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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由于健康原因，戴维·B.甘博（David Berry Gamble，1847～1923，下简称戴维·甘博，其父詹姆斯·甘博是宝洁公司创始人之一）从家族企业宝洁公司 （Procter & Gamble Co.）辞去职务。同年，戴维·甘博夫妇应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注]的邀请，带着两个儿子前往远东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正是这次旅行，戴维·甘博的儿子—18岁的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下简称甘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在那之后，他又以基督教徒和志愿者的身份，先后3次在中国（分别是1917～1919年、1924～1927年及1931～1932年）旅行，展开社会经济调查，期间还参与了晏阳初（1890～1990，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主导的平民教育运动。
甘博的研究者们赋予他三个头衔—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摄影家。作为社会经济学家，他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北京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社会调查，后发表研究成果《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年在纽约出版）/《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1933年在纽约出版）等；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关注乞丐/难民/等待施舍的人们，对经受苦难的平民抱有同情；作为摄影师，甘博把自己的格莱弗莱克斯相机（Graflex）当作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他不知疲倦地行走，观看，按下快门，最终建立起一部关于中国的图像档案（包括5000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和30卷16毫米电影胶片），内容涉及中国北部/中部/东部/西南和南部地区的城乡社会生活。
1984年，在甘博去世15年后，他的女儿凯瑟琳·甘博·科伦（Catherine Gamble Curran，1926～2007，下简称科伦女士）在纽约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他生前拍摄的硝酸胶片，并且保存得非常完好。1986年，科伦女士设立西德尼·D.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The Sidney D. Gamble Foundation for China Studies），并致力于这批照片的保存与推广。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在2006年和科伦女士签署了正式收藏协议，并将这些底片全部数字化，上传至杜克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http：//library.duke.edu/）。
通过这些照片，人们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反观到相机后面的摄影师—一个内心细腻、充满好奇心、与人为善的甘博。
学生时代痴迷摄影
甘博的研究者之一，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is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历史学院的学者邢文军，在其研究中将甘博的摄影生涯分为3个阶段：初期仅把摄影作为青少年期间的爱好；继而摄影成为他主要的课外活动；最终甘博前往中国，借助摄影完成社会经济调查式的写实记录。
甘博对摄影的兴趣源于他的父亲。其父爱好机械，对相机很着迷，甘博在13岁时得到了一台5×7画幅的相机。从辛辛那提的初中时代到加利福尼亚州欧海市（Ojai）的撒切尔高中（The Thacher School，加利福尼亚州的寄宿制私立中学）时代，甘博一直用相机记录校园生活，这些照片也让他多次获奖。1907年，撒切尔高中的创始人在给甘博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欣赏你出色的摄影作品，感谢你的照片给全校师生员工带来的喜悦。”
1908年，随父母到日本、朝鲜和中国旅行，甘博第一次接触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这次旅行中，甘博和弟弟在上海/杭州，以及日本/朝鲜拍摄共300余幅照片。
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摄影成为甘博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作为摄影师他为校刊服务并获取收入，还将自己在学校内拥有的一个房间改成暗室。1909年，大学2年级时，他写道：“在其他新生入学恶作剧期间，我努力工作，拍了一批好照片。”而由此获得的114美元的收入，让甘博恰好有足够的钱购买一台格莱弗莱克斯半自动相机。
1912年，甘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又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社会经济学。1916年，甘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第2年，他便带着相机第2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年间，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他用相机完成了一部社会学家的“影像巨著”。
4608张中国照片
据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数据库统计，甘博后3次前往中国拍摄的照片共4608张，其中北京1711张，同时也有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市）/杭州/天津/北戴河/成都/开封等地拍下的影像资料。
观看甘博的照片，不难发现他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中国的平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从乞丐到警察，从小贩到学生……他喜欢观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劳作方式/生活习惯。而他镜头中的人们，面对镜头展示的不同状态也分外有趣，引人遐想。
杜克大学图书馆对甘博的拍摄主题也进行了分类统计，除了人物之外，他拍摄最多的主题是寺庙（193张），其次是葬礼（136张）。可见甘博对中国人的信仰、风俗文化有着特殊兴趣。
通过这些底片，人们还可以发现，甘博的摄影技术非常纯熟—几乎没有出现曝光不准/焦点不实等技术性失误。他在关注人物之余，也拍摄景物，并乐于找到更富有视觉趣味的角度。其中不少照片无论从构图还是瞬间把握上，都称得上历史性的经典照片。
在拍摄后，甘博会为胶卷编号，并标明每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时间/内容。图02再现了他把打字机支在三脚架上完成记录的情景。
图02中甘博坐在轿子里，前面摆放的正是这样支撑的一台打字机。甘博的每张照片都有简单说明（图03），可见他对待自己的作品相当严肃，并不是随便一拍了事。这些标签有助于后人了解拍摄的时间和背景环境，遗憾的是这些介绍仅仅是几个词语，没有更详细的解释。比如图04，甘博标注的是“男人与鹰（Men & Falcons）”，而两人是谁，什么关系，为什么玩鹰等信息是缺失的。图说中的只言片语无法解释整张照片所涵盖的内容，画面中的大量信息需要后人去辨识。 在甘博的摄影作品中，有为自己、友人和家人拍摄的照片，比如景点留念/集体合照；有对重大历史时刻的跟踪记录，如1919年五四运动/孙中山葬礼（图05）；有对中国各地风景的写实；更多的是对百业众生的观察。无论对人还是动物，甘博都乐于举起相机，对于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他更是不吝啬胶片，遇到中意的人物或场景，他会把远景、中景、近景都收入镜头（图06）。
图6中的3张照片展示了甘博接近并拍摄一位算命先生的全过程。其中中景这张更为出色，展示了算命先生的容貌、穿着，所使用的独特的拐杖，还可以看到拍摄对象面对一个手持相机的外国人把镜头对准自己时脸上的疑惑和身体的局促。
从甘博的这些影像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位西方社会学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视角。而影像中人物的穿着打扮，使用的劳作工具，商店的招牌，交通工具等丰富的信息，也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待挖掘的影像宝藏
目前对西德尼·D.甘博的研究称不上成果丰硕，上文中提到的邢文军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甘博的生平进行过详细梳理，并探讨甘博为何把研究中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这项研究完成于1992年，之后的研究一度归于沉寂。
近几年，杜克大学几位学者开始对甘博及其摄影作品进行研究，例如杜克大学人类文化系博士生杰森·T.沃纳（Jason Tonio Woerner）的《穿透历史：对西德尼·甘博街头摄影中行动性与意向性的再审视》（Penetrating the Past： Reexamining Agency and Intentionality in Sidney Gamble’s Street Photography）；文化人类学博士生黄阿娜（Ana Huang）的《反叛的肉体：剥离中国女性肉体上的历史负担》（Recalcitrant Flesh： Stripping Away the Historical Burden of Chinese Women’s Bodies）；历史系博士生沙玛·库姆（Kshama Kumar）的《定义现代的运动：创造现代中国的人的力效》（Movement Defining the Modern： The Role of Human Effort in Creating Modern China），等等。这些研究都从更细致的角度探讨甘博为我们留下的影像宝藏。
“还记得挂在布莱尔宿舍22号我窗前的朝鲜风铃吗？这个风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这种叮咬中康复。它后来把我带回到中国。”甘博后来如是回忆。甘博为中国而着迷，他拍摄的作品中饱含着基督教人道主义者的情怀，富有专业社会经济学家的洞察力。他的摄影水平并不逊色于同时期其他在华外国专业摄影师，而这些作品是他留给他迷恋的这片土地的最珍贵礼物。
目前，中国对甘博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层面，而甘博留下来的几千张中国历史照片，对国内历史学/社会学/摄影等学科来说都是一笔巨大财富。如何让这些珍贵的资料最大限度地得到善待和利用，值得每位关注甘博的学者深思。
正是这次旅行，戴维·甘博的儿子—18岁的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下简称甘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在那之后，他又以基督教徒和志愿者的身份，先后3次在中国（分别是1917～1919年、1924～1927年及1931～1932年）旅行，展开社会经济调查，期间还参与了晏阳初（1890～1990，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主导的平民教育运动。
甘博的研究者们赋予他三个头衔—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摄影家。作为社会经济学家，他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北京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社会调查，后发表研究成果《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年在纽约出版）/《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1933年在纽约出版）等；作为人道主义者，他关注乞丐/难民/等待施舍的人们，对经受苦难的平民抱有同情；作为摄影师，甘博把自己的格莱弗莱克斯相机（Graflex）当作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他不知疲倦地行走，观看，按下快门，最终建立起一部关于中国的图像档案（包括5000幅黑白照片，几百幅手工上色的玻璃幻灯片和30卷16毫米电影胶片），内容涉及中国北部/中部/东部/西南和南部地区的城乡社会生活。
1984年，在甘博去世15年后，他的女儿凯瑟琳·甘博·科伦（Catherine Gamble Curran，1926～2007，下简称科伦女士）在纽约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他生前拍摄的硝酸胶片，并且保存得非常完好。1986年，科伦女士设立西德尼·D.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The Sidney D. Gamble Foundation for China Studies），并致力于这批照片的保存与推广。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在2006年和科伦女士签署了正式收藏协议，并将这些底片全部数字化，上传至杜克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上（http：//library.duke.edu/）。
通过这些照片，人们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反观到相机后面的摄影师—一个内心细腻、充满好奇心、与人为善的甘博。
学生时代痴迷摄影
甘博的研究者之一，毕业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is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历史学院的学者邢文军，在其研究中将甘博的摄影生涯分为3个阶段：初期仅把摄影作为青少年期间的爱好；继而摄影成为他主要的课外活动；最终甘博前往中国，借助摄影完成社会经济调查式的写实记录。
甘博对摄影的兴趣源于他的父亲。其父爱好机械，对相机很着迷，甘博在13岁时得到了一台5×7画幅的相机。从辛辛那提的初中时代到加利福尼亚州欧海市（Ojai）的撒切尔高中（The Thacher School，加利福尼亚州的寄宿制私立中学）时代，甘博一直用相机记录校园生活，这些照片也让他多次获奖。1907年，撒切尔高中的创始人在给甘博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欣赏你出色的摄影作品，感谢你的照片给全校师生员工带来的喜悦。”
1908年，随父母到日本、朝鲜和中国旅行，甘博第一次接触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民族。这次旅行中，甘博和弟弟在上海/杭州，以及日本/朝鲜拍摄共300余幅照片。
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摄影成为甘博一项重要的课外活动。作为摄影师他为校刊服务并获取收入，还将自己在学校内拥有的一个房间改成暗室。1909年，大学2年级时，他写道：“在其他新生入学恶作剧期间，我努力工作，拍了一批好照片。”而由此获得的114美元的收入，让甘博恰好有足够的钱购买一台格莱弗莱克斯半自动相机。
1912年，甘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又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社会经济学。1916年，甘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第2年，他便带着相机第2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年间，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他用相机完成了一部社会学家的“影像巨著”。
4608张中国照片
据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数据库统计，甘博后3次前往中国拍摄的照片共4608张，其中北京1711张，同时也有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市）/杭州/天津/北戴河/成都/开封等地拍下的影像资料。
观看甘博的照片，不难发现他将镜头更多地对准了中国的平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从乞丐到警察，从小贩到学生……他喜欢观察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劳作方式/生活习惯。而他镜头中的人们，面对镜头展示的不同状态也分外有趣，引人遐想。
杜克大学图书馆对甘博的拍摄主题也进行了分类统计，除了人物之外，他拍摄最多的主题是寺庙（193张），其次是葬礼（136张）。可见甘博对中国人的信仰、风俗文化有着特殊兴趣。
通过这些底片，人们还可以发现，甘博的摄影技术非常纯熟—几乎没有出现曝光不准/焦点不实等技术性失误。他在关注人物之余，也拍摄景物，并乐于找到更富有视觉趣味的角度。其中不少照片无论从构图还是瞬间把握上，都称得上历史性的经典照片。
在拍摄后，甘博会为胶卷编号，并标明每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时间/内容。图02再现了他把打字机支在三脚架上完成记录的情景。
图02中甘博坐在轿子里，前面摆放的正是这样支撑的一台打字机。甘博的每张照片都有简单说明（图03），可见他对待自己的作品相当严肃，并不是随便一拍了事。这些标签有助于后人了解拍摄的时间和背景环境，遗憾的是这些介绍仅仅是几个词语，没有更详细的解释。比如图04，甘博标注的是“男人与鹰（Men & Falcons）”，而两人是谁，什么关系，为什么玩鹰等信息是缺失的。图说中的只言片语无法解释整张照片所涵盖的内容，画面中的大量信息需要后人去辨识。 在甘博的摄影作品中，有为自己、友人和家人拍摄的照片，比如景点留念/集体合照；有对重大历史时刻的跟踪记录，如1919年五四运动/孙中山葬礼（图05）；有对中国各地风景的写实；更多的是对百业众生的观察。无论对人还是动物，甘博都乐于举起相机，对于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他更是不吝啬胶片，遇到中意的人物或场景，他会把远景、中景、近景都收入镜头（图06）。
图6中的3张照片展示了甘博接近并拍摄一位算命先生的全过程。其中中景这张更为出色，展示了算命先生的容貌、穿着，所使用的独特的拐杖，还可以看到拍摄对象面对一个手持相机的外国人把镜头对准自己时脸上的疑惑和身体的局促。
从甘博的这些影像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位西方社会学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察视角。而影像中人物的穿着打扮，使用的劳作工具，商店的招牌，交通工具等丰富的信息，也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待挖掘的影像宝藏
目前对西德尼·D.甘博的研究称不上成果丰硕，上文中提到的邢文军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甘博的生平进行过详细梳理，并探讨甘博为何把研究中国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这项研究完成于1992年，之后的研究一度归于沉寂。
近几年，杜克大学几位学者开始对甘博及其摄影作品进行研究，例如杜克大学人类文化系博士生杰森·T.沃纳（Jason Tonio Woerner）的《穿透历史：对西德尼·甘博街头摄影中行动性与意向性的再审视》（Penetrating the Past： Reexamining Agency and Intentionality in Sidney Gamble’s Street Photography）；文化人类学博士生黄阿娜（Ana Huang）的《反叛的肉体：剥离中国女性肉体上的历史负担》（Recalcitrant Flesh： Stripping Away the Historical Burden of Chinese Women’s Bodies）；历史系博士生沙玛·库姆（Kshama Kumar）的《定义现代的运动：创造现代中国的人的力效》（Movement Defining the Modern： The Role of Human Effort in Creating Modern China），等等。这些研究都从更细致的角度探讨甘博为我们留下的影像宝藏。
“还记得挂在布莱尔宿舍22号我窗前的朝鲜风铃吗？这个风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这种叮咬中康复。它后来把我带回到中国。”甘博后来如是回忆。甘博为中国而着迷，他拍摄的作品中饱含着基督教人道主义者的情怀，富有专业社会经济学家的洞察力。他的摄影水平并不逊色于同时期其他在华外国专业摄影师，而这些作品是他留给他迷恋的这片土地的最珍贵礼物。
目前，中国对甘博的研究还停留在较浅层面，而甘博留下来的几千张中国历史照片，对国内历史学/社会学/摄影等学科来说都是一笔巨大财富。如何让这些珍贵的资料最大限度地得到善待和利用，值得每位关注甘博的学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