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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转型时期，如何更好地结合国情、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治理效能，是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和突破点，强调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发展成果考核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政府职能转变，关键在于约束自身行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政府职能；财政支出结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融资体制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045-0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点阐述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减少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传统的政府行为机制和财政支出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变，预算更加透明，支出结构更加优化将成为必由之路。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36年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职能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尤其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新时期，在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社会性职能的逐渐扩展、分税制发展遭遇瓶颈、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持续下滑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在财政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更加直观和全面地分析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路径，文章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基于不同的统计口径，进行详细分析，并与国际上主要国家进行了比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
二、1978——2011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演变与评价
（一）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演变
从附录中的图标分析可知，从1978年到2006年，从2006年到2011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1978—2006年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图1 1978-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长变动 图2 1978-2011功能性财政支出
改革开放后我國财政支出总额显著增加，从1978年的1122.0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40422.73，增加了35倍。按功能分类，根据图2和图3数据可知，三大支出经济建设、社会文卫、行政支出分别由1978年时的718.98、146.96、52.9增长到10734.63、10846.20、7571.05，分别增加了14倍、73倍和142倍，其中行政事业性支出增速最大。
2、2007—2011年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2007年进入新一轮金融危机周期，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发生变化。从2007年到2011年，财政支出总额从49781.35增长到109247.79，增加了2.1倍，其中公共事务支出从8514.24增长到10987.78，增加30%；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从5447.16增加到11109.40，增加104%；医疗卫生支出从1989.96增加到6429.51，增加223%。显然，医疗卫生增速较大。
（二）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评价
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期，在财政支出结构变动方面，呈现如下特征：政府财政支出有退出经济建设领域的趋势，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额度明显下降，逐渐从制造垄断转变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政府逐渐接纳市场机制，并逐步扩大透明度；开始关注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逐步提高，这得益于社会改革加速和民众利益诉求驱动，倒逼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开始倾向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性支出比重提升，政府财政支出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更加注重利用结构上的变化，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提供医疗、卫生、环保、基建等的公共产品。
（三）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
国家制度不同、发展战略不同，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差别巨大，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简单比较不具科学性。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上有自己的特色。由图7可知，中国在经济事务上的支出远远高于样本中的国家，而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建设职能弱化，其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很低，如美国的经济服务支出在2006年财政总支出上仅为10%；在行政管理支出上，我国与样本国家相比，明显偏高，超过了公共治理能力更强的德国，美国在此项支出方面一般占10%左右，不超过15%，而我国近几年则在19%以上，且每年还在迅速膨胀；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上，美国在此项支出方面一般占30%左右，所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较高，而我国仅占5%左右，反差极大[1] ；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中国明显大幅度落后于样本国家，其中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分别是21.1%、14.3%、19.6%、14.6%，北欧三国作为高福利国家的代表平均为14.6%，即使是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11.8%，而中国则为可怜的4.9%，差距尤其悬殊。
三、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政府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
1、政府职能“失位”现象严重
从财政支出结构以及评价可以看出，政府职能存在严重的“失位”问题，“失位”主要包括“越位”和“缺位”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政府“约越位”，“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干预幅度较大，政府财政支出负担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本该由市场主体承担的一些支出，尤其在工业领域，政府保护下的国企垄断、财政补贴、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造成歧视性待遇；政府在诸多领域的“缺位”突出，政府失灵、财政弱化比较凸显，比如法制环境的建设，市场经济的监管，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这些都是市场经济自发条件下不能有效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结果政府缺少有效地作为。 2、经济支出比重依然较高
从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比例中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6年，再从2006年到2011年，期间我国的经济事务性支出虽有下降，但是总体依旧偏高。经济支出占比畸高，从某些方面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政府受计划经济时代思维模式的影响仍然较深，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社会发展，重视投资驱动，轻视社会性消费支出，政府的经济型角色和责任意识浓厚，可以想象，经济支出比重高，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可能就会相应增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一步完善。
3、民生为主的社会性支出比重低及配置不合理
民生建设支出是衡量政府服务职能的重要指标，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支出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民生建设方面，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科教事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长较快，但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客观需要相比，依然不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偏低，财政同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不足10%，落后于国际水平，并远远于其他国家20% ——50%的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偏低会影响和制约经济市场化的进程[2]；农业支出增长缓慢，财政对农业的支出1978年为150.66亿元，1997年为766.39亿元，增长了5倍[3] ，农业投入的占比增长幅度远低于行政事业类支出，支出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实际上，中国的民生事业或者说社会性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较大，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民生支出比重偏低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也是政府职能缺位的重要表现，势必容易激发社会矛盾，造成一系列不安定的问题。
4、行政事业类支出增长过快且结构不合理
从政府财政收支变化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事业类支出比例一直高居不下，而且增幅在所有的功能性支出中居首。在1978年为4.4到1997年为14.7，年均增长35.78，比同期的财政收入高很多，造成行程管理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机构和人员的急剧膨胀，除此之外行政事业类支出的内部结构不合理，“三公”消费的规模过大，且存在着异常严重的浪费现象。据统计，1995年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到2006年竟达到了19%—20%了，且200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总额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4]。行政事业性支出比重大，绝对数量每年都在激增，在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中都要分食相当的“蛋糕”，并且行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无效支出、不透明支出备受社会各界诟病。
（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
1、角色定位，界定政府财政支出责任、范围和目标
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财政支出配置，要进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科学界定政府公权力、财政支出范围、目标和责任。
社会转型阶段，政府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政府的责任是服务而不是管理，是监督而不是干预。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让位于市场和社会，为民营资本流动、私人创造力的发挥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尽最大可能弥补市场失灵，弥补自身的“失位”；政府职能的发挥要立足于自身角色，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协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界定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合理安排政府财政各项支出的比重，严格按照既定的范围要求执行；界定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要确立财政支出的具体领域、目标人群和产业布局，在既定的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发挥政府财政的最大效应。产业转型，提升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能力
2、结构转型，提升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能力
在当前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外需求疲弱、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中国威胁论波及贸易领域的背景下，必须加速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从财政支出角度，给予这种改革推力。国际经验证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与全社会的消费性支出呈正相关，政府服务性支出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这也为我国提供了借鉴，政府支出应该弱化对出口型落后产能企业的补贴力度，财政投入向创新型、高附加值、科技含量高的领域，而要实现政府财政支付结构有序调整，更加优化，则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完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内在机制，加速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提升服务业竞争水平，通过升级和转型引导政府财政支出相应转型。此外，政府在产业转型和升级中，应适当发挥引导作用、服务作用，创造良好的机制环境，与企业方便，与民众方便。
3、预算约束，有序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加强预算管理和预算约束，有序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减少管理成本，治理三公消费，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高效政府的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实践中，首先要强化预算约束，改革预算指导思想，建立以跨年度预算预算平衡机制、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支四项制度为核心的公共支出体系，完善预算立法；其次要加强预算管理，细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建立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机制，严格规范预算支出；再次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保障预算资金的来源和渠道，提高财政预算的使用效能，提升预算总体水平；最后推进政府结构改革，要真正对症下药，从结构、人员、社保、工资支出、政府消费等多层面进行治理，要进一步完善法治，落实“八项规定”，从源头上遏制铺张浪费等问题，减少行政事业性支出，管好“三公”消费，打出组合拳，下大力气予以整治。
4、注重民生，构建兼顾公平效率的公共财政体系
政府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着力构建城乡一體化、区域一体化的公共服务财政体系。
兼顾公平和效率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国财政支出的主要宗旨。实践中，政府财政支出应该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公共基本服务均等化。科教领域，继续扩大支出规模和比例，调整支出结构，注重教育公平，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对偏远地区加强教育经费支付和补贴力度，调动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创新；医疗卫生领域，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投入，推广大病医保、新农合等覆盖范围，支持乡村医院和卫生所的建设，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力度，以财政支出为杠杆，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障领域，立足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大转移支付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关注弱势群体，建设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环保领域，转变理念，建立测评考核指标，确保环保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尤其是保障地方配套财政支出的到位，针对当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雾霾”“地下水污染”等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着力解决。
综上所述，结合1978-201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情况，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指标可知，未来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首先需要加速政府转型，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默里.L.韦登鲍姆，《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第6版）[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6版
[2]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之二）[R]，21实际经济报道，2008年9月24日，第2版
[3]王振中主编：《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1期
【关键词】政府职能；财政支出结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融资体制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045-0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点阐述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减少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传统的政府行为机制和财政支出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变，预算更加透明，支出结构更加优化将成为必由之路。
一、问题的提出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36年的时间，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职能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尤其表现在政府财政支出方面。新时期，在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社会性职能的逐渐扩展、分税制发展遭遇瓶颈、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度持续下滑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在财政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更加直观和全面地分析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路径，文章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基于不同的统计口径，进行详细分析，并与国际上主要国家进行了比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
二、1978——2011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演变与评价
（一）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演变
从附录中的图标分析可知，从1978年到2006年，从2006年到2011年，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1978—2006年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图1 1978-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额增长变动 图2 1978-2011功能性财政支出
改革开放后我國财政支出总额显著增加，从1978年的1122.09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40422.73，增加了35倍。按功能分类，根据图2和图3数据可知，三大支出经济建设、社会文卫、行政支出分别由1978年时的718.98、146.96、52.9增长到10734.63、10846.20、7571.05，分别增加了14倍、73倍和142倍，其中行政事业性支出增速最大。
2、2007—2011年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2007年进入新一轮金融危机周期，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发生变化。从2007年到2011年，财政支出总额从49781.35增长到109247.79，增加了2.1倍，其中公共事务支出从8514.24增长到10987.78，增加30%；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从5447.16增加到11109.40，增加104%；医疗卫生支出从1989.96增加到6429.51，增加223%。显然，医疗卫生增速较大。
（二）财政支出结构变动的评价
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期，在财政支出结构变动方面，呈现如下特征：政府财政支出有退出经济建设领域的趋势，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额度明显下降，逐渐从制造垄断转变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政府逐渐接纳市场机制，并逐步扩大透明度；开始关注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逐步提高，这得益于社会改革加速和民众利益诉求驱动，倒逼政府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开始倾向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性支出比重提升，政府财政支出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更加注重利用结构上的变化，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提供医疗、卫生、环保、基建等的公共产品。
（三）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
国家制度不同、发展战略不同，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差别巨大，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简单比较不具科学性。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上有自己的特色。由图7可知，中国在经济事务上的支出远远高于样本中的国家，而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建设职能弱化，其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很低，如美国的经济服务支出在2006年财政总支出上仅为10%；在行政管理支出上，我国与样本国家相比，明显偏高，超过了公共治理能力更强的德国，美国在此项支出方面一般占10%左右，不超过15%，而我国近几年则在19%以上，且每年还在迅速膨胀；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上，美国在此项支出方面一般占30%左右，所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较高，而我国仅占5%左右，反差极大[1] ；在医疗卫生支出方面，中国明显大幅度落后于样本国家，其中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分别是21.1%、14.3%、19.6%、14.6%，北欧三国作为高福利国家的代表平均为14.6%，即使是转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11.8%，而中国则为可怜的4.9%，差距尤其悬殊。
三、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政府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
1、政府职能“失位”现象严重
从财政支出结构以及评价可以看出，政府职能存在严重的“失位”问题，“失位”主要包括“越位”和“缺位”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政府“约越位”，“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干预幅度较大，政府财政支出负担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本该由市场主体承担的一些支出，尤其在工业领域，政府保护下的国企垄断、财政补贴、对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造成歧视性待遇；政府在诸多领域的“缺位”突出，政府失灵、财政弱化比较凸显，比如法制环境的建设，市场经济的监管，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这些都是市场经济自发条件下不能有效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结果政府缺少有效地作为。 2、经济支出比重依然较高
从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比例中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6年，再从2006年到2011年，期间我国的经济事务性支出虽有下降，但是总体依旧偏高。经济支出占比畸高，从某些方面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政府受计划经济时代思维模式的影响仍然较深，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社会发展，重视投资驱动，轻视社会性消费支出，政府的经济型角色和责任意识浓厚，可以想象，经济支出比重高，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可能就会相应增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一步完善。
3、民生为主的社会性支出比重低及配置不合理
民生建设支出是衡量政府服务职能的重要指标，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支出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民生建设方面，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科教事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长较快，但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客观需要相比，依然不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偏低，财政同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不足10%，落后于国际水平，并远远于其他国家20% ——50%的支出水平，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偏低会影响和制约经济市场化的进程[2]；农业支出增长缓慢，财政对农业的支出1978年为150.66亿元，1997年为766.39亿元，增长了5倍[3] ，农业投入的占比增长幅度远低于行政事业类支出，支出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实际上，中国的民生事业或者说社会性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较大，与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民生支出比重偏低的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也是政府职能缺位的重要表现，势必容易激发社会矛盾，造成一系列不安定的问题。
4、行政事业类支出增长过快且结构不合理
从政府财政收支变化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行政事业类支出比例一直高居不下，而且增幅在所有的功能性支出中居首。在1978年为4.4到1997年为14.7，年均增长35.78，比同期的财政收入高很多，造成行程管理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机构和人员的急剧膨胀，除此之外行政事业类支出的内部结构不合理，“三公”消费的规模过大，且存在着异常严重的浪费现象。据统计，1995年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到2006年竟达到了19%—20%了，且2006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总额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4]。行政事业性支出比重大，绝对数量每年都在激增，在政府每年的财政支出中都要分食相当的“蛋糕”，并且行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无效支出、不透明支出备受社会各界诟病。
（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
1、角色定位，界定政府财政支出责任、范围和目标
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优化财政支出配置，要进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科学界定政府公权力、财政支出范围、目标和责任。
社会转型阶段，政府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政府的责任是服务而不是管理，是监督而不是干预。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让位于市场和社会，为民营资本流动、私人创造力的发挥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尽最大可能弥补市场失灵，弥补自身的“失位”；政府职能的发挥要立足于自身角色，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协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界定政府财政支出的范围，合理安排政府财政各项支出的比重，严格按照既定的范围要求执行；界定政府财政支出的目标，要确立财政支出的具体领域、目标人群和产业布局，在既定的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发挥政府财政的最大效应。产业转型，提升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能力
2、结构转型，提升政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能力
在当前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国外需求疲弱、世界经济形势不明朗、中国威胁论波及贸易领域的背景下，必须加速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从财政支出角度，给予这种改革推力。国际经验证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与全社会的消费性支出呈正相关，政府服务性支出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这也为我国提供了借鉴，政府支出应该弱化对出口型落后产能企业的补贴力度，财政投入向创新型、高附加值、科技含量高的领域，而要实现政府财政支付结构有序调整，更加优化，则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完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内在机制，加速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提升服务业竞争水平，通过升级和转型引导政府财政支出相应转型。此外，政府在产业转型和升级中，应适当发挥引导作用、服务作用，创造良好的机制环境，与企业方便，与民众方便。
3、预算约束，有序推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加强预算管理和预算约束，有序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减少管理成本，治理三公消费，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高效政府的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实践中，首先要强化预算约束，改革预算指导思想，建立以跨年度预算预算平衡机制、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支四项制度为核心的公共支出体系，完善预算立法；其次要加强预算管理，细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建立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机制，严格规范预算支出；再次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保障预算资金的来源和渠道，提高财政预算的使用效能，提升预算总体水平；最后推进政府结构改革，要真正对症下药，从结构、人员、社保、工资支出、政府消费等多层面进行治理，要进一步完善法治，落实“八项规定”，从源头上遏制铺张浪费等问题，减少行政事业性支出，管好“三公”消费，打出组合拳，下大力气予以整治。
4、注重民生，构建兼顾公平效率的公共财政体系
政府在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着力构建城乡一體化、区域一体化的公共服务财政体系。
兼顾公平和效率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国财政支出的主要宗旨。实践中，政府财政支出应该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努力实现公共基本服务均等化。科教领域，继续扩大支出规模和比例，调整支出结构，注重教育公平，加强教育经费管理，对偏远地区加强教育经费支付和补贴力度，调动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创新；医疗卫生领域，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投入，推广大病医保、新农合等覆盖范围，支持乡村医院和卫生所的建设，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力度，以财政支出为杠杆，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社会保障领域，立足国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加大转移支付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关注弱势群体，建设与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环保领域，转变理念，建立测评考核指标，确保环保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尤其是保障地方配套财政支出的到位，针对当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雾霾”“地下水污染”等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设立重大科技专项，着力解决。
综上所述，结合1978-201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情况，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指标可知，未来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首先需要加速政府转型，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默里.L.韦登鲍姆，《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第6版）[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第6版
[2]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之二）[R]，21实际经济报道，2008年9月24日，第2版
[3]王振中主编：《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4]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二五”时期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