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这既是对‘应试导向’的高中教育体制与‘求职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制度化挑战，也是对大学与高中良性互动关系的革命性探索”
2009年9月25日，当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第一次走上上海奉贤中学“通识讲座”的讲台时，学生们频频提问：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读书，会不会影响考试?像您这样在专业领域领先的学者，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8个月后，当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在同一个讲台讲“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这种听上去对中学生而言过于学术的法学讲座时，下面学生的提问让郑成良颇为吃惊：“您怎么看最近的赵作海误判事件”、“您认为法律的源头是邪恶的吗”，等等。
很难通过相距8个月的不同提问来
判断奉贤中学的“通识讲座”是否已经成功，然而从中得出的模糊印象已令发起人之一的邓正来感到欣慰。
“哪怕因为这样的渠道，因为讲座中的一两句话，使一个学生受到触动继而改变他之后的人生轨迹，(“通识讲座”)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邓正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0年6月14日，奉贤中学最后一堂“通识讲座”结束。自去年9月起，该校每双厨周五下午取消原有常规课程，改由高校教授主讲“通识讲座”，内容包括文等、历史、哲学到法学、民族学，乃至军事常识，所有高一学生及老师均到场参加，高二学生则在教室通过校园电视台收看讲座。
讲座人选由奉贤中学委托复旦大学高研院组织安排。一学年里，前来上课的教授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桑玉成、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李承少将、复旦高研院哲学教授顾肃、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等等。
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的“合谋”
“我们欢迎得不得了!大学教授很少能到中学来，我们自己去请又怕攀不上。”奉贤中学副校长金继渡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现在正积极筹划，把高二年级与大学的理工科实验室建立起联系。”
奉贤区位于上海远郊，距离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42公里。由于在上海最南端，又被称为南上海。奉贤中学是奉贤区的前身奉贤县的重点中学，如今虽位列市级重点，但“县中”的历史和郊县的位置令其在上海同等级高中里稍显弱势。
据多位大学和中学教育工作者介绍，在中学开展通识教育，并将其作为制度化固定下来的，奉贤中学很可能是国内第一家。
“奉贤的传统就是‘敬奉贤人’。”金继波说。传说孔子弟子言偃曾来此地讲过学，后人便以“奉贤’二字名地，以示敬仰。
该校校长季洪旭早有拓展中学课程的计划，某次饭局中遇到邓正来，邓的女儿正在读高中，他对中学教育的种种问题有一肚子想法和意见。两人越聊越欢，一拍即合，很快制定出由复旦大学高研院牵头组织，在奉贤中学推行通识教育实验的计划。
“我们与奉贤中学建立这个合作项目，是希望推进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改革试验，引导教育体制真正回归教育与学术。这既是对‘应试导向’的高中教育体制与‘求职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制度化挑战，也是对大学与高中良性互动关系的革命性探索。”邓正来对本刊记者说。
他们决定将通识教育实验范围暂定在高一。“一来高一学生高考压力还没那么大，课业负担不太重；二来他们正处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也许会因此产生更多自我发现和规划。”邓正来说，“每两周才占用一个下午，不会耽误中学生正常课业，但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原来我们也过着政治生活”
“政治生活是因集体生活而起，集体生活中难免有时碰撞出火花，各种矛盾、难题、困境便层出不穷。政治生活便研究此类问题，为复杂的集体生活进行‘整理’和‘清洗’……看看今日的领导者，‘贿赂案’、‘桃色事件’等新闻层出不穷，领导者们尚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人’，又怎敢说是一位‘合格的领导人’呢?……”
奉贤中学高一(4)班的学生季睿婕在听了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桑玉成教授的讲座“有一种生活叫政治生活”之后，写下这样的感想。
而她的同班同学王欣玥的心得是：“以前，我一直认为政治生活离我很遥远，是属于国家领导人的生活，与我们平凡人无关。直到那天，我才了解，原来我们也过着政治生活。”
在另一场颇受男生欢迎的讲座“军人、军队、军衔”后，高一(6)班的顾辉得出以下思考：“古时的斯巴达拥有绝对强大的军队，我相信他绝对有压制战争的实力，而他选择的则是战争!因此，我觉得要压制的不是战争，而是一种思想。正因为要生存的自私，人类才会建立所谓的军队。”
“一直以来，我们培育出的学生视野狭窄，现在有机会与高校教授们面对面，对于学生扩展知识面和独立思考很有帮助。”金继波说。据他介绍，每场“通识讲座”后都有学生踊跃提问，一开始，问题还总是围绕在课业压力和应对高考上，逐渐地，学生们的一些问题让他都感到些许意外。
比如，听完一场关于政治学的讲座，同学们追问：“执政党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如何消除不平等?”听完一场关于民族学的讲座，学生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少数民族被汉化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问题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向何处去?”
有些学生从小背到大的观念是错误的
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2009年已轰轰烈烈发生过一波。不过那是在高校领域。
彼时学者甘阳在中山大学建立博雅学院，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为目的。新生入学后通过不分学科的四年时间，修读古汉语、古希腊史诗、拉丁语等课程，并完成一个独立研究课题。
“通识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这种人需具备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能清晰地沟通思想的能力；能做适切明确判断的能力；能辨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美国哈佛大学1945年发布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大概是最早对“通识教育”作出清晰定义的文本。
此报告也被中国的大学借鉴。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已经有100多所国内高等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无论实效如何，至少都设置了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的学分。但正如甘阳在某次讲座中谈到的，“通识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往往无疾而终，一开始热闹了几年，最后就无声无息”。一旦进入实践层面，一些实际问题就会突显，比如，通识教育常常流于形式，最后反而把专业教育也耽误了。
“通识首先应该是给受教育者对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把握。”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校长，郑成良对“通识”二字如此理解。他认为通识教育应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包含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类基础课程；二是比较宽口径的专业课。“通识教育并不是完全排斥专业 教育，但是专业划分不宜太细。因为学生在本科阶段应该学习的还是最基本的知识和方法。”
国内高校目前流行的方式是在大学本科前两年推广通识教育，尽量不分学科，上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基础课，后两年则主攻专业。但大学老师们往往发现新生们对普通常识缺乏了解，甚至有些学生从小背到大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单单去纠正这些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观念就花去大量时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内历史教材常常以王朝代替中虱史，把汉族以外的政权称作“外族入侵”或“异族入侵”，那么当同一个版图中同时存在好几个政权时，比如北宋、南宋时期，同时存在的那些政权算不算中国人?“当然算一而我们教科书的表述是错误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大学教师，特别像我这样的中国史教师，讲一讲从历史的角度，我对中国史怎么看，至少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参照吧。可以让学生了解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有问题，有很多非历史的东西。所以在中学开展通识教育是有一定好处的。”朱维铮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高中阶段为适应高考制度而实行的文理分科，郑成良、朱维铮都坚决表示反对。“中学阶段应该是培养国民最基本素质的阶段，是一种国民教育。这时的学生对于未来(的专业选择)其实并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和成熟的想法。”郑成良说。在朱维铮看来，过早文理分科，会让中学生“变得越来越片面，越来越狭隘”。
从中学开始解决大学的问题
只是中学也有中学的难处。巨大的高考压力让绝大部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五百多人的大讲堂里，一眼扫过，一排排近视眼镜都在吊灯下反着光。
“李少将说军校的生活很严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时作息。其实他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奉贤中学高一(6)班的丁蕾在听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李承少将的军事常识讲座后写道。
奉贤中学是一所寄宿制高中，学习压力和生活管理十分严格。周五下午听通识讲座时，不少学生也会在笔记本里夹一张英语卷子，时不时从悠远的文史知识里抽出神来，考虑下某个完形填空该选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
对中学生而言，“高考指挥棒”仍然更“权威”。
“高考考察的内容僵化呆板，学生只能通过大量训练去提高，这样的方式很难激发起对知识的兴趣。”在中学任教整整四十年的复旦附中语文教师黄玉峰对本刊记者说，现在的中学教育思路堪称“专制主义坐镇”，完全训练学生迎合出题人的意思，限制人的自由发展，“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
作为通识讲座主讲嘉宾中惟一的中学教师，黄玉峰参加过高考命题，担任过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
黄玉峰在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尝试各种努力，带领中学生搞许多业余活动：听讲座，逛书店，观话剧，看展览，练书法，学国画，办刊物，编文集，每年还利用寒暑假带学生集体出游，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另外，他一有机会便邀请学者教授来复旦附中做讲座，戴厚英、萧功秦等作家学者曾来他的语文课堂上讲课。
在他看来，如果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扩展学生的兴趣，那么应付高考也绝不会落在别人后面。他带领的复旦附中文科实验班，四十五人中今年有十六个已直升复旦、交大，另有多名学生被英美名校录取。由于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突出成绩，他还被复旦高研院破格聘为兼职教授。
“如今的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虽然学制贯通，但在知识链和师资上存在严重的断裂。”邓正来表示。
知识方面，高中学习的课程，在大学几乎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专业。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与大学里的政治学专业完全是两个概念；师资上，大学教授不愿意进高中讲学，高中教师也进不了大学讲坛，大学与高中师资问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不能有所借鉴和启发。
在邓正来看来，奉贤中学的通识教育实验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突破。
邓正来刚刚接受了浙江温州市一家乡镇私立中学的顾问职务，打算在那里也开展通识教育，邀请附近高校教授前往授课讲座。他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推广。
“我希望全国的大学都有这样的热情和使命感，找到‘姐妹高中’开设通识课程，从中学开始解决大学的问题。这不是慈善，其实是为大学本身负责。”
2009年9月25日，当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院长邓正来第一次走上上海奉贤中学“通识讲座”的讲台时，学生们频频提问：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读书，会不会影响考试?像您这样在专业领域领先的学者，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8个月后，当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在同一个讲台讲“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这种听上去对中学生而言过于学术的法学讲座时，下面学生的提问让郑成良颇为吃惊：“您怎么看最近的赵作海误判事件”、“您认为法律的源头是邪恶的吗”，等等。
很难通过相距8个月的不同提问来
判断奉贤中学的“通识讲座”是否已经成功，然而从中得出的模糊印象已令发起人之一的邓正来感到欣慰。
“哪怕因为这样的渠道，因为讲座中的一两句话，使一个学生受到触动继而改变他之后的人生轨迹，(“通识讲座”)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邓正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0年6月14日，奉贤中学最后一堂“通识讲座”结束。自去年9月起，该校每双厨周五下午取消原有常规课程，改由高校教授主讲“通识讲座”，内容包括文等、历史、哲学到法学、民族学，乃至军事常识，所有高一学生及老师均到场参加，高二学生则在教室通过校园电视台收看讲座。
讲座人选由奉贤中学委托复旦大学高研院组织安排。一学年里，前来上课的教授有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桑玉成、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李承少将、复旦高研院哲学教授顾肃、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郑成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常务副院长林尚立，等等。
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的“合谋”
“我们欢迎得不得了!大学教授很少能到中学来，我们自己去请又怕攀不上。”奉贤中学副校长金继渡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现在正积极筹划，把高二年级与大学的理工科实验室建立起联系。”
奉贤区位于上海远郊，距离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42公里。由于在上海最南端，又被称为南上海。奉贤中学是奉贤区的前身奉贤县的重点中学，如今虽位列市级重点，但“县中”的历史和郊县的位置令其在上海同等级高中里稍显弱势。
据多位大学和中学教育工作者介绍，在中学开展通识教育，并将其作为制度化固定下来的，奉贤中学很可能是国内第一家。
“奉贤的传统就是‘敬奉贤人’。”金继波说。传说孔子弟子言偃曾来此地讲过学，后人便以“奉贤’二字名地，以示敬仰。
该校校长季洪旭早有拓展中学课程的计划，某次饭局中遇到邓正来，邓的女儿正在读高中，他对中学教育的种种问题有一肚子想法和意见。两人越聊越欢，一拍即合，很快制定出由复旦大学高研院牵头组织，在奉贤中学推行通识教育实验的计划。
“我们与奉贤中学建立这个合作项目，是希望推进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教育改革试验，引导教育体制真正回归教育与学术。这既是对‘应试导向’的高中教育体制与‘求职导向’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制度化挑战，也是对大学与高中良性互动关系的革命性探索。”邓正来对本刊记者说。
他们决定将通识教育实验范围暂定在高一。“一来高一学生高考压力还没那么大，课业负担不太重；二来他们正处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也许会因此产生更多自我发现和规划。”邓正来说，“每两周才占用一个下午，不会耽误中学生正常课业，但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原来我们也过着政治生活”
“政治生活是因集体生活而起，集体生活中难免有时碰撞出火花，各种矛盾、难题、困境便层出不穷。政治生活便研究此类问题，为复杂的集体生活进行‘整理’和‘清洗’……看看今日的领导者，‘贿赂案’、‘桃色事件’等新闻层出不穷，领导者们尚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人’，又怎敢说是一位‘合格的领导人’呢?……”
奉贤中学高一(4)班的学生季睿婕在听了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书记桑玉成教授的讲座“有一种生活叫政治生活”之后，写下这样的感想。
而她的同班同学王欣玥的心得是：“以前，我一直认为政治生活离我很遥远，是属于国家领导人的生活，与我们平凡人无关。直到那天，我才了解，原来我们也过着政治生活。”
在另一场颇受男生欢迎的讲座“军人、军队、军衔”后，高一(6)班的顾辉得出以下思考：“古时的斯巴达拥有绝对强大的军队，我相信他绝对有压制战争的实力，而他选择的则是战争!因此，我觉得要压制的不是战争，而是一种思想。正因为要生存的自私，人类才会建立所谓的军队。”
“一直以来，我们培育出的学生视野狭窄，现在有机会与高校教授们面对面，对于学生扩展知识面和独立思考很有帮助。”金继波说。据他介绍，每场“通识讲座”后都有学生踊跃提问，一开始，问题还总是围绕在课业压力和应对高考上，逐渐地，学生们的一些问题让他都感到些许意外。
比如，听完一场关于政治学的讲座，同学们追问：“执政党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如何消除不平等?”听完一场关于民族学的讲座，学生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少数民族被汉化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问题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向何处去?”
有些学生从小背到大的观念是错误的
有关通识教育的讨论，2009年已轰轰烈烈发生过一波。不过那是在高校领域。
彼时学者甘阳在中山大学建立博雅学院，以普及大学通识教育为目的。新生入学后通过不分学科的四年时间，修读古汉语、古希腊史诗、拉丁语等课程，并完成一个独立研究课题。
“通识教育之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这种人需具备四种能力：有效思考的能力；能清晰地沟通思想的能力；能做适切明确判断的能力；能辨识普遍性价值的认知能力。”美国哈佛大学1945年发布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大概是最早对“通识教育”作出清晰定义的文本。
此报告也被中国的大学借鉴。据2008年的数据统计，已经有100多所国内高等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无论实效如何，至少都设置了通识教育或素质教育的学分。但正如甘阳在某次讲座中谈到的，“通识教育的一大特点是往往无疾而终，一开始热闹了几年，最后就无声无息”。一旦进入实践层面，一些实际问题就会突显，比如，通识教育常常流于形式，最后反而把专业教育也耽误了。
“通识首先应该是给受教育者对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把握。”作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校长，郑成良对“通识”二字如此理解。他认为通识教育应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包含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类基础课程；二是比较宽口径的专业课。“通识教育并不是完全排斥专业 教育，但是专业划分不宜太细。因为学生在本科阶段应该学习的还是最基本的知识和方法。”
国内高校目前流行的方式是在大学本科前两年推广通识教育，尽量不分学科，上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基础课，后两年则主攻专业。但大学老师们往往发现新生们对普通常识缺乏了解，甚至有些学生从小背到大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单单去纠正这些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观念就花去大量时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对此深有感触，他举例说，国内历史教材常常以王朝代替中虱史，把汉族以外的政权称作“外族入侵”或“异族入侵”，那么当同一个版图中同时存在好几个政权时，比如北宋、南宋时期，同时存在的那些政权算不算中国人?“当然算一而我们教科书的表述是错误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大学教师，特别像我这样的中国史教师，讲一讲从历史的角度，我对中国史怎么看，至少可以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参照吧。可以让学生了解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有问题，有很多非历史的东西。所以在中学开展通识教育是有一定好处的。”朱维铮对本刊记者说。
对于高中阶段为适应高考制度而实行的文理分科，郑成良、朱维铮都坚决表示反对。“中学阶段应该是培养国民最基本素质的阶段，是一种国民教育。这时的学生对于未来(的专业选择)其实并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和成熟的想法。”郑成良说。在朱维铮看来，过早文理分科，会让中学生“变得越来越片面，越来越狭隘”。
从中学开始解决大学的问题
只是中学也有中学的难处。巨大的高考压力让绝大部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五百多人的大讲堂里，一眼扫过，一排排近视眼镜都在吊灯下反着光。
“李少将说军校的生活很严格，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按时作息。其实他不知道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奉贤中学高一(6)班的丁蕾在听完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原院长李承少将的军事常识讲座后写道。
奉贤中学是一所寄宿制高中，学习压力和生活管理十分严格。周五下午听通识讲座时，不少学生也会在笔记本里夹一张英语卷子，时不时从悠远的文史知识里抽出神来，考虑下某个完形填空该选定冠词还是不定冠词。
对中学生而言，“高考指挥棒”仍然更“权威”。
“高考考察的内容僵化呆板，学生只能通过大量训练去提高，这样的方式很难激发起对知识的兴趣。”在中学任教整整四十年的复旦附中语文教师黄玉峰对本刊记者说，现在的中学教育思路堪称“专制主义坐镇”，完全训练学生迎合出题人的意思，限制人的自由发展，“这样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
作为通识讲座主讲嘉宾中惟一的中学教师，黄玉峰参加过高考命题，担任过多年的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
黄玉峰在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尝试各种努力，带领中学生搞许多业余活动：听讲座，逛书店，观话剧，看展览，练书法，学国画，办刊物，编文集，每年还利用寒暑假带学生集体出游，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另外，他一有机会便邀请学者教授来复旦附中做讲座，戴厚英、萧功秦等作家学者曾来他的语文课堂上讲课。
在他看来，如果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素质，扩展学生的兴趣，那么应付高考也绝不会落在别人后面。他带领的复旦附中文科实验班，四十五人中今年有十六个已直升复旦、交大，另有多名学生被英美名校录取。由于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突出成绩，他还被复旦高研院破格聘为兼职教授。
“如今的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虽然学制贯通，但在知识链和师资上存在严重的断裂。”邓正来表示。
知识方面，高中学习的课程，在大学几乎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专业。高中的思想政治课，与大学里的政治学专业完全是两个概念；师资上，大学教授不愿意进高中讲学，高中教师也进不了大学讲坛，大学与高中师资问老死不相往来，彼此不能有所借鉴和启发。
在邓正来看来，奉贤中学的通识教育实验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突破。
邓正来刚刚接受了浙江温州市一家乡镇私立中学的顾问职务，打算在那里也开展通识教育，邀请附近高校教授前往授课讲座。他相信这种模式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推广。
“我希望全国的大学都有这样的热情和使命感，找到‘姐妹高中’开设通识课程，从中学开始解决大学的问题。这不是慈善，其实是为大学本身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