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6月24日，我以广州援建者与社工老师的身份进入灾区第二天，也就是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42天，第一次遇到芙妹。她的两个孩子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对此，她愤怒、痛苦，陷入对孩子生前种种的追忆中，食难下咽，夜不成寐。相遇不到一分钟，她就从胸前的口袋里摸出孩子的照片给我与我的同事们传看，含着泪花不停讲述孩子的故事。吃晚饭的时间到了，芙妹仍然没有停止诉说的意思，反而主动提出送我们回住地，那是离她的帐篷大约一公里之外的临时安置区。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路芙妹讲述的主题居然偏离了孩子，而谈起了她的离婚、前夫的外遇、她与前夫及其情人的纠缠。主题偏离的最主要诱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撞到了她前夫，这个一直游移在芙妹与情人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然而，在这之后，我与芙妹的频繁交往中，她几乎每次都会聊到前夫，不时夹杂着对于男人女人、婚姻爱情精彩的言论，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不结婚也不住一套房，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各过各的”。联想到震后灾区一片忙乱的状况，还有芙妹痛失两个孩子的心境，她在这样的时候仍然陷入与前夫的关系纠缠中，不能不让我们醒悟：其实，对于像芙妹这个年龄、这个生活阶段的女人来说，性关系与性别关系、心灵创伤与生计困难，这些都与她的日常生活密切绞合，是她难以挣脱的现实困扰，也是我们社工不能回避的实践议题，不管我们当初进入灾区的目的是什么，以后的目标又如何设定，我们都必须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
纠结的爱
地震前两年，芙妹发现丈夫有外遇，外遇对象是他们共同的朋友，一位新近离婚的女人。丈夫说，他爱芙妹超过这个女人，可是因为同情，他也没办法离开这个女人。芙妹给丈夫一个选择，要么回家，要么离婚。丈夫却两样都要：离婚了，但还住在家里。对外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孩子需要照顾。就这样，他们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丈夫，房子判给了芙妹，一家四口人却仍然像原来那样，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方式几乎不变。唯一的变化是，家中的那个男人，时不时会消失几天，而后又重新出现在这个家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样的生活自然无法获得平静。前夫的外遇对象愤怒之下去了外地，大概也是想逼这个男人做出了断。地震当天，芙妹冲到倒塌的小学寻找自己的孩子，小学进不去，她遇到了那个女人的孩子，混乱中彷徨无助。那天晚上，暴雨倾盆，电闪雷鸣，芙妹抱着那个女人的孩子在山上坐了一夜。地震二十多天后路才通，那个女人赶回来见到她的孩子。芙妹不想理那个女人，也没有办法面对失去两个孩子的现实，她走出水清镇（化名），到外面的朋友亲戚家散心。我见到她的那天，她才从外面回来没两天，却发现前夫又跟那个女人住在同一间板房。芙妹怒不可遏，将前夫扣留在她的板房内质问：“你还是人吗？孩子走了几天？你就跟那个女的睡！你不怕报应吗？”前夫赌咒发誓他跟那个女人没在一起，只是那个女人刚从娘家回来，没地方睡，暂时借住在他的板房内。半夜一点，那女人频频发短信喊芙妹前夫过去，芙妹不让，前夫说他给那女人送点药，去去就来。凌晨四点，前夫还没有回来，打电话关机。芙妹走到前夫的板房前（两个人的板房只相距十来米远），听了半天不见动静，她就拍着房门喊前夫出来。许久，前夫出来了，乖乖跟着芙妹回到她的板房。
芙妹与我们相识之际，这件“板房事件”发生了没几天，她的心情十分跌宕。十几天后“水清刺绣小组”成立，芙妹积极参加小组的各项工作，成了负责人之一。她前夫仍然住在河边板房区，芙妹则搬到半山上自己家搭的帐篷里居住。每次我去帐篷找芙妹商量事情，总能遇到她前夫—刘老大，一个看起来精悍而又沉默的男人。他不是来给芙妹送电饭锅、水果、蔬菜，就是通知她去办各种各样的手续，一般都是关于孩子的善后事宜的。这让人感觉，虽然婚姻不在了，孩子不在了，但曾经共同拥有的各种关系，依然可以成为他俩之间某种纽带。芙妹也通常是在这种时候，聊起那些纠结往事。
随着小组的进展，还有灾区不断变动的生活状况，芙妹与刘老大的关系也在变化，依然是她内心焦虑的根源。灾后3个月，因为板房重新分配，芙妹和刘老大成了紧挨的邻居，那个女人则分到他们前面一排，窗口正对着刘老大的门。看起来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因为刘老大是村干部之一，分配板房他说得上话。我们到芙妹家串门，刘老大常在那里，时不时还有几个朋友，明显是把芙妹的板房当成自己的家。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我问芙妹他们是不是住在一起的，芙妹说：“高兴就住在一起，不高兴就各住各的。”那个女人呢？芙妹说：“她不要他了，见了面也不说话。其实说说又怎么啦？都是朋友。”听起来很大度。
我们都认为“芙妹赢了”，一场“家庭暴力”事件却又发生了。那天，妇女小组内有人说，刘老大与芙妹半夜里吵架了，刘老大还打芙妹耳光，她们全都听见了。听说此事第二天，我即到芙妹板房探望，拐弯抹角问起此事。芙妹没有避讳，讲起这件事的起源：芙妹的婆婆，也即刘老大的妈妈，将芙妹的一块抹布给了那个女人，芙妹知道后立即让婆婆把抹布要回来。婆婆觉得没面子，不去要，跟芙妹吵起来。晚上，芙妹跟刘老大就此事理论，刘老大认为芙妹不讲理，芙妹认为刘老大心里有鬼，就打起来。芙妹不承认挨了耳光，替刘老大开脱说：“他就推了我一下。”但她随即又强调说，“我芙妹的东西，就是一块抹布，也不能给她。”
紧张的人变成了他
妇女小组不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芙妹这个小组代言人也忙活起来。香港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省市县各级电视台，都来小组采访，芙妹总是被邀在镜头前讲话，有时还会被跟踪拍摄日常生活场景。她也获邀去省里省外一些纪念场合，还经常参加一些NGO组织的培训项目，回来后兴奋地跟小组成员说着见闻，嘴里不时冒出一些新名词，比如“NGO”、“项目计划书”之类。她还买了一只可拍照的新手机，一件真丝透明的睡衣，是在高档百货公司买的，价值198元。妇女们都咂嘴说芙妹太舍得花钱了，什么钱都敢花，芙妹有自己的理论：“要钱做什么，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人在什么事情上花时间最多吗？在床上！睡觉，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都要睡觉，为什么不买个舒服的睡衣？”但芙妹的睡衣可能不只有“睡觉舒服”这个功能，她开始越来越多谈论跟前夫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的确，随着她“社会地位”的提高，芙妹在刘老大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那个女人也加入了小组，芙妹跟她有说有笑，看不出从前有过任何瓜葛。据说，前夫已经做出了彻底的抉择。现在不是芙妹担心他出轨，而是他担心芙妹出轨，因为芙妹老在外面跑，圈子大了，眼界也宽了，他担心自己拴不住她了，有时候反而要我们社工出面，向他解释芙妹在外面的工作性质，让他放下一颗忧虑的心。 同时，芙妹的家务分工也有了变化。以前刘老大带朋友在板房里吃饭喝酒，芙妹要做饭、服侍吃喝、陪说笑，等朋友走了再收拾残局，不然，刘老大就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妇女小组让芙妹有很多机会和借口外出，即便朋友来了吃喝，芙妹也可以用“有活动”或者“老师找”为理由逃掉一些家务劳动，刘老大只好自己动手收拾一下。慢慢，刘老大积累了一些不满，有时候是对芙妹社会活动价值的否定：“你那么积极做什么？他们又不发你工资。”有时候是对芙妹活动企图的怀疑：“你老往外面跑，是不是想在外面找野男人？”芙妹对于刘老大的不满和吃醋，有时候采取对抗的态度，有时候则妥协，比如买有照相功能的相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向刘老大报告行踪。但倘若刘老大惹得她生气，她也有可能把手机一关，什么都不理了。一度，他们的关系陷入新的紧张状态，可“庆幸”的是，那个更紧张的人换成了刘老大，而不再是她。
变身“职业女性”
在灾区，除了女人们纠结于男人的不忠，我还有一个印象强烈的文化观察，那就是比在城市地区更明显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里是羌、藏、汉混居区，地震前旅游、水电业发达，成年精壮男人普遍在家庭之外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不管是做村官还是经商（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是个体经营、打工，他们都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唯一支柱。因为女人，不管是山区还是乡镇，她们婚前有可能在镇上、外面的城市打过工，一旦结婚，立刻回归家庭，做家务、带孩子，山里的妇女往往还要到田里劳作、喂养家畜。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妇女的这些劳动都被看成是低价值、甚至无价值的工作，因为并没有可见的收入来衡量这些劳动。妇女们也称自己在家是“耍”，并不像城市里的女人那样辩争“家务也是有价值的劳动”。
虽然把在家的劳动称之为“耍”，妇女们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性别分工。我们接触到的妇女们，几乎每个人都曾试图打破这种性别分工，将自己从“家庭照顾者”，变成“家庭经济贡献者”，或者变成一个彻底的“职业女性”。参加妇女小组是尝试为家庭经济做贡献的一个例证。而之前，很多女人，尤其是那些好强的女人，几乎都在外面打过工，那些打工经验往往成为她们“不靠男人”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在城市里也访问过少数民族的女性打工者，她们总抱怨城里的工作“累”“苦”或者“没意思”，但在灾区，那些妇女们提起自己的打工经验，总有一种美化那些经验的倾向，并特别愿意突显自己的“成功”。比如，芙妹总爱提自己在外地城市卖保险的经历，她说那时候好高兴，每天回来跟4个女孩子在一起，无话不聊，做得最好的时候她一个月能赚两千多块呢。每次刘老大让她烦乱，她总爱这么跟我说：“有什么啦？惹急了我就回去卖保险。”
参加妇女小组，对妇女们来说，最直观的收益是经济收入，不仅可补贴家用，还可增加自己的经济决定权，将自己作为消费的主体来进行考虑，而不是永远第一考虑家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妇女小组还为妇女们带来她们最为看重的一种身份：家庭之外的工作。妇女们在震前也有刺绣的传统，一向被视为婆婆妈妈的工作，年轻小姑娘甚至以“不会刺绣”为荣，这是她们极力想与刺绣所象征的那种“家里的”、“女人的”、“没有价值的”身份划清界线的表现；地震后，刺绣小组成立，妇女们乐在其中，连在外面读大学的女孩子回家来也向老人们学习古老的羌藏绣法，妇女小组的7位负责人更是自信满满，她们不管在哪里，不管是面对媒体还是官员，都会非常清楚地自我介绍：“我是妇女小组负责人。”社工一直在向她们传递这样一个理念：她们不仅仅在为自己增加收入，她们还在为灾区妇女“自立自强”的信念与对外形象而劳动，而她们劳动的成果，有一部分是要拿出来为整个社区的公益事业服务的。她们十分理解并认同这样的理念。芙妹就曾经提出，扩大妇女小组的覆盖村落，让更多的妇女加入到这个自立自强的组织中来。其他妇女小组负责人也都表现出类似的想法。
跟大多数妇女不同，芙妹一直强调自己加入妇女小组不是为了钱，因为“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一个人，一个人饱了，全家人都饱了”。我们可以看到，她加入妇女小组，疗伤和纪念孩子是一个最主要的动机。之后，因为成了妇女小组的领袖与代言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尤其是一些草根公益组织邀请她到外地参加的一些能力培训项目，让芙妹的责任感与公益心越来越强。每当妇女小组坐在一起议价，商量每幅绣品该定什么价，芙妹总坚持以质论价，而不能利用外面好心人“救援地震”的心理抬高物价；到外面参加活动，有人给妇女小组捐款，现金送到妇女代表的手里，芙妹坚持不能分掉这些钱，而应当做妇女小组发展的基金；小组发展到一定程度，成员达一百多名，受惠一百多个家庭，芙妹仍然不满足，认为应该扩展到更多的乡镇，因为“那里的人比我们更艰难”。
芙妹的这种公益心，不仅让她在小组中更有公信力，更让她有信心介入到当地政治权力的运作。比如，芙妹敢于在大街上拦住镇长之类的人物，要求他考虑在重建的政府办公用房里规划一间妇女小组的绣坊。“我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我是为了小组和社区发展。”在外面的参观和培训让芙妹有了与政治话语对话的信心与能力。
地震后两周年，芙妹的生活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她跟前夫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他们3个人住在一起，尽管芙妹仍然不想结婚。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路芙妹讲述的主题居然偏离了孩子，而谈起了她的离婚、前夫的外遇、她与前夫及其情人的纠缠。主题偏离的最主要诱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路上撞到了她前夫，这个一直游移在芙妹与情人两个女人之间的男人。然而，在这之后，我与芙妹的频繁交往中，她几乎每次都会聊到前夫，不时夹杂着对于男人女人、婚姻爱情精彩的言论，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不结婚也不住一套房，喜欢在一起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各过各的”。联想到震后灾区一片忙乱的状况，还有芙妹痛失两个孩子的心境，她在这样的时候仍然陷入与前夫的关系纠缠中，不能不让我们醒悟：其实，对于像芙妹这个年龄、这个生活阶段的女人来说，性关系与性别关系、心灵创伤与生计困难，这些都与她的日常生活密切绞合，是她难以挣脱的现实困扰，也是我们社工不能回避的实践议题，不管我们当初进入灾区的目的是什么，以后的目标又如何设定，我们都必须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
纠结的爱
地震前两年，芙妹发现丈夫有外遇，外遇对象是他们共同的朋友，一位新近离婚的女人。丈夫说，他爱芙妹超过这个女人，可是因为同情，他也没办法离开这个女人。芙妹给丈夫一个选择，要么回家，要么离婚。丈夫却两样都要：离婚了，但还住在家里。对外的理由听起来很充分—孩子需要照顾。就这样，他们离婚了，孩子判给了丈夫，房子判给了芙妹，一家四口人却仍然像原来那样，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方式几乎不变。唯一的变化是，家中的那个男人，时不时会消失几天，而后又重新出现在这个家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这样的生活自然无法获得平静。前夫的外遇对象愤怒之下去了外地，大概也是想逼这个男人做出了断。地震当天，芙妹冲到倒塌的小学寻找自己的孩子，小学进不去，她遇到了那个女人的孩子，混乱中彷徨无助。那天晚上，暴雨倾盆，电闪雷鸣，芙妹抱着那个女人的孩子在山上坐了一夜。地震二十多天后路才通，那个女人赶回来见到她的孩子。芙妹不想理那个女人，也没有办法面对失去两个孩子的现实，她走出水清镇（化名），到外面的朋友亲戚家散心。我见到她的那天，她才从外面回来没两天，却发现前夫又跟那个女人住在同一间板房。芙妹怒不可遏，将前夫扣留在她的板房内质问：“你还是人吗？孩子走了几天？你就跟那个女的睡！你不怕报应吗？”前夫赌咒发誓他跟那个女人没在一起，只是那个女人刚从娘家回来，没地方睡，暂时借住在他的板房内。半夜一点，那女人频频发短信喊芙妹前夫过去，芙妹不让，前夫说他给那女人送点药，去去就来。凌晨四点，前夫还没有回来，打电话关机。芙妹走到前夫的板房前（两个人的板房只相距十来米远），听了半天不见动静，她就拍着房门喊前夫出来。许久，前夫出来了，乖乖跟着芙妹回到她的板房。
芙妹与我们相识之际，这件“板房事件”发生了没几天，她的心情十分跌宕。十几天后“水清刺绣小组”成立，芙妹积极参加小组的各项工作，成了负责人之一。她前夫仍然住在河边板房区，芙妹则搬到半山上自己家搭的帐篷里居住。每次我去帐篷找芙妹商量事情，总能遇到她前夫—刘老大，一个看起来精悍而又沉默的男人。他不是来给芙妹送电饭锅、水果、蔬菜，就是通知她去办各种各样的手续，一般都是关于孩子的善后事宜的。这让人感觉，虽然婚姻不在了，孩子不在了，但曾经共同拥有的各种关系，依然可以成为他俩之间某种纽带。芙妹也通常是在这种时候，聊起那些纠结往事。
随着小组的进展，还有灾区不断变动的生活状况，芙妹与刘老大的关系也在变化，依然是她内心焦虑的根源。灾后3个月，因为板房重新分配，芙妹和刘老大成了紧挨的邻居，那个女人则分到他们前面一排，窗口正对着刘老大的门。看起来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因为刘老大是村干部之一，分配板房他说得上话。我们到芙妹家串门，刘老大常在那里，时不时还有几个朋友，明显是把芙妹的板房当成自己的家。或许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我问芙妹他们是不是住在一起的，芙妹说：“高兴就住在一起，不高兴就各住各的。”那个女人呢？芙妹说：“她不要他了，见了面也不说话。其实说说又怎么啦？都是朋友。”听起来很大度。
我们都认为“芙妹赢了”，一场“家庭暴力”事件却又发生了。那天，妇女小组内有人说，刘老大与芙妹半夜里吵架了，刘老大还打芙妹耳光，她们全都听见了。听说此事第二天，我即到芙妹板房探望，拐弯抹角问起此事。芙妹没有避讳，讲起这件事的起源：芙妹的婆婆，也即刘老大的妈妈，将芙妹的一块抹布给了那个女人，芙妹知道后立即让婆婆把抹布要回来。婆婆觉得没面子，不去要，跟芙妹吵起来。晚上，芙妹跟刘老大就此事理论，刘老大认为芙妹不讲理，芙妹认为刘老大心里有鬼，就打起来。芙妹不承认挨了耳光，替刘老大开脱说：“他就推了我一下。”但她随即又强调说，“我芙妹的东西，就是一块抹布，也不能给她。”
紧张的人变成了他
妇女小组不断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芙妹这个小组代言人也忙活起来。香港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省市县各级电视台，都来小组采访，芙妹总是被邀在镜头前讲话，有时还会被跟踪拍摄日常生活场景。她也获邀去省里省外一些纪念场合，还经常参加一些NGO组织的培训项目，回来后兴奋地跟小组成员说着见闻，嘴里不时冒出一些新名词，比如“NGO”、“项目计划书”之类。她还买了一只可拍照的新手机，一件真丝透明的睡衣，是在高档百货公司买的，价值198元。妇女们都咂嘴说芙妹太舍得花钱了，什么钱都敢花，芙妹有自己的理论：“要钱做什么，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人在什么事情上花时间最多吗？在床上！睡觉，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你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都要睡觉，为什么不买个舒服的睡衣？”但芙妹的睡衣可能不只有“睡觉舒服”这个功能，她开始越来越多谈论跟前夫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的确，随着她“社会地位”的提高，芙妹在刘老大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那个女人也加入了小组，芙妹跟她有说有笑，看不出从前有过任何瓜葛。据说，前夫已经做出了彻底的抉择。现在不是芙妹担心他出轨，而是他担心芙妹出轨，因为芙妹老在外面跑，圈子大了，眼界也宽了，他担心自己拴不住她了，有时候反而要我们社工出面，向他解释芙妹在外面的工作性质，让他放下一颗忧虑的心。 同时，芙妹的家务分工也有了变化。以前刘老大带朋友在板房里吃饭喝酒，芙妹要做饭、服侍吃喝、陪说笑，等朋友走了再收拾残局，不然，刘老大就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妇女小组让芙妹有很多机会和借口外出，即便朋友来了吃喝，芙妹也可以用“有活动”或者“老师找”为理由逃掉一些家务劳动，刘老大只好自己动手收拾一下。慢慢，刘老大积累了一些不满，有时候是对芙妹社会活动价值的否定：“你那么积极做什么？他们又不发你工资。”有时候是对芙妹活动企图的怀疑：“你老往外面跑，是不是想在外面找野男人？”芙妹对于刘老大的不满和吃醋，有时候采取对抗的态度，有时候则妥协，比如买有照相功能的相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向刘老大报告行踪。但倘若刘老大惹得她生气，她也有可能把手机一关，什么都不理了。一度，他们的关系陷入新的紧张状态，可“庆幸”的是，那个更紧张的人换成了刘老大，而不再是她。
变身“职业女性”
在灾区，除了女人们纠结于男人的不忠，我还有一个印象强烈的文化观察，那就是比在城市地区更明显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这里是羌、藏、汉混居区，地震前旅游、水电业发达，成年精壮男人普遍在家庭之外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不管是做村官还是经商（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是个体经营、打工，他们都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唯一支柱。因为女人，不管是山区还是乡镇，她们婚前有可能在镇上、外面的城市打过工，一旦结婚，立刻回归家庭，做家务、带孩子，山里的妇女往往还要到田里劳作、喂养家畜。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下，妇女的这些劳动都被看成是低价值、甚至无价值的工作，因为并没有可见的收入来衡量这些劳动。妇女们也称自己在家是“耍”，并不像城市里的女人那样辩争“家务也是有价值的劳动”。
虽然把在家的劳动称之为“耍”，妇女们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性别分工。我们接触到的妇女们，几乎每个人都曾试图打破这种性别分工，将自己从“家庭照顾者”，变成“家庭经济贡献者”，或者变成一个彻底的“职业女性”。参加妇女小组是尝试为家庭经济做贡献的一个例证。而之前，很多女人，尤其是那些好强的女人，几乎都在外面打过工，那些打工经验往往成为她们“不靠男人”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在城市里也访问过少数民族的女性打工者，她们总抱怨城里的工作“累”“苦”或者“没意思”，但在灾区，那些妇女们提起自己的打工经验，总有一种美化那些经验的倾向，并特别愿意突显自己的“成功”。比如，芙妹总爱提自己在外地城市卖保险的经历，她说那时候好高兴，每天回来跟4个女孩子在一起，无话不聊，做得最好的时候她一个月能赚两千多块呢。每次刘老大让她烦乱，她总爱这么跟我说：“有什么啦？惹急了我就回去卖保险。”
参加妇女小组，对妇女们来说，最直观的收益是经济收入，不仅可补贴家用，还可增加自己的经济决定权，将自己作为消费的主体来进行考虑，而不是永远第一考虑家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妇女小组还为妇女们带来她们最为看重的一种身份：家庭之外的工作。妇女们在震前也有刺绣的传统，一向被视为婆婆妈妈的工作，年轻小姑娘甚至以“不会刺绣”为荣，这是她们极力想与刺绣所象征的那种“家里的”、“女人的”、“没有价值的”身份划清界线的表现；地震后，刺绣小组成立，妇女们乐在其中，连在外面读大学的女孩子回家来也向老人们学习古老的羌藏绣法，妇女小组的7位负责人更是自信满满，她们不管在哪里，不管是面对媒体还是官员，都会非常清楚地自我介绍：“我是妇女小组负责人。”社工一直在向她们传递这样一个理念：她们不仅仅在为自己增加收入，她们还在为灾区妇女“自立自强”的信念与对外形象而劳动，而她们劳动的成果，有一部分是要拿出来为整个社区的公益事业服务的。她们十分理解并认同这样的理念。芙妹就曾经提出，扩大妇女小组的覆盖村落，让更多的妇女加入到这个自立自强的组织中来。其他妇女小组负责人也都表现出类似的想法。
跟大多数妇女不同，芙妹一直强调自己加入妇女小组不是为了钱，因为“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我就一个人，一个人饱了，全家人都饱了”。我们可以看到，她加入妇女小组，疗伤和纪念孩子是一个最主要的动机。之后，因为成了妇女小组的领袖与代言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和帮助，尤其是一些草根公益组织邀请她到外地参加的一些能力培训项目，让芙妹的责任感与公益心越来越强。每当妇女小组坐在一起议价，商量每幅绣品该定什么价，芙妹总坚持以质论价，而不能利用外面好心人“救援地震”的心理抬高物价；到外面参加活动，有人给妇女小组捐款，现金送到妇女代表的手里，芙妹坚持不能分掉这些钱，而应当做妇女小组发展的基金；小组发展到一定程度，成员达一百多名，受惠一百多个家庭，芙妹仍然不满足，认为应该扩展到更多的乡镇，因为“那里的人比我们更艰难”。
芙妹的这种公益心，不仅让她在小组中更有公信力，更让她有信心介入到当地政治权力的运作。比如，芙妹敢于在大街上拦住镇长之类的人物，要求他考虑在重建的政府办公用房里规划一间妇女小组的绣坊。“我不是为了自己赚钱，我是为了小组和社区发展。”在外面的参观和培训让芙妹有了与政治话语对话的信心与能力。
地震后两周年，芙妹的生活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她跟前夫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他们3个人住在一起，尽管芙妹仍然不想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