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批评视野下的《使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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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兼文学评论家,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反乌托邦作品,从一名使女的视角讲述未来世界。《使女的故事》这篇小说从景观空间、权力空间与社会空间三个视角来阐释空间内涵,揭示了环境污染、生育力下降、性别歧视等问题,批判了当权者企图用灭绝人性的方式拯救人类的罪行。
  一、空间批评理论概述
  空间批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后现代思潮的产物,是在现代文学和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早期空间批评理论是基于社会背景和社会形态,着眼于空间的社会化属性,强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空间批评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法国现代思想大师亨利·列斐伏尔率先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这一概念。学者张笑夷认为,“在列斐伏尔看来,自然界是‘无动于衷’的,这并不是说它是与我们对立的,或根本与我们格格不入的,而是说同我们理解的客体或主体相比而言,它是不分什么主客体的。”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不是自然的、客观的,其本质是实践者在社会空间内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与生产模式,他强调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把握空间,而不能抽象地认识空间。法国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从独特视角分析了权力与空间的关系,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微观权力理论,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权力观的认知。
  20世纪90年代的空间批评理论开始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强调空间不再是一种静态的、仅仅承载作品内容的“容器”,应注意研究空间背后深层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迈克·克朗作为英国的文化地理学家,他的研究侧重于延伸空间的文化属性,他指出“将文学文本中对地理空间景观与这一地区的实际地理风貌进行对照可知,文学与地理学的空间关系并非是将一张文学‘地图’与另一张重叠那么简单。”在他看来,文学并非只是对于文化地理空间的直接反映,文学创造是复杂的,地理空间必须与民族文化相联系,在进行文学创造时,必须充分考虑与其相关的地理景观的文化内涵。
  二、《使女的故事》概述
  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女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她的作品《使女的故事》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叙述方式,应用独特的空间批評视野,全面反映了西方现代生态与社会危机,发出了对人权(尤其是女权)的呼唤。《使女的故事》是对未来的想象,讲述了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未来美国社会由于长久受困于各种暴力、生态危机与人种延续等问题,最终其政权被推翻,成立了基列共和国。基列政权以基督教中原教旨的极端思想为信仰,从纯字面意义解释《圣经》,将其内容看作真理,要求人们按照《圣经》行事。基列政权想要借宗教之力回到上帝创世之初,通过灭绝人性的手段束缚人们一切有违世界“良性发展”的思想与行为,让世界变回原态,最终挽救人类。殊不知这种所谓的“挽救”使人类走向了更加可怖的深渊。在《使女的故事》这部文学作品中,阿特伍德以空间批评为视角,分别从景观空间、权力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方面叙述作品,揭示其内在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内涵,突出小说的批判主题,触及了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生育率低等焦点问题。
  (一)景观空间
  对于一部小说作品而言,景观场所不可或缺,但是空间批评理论赋予了景观别样的生命力。景观空间不再仅是作品内容的“容器”,也不再以长度、宽度、高度等来衡量故事发生的场所。阿特伍德将作品中的地理景观做了一种空间隐喻,她利用基列共和国内的各种地理景观暗喻人们违反常理的社会现象和悲惨压抑的生活状况,使之成为揭示小说主题的空间素材。这些景观空间包括:过去的学校、大主教夫人的花园、大主教的秘密领地——书房、地下色情商场——荡妇俱乐部……作者这样描述学校:大学被关闭,教室如今被用来作为教化女性,以使她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生育机器的红色感化中心;往日充斥着期望与梦想的大学校园,如今却成了违背原教旨者畏惧的刑场,也是使女参与处决罪犯,疯狂宣泄痛苦的罪恶场所;学校的围墙不停变换着违令者被吊死的尸体,成了死人示众的地方;昔日挥洒汗水,青春洋溢的足球场,如今被用来举行挽救男人的仪式。
  作者在描写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日常所见时,用了这样的描写:“眼前还是有许多大房子。其中一幢前面,卫士正在修整草坪。这些草坪干净整洁,房子外观气派典雅,整修一新;看起来就像以往印在杂志上有关家居装修的精美插图。这里同样人迹罕见,同样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整条街活像个博物馆,又好比建来向人们展示昔日生活方式的城市模型中的一条街道。这里和那些插图、博物馆或城市模型一样,也不见孩子的踪影。”可见,整齐划一的房屋与街道是这个景观的中心。在基列共和国,房子精美绝伦、街道一尘不染,人们只能在规定的路线上各行其道,甚至不能自然地交流。所有的一切都一板一眼、了无生气,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在读这段叙述时,读者会不自觉地将关注重点从单纯的景观描写转移到其背后揭示的主题上去。
  阿特伍德从景观空间的视角进行了隐喻。了无生气的城市象征着人类压抑、束缚、毫无欢乐可言的生活。在宗教极权主义者眼里,他们建造了一个理想的国度,但在这个理想的国度中,基列政权的专制统治使人们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在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看来,使女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的职责是因为她们不再渴望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残酷的专制统治下,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只能埋在心底,尤其是失去了一切自主权的女性群体。
  (二)权力空间
  传统权力是指司法机制和社会赋予个人对他人的一种影响力。米歇尔·福柯认为传统权力观是不充分的,他确信权力的问题不应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而应关心它的技术、战术和战略。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揭示了基列共和国惨无人道的专制统治,在这个世界里,女性群体深受迫害:经济上,知识女性丧失财产与职业,被迫退居家中;教育上,学校关闭,一切读物被没收,女性被禁止读书和写字。女性被分为六类:大主教夫人、嬷嬷、使女、马大、经济太太和荡妇,她们是低级劳动力和国有生育资源,能起的作用只有采购、做饭、打扫、管家、生育。一些年老色衰或不能生育的女人会被送到隔离营去,等待她们的只有悲惨的结局。以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群体,影射了基列共和国践踏女性尊严、蔑视女性权利的丑恶本质。正如奥芙弗雷德所言,使女的用处就只是生育,她们是长了两条腿的子宫,她们甚至比不上妓女,因为她们不能有丝毫快乐的表现。使女不配拥有真名实姓,每个使女都被赐予了新的名字——英文中表示所属关系的介词of加其所服务的大主教的姓,这体现了她们完完全全是大主教的附庸之物。使女是“行走的子宫”,没有人会在乎她们究竟是谁。   阿特伍德通过权力空间揭露了基列共和国的虚伪,其表面宣扬“创造一个美好社会”,实则剥夺人类权利、扼杀人性、摧残女性群体。
  (三)社会空间
  空间批评理论中的社会空间强调对文学作品空间角度的社会化诠释,不再指向人们日常活动的地点与场所,而是关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空间与社会相互影响、合为一体的特征。这一特征总体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行为上的压迫与反抗,思想上的摩擦与碰撞。
  在《使女的故事》中,不同阶层的人物表现出了一系列“违禁行为”,这与基列共和国的“乌托邦式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基列共和国实际上无比虚伪,虽然关闭了色情场所,但荡妇俱乐部的存在使得情色交易风靡于上层社会中;对原教旨进行解读,使人们放弃追求物质生活,大主教和夫人们却过着奢华的生活;天使军士兵渴望立下战功,不单是因为对于宗教的信仰,更为了获得一个合法的女人;使女们“甘心”作为生育机器,只是迫于武力的威胁。在这样一个畸形的世界中,人的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对物的渴望成为了一种反抗。奥芙弗雷德进行了微弱的反抗,她总渴望偷些东西,即使是一枝微不足道的水仙花,她的盗取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得到她自己的东西,以此证明她的存在感。奥芙弗雷德的好友莫伊拉也冒着被凌辱、殴打的风险绑架嬷嬷,最终成功逃出了禁锢她们的大学校园,宁愿沦落为“地下夜总会”的女郎,也不愿做一名喪失人权的使女。
  《使女的故事》中描写了一位大主教的结局,他私藏大量异端画刊、书籍,最终被揭发。作为地位尊贵的掌权者,大主教尚且暗暗对抗灭绝人性的基列社会,更不用说其他人物。妇女地下交通网的建立就是对基列政权黑暗统治的无声对抗。
  三、结语
  《使女的故事》虽然是一部未来小说,却映射出现实主题。正如阿特伍德曾经所言:“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的确如此,基列共和国中使女们命名的方法,在日本真切地发生过。日本的婚姻流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女性改名——在结婚后冠以夫姓。《使女的故事》中还有一些惊人的细节描写,比如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哈佛大学校园,作者以文明的校园隐喻禁锢人类的罪恶场所,甚至哈佛有名的学院墙也变成了反叛者尸体的陈列墙。这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哈佛大学所在的地方以前其实是一所清教徒学院,学院墙现在所在之处曾经被用来垂挂尸体。这部作品中所呈现的空间其实近在咫尺,人类应反思当今社会存在的环境污染、生育率下降,以及女权问题,防止基列共和国的悲剧在当今社会发生。
  (徐州工程学院)
  作者简介:杨鑫宇(1998-),女,河北保定人,本科,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空间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19WWB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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