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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句法义的获得既有语义之间的、也有固定的句法格式之间的搭配，要搞清楚句法义，就要认识到依句辨义和随文释义的区别。因为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语境的存在，制约了词产生的言语意义，而话语在语言环境中获得的意义，是有不同的范围，包括句子、句群、篇章的语境。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在具体的句子中所获得的句法义。
关键词：依句辨义；随文释义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342-01
古印度语言学家们依照主张的不同分为两大学派：“词项派”和“语句派”，前者认为词本质上是有意义的；后者认为词只有在语句的上下文中才有意义。不可否认，语境决定意义，但不能因为语境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否认了词义的不可把握性。我们要认识这个动态的世界，就必须对其进行划分，这个划分的过程就是归纳概括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归纳概括的过程，我们就无法认识这个绝对动态的世界。因此，不管是在认识论的范畴上讲的概念义，还是在语言范畴中讲的句法义都是抽象概括出来的词义。只有暂时的抽象概括出来，才能在这个抽象概括的基础上认识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词义的内容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内涵，从而丰富词义的内容。与古印度“语句派”类似的是，我国古代对经文注解的“随文释义”，“古代对词义研究最主要的一条原则就是随文释义，即根据具体上下文所提供的语言环境来解释一个词义的真正内涵。所谓的语言环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
古注的随文解经，就是为文章的上下文服务，我们通过例子来分析：
“中”
引申为感情《国语·晋语五》：“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矣。”韦昭注：“谓情不足，而貌强为之。”
正《礼记·玉藻》：“头颈必中。”郑玄注：“头容直。”
均匀。《周礼·考工记·弓人》：“斫挚必中，胶之必均。”郑玄注：“挚之言致也；中犹均也。”
“中”字的这几个义项就有具体的文义。古代的传注学者根据上下文和解释经学的需要来进行语词的注释。“经验式的定性研究，而非理性的定量研究。‘随文释义’的基本要求，把词义研究中的语感作用提高到最大限度。凭经验、凭语感，直觉式地看待词义问题成为一统天下的研究模式。深层语言理论的清晰把握在这里没有，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有。因此，定量的、统计的、纯理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没有一定的存在必要了。”我们不否认，随文释义是我们得出词义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要明白，对词义进行描写认识时，一定要区分随文释义和依句辨义。
一、依句辨义的理解
“依句辨义”则是在具体概括词义的基础上，来进行词义的分析。我们说“人来了”和“来人了”，这里“人”的具体所指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句法格式，赋予了“人”不同的意义。词进入了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具有的新义，通过不同的句法组合来体现，我们所依据的不仅仅是语言环境，还有词所本身的基础义。在考虑词具体义的同时，我们要先认识到词的概括基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词的概念部分。“如果说词义的概念部分比骄典型地解释反映了第一阶段抽象结果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的第二个阶段的言语运用，词义则是开放性的，具提有所指的，生动明确的，实现了抽象的终极目标。”
词义概括性做到指称范围比较概括、内容稳定、易懂。而语言交际环境的变幻不定，交际内容的丰富复杂，词义为了达到准确交际的目的，在具体的场合必须与特定的表达对象相结合，或被临时赋予不同的附加色彩，这又使得词义有了具体化的属性。了解词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辞书释义较泛、注疏释义较窄的特点，并进而认识词义分化派生的内在机制和制约因素。有了词义的概括性，词义才能更好地在语言人群中保留稳定、联系的作用；而词义的具体性，则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变通能力，体现了言语主体的语言风格和创造能力。语言的活力正是蕴藏在这里并通过它而传布整个语言机体。词义描写所得的句法义就是遵循依句辨义的宗旨，来具体的对词义进行归纳总结。
二、随文释义的理解
随文释义实际上夸大了词义的灵动性而忽略了词义的概括性，而这样灵动的范围很大，有时甚至超越的语义之间搭配所需，而只是为文章的主旨服务。这是古代对词义提取的方法，“随文释义”是我们提取词义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只根据上下文语境来认识词义。
随文释义没有一个固定的基础义来让我们参照适用。随文释义是针对传注而言。对于这种情况我国传统语言研究也给予注意。例如：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彻，通也。《孟子》曰：彻者，彻也。郑注《论语》曰：彻，通也，为天下通法也。按：《诗》‘彻彼桑土’，传曰：裂也；‘彻我墙屋’，曰：毁也；‘天命不彻’，曰：道也；‘彻我疆土’，曰：治也。各随文解之，而通字可以隐括。古有彻无辄。”（三篇下）
《说文解字注》通过给《说文解字》“彻”作注，说明了“传注”与字书的不同：“传注”根据文章表意的需要可以而且应当“随文解之”，而字书（《说文》）则要“隐括”，就是要抽象的概括出词最常用的意义。“彻”的基本词义为“通”，《毛诗诂训传》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分别把它们讲为“裂也”、“毁也”、“治也”。古人在为经书作注时，关于具体的词义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则来衡量，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来进行解释，而对具体词义的表达更多的考虑则是为了整个文章的意义表达的完整性与合理性。词在具体的语句中所受到的前后语句成分（语义、语法）的影响，而不做重要的考虑方向，这样去理解把握词义内容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在词义描写中，我们力求寻找一个清晰的脉络去更好地把握词义，如果词义把如果把语境的作用泛化，词义内容的描写就更不可能了。但事实上，词义描写正在走向规范与科学，我们在词义分析描写中，不仅考虑到了词义的灵动性，同样也注重了制约词义泛化的因素：词义不是不可把握的，它具有概括性的一面；在句子中把概括的内涵具体化，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句中的各种因素会相互作用而凸显其意义内容，词义最终意义的彰显是这样形成的。
关键词：依句辨义；随文释义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342-01
古印度语言学家们依照主张的不同分为两大学派：“词项派”和“语句派”，前者认为词本质上是有意义的；后者认为词只有在语句的上下文中才有意义。不可否认，语境决定意义，但不能因为语境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否认了词义的不可把握性。我们要认识这个动态的世界，就必须对其进行划分，这个划分的过程就是归纳概括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归纳概括的过程，我们就无法认识这个绝对动态的世界。因此，不管是在认识论的范畴上讲的概念义，还是在语言范畴中讲的句法义都是抽象概括出来的词义。只有暂时的抽象概括出来，才能在这个抽象概括的基础上认识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词义的内容在原来的基础上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新的内涵，从而丰富词义的内容。与古印度“语句派”类似的是，我国古代对经文注解的“随文释义”，“古代对词义研究最主要的一条原则就是随文释义，即根据具体上下文所提供的语言环境来解释一个词义的真正内涵。所谓的语言环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生态环境。”
古注的随文解经，就是为文章的上下文服务，我们通过例子来分析：
“中”
引申为感情《国语·晋语五》：“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矣。”韦昭注：“谓情不足，而貌强为之。”
正《礼记·玉藻》：“头颈必中。”郑玄注：“头容直。”
均匀。《周礼·考工记·弓人》：“斫挚必中，胶之必均。”郑玄注：“挚之言致也；中犹均也。”
“中”字的这几个义项就有具体的文义。古代的传注学者根据上下文和解释经学的需要来进行语词的注释。“经验式的定性研究，而非理性的定量研究。‘随文释义’的基本要求，把词义研究中的语感作用提高到最大限度。凭经验、凭语感，直觉式地看待词义问题成为一统天下的研究模式。深层语言理论的清晰把握在这里没有，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有。因此，定量的、统计的、纯理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没有一定的存在必要了。”我们不否认，随文释义是我们得出词义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要明白，对词义进行描写认识时，一定要区分随文释义和依句辨义。
一、依句辨义的理解
“依句辨义”则是在具体概括词义的基础上，来进行词义的分析。我们说“人来了”和“来人了”，这里“人”的具体所指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句法格式，赋予了“人”不同的意义。词进入了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所具有的新义，通过不同的句法组合来体现，我们所依据的不仅仅是语言环境，还有词所本身的基础义。在考虑词具体义的同时，我们要先认识到词的概括基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词的概念部分。“如果说词义的概念部分比骄典型地解释反映了第一阶段抽象结果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的第二个阶段的言语运用，词义则是开放性的，具提有所指的，生动明确的，实现了抽象的终极目标。”
词义概括性做到指称范围比较概括、内容稳定、易懂。而语言交际环境的变幻不定，交际内容的丰富复杂，词义为了达到准确交际的目的，在具体的场合必须与特定的表达对象相结合，或被临时赋予不同的附加色彩，这又使得词义有了具体化的属性。了解词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辞书释义较泛、注疏释义较窄的特点，并进而认识词义分化派生的内在机制和制约因素。有了词义的概括性，词义才能更好地在语言人群中保留稳定、联系的作用；而词义的具体性，则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变通能力，体现了言语主体的语言风格和创造能力。语言的活力正是蕴藏在这里并通过它而传布整个语言机体。词义描写所得的句法义就是遵循依句辨义的宗旨，来具体的对词义进行归纳总结。
二、随文释义的理解
随文释义实际上夸大了词义的灵动性而忽略了词义的概括性，而这样灵动的范围很大，有时甚至超越的语义之间搭配所需，而只是为文章的主旨服务。这是古代对词义提取的方法，“随文释义”是我们提取词义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只根据上下文语境来认识词义。
随文释义没有一个固定的基础义来让我们参照适用。随文释义是针对传注而言。对于这种情况我国传统语言研究也给予注意。例如：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彻，通也。《孟子》曰：彻者，彻也。郑注《论语》曰：彻，通也，为天下通法也。按：《诗》‘彻彼桑土’，传曰：裂也；‘彻我墙屋’，曰：毁也；‘天命不彻’，曰：道也；‘彻我疆土’，曰：治也。各随文解之，而通字可以隐括。古有彻无辄。”（三篇下）
《说文解字注》通过给《说文解字》“彻”作注，说明了“传注”与字书的不同：“传注”根据文章表意的需要可以而且应当“随文解之”，而字书（《说文》）则要“隐括”，就是要抽象的概括出词最常用的意义。“彻”的基本词义为“通”，《毛诗诂训传》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分别把它们讲为“裂也”、“毁也”、“治也”。古人在为经书作注时，关于具体的词义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则来衡量，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来进行解释，而对具体词义的表达更多的考虑则是为了整个文章的意义表达的完整性与合理性。词在具体的语句中所受到的前后语句成分（语义、语法）的影响，而不做重要的考虑方向，这样去理解把握词义内容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在词义描写中，我们力求寻找一个清晰的脉络去更好地把握词义，如果词义把如果把语境的作用泛化，词义内容的描写就更不可能了。但事实上，词义描写正在走向规范与科学，我们在词义分析描写中，不仅考虑到了词义的灵动性，同样也注重了制约词义泛化的因素：词义不是不可把握的，它具有概括性的一面；在句子中把概括的内涵具体化，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句中的各种因素会相互作用而凸显其意义内容，词义最终意义的彰显是这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