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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次年9月担任副部长。在这期间，由于分管外交部西欧司和港澳事务办公室，我参与了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在幕后，后来走到前台，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十分曲折复杂，中方的谈判工作自始至终是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湔雪百年香港耻
何时以及如何收回香港?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1949年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时，都打到深圳河了，为什么没有继续挥师南下?因为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们先搁一搁，暂时不动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政府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要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明确立场。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利用香港来购入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同时输出一些商品，换取一些外汇。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又正式提出对香港要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当时黄华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我在他手下工作。我们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要向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提出：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因此香港、澳门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使用的殖民地名单之内。而在一般情况下，被列入殖民地名单中的地区，最终都要实现独立。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批准了这份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拥有主权的立场与要求，这为后来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
麦理浩投石问路
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人租借新界就到期了。时间进入1979年，离新界租约期满只有18年了，香港投资开始裹足不前。英国政府有点坐立不安了，急于提出香港未来的地位问题，于是派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利用中国百废待兴之机向中国施压，延长对新界的租期，取得管制香港的长期权力。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由于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他的意思是想劝说中国政府不反对香港政府在新界批出超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中国政府如果同意，就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小平同志觉察到了他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并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已经把“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部分向英国透露了。
麦理浩这次来访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小平同志指示廖承志：香港问题已经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
1981年4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在北京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以外，还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和将要宣布的对台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小平同志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1982年2月，胡耀邦在粤闽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准备应付未来香港的复杂工作时也透露：现在我们除了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外，还要在不远的将来，用另一种方式，即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去解决统一台湾和收复香港、澳门主权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这之后不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向中央上报了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核心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记得我也参加了由廖承志主持召开的两次小型会议商讨有关问题。文件草拟出后小平同志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后来中国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的，并写进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样，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定了下来，并初步提出了具体的方针政策。
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马岛
虽然“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充分照顾到了英国的利益，但并不是我们某些人设想的那样，英国人就欣然接受了“一国两制”。相反，谈判之初，英国人是不打算交还香港的。在谈判过程中，我几次同英国谈判团团长讲，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问题解决后，将来英国在香港的利益我们还是给予保护的。他们当时唱高调：“英国有什么利益?英国在香港毫无利益。”撒切尔夫人甚至声称：“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她说：“我完全是为香港人谋福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之谈。到了1995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才讲了真话：“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直接投资在900亿至1000亿英镑之间。”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撒切尔夫人到北京之前先到了东京，把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叫到东京，令他对中国领导人晓以厉害，让中国不要收回香港。撒切尔夫人内阁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回忆录《效忠的矛盾》一书中提到了当时撒切尔夫人所持的“强硬”态度：“她对于主权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与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作者注)相类似事件的影响……她想迫使中国方面同意由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理整个香港……她认为她所能做的最大让步是给予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撒切尔夫人是想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可以把主权还给中国，将来香港换一面旗帜，“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实际上还由英国继续管治。
撒切尔夫人当时一心想着要中国屈服，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她曾在内阁会议上询问内阁成员， 包括国防大臣：“香港军事上能不能防守?你们说不能防守就不防守么?”就是说她甚至还没有排除采用军事手段与我对抗。她还想把美国拉进来，把联合国拉进来，通过全民公决把香港搞成新加坡第二，实际上就是搞“香港独立”。 撒切尔夫人显然是一相情愿，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柯利达是中国通，当时就对撒切尔夫人说恐怕不行。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这一重大原则上，态度是十分坚定明确，毫不含糊的。
“钢铁公司”与“铁娘子”的较量
在撒切尔访华的一个星期前，即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住地和李先念、胡耀邦，还有相关几位有关同志谈到撒切尔夫人即将访华的问题。小平同志再次肯定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策是正确的，并指出：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9月24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这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谈判，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定调子”。
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当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小平同志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他严肃地指出：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次会谈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穿着高跟鞋摔了一个跟头。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点面子。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
英国的“铁娘子”顶不过中国的“钢铁公司”!“钢铁公司”是毛主席送给小平同志的绰号，第一次交锋“铁娘子”就败下阵来。1997年撒切尔夫人到香港出席交接仪式、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她曾要求邓小平让英国继续租借新界，但邓小平马上说“不可以”，还说，中国可以在当天下午就收回香港，当时令她深感遗憾。
撒切尔夫人这次访华的结果是中英双方发表了一个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就香港问题进行商谈。但是撒切尔夫人离开北京到达香港以后，还是宣扬她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说“英国是根据这些条约来管治香港的，条约是有效的、合法的”，并声称“英国政府对500万港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这引起了香港青年爱国学生的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厉批驳。
山重水复疑无路
虽然中英双方都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但要开始双方副外长级的外交谈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一开始，由章文晋副外长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谈判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正式谈判的议程问题。所谓“第二阶段正式谈判”即指后来双方副外长级的22轮谈判。一个议程问题谈了几个月还谈不下来。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人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就一直拖着。后来章文晋调到美国当大使。姚广接着谈，也没有谈下来。小平同志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两国谈判以两年为期，但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仍没有解决。
议程没解决，那怎么办呢?柯利达开始的时候态度比较强硬，但是很快就理解，中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英国要保持在香港的最大利益，就只有妥协。
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并在1983年3月致函中国总理：“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接受，她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这段话虽然没有对恢复中国主权作出任何承诺，但比较过去的态度有所变化。因此，中国方面立即提出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只同意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眼。这样议程还是僵在那里，实质性会谈的日期也迟迟定不下来。
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外交部主管西欧工作的部长助理，记得大概是1983年夏天，柯利达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我心想他大概有事找我谈。果然，吃过饭喝咖啡的时候，他就讲：我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中方提出的第三项议程——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英方不能接受。如果用这种表达方式，就等于说英方还没有谈判就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但实际上移交不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而不能是谈判的开始。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就是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也来不及回部里和大家商量就跟他说，在英文里名词前面可以加冠词，也可以不要冠词，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就叫banskr of sovereignty。我问柯利达是不是可以，他说文法上是可以的。他跟助手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马上说，那好，就这样吧，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
这么一来，议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时英方人员和我方人员都觉得这样处理很好。
“主权的移交”的说法，后来有变化。我记得在第二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 因此他建议改成“恢复行使主权”，这样更科学。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开始小平同志讲话还是“主权的回归”或“主权的移交”，后来都改成“恢复行使主权”。
这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地点是北京台基厂头3号。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他们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结果，会谈地点终于被记者发现。中方由姚广任团长，成员包括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港澳办主任柯在铄、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西欧司参赞罗家骥。英方由柯利达任团长，参加谈判的还有香港政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穆。港督尤德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主要研究谈判策略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接触和磋商。每次谈判结束后，我和代表团成员还开个小会集体讨论一下。
节外生枝“三脚凳”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什么叫“三脚凳”呢?本来是两个主权国家谈判，但英国却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实际上是想“以华制华”。我们坚决反对，英国没有办法。
1984年3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一项由一名外籍议员提出的动议，要求英中有关香港问题的任何建议，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必须首先提交香港立法局辩论。而早些时候，英国的几名保守党议员在英国议会提出的议案宣称，英中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如事先没有获得港人采纳，则英议会将不予通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者是相互配合的。这是英国人再一次玩弄“三脚凳”。
1984年6月，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来北京访问。23日上午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小平同志说：“香港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这里只有‘两脚凳’，没有什么‘三脚凳’。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归，我们不会受任何方面的干扰。”“你们说对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个人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你们对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信任，那就只能让外国人来管理。”“你们说的，就是港人治港不可能，这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理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精神状态。”小平同志还让他们“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了解中华民族”。此后，“为民请命”的论调才有所收敛。
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当时由国家主席李先念当组长。我记得有一次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谈到香港问题，先念同志说英国人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因此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击。当时正好我们拍了一个电影，叫《火烧圆明园》。这是个巧合，并不是我们为了配合谈判，专门拍那个片子。但是既然拍了这个片子，外交部就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这时，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一时间物价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大幅贬值。本来他们是想拿这个压我们，港英当局的主要官员就曾经讲过，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在香港问题谈判方面的态度，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香港经济上要出现崩溃了，看你中国受得了受不了。同时，港英当局还鼓励香港的一些亲英人士和传媒，以香港“民意代表”的姿态，再次掀起“敦请”英国继续管治和反对中国收回香港的论调。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出现了个“黑色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张起来，撒切尔夫人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商量出一个办法，赶快让港元同美元挂钩，这才稳住局面。
幻想“主权换治杈”
在头三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宣传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他还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希望中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香港问题。中方对此当然进行了驳斥，明确指出：“香港问题的最基本的事实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至今仍为英国占领。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才有今天的谈判，如果无视这一基本事实，还谈得上什么‘实事求是’?”
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1983年8月15日，一个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来采访一位中国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向他透露，1997年我们打算收回香港。柯利达当时回国述职，8月18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柯杰儒带上参赞高德年来找我，提出抗议，说我们本来商定谈判的内容不对外公布，现在你们跟《朝日新闻》讲香港1997年要收回，英国政府对此表示惊讶和关切，要求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借这个机会当场驳斥了英方从谈判开始以来坚持的错误立场。首先，我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完全有理由和权利公开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没有什么泄密不泄密的问题，你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讲到会谈的进程和具体议程。当日本记者问到会谈的细节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表示：“谈判的情况我不能说，对不起。”事实上，英方倒是多次通过在它影响下的报刊泄露了会谈的内容，企图通过新闻媒介来影响谈判，并通过香港的一部分人制造舆论，支持英方观点。我接着说，你们想拿主权换治权，延续1997年后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还打算采用19世纪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说得客气一点，至少是缺乏起码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你们搞所谓的“民意”，实际是英国的“官意”，不是香港的“民意”，是你们制造出来的。打什么“民意牌”、“信心牌”、“经济牌”，一概是徒劳的。对方当时不吭声，我让他们把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伦敦方面。过了两天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开会，先念同志看到那个简报了，说我讲得很好，特别欣赏“不是民意，是官意”这句话。
因为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前三轮会谈公报内容都很简略。第一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二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去掉了形容词“建设性的”，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三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一句话，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香港媒体猜测双方一定谈得不顺利，所以才如此。
1983年9月10日，小平同志出面讲了话。他 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我借此机会说一下，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英国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希望本月22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小平同志请希思把他说的话传给撒切尔夫人。
经过50天的休会之后，中英双方代表于9月22日和23日举行第四轮会谈。这次会谈英方虽然态度表面上有变化，但实质上仍然坚持前三轮会谈的立场，致使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会谈结束前，英方表示，最近很多人由于对会谈进展情况不明，感到忧虑，信心已经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建议发表一项声明：“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再次会谈，并进行了有益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其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标，以及为此目的继续进行讨论的决心。”中方不同意发表这样的说明，说：“英方在会谈中既未拿出‘有益的’主张，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我们不能欺骗舆论，希望英方在下次会谈中提出建设性建议。这样，下次新闻公报内容就丰富了。”结果，这次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同第三轮一样，只说“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
9月27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长吴学谦和我，同出席联大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进行了一次会谈。杰弗里·豪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次会谈：“我在纽约的简短会面使吴学谦和我都能够出于彼此的立场彬彬有礼地交换意见。我强调了我们真诚的观点，即只有由英国继续管治，才能保持港人的信心。吴学谦则讲了另外一面，即如治权也交还给中国，英国还能在1997年后扮演重要角色。而周南则指责英国回避关键性的问题，因此应对目前的僵局负责。”
第五轮谈判，中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了。
这之后，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她回忆说：“中国的领导人提醒我们，福克兰群岛事件不能成为处理(香港)这块殖民地的先例。不论是从军事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我都理解这一点。”
(责任编辑 汪文庆)
湔雪百年香港耻
何时以及如何收回香港?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
1949年第四野战军解放广州时，都打到深圳河了，为什么没有继续挥师南下?因为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问题，我们先搁一搁，暂时不动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政府不承认英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要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明确立场。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利用香港来购入一些我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同时输出一些商品，换取一些外汇。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又正式提出对香港要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3月，当时黄华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我在他手下工作。我们接到中央政府的指示，要向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提出：香港、澳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因此香港、澳门不应列入《反殖民宣言》使用的殖民地名单之内。而在一般情况下，被列入殖民地名单中的地区，最终都要实现独立。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批准了这份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拥有主权的立场与要求，这为后来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国际法的基础。
麦理浩投石问路
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1997年6月30日，英国人租借新界就到期了。时间进入1979年，离新界租约期满只有18年了，香港投资开始裹足不前。英国政府有点坐立不安了，急于提出香港未来的地位问题，于是派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利用中国百废待兴之机向中国施压，延长对新界的租期，取得管制香港的长期权力。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由于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他的意思是想劝说中国政府不反对香港政府在新界批出超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中国政府如果同意，就等于同意英国在1997年新界租约期满之后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小平同志觉察到了他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并指出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已经把“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部分向英国透露了。
麦理浩这次来访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小平同志指示廖承志：香港问题已经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各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
1981年4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在北京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以外，还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和将要宣布的对台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小平同志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
1982年2月，胡耀邦在粤闽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准备应付未来香港的复杂工作时也透露：现在我们除了实行经济上对外开放的政策之外，还要在不远的将来，用另一种方式，即一个国家容许两种社会制度的方式，去解决统一台湾和收复香港、澳门主权的问题。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这之后不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向中央上报了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核心的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记得我也参加了由廖承志主持召开的两次小型会议商讨有关问题。文件草拟出后小平同志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后来中国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就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后形成的，并写进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样，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定了下来，并初步提出了具体的方针政策。
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马岛
虽然“一国两制”的构想已经充分照顾到了英国的利益，但并不是我们某些人设想的那样，英国人就欣然接受了“一国两制”。相反，谈判之初，英国人是不打算交还香港的。在谈判过程中，我几次同英国谈判团团长讲，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问题解决后，将来英国在香港的利益我们还是给予保护的。他们当时唱高调：“英国有什么利益?英国在香港毫无利益。”撒切尔夫人甚至声称：“英国从来没有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她说：“我完全是为香港人谋福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之谈。到了1995年，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才讲了真话：“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直接投资在900亿至1000亿英镑之间。”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撒切尔夫人到北京之前先到了东京，把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叫到东京，令他对中国领导人晓以厉害，让中国不要收回香港。撒切尔夫人内阁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回忆录《效忠的矛盾》一书中提到了当时撒切尔夫人所持的“强硬”态度：“她对于主权的想法，不可避免地受到与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作者注)相类似事件的影响……她想迫使中国方面同意由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理整个香港……她认为她所能做的最大让步是给予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撒切尔夫人是想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可以把主权还给中国，将来香港换一面旗帜，“米字旗”下来“五星红旗”上去，但实际上还由英国继续管治。
撒切尔夫人当时一心想着要中国屈服，为此想了很多办法。她曾在内阁会议上询问内阁成员， 包括国防大臣：“香港军事上能不能防守?你们说不能防守就不防守么?”就是说她甚至还没有排除采用军事手段与我对抗。她还想把美国拉进来，把联合国拉进来，通过全民公决把香港搞成新加坡第二，实际上就是搞“香港独立”。 撒切尔夫人显然是一相情愿，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柯利达是中国通，当时就对撒切尔夫人说恐怕不行。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小平同志在维护国家主权这一重大原则上，态度是十分坚定明确，毫不含糊的。
“钢铁公司”与“铁娘子”的较量
在撒切尔访华的一个星期前，即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住地和李先念、胡耀邦，还有相关几位有关同志谈到撒切尔夫人即将访华的问题。小平同志再次肯定1997年收回香港的决策是正确的，并指出：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子里来做。这次同撒切尔夫人会谈，就是将原则定下来，希望英国同我们合作。要说明，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9月24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这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谈判，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定调子”。
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当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小平同志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他严肃地指出：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次会谈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穿着高跟鞋摔了一个跟头。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点面子。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
英国的“铁娘子”顶不过中国的“钢铁公司”!“钢铁公司”是毛主席送给小平同志的绰号，第一次交锋“铁娘子”就败下阵来。1997年撒切尔夫人到香港出席交接仪式、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她曾要求邓小平让英国继续租借新界，但邓小平马上说“不可以”，还说，中国可以在当天下午就收回香港，当时令她深感遗憾。
撒切尔夫人这次访华的结果是中英双方发表了一个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就香港问题进行商谈。但是撒切尔夫人离开北京到达香港以后，还是宣扬她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论”，说“英国是根据这些条约来管治香港的，条约是有效的、合法的”，并声称“英国政府对500万港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义务”。这引起了香港青年爱国学生的抗议和中国政府的严厉批驳。
山重水复疑无路
虽然中英双方都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问题，但要开始双方副外长级的外交谈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一开始，由章文晋副外长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谈判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正式谈判的议程问题。所谓“第二阶段正式谈判”即指后来双方副外长级的22轮谈判。一个议程问题谈了几个月还谈不下来。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人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就一直拖着。后来章文晋调到美国当大使。姚广接着谈，也没有谈下来。小平同志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两国谈判以两年为期，但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仍没有解决。
议程没解决，那怎么办呢?柯利达开始的时候态度比较强硬，但是很快就理解，中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英国要保持在香港的最大利益，就只有妥协。
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并在1983年3月致函中国总理：“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接受，她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这段话虽然没有对恢复中国主权作出任何承诺，但比较过去的态度有所变化。因此，中国方面立即提出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只同意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眼。这样议程还是僵在那里，实质性会谈的日期也迟迟定不下来。
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外交部主管西欧工作的部长助理，记得大概是1983年夏天，柯利达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我心想他大概有事找我谈。果然，吃过饭喝咖啡的时候，他就讲：我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中方提出的第三项议程——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英方不能接受。如果用这种表达方式，就等于说英方还没有谈判就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但实际上移交不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而不能是谈判的开始。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就是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也来不及回部里和大家商量就跟他说，在英文里名词前面可以加冠词，也可以不要冠词，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就叫banskr of sovereignty。我问柯利达是不是可以，他说文法上是可以的。他跟助手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马上说，那好，就这样吧，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
这么一来，议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时英方人员和我方人员都觉得这样处理很好。
“主权的移交”的说法，后来有变化。我记得在第二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 因此他建议改成“恢复行使主权”，这样更科学。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开始小平同志讲话还是“主权的回归”或“主权的移交”，后来都改成“恢复行使主权”。
这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地点是北京台基厂头3号。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他们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结果，会谈地点终于被记者发现。中方由姚广任团长，成员包括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李菊生、外交部港澳办主任柯在铄、外交部西欧司顾问鲁平、西欧司参赞罗家骥。英方由柯利达任团长，参加谈判的还有香港政府政治顾问麦若彬，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欧威廉，二等秘书毕瑞博、史棠穆。港督尤德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主要研究谈判策略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接触和磋商。每次谈判结束后，我和代表团成员还开个小会集体讨论一下。
节外生枝“三脚凳”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什么叫“三脚凳”呢?本来是两个主权国家谈判，但英国却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实际上是想“以华制华”。我们坚决反对，英国没有办法。
1984年3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一项由一名外籍议员提出的动议，要求英中有关香港问题的任何建议，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必须首先提交香港立法局辩论。而早些时候，英国的几名保守党议员在英国议会提出的议案宣称，英中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的解决方案，如事先没有获得港人采纳，则英议会将不予通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者是相互配合的。这是英国人再一次玩弄“三脚凳”。
1984年6月，部分香港工商界人士来北京访问。23日上午小平同志接见了他们。小平同志说：“香港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这里只有‘两脚凳’，没有什么‘三脚凳’。1997年香港一定要回归，我们不会受任何方面的干扰。”“你们说对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个人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你们对中国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信任，那就只能让外国人来管理。”“你们说的，就是港人治港不可能，这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理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精神状态。”小平同志还让他们“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了解中华民族”。此后，“为民请命”的论调才有所收敛。
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当时由国家主席李先念当组长。我记得有一次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谈到香港问题，先念同志说英国人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因此那一段时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进行反击。当时正好我们拍了一个电影，叫《火烧圆明园》。这是个巧合，并不是我们为了配合谈判，专门拍那个片子。但是既然拍了这个片子，外交部就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这时，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一时间物价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大幅贬值。本来他们是想拿这个压我们，港英当局的主要官员就曾经讲过，如果中国政府不改变在香港问题谈判方面的态度，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发展。香港经济上要出现崩溃了，看你中国受得了受不了。同时，港英当局还鼓励香港的一些亲英人士和传媒，以香港“民意代表”的姿态，再次掀起“敦请”英国继续管治和反对中国收回香港的论调。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出现了个“黑色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张起来，撒切尔夫人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商量出一个办法，赶快让港元同美元挂钩，这才稳住局面。
幻想“主权换治杈”
在头三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宣传要保持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治。他还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希望中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香港问题。中方对此当然进行了驳斥，明确指出：“香港问题的最基本的事实就是：香港是中国领土，至今仍为英国占领。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因此才有今天的谈判，如果无视这一基本事实，还谈得上什么‘实事求是’?”
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1983年8月15日，一个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来采访一位中国领导人，这位领导人向他透露，1997年我们打算收回香港。柯利达当时回国述职，8月18日，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柯杰儒带上参赞高德年来找我，提出抗议，说我们本来商定谈判的内容不对外公布，现在你们跟《朝日新闻》讲香港1997年要收回，英国政府对此表示惊讶和关切，要求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件。
我借这个机会当场驳斥了英方从谈判开始以来坚持的错误立场。首先，我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完全有理由和权利公开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没有什么泄密不泄密的问题，你这个理由站不住脚。中国领导人并没有讲到会谈的进程和具体议程。当日本记者问到会谈的细节的时候，中国领导人表示：“谈判的情况我不能说，对不起。”事实上，英方倒是多次通过在它影响下的报刊泄露了会谈的内容，企图通过新闻媒介来影响谈判，并通过香港的一部分人制造舆论，支持英方观点。我接着说，你们想拿主权换治权，延续1997年后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还打算采用19世纪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说得客气一点，至少是缺乏起码的时代感和现实感。你们搞所谓的“民意”，实际是英国的“官意”，不是香港的“民意”，是你们制造出来的。打什么“民意牌”、“信心牌”、“经济牌”，一概是徒劳的。对方当时不吭声，我让他们把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地报告给伦敦方面。过了两天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开会，先念同志看到那个简报了，说我讲得很好，特别欣赏“不是民意，是官意”这句话。
因为双方争执得很厉害，前三轮会谈公报内容都很简略。第一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二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去掉了形容词“建设性的”，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三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一句话，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香港媒体猜测双方一定谈得不顺利，所以才如此。
1983年9月10日，小平同志出面讲了话。他 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我借此机会说一下，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英国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希望本月22日开始的中英第四次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小平同志请希思把他说的话传给撒切尔夫人。
经过50天的休会之后，中英双方代表于9月22日和23日举行第四轮会谈。这次会谈英方虽然态度表面上有变化，但实质上仍然坚持前三轮会谈的立场，致使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会谈结束前，英方表示，最近很多人由于对会谈进展情况不明，感到忧虑，信心已经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建议发表一项声明：“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再次会谈，并进行了有益和有建设性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其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共同目标，以及为此目的继续进行讨论的决心。”中方不同意发表这样的说明，说：“英方在会谈中既未拿出‘有益的’主张，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我们不能欺骗舆论，希望英方在下次会谈中提出建设性建议。这样，下次新闻公报内容就丰富了。”结果，这次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同第三轮一样，只说“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
9月27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长吴学谦和我，同出席联大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进行了一次会谈。杰弗里·豪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次会谈：“我在纽约的简短会面使吴学谦和我都能够出于彼此的立场彬彬有礼地交换意见。我强调了我们真诚的观点，即只有由英国继续管治，才能保持港人的信心。吴学谦则讲了另外一面，即如治权也交还给中国，英国还能在1997年后扮演重要角色。而周南则指责英国回避关键性的问题，因此应对目前的僵局负责。”
第五轮谈判，中方的态度非常强硬。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了。
这之后，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她回忆说：“中国的领导人提醒我们，福克兰群岛事件不能成为处理(香港)这块殖民地的先例。不论是从军事还是从法律的角度看，我都理解这一点。”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