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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欲一试吾目光”
据晚清史官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1912年8月24日，北京晴天。这一天，孙中山抵达北京。这块土地，他已经阔别了18年之久。18年前，不足30岁的他还对朝廷抱有幻想，北上天津，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改革献策，却如泥牛入海，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延见。失望之余，他与好友陆皓东游历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那一年底，他在美国檀香山与同志成立兴中会，正式转向革命。现在他已是名动天下的革命领袖，而且革命果实已经成熟，唯一遗憾的是，作为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依照与袁世凯的约定，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为继任者。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前往临时参议院，正式解职，解职令云：“赖国人之力，南北一家，共和确定，本总统藉此卸责，得以退逸之身，享自由之福。”此后他的足迹遍及上海、武汉、福州、广州、香港、澳门，及其家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等地，一面游山玩水，一面宣传主义。这段行程，被《孙中山年谱》视为“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
“最優游清闲之岁月”，时长约3个月。早在4月，袁世凯便邀孙中山北上会晤，共商国是，孙中山曾以“急回故乡”为由婉拒。5月27日，他回到家乡，盘桓三天，去往广州。到广州之后，给黄兴发电报，相约一同北上。6月初，他向《申报》表示，即将北上。不料6月9日，黄兴右手食指为电扇所伤，随后脚气病发，只能等痊愈后，再行北上。这一拖，直至8月初。8月2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告以“拟缓数日，即同北上”。恰在他们束装待发之际，北京突然爆发了一起血案：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被袁世凯、黎元洪联手杀害。革命党人担忧二位领袖安全，纷纷劝阻，孙中山毅然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最后决定，黄兴留在上海，他则如期北行。
孙中山北上原因或目的，据《申报》（1912年6月4日）报道：“一、调停党派；二、拟来北方提倡民生主义；三、因满蒙一带对于共和恐不能确实承认，拟遍游一次，以侦察北方之真情；四、因外债累起波折，拟竭力提倡国民捐，将粤东设箱街市之办法，行之直、豫、鲁、晋一带，以期收效神速；五、华侨要求代议权，中山极为赞成，特来代为说明理由，以求参议院之同意；六、因南洋华侨对于国民捐极为热心，特来与总理商定鼓励办法。”其中后三点是小节，前三点为大端。这前三点中，第一点应是袁世凯希望孙中山和黄兴北上的目的，第二点则是孙中山自己北上的目的。
孙中山北上，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面晤，看看袁世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合作，有没有执政能力。他虽然嘴上说袁世凯可靠，心底终归有些不信任，那句“必欲一试吾目光”，听起来斩钉截铁，实质上充满试探之意。其实对袁世凯而言，亦是如此。
“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1912年8月24日17时30分，孙中山乘坐的火车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国务院代理总理赵秉钧受袁世凯之托前来迎接。袁世凯不仅让出自己的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乘坐，还把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改作迎宾馆，供孙中山下榻。此处宽敞轩朗，富丽堂皇，不但适合居住，而且便于警卫。袁则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国务院，以示谦恭。在孙中山从正阳门入城到石大人胡同的路上，万人空巷，极尽壮观。
当晚8点，袁世凯设宴，欢迎孙中山。二人虽是初见，却如平生欢，用古语来讲，大抵便是倾盖如故。宴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对人说：“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在互不知情的前提之下，这样赞美对方，正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是一个循序渐进、步步深入、日日深化的过程。28日晚上的宴席，气氛更加融洽。袁世凯致辞，对孙中山推崇备至：“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孙中山答：“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足以保全我国五大族领土，外人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但练兵既多，需费甚巨，我辈注重人民，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溶富源。”席间，袁世凯举杯高呼“中山万岁”，孙中山亦报以“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这应是“双雄会”的高潮。
双雄会，孙中山并未看透袁世凯
8月24日进京，9月17日离京，连头带尾，孙中山在北京共待了25天。此间，他与袁世凯会晤13次，平均两天一次。二人谈话，从下午4点开始，至晚上10点或12点结束，还有三四次竟谈到次日2点之后，足见投契。每次谈话，都是密谈，屏退侍从，除二位主角，仅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在场。梁士诒是袁世凯的人，同时与孙中山同乡，故而能奔走于二人之间。关于谈话内容，唯有梁士诒是知情者，不过此后20年他一直保持沉默。
9月17日，孙中山离开北京，一路南下，10月3日抵达上海。6日，国民党在张园举办欢迎会，三千余人参加，孙中山发表演说，谈赴京观感：“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人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相形之下，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膽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论知人之明，袁世凯可比孙中山高明多了。有人说，当时孙中山已经察觉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故意引而不发，依然尝试引导其步入正道，这显然高估了孙中山，他并未看透袁世凯。
就1912年夏天的会晤而论，他们已经表现了合作的足够诚意，并实现了最起码的合作。只不过，其合作的本质是妥协，合作之中不乏猜疑与防范（如孙中山在北京，屡次建言迁都）。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流于形式，只是暂时掩蔽了分歧，而不能化解那些根本分歧。所谓根本分歧，包括我们所谈到的新旧之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争等。这正关系孙中山的两大失误：他认为袁世凯兼具新思想和旧手段，能够领导中国的民主转型，故而十年之内，他不必再问政治；他以为民权主义已经成功，迫在眉睫的是民生主义建设，故而摒弃政治革命，投身社会革命。正是这两点判断，促成了他与袁世凯的会晤与合作。问题在于，时隔不久，他便发现自己的判断出错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宣告政治革命必须重来（“二次革命”）的那一刻，他与袁世凯不再是相谈甚欢的朋友，而是势不两立的敌人。那25天的聚会，从此掩埋于历史阴影之下。
（《同舟共进》2016年10期）
据晚清史官恽毓鼎《澄斋日记》记载，1912年8月24日，北京晴天。这一天，孙中山抵达北京。这块土地，他已经阔别了18年之久。18年前，不足30岁的他还对朝廷抱有幻想，北上天津，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改革献策，却如泥牛入海，李鸿章以军务繁忙为由，拒绝延见。失望之余，他与好友陆皓东游历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那一年底，他在美国檀香山与同志成立兴中会，正式转向革命。现在他已是名动天下的革命领袖，而且革命果实已经成熟，唯一遗憾的是，作为革命果实的中华民国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依照与袁世凯的约定，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为继任者。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前往临时参议院，正式解职，解职令云：“赖国人之力，南北一家，共和确定，本总统藉此卸责，得以退逸之身，享自由之福。”此后他的足迹遍及上海、武汉、福州、广州、香港、澳门，及其家乡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等地，一面游山玩水，一面宣传主义。这段行程，被《孙中山年谱》视为“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
“最優游清闲之岁月”，时长约3个月。早在4月，袁世凯便邀孙中山北上会晤，共商国是，孙中山曾以“急回故乡”为由婉拒。5月27日，他回到家乡，盘桓三天，去往广州。到广州之后，给黄兴发电报，相约一同北上。6月初，他向《申报》表示，即将北上。不料6月9日，黄兴右手食指为电扇所伤，随后脚气病发，只能等痊愈后，再行北上。这一拖，直至8月初。8月2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告以“拟缓数日，即同北上”。恰在他们束装待发之际，北京突然爆发了一起血案：武昌首义的功臣张振武、方维被袁世凯、黎元洪联手杀害。革命党人担忧二位领袖安全，纷纷劝阻，孙中山毅然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最后决定，黄兴留在上海，他则如期北行。
孙中山北上原因或目的，据《申报》（1912年6月4日）报道：“一、调停党派；二、拟来北方提倡民生主义；三、因满蒙一带对于共和恐不能确实承认，拟遍游一次，以侦察北方之真情；四、因外债累起波折，拟竭力提倡国民捐，将粤东设箱街市之办法，行之直、豫、鲁、晋一带，以期收效神速；五、华侨要求代议权，中山极为赞成，特来代为说明理由，以求参议院之同意；六、因南洋华侨对于国民捐极为热心，特来与总理商定鼓励办法。”其中后三点是小节，前三点为大端。这前三点中，第一点应是袁世凯希望孙中山和黄兴北上的目的，第二点则是孙中山自己北上的目的。
孙中山北上，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面晤，看看袁世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合作，有没有执政能力。他虽然嘴上说袁世凯可靠，心底终归有些不信任，那句“必欲一试吾目光”，听起来斩钉截铁，实质上充满试探之意。其实对袁世凯而言，亦是如此。
“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1912年8月24日17时30分，孙中山乘坐的火车抵达北京前门东车站，国务院代理总理赵秉钧受袁世凯之托前来迎接。袁世凯不仅让出自己的金漆朱轮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乘坐，还把石大人胡同的总统府改作迎宾馆，供孙中山下榻。此处宽敞轩朗，富丽堂皇，不但适合居住，而且便于警卫。袁则搬到了铁狮子胡同的国务院，以示谦恭。在孙中山从正阳门入城到石大人胡同的路上，万人空巷，极尽壮观。
当晚8点，袁世凯设宴，欢迎孙中山。二人虽是初见，却如平生欢，用古语来讲，大抵便是倾盖如故。宴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对人说：“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在互不知情的前提之下，这样赞美对方，正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
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是一个循序渐进、步步深入、日日深化的过程。28日晚上的宴席，气氛更加融洽。袁世凯致辞，对孙中山推崇备至：“中山先生提倡革命，先后历二十余年，含辛茹苦，百折不回，诚为民国第一首功”，“此次来京，实为南北统一之一绝大关键，亦即民国前途安危之所系”。孙中山答：“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足以保全我国五大族领土，外人断不敢侵略我边圉，奴隶我人民。但练兵既多，需费甚巨，我辈注重人民，须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溶富源。”席间，袁世凯举杯高呼“中山万岁”，孙中山亦报以“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这应是“双雄会”的高潮。
双雄会，孙中山并未看透袁世凯
8月24日进京，9月17日离京，连头带尾，孙中山在北京共待了25天。此间，他与袁世凯会晤13次，平均两天一次。二人谈话，从下午4点开始，至晚上10点或12点结束，还有三四次竟谈到次日2点之后，足见投契。每次谈话，都是密谈，屏退侍从，除二位主角，仅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在场。梁士诒是袁世凯的人，同时与孙中山同乡，故而能奔走于二人之间。关于谈话内容，唯有梁士诒是知情者，不过此后20年他一直保持沉默。
9月17日，孙中山离开北京，一路南下，10月3日抵达上海。6日，国民党在张园举办欢迎会，三千余人参加，孙中山发表演说，谈赴京观感：“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人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相形之下，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的评价，堪称一针见血：“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膽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论知人之明，袁世凯可比孙中山高明多了。有人说，当时孙中山已经察觉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故意引而不发，依然尝试引导其步入正道，这显然高估了孙中山，他并未看透袁世凯。
就1912年夏天的会晤而论，他们已经表现了合作的足够诚意，并实现了最起码的合作。只不过，其合作的本质是妥协，合作之中不乏猜疑与防范（如孙中山在北京，屡次建言迁都）。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流于形式，只是暂时掩蔽了分歧，而不能化解那些根本分歧。所谓根本分歧，包括我们所谈到的新旧之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争等。这正关系孙中山的两大失误：他认为袁世凯兼具新思想和旧手段，能够领导中国的民主转型，故而十年之内，他不必再问政治；他以为民权主义已经成功，迫在眉睫的是民生主义建设，故而摒弃政治革命，投身社会革命。正是这两点判断，促成了他与袁世凯的会晤与合作。问题在于，时隔不久，他便发现自己的判断出错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宣告政治革命必须重来（“二次革命”）的那一刻，他与袁世凯不再是相谈甚欢的朋友，而是势不两立的敌人。那25天的聚会，从此掩埋于历史阴影之下。
（《同舟共进》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