
“通识”亟需“共识”
前些天在汕头大学参加中国文化论坛主办的“通识教育讲习班”。讲习班约请5位知名学者讲授通识课程。比如“宇宙大历史”讲述宇宙历史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明儒学案》选读”阐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为学之道，“《窦娥冤》与中国法律传统”则分析“信息不足”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每天上下午我们各有3个小时课程，晚上则安排小班讨论。所谓“小班”由15位左右学员组成，每个人都要对课程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学员们表现出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不止在教室里激烈辩论，回公寓路上也常纠住“论敌”不放，甚至跑去别人宿舍“坐谈”。我隐约闻到大学里日渐淡薄的“学问非功利”的气息。
这几年“教育产业化”再没人提了，可学生“个人产业化”的压力并未消失，若社会期待学生像螺丝一样按部就班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大学难免一变而为职业培训机构。学生一入校就考虑学什么对将来工作有好处，自然顾不上“无用”的“通识”。只是，终日为饱暖发愁固然堪忧，整天主动把自己拧紧一圈，难道能算得上什么值得期待的生活?
采访讲习班的执行主席甘阳老师，他说当年最让他吃惊的是，芝加哥大学本科生进校时知识面远远不如中国优秀大一新生，但四年下来他们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有教养的人”，这归功于芝大成功创设了以阅读经典为中心的通识教育。
颇为荒诞的是，国内大学从前以追求“专业”为借口，拒绝“浪费”时间于通识教育，或者视其为可有可无的“选修课”。可我们所谓的“专业”，大致等同于“一些工作中需要的技术，以及更多一毕业就必定忘记的知识”。中国大学课程惊人繁重，课时数倍于美国的大学，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大学生的自学阅读量数倍于中国大学生——我们的大学教育给独立思考留的时间实在太少。
但愿真正的“通识教育”成为社会的共识，使一代大学生成为“有教养的人”。毕竟，若没有文化的脊柱，一个社会经济增长再快也必行之不远。
本刊记者 墨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