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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铙歌《临高台》及后世的同题鼓吹曲辞相较，魏晋南北朝诗人关于《临高台》的拟作作品较为明显的带着一种文学自觉精神，谢朓、沈约、王融等人所作的《临高台》都体现出一种诗歌语言形式艺术化、诗歌主题情志化的倾向，反映出魏晋时期诗歌文人化的趋势。因此，将对曹丕、谢朓、沈约、王融的同题作品《临高台》进行对比，通过语言风范、主题思想、审美情趣三方面的比较分析几首《临高台》同题作品的异同，从而理解其体现的诗歌文人化趋势。
《临高台》的诗歌语言形式艺术化
作为汉铙歌的《临高台》是典型的鼓吹曲辞，用以军乐，其功用为颂扬君主、歌颂战功，语言的文学性较低，虽然曹丕对其进行了润色，增强作品的文学性，但显然依旧继承了这一风格：句式零散细碎，三言四言五言八言等并存;为传递出庄严而肃穆的气势而使用简洁的词语，仪式感颇重而艺术张力不足。总体上，曹丕的《临高台》诗歌语言形式艺术化程度尚不明显，没有突破传统汉铙歌的杂言结构和创作特色。
而谢朓、沈约、王融等的《临高台》则已体现出乐府抒情诗的特点与风范，文学性较高，具备了较成熟的诗歌语言特征：以五言的句式呈现，讲究声律音韵，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谢朓提出诗歌“圆美说”，在其《临高台》中注重声调的变化与声韵的搭配，是典型的永明体诗歌;王融的《临高台》则已反映出平仄、声韵、对仗的诗歌艺术形式，《魏晋南北朝诗观止》评此诗“八句四韵，中间四句对仗工整，平仄相间大致合律， 显示出五言律诗趋向成熟”，因此，谢朓、沈约、王融的《临高台》在诗歌语言艺术形式上已经初步体现出诗歌的音乐和谐美及句式整齐美。
故而，从曹丕到谢朓、沈约、王融可见杂言至五言的发展、声律音韵的成熟完善以及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些诗歌的创作发展反映出了魏晋诗歌已经呈语言艺术化的发展趋势。
《临高台》的诗歌主题情志化
曹丕、谢朓、沈约、王融的《临高台》都体现出一定的诗歌主题情志化，它们用以书写心志与情思，而曹丕的《临高台》与谢朓、沈约、王融的《临高台》间最突出的区别在于诗 歌主题情志表达上的个人化程度，下面将从诗歌的主题思想和审美情趣角度分析曹丕、谢朓、沈约及王融的《临高台》同题作品。
曹丕《临高台》与个性化抒情。曹丕的《临高台》显然是没有完全脱离前人的框架和官方的性质，“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宜居此宫”，曹丕在此诗极力地赞扬君主的英明，向君主明忠虑，虽体现其情志的直接表达，但诗人个性化抒情色彩程度较低，因为此诗是曹丕对汉铙歌《临高台》的续写和扩写，虽然对原作进行了润色，增加部分个性化内容，但直白简单的抒情与固有的诗歌意象显然削弱了曹丕的个体存在感，诗歌没凸出曹丕的性格和个性化书写。
谢朓、沈约、王融《临高台》与个性化抒情。谢朓、沈约、王融三人的《临高台》则跳出了鼓吹曲辞的军乐主题制约，他们的诗歌与汉铙歌《临高台》在主题上没有本质地继承关系，仅是借鉴其山水花草鸟等外在的典型意象和典型场景作为创作对象，因而在主题上呈现出较大的自由性与个人抒情性。
诗人登高远眺，情由景生，进而感怀言志抑或临望伤怀，谢朓、萧衍、沈约、王融的《临高台》都是眼中之景与心中之情交融的产物，与此同时，不同的情志与创作风格下的《临高台》是各具意蕴与审美范式的。
王融《临高台》的独特韵趣。王融《临高台》的情感基调与另外两人的诗作显然是不同的，诗中开篇的“骋望”就流露出了诗人的惬意与自在，交代出其临台的目的是纵目游览，而不是远眺思乡，因而诗歌的基调是轻松而祥和的。同时此诗具有出奇新颖、层次分明、飘忽朦胧的韵趣，在几首《临高台》中充分地体现出文人的个人理趣。
王融诗的出奇之处在于他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方式呈现登高所见，因为王融来得不是时候——平凡无奇的莲叶与桂枝不足称道，但诗人以“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这样一番转述，通过想象夏莲的盛放与秋桂的逐开描绘将来的美景，打破了时间限制又巧妙地拓宽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化遗憾为新意;并且“当”字又隐隐地流露出一种轻微的怅然、失落之感，以遗憾的情愫丰富了景语的韵味，填补了视觉上的“不足”。同时这种预言式的想象之景因内涵期待的情感而更加珍贵美好，为此王融虽未被眼前之景所吸引，但却流连于心中之景而乐不思蜀。总之，王融将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与实际景物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带来了新颖的观赏角度，并提高了景物的艺术张力。
王融诗条理分明的诗歌时空结构也是本诗的特色之一，诗人的地域由低至高，视线由远至近、由下至上，时间由早到晚，游览的线索清晰明了，与其他《临高台》相较，可谓是典型的游踪诗。
而王融诗飘忽朦胧的韵趣则主要体现在末尾两句“还看云栋影，含月共徘徊”，诗人以深邃的夜空、云月徘徊相衬的景色结尾，为此诗蒙上一层迷蒙、神秘的色彩，使诗歌产生意无穷的审美感受，使得本诗意蕴隽永。
谢朓、沈约《临高台》与伤怀之作。谢朓和沈约的诗歌则是典型的临望伤怀之作，他们登台眺远以慰藉、抒发内心的思念之情与愁苦之伤，但从两首诗歌的表达中可知，虽然沈约与谢朓的主題较为接近，但在情感的深度上仍存差异——谢朓之诗在于“思”，沈约之诗在于“愁”，较之谢朓，沈约诗的思念与忧愁更沉重、更难以排解，表达的方式也更摇曳有致。
谢朓诗开宗明义，讲究炼字，通过“千里”之远与“常”思之切的鲜明对比开篇便抒发内心去国怀乡的“思归”情感，并自然流畅地交代登台的缘由是远眺故乡。而沈约首句则从反面着笔，消极地感慨“不可望远”，因其“望远不见”反倒加重愁思。从前文可知，谢朓的则恰恰相反，直释登台望远是为慰思归之切。此二处的对比亦可知两位诗人所处思念的不同阶段——沈约或许是历经多次远眺无果后的消沉颓废者，而谢朓则是仍存一丝乐观心态的坚持者。
在表达思念之情的方法中，沈约和谢朓都用了情景交融，融情于景的方法，谢朓诗第五、六句描绘了一幅诗人从朝至夜驻足远眺、暮色渐深、寒气袭人的动态画面，体现了诗人的痴情，营造了孤寂悲凉的氛围，由此表达悲戚与惆怅。而无独有偶，沈约的景语更悲凉空寂——绵延重叠的山岭与悠长无尽的江水比谢朓的暮色与冷风更令人心寒，因为山岭与江水阻挡沈约的思念之情，从心灵上让沈约感到惆怅和孤寂落寞，是景由心生。但谢朓在暮色和寒风下所感受到的悲凉与愁苦是靠景色本具备的悲剧色彩渲染而得，是情由景生。
除此以外，两诗的情感表达也存在细微的差别：沈约诗的愁苦情感贯穿全诗，以悬念开篇，通过自问自答、设问和反问等方式向他人阐释自己思归但无可奈何的挣扎与惆怅。而谢朓则是通过由近及远的诗歌画面层层递进地流露情思：诗人的视线从眼前的孤鸟转到高台的远景，同时以“未辨”的动作描写形象生动地写出诗人翘首远眺无所获但不甘放弃的姿态，写出思乡心切的沉重心情，也深化了诗人孤苦伶仃的宦游孤客形象，所流露的愁苦、失落是对第一、二句的深化和加强，而末尾表达的悲慨情感也是对三四句的深化。综合全诗，谢朓的情思历经了从思归到孤寂、愁苦、疲倦的转变。
因此，两首诗歌的情感线索存在差异，带来的审美情趣也有所不同——沈约诗中体会到的是精神上的无力、消极感，谢朓则是精神上的疲倦感。显然，两者是递进的联系，只有当疲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如此无力、颓废，因此沈约的《临高台》更加愁苦，谢朓的则更显思心。
结语
通过对比曹丕、谢朓、王融和沈约的《临高台》可知，几首《临高台》同题作品的语言艺术形式、主题思想、表达方式既存在区别也具有联系，魏晋诗人在对《临高台》进行拟作时基本顺应了魏晋诗歌文人化的趋势，体现出较强的语言形式艺术化和诗歌主题情志化。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临高台》的诗歌语言形式艺术化
作为汉铙歌的《临高台》是典型的鼓吹曲辞，用以军乐，其功用为颂扬君主、歌颂战功，语言的文学性较低，虽然曹丕对其进行了润色，增强作品的文学性，但显然依旧继承了这一风格：句式零散细碎，三言四言五言八言等并存;为传递出庄严而肃穆的气势而使用简洁的词语，仪式感颇重而艺术张力不足。总体上，曹丕的《临高台》诗歌语言形式艺术化程度尚不明显，没有突破传统汉铙歌的杂言结构和创作特色。
而谢朓、沈约、王融等的《临高台》则已体现出乐府抒情诗的特点与风范，文学性较高，具备了较成熟的诗歌语言特征：以五言的句式呈现，讲究声律音韵，注重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谢朓提出诗歌“圆美说”，在其《临高台》中注重声调的变化与声韵的搭配，是典型的永明体诗歌;王融的《临高台》则已反映出平仄、声韵、对仗的诗歌艺术形式，《魏晋南北朝诗观止》评此诗“八句四韵，中间四句对仗工整，平仄相间大致合律， 显示出五言律诗趋向成熟”，因此，谢朓、沈约、王融的《临高台》在诗歌语言艺术形式上已经初步体现出诗歌的音乐和谐美及句式整齐美。
故而，从曹丕到谢朓、沈约、王融可见杂言至五言的发展、声律音韵的成熟完善以及诗歌艺术手法的创新，这些诗歌的创作发展反映出了魏晋诗歌已经呈语言艺术化的发展趋势。
《临高台》的诗歌主题情志化
曹丕、谢朓、沈约、王融的《临高台》都体现出一定的诗歌主题情志化，它们用以书写心志与情思，而曹丕的《临高台》与谢朓、沈约、王融的《临高台》间最突出的区别在于诗 歌主题情志表达上的个人化程度，下面将从诗歌的主题思想和审美情趣角度分析曹丕、谢朓、沈约及王融的《临高台》同题作品。
曹丕《临高台》与个性化抒情。曹丕的《临高台》显然是没有完全脱离前人的框架和官方的性质，“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宜居此宫”，曹丕在此诗极力地赞扬君主的英明，向君主明忠虑，虽体现其情志的直接表达，但诗人个性化抒情色彩程度较低，因为此诗是曹丕对汉铙歌《临高台》的续写和扩写，虽然对原作进行了润色，增加部分个性化内容，但直白简单的抒情与固有的诗歌意象显然削弱了曹丕的个体存在感，诗歌没凸出曹丕的性格和个性化书写。
谢朓、沈约、王融《临高台》与个性化抒情。谢朓、沈约、王融三人的《临高台》则跳出了鼓吹曲辞的军乐主题制约，他们的诗歌与汉铙歌《临高台》在主题上没有本质地继承关系，仅是借鉴其山水花草鸟等外在的典型意象和典型场景作为创作对象，因而在主题上呈现出较大的自由性与个人抒情性。
诗人登高远眺，情由景生，进而感怀言志抑或临望伤怀，谢朓、萧衍、沈约、王融的《临高台》都是眼中之景与心中之情交融的产物，与此同时，不同的情志与创作风格下的《临高台》是各具意蕴与审美范式的。
王融《临高台》的独特韵趣。王融《临高台》的情感基调与另外两人的诗作显然是不同的，诗中开篇的“骋望”就流露出了诗人的惬意与自在，交代出其临台的目的是纵目游览，而不是远眺思乡，因而诗歌的基调是轻松而祥和的。同时此诗具有出奇新颖、层次分明、飘忽朦胧的韵趣，在几首《临高台》中充分地体现出文人的个人理趣。
王融诗的出奇之处在于他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方式呈现登高所见，因为王融来得不是时候——平凡无奇的莲叶与桂枝不足称道，但诗人以“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这样一番转述，通过想象夏莲的盛放与秋桂的逐开描绘将来的美景，打破了时间限制又巧妙地拓宽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化遗憾为新意;并且“当”字又隐隐地流露出一种轻微的怅然、失落之感，以遗憾的情愫丰富了景语的韵味，填补了视觉上的“不足”。同时这种预言式的想象之景因内涵期待的情感而更加珍贵美好，为此王融虽未被眼前之景所吸引，但却流连于心中之景而乐不思蜀。总之，王融将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与实际景物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带来了新颖的观赏角度，并提高了景物的艺术张力。
王融诗条理分明的诗歌时空结构也是本诗的特色之一，诗人的地域由低至高，视线由远至近、由下至上，时间由早到晚，游览的线索清晰明了，与其他《临高台》相较，可谓是典型的游踪诗。
而王融诗飘忽朦胧的韵趣则主要体现在末尾两句“还看云栋影，含月共徘徊”，诗人以深邃的夜空、云月徘徊相衬的景色结尾，为此诗蒙上一层迷蒙、神秘的色彩，使诗歌产生意无穷的审美感受，使得本诗意蕴隽永。
谢朓、沈约《临高台》与伤怀之作。谢朓和沈约的诗歌则是典型的临望伤怀之作，他们登台眺远以慰藉、抒发内心的思念之情与愁苦之伤，但从两首诗歌的表达中可知，虽然沈约与谢朓的主題较为接近，但在情感的深度上仍存差异——谢朓之诗在于“思”，沈约之诗在于“愁”，较之谢朓，沈约诗的思念与忧愁更沉重、更难以排解，表达的方式也更摇曳有致。
谢朓诗开宗明义，讲究炼字，通过“千里”之远与“常”思之切的鲜明对比开篇便抒发内心去国怀乡的“思归”情感，并自然流畅地交代登台的缘由是远眺故乡。而沈约首句则从反面着笔，消极地感慨“不可望远”，因其“望远不见”反倒加重愁思。从前文可知，谢朓的则恰恰相反，直释登台望远是为慰思归之切。此二处的对比亦可知两位诗人所处思念的不同阶段——沈约或许是历经多次远眺无果后的消沉颓废者，而谢朓则是仍存一丝乐观心态的坚持者。
在表达思念之情的方法中，沈约和谢朓都用了情景交融，融情于景的方法，谢朓诗第五、六句描绘了一幅诗人从朝至夜驻足远眺、暮色渐深、寒气袭人的动态画面，体现了诗人的痴情，营造了孤寂悲凉的氛围，由此表达悲戚与惆怅。而无独有偶，沈约的景语更悲凉空寂——绵延重叠的山岭与悠长无尽的江水比谢朓的暮色与冷风更令人心寒，因为山岭与江水阻挡沈约的思念之情，从心灵上让沈约感到惆怅和孤寂落寞，是景由心生。但谢朓在暮色和寒风下所感受到的悲凉与愁苦是靠景色本具备的悲剧色彩渲染而得，是情由景生。
除此以外，两诗的情感表达也存在细微的差别：沈约诗的愁苦情感贯穿全诗，以悬念开篇，通过自问自答、设问和反问等方式向他人阐释自己思归但无可奈何的挣扎与惆怅。而谢朓则是通过由近及远的诗歌画面层层递进地流露情思：诗人的视线从眼前的孤鸟转到高台的远景，同时以“未辨”的动作描写形象生动地写出诗人翘首远眺无所获但不甘放弃的姿态，写出思乡心切的沉重心情，也深化了诗人孤苦伶仃的宦游孤客形象，所流露的愁苦、失落是对第一、二句的深化和加强，而末尾表达的悲慨情感也是对三四句的深化。综合全诗，谢朓的情思历经了从思归到孤寂、愁苦、疲倦的转变。
因此，两首诗歌的情感线索存在差异，带来的审美情趣也有所不同——沈约诗中体会到的是精神上的无力、消极感，谢朓则是精神上的疲倦感。显然，两者是递进的联系，只有当疲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如此无力、颓废，因此沈约的《临高台》更加愁苦，谢朓的则更显思心。
结语
通过对比曹丕、谢朓、王融和沈约的《临高台》可知，几首《临高台》同题作品的语言艺术形式、主题思想、表达方式既存在区别也具有联系，魏晋诗人在对《临高台》进行拟作时基本顺应了魏晋诗歌文人化的趋势，体现出较强的语言形式艺术化和诗歌主题情志化。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