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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深圳白领作为研究对象，对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及其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是感性内心与理性现实的抉择，生育动机以满足亲子感情需要和巩固夫妻感情为主要出发点；白领生育年龄呈推后趋势；白领阶层普遍存在优生优育的观念，占主导的理想家庭子女结构是“一男一女”，二胎生育意愿强烈且部分已付诸行动；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受个人背景、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行为是综合以上因素之后的理性抉择，其中经济收入是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白领阶层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职业发展
一 问题与背景
白领阶层是有着中高等教育程度、拥有脑力劳动性的职业，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收入水平在特定社区内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作为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精英群体，白领为深圳经济特区前三十年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关注这一阶层生育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可以折射出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意愿，这不仅关系到移民城市的人才发展战略，也反应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学者对生育意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生育意愿现状的研究。相同年龄、相同文化程度等条件下，处于流动状态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要少于未外出妇女(郑真真、尤丹珍，2002)。有两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孩子，是绝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风笑天，1991)。女性的理想子女数略低于男性(冯立天，1996)。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行为主要原因有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个体差异。当人们的经济状况从低向高上升时，父母理想生育子女数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与家庭收入的增加呈反相关关系(周连福等，1997)。
纵观以住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还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定量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范围较广泛，因而调查的内容相对有限，仅局限于意愿生育子女数、性别偏好等表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无法一一展开和深入分析。其次，对移民城市中间阶层即白领阶层生育意愿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对笔者确定以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作为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本文所述的生育意愿是指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生育意愿受生育观的支配，是形生育行为的心理基础和动力源泉，①它一方面受整体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个体因素差异而变化。
二、样本与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以深圳白领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在内的在职白领人士。本文以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为主，辅以深入访谈的质性研究取向。调查内容涉及白领个人基本情况、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意愿与职业的相关性等。调查时间为2010年5月1日-6月30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先在深圳市随机抽取20家白领人数在50人以上的组织，再在该组织按职级随机抽取11名白领作为调查对象，总计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93.18％。样本结构基本情况见表1。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白领阶层的生育动机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出生新一代群体，生育动机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取而代之的是更注重亲子感情和核心家庭的温暖。生育动机结果详见表2。1％的调查对象选择“有子女的家庭才是幸福美满的家庭”，以极高的百分比排在生育动机的前两位；而传统观念上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则退居末位，反映了这一群体已具备现代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移民城市的白领经历过孤独奋斗期，核心家庭的形成的温情，是白领阶层奋斗的精神支柱。
2、白领阶层的生育现状
(1)理想生育年龄与实际生育年龄的对比
结果显示，白领女性理想生育年龄的平均值约29.2岁，白领男性理想生育年龄的平均值约32.3岁；而已生育子女自领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在28.3岁，男性白领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为30岁。未婚白领的理想结婚年龄较已婚白领群体实际结婚年龄推迟，且男性白领理想生育年龄推迟的幅度大于女性白领。
(2)理想子女数与性别取向
结果显示，有82％的白领理想家庭子女数量为两个小孩，其中占主导的理想家庭子女结构是“一男一女”，占调查样本的79.5％，白领对子女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
调查样本中已婚者118人，已婚者已生育孩子者占已婚群体的49.2％，已生育子女的白领中27.5％已生育2个及以上的子女。访谈中发现白领这一阶层有明确的阶层标签，作为崛起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以西方中产阶级作为参照群体，以拥有“两个孩子”作为幸福生活的蓝本，并视之为奋斗动力和成功的标志。高收入白领家庭有相对富足的家庭生活和经济基础，可以承担生育二个孩子所带来的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使二胎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成为现实。
3、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调查发现，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受个人背景、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行为是综合以上因素之后理性的抉择，其中经济收入是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1)个人背景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比籍贯为广东省内和省外的白领的生育意愿发现籍贯为广东省内的白领平均在28岁生育第一个子女，而籍贯为广东省外白领平均在30岁生育第一个子女，广东本地出生的白领平均的初育年龄小于广东省外的外来白领。籍贯为广东省内的白领重男轻女的思想较籍贯为广东省外白领重，对子女的男性偏好更明显。原因在于广东省内白领受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而来源于外省的白领受社会流动的因素影响更明显。
(2)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数量的影响来看，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与受教育程度具有相关性且呈抛物线走势。即本科学历的白领生育意愿最为强烈，具有硕士学位的白领生育意愿次之，大专学历的白领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而具有博士学位的白领生育意愿最低。
结果表明，自领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但理性决策后意愿生育子女数在两个子女的居多。通常月工资收入在15000元以上，且家庭经济月总收入高于25000元的白领家庭，生育两孩的意愿强烈且经过生育抉择后生育两个子女的行为发生概率大，即经济基础架起了生育意愿成为现实的桥梁。
(4)职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白领阶层的重要特征是通过工作获得相对稳定的中高等职业收入，从单位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白领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因单位性质而发生显著变化，来自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白领的生育行为受所在组织的约束力强于外资和私营经济企业。从工作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管理人员的生育意愿最为强烈，其次是销售人员，而其他工作性质的白领生育意愿差异并不显著。从职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高中层的白领生育意愿更强烈，除去政策因素限制，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的可能性更大，高层中有92.11％表示会生育两个子女，有92.31％的中层表示会生育两个女，而这一比例在基层仅为77.53％。
由此可见，白领所处的职业地位对生育意愿有影响，行业类型等共有属性的对白领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明显，但单位性质、工作性质、职级等特有属性，对白领生育行为的影响显著。
四、小结与讨论
1、主要结论
根据现有的生育理论及职业发展理论，本研究主要考察了深圳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形成如下结论：(1)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是感性内心与理性现实的抉择，生育动机以满足亲子感情需要和巩同夫妻感情为主要出发点，核心家庭的亲情是移民都市白领阶层奋斗的精神支柱。(2)白领生育年龄呈推后趋势，意愿生育年龄随着婚育状况而动态变化；(3)白领阶层普遍存在优生优育的观念，占主导的理想家庭模式是“一男一女”，白领阶层以拥有两个孩子作为幸福中产阶层的标签，二胎生育意愿强烈，且部分白领已付诸行动。(4)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受个人背景、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行为是综合以上因素之后的理性抉择，其中经济收入是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白领选择做事业与家庭兼顾的双面人。
2、讨论
此次研究引起笔者对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相关方面的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宏观层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决定人们理想的子女数以及生育行为，管理部门可以用市场和生育养育成本来调节生育行为。中观层面，具备一定规模的机构或社会组织，应更多地关注白领阶层的生存状态与身心健康，提供育龄白领一系列婚育的服务平台。微观层面，白领作为悬崖边的中产阶级，在有限的黄金年龄内既要追求职业稳定发展又要坚守家庭幸福的阶层标签，白领应将婚育计划与职业规划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关键词：白领阶层 生育意愿 生育行为 职业发展
一 问题与背景
白领阶层是有着中高等教育程度、拥有脑力劳动性的职业，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收入水平在特定社区内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作为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精英群体，白领为深圳经济特区前三十年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关注这一阶层生育意愿特征及影响因素，可以折射出他们在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意愿，这不仅关系到移民城市的人才发展战略，也反应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国学者对生育意愿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生育意愿现状的研究。相同年龄、相同文化程度等条件下，处于流动状态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要少于未外出妇女(郑真真、尤丹珍，2002)。有两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孩子，是绝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的生育意愿(风笑天，1991)。女性的理想子女数略低于男性(冯立天，1996)。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行为主要原因有文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个体差异。当人们的经济状况从低向高上升时，父母理想生育子女数呈下降趋势，这种趋势与家庭收入的增加呈反相关关系(周连福等，1997)。
纵观以住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还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定量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范围较广泛，因而调查的内容相对有限，仅局限于意愿生育子女数、性别偏好等表象，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无法一一展开和深入分析。其次，对移民城市中间阶层即白领阶层生育意愿的研究尚不多见。这对笔者确定以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作为研究主题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本文所述的生育意愿是指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生育意愿受生育观的支配，是形生育行为的心理基础和动力源泉，①它一方面受整体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个体因素差异而变化。
二、样本与研究方法
此次调查以深圳白领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在内的在职白领人士。本文以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为主，辅以深入访谈的质性研究取向。调查内容涉及白领个人基本情况、生育意愿、生育动机、生育意愿与职业的相关性等。调查时间为2010年5月1日-6月30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先在深圳市随机抽取20家白领人数在50人以上的组织，再在该组织按职级随机抽取11名白领作为调查对象，总计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205份，有效回收率为93.18％。样本结构基本情况见表1。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1、白领阶层的生育动机
本次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出生新一代群体，生育动机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取而代之的是更注重亲子感情和核心家庭的温暖。生育动机结果详见表2。1％的调查对象选择“有子女的家庭才是幸福美满的家庭”，以极高的百分比排在生育动机的前两位；而传统观念上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则退居末位，反映了这一群体已具备现代文明进步的生育观念，移民城市的白领经历过孤独奋斗期，核心家庭的形成的温情，是白领阶层奋斗的精神支柱。
2、白领阶层的生育现状
(1)理想生育年龄与实际生育年龄的对比
结果显示，白领女性理想生育年龄的平均值约29.2岁，白领男性理想生育年龄的平均值约32.3岁；而已生育子女自领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在28.3岁，男性白领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为30岁。未婚白领的理想结婚年龄较已婚白领群体实际结婚年龄推迟，且男性白领理想生育年龄推迟的幅度大于女性白领。
(2)理想子女数与性别取向
结果显示，有82％的白领理想家庭子女数量为两个小孩，其中占主导的理想家庭子女结构是“一男一女”，占调查样本的79.5％，白领对子女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
调查样本中已婚者118人，已婚者已生育孩子者占已婚群体的49.2％，已生育子女的白领中27.5％已生育2个及以上的子女。访谈中发现白领这一阶层有明确的阶层标签，作为崛起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以西方中产阶级作为参照群体，以拥有“两个孩子”作为幸福生活的蓝本，并视之为奋斗动力和成功的标志。高收入白领家庭有相对富足的家庭生活和经济基础，可以承担生育二个孩子所带来的生育成本和抚养成本，使二胎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成为现实。
3、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调查发现，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受个人背景、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行为是综合以上因素之后理性的抉择，其中经济收入是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1)个人背景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比籍贯为广东省内和省外的白领的生育意愿发现籍贯为广东省内的白领平均在28岁生育第一个子女，而籍贯为广东省外白领平均在30岁生育第一个子女，广东本地出生的白领平均的初育年龄小于广东省外的外来白领。籍贯为广东省内的白领重男轻女的思想较籍贯为广东省外白领重，对子女的男性偏好更明显。原因在于广东省内白领受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而来源于外省的白领受社会流动的因素影响更明显。
(2)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数量的影响来看，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与受教育程度具有相关性且呈抛物线走势。即本科学历的白领生育意愿最为强烈，具有硕士学位的白领生育意愿次之，大专学历的白领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而具有博士学位的白领生育意愿最低。
结果表明，自领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但理性决策后意愿生育子女数在两个子女的居多。通常月工资收入在15000元以上，且家庭经济月总收入高于25000元的白领家庭，生育两孩的意愿强烈且经过生育抉择后生育两个子女的行为发生概率大，即经济基础架起了生育意愿成为现实的桥梁。
(4)职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白领阶层的重要特征是通过工作获得相对稳定的中高等职业收入，从单位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白领生育抉择、生育行为因单位性质而发生显著变化，来自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白领的生育行为受所在组织的约束力强于外资和私营经济企业。从工作性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管理人员的生育意愿最为强烈，其次是销售人员，而其他工作性质的白领生育意愿差异并不显著。从职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看，高中层的白领生育意愿更强烈，除去政策因素限制，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的可能性更大，高层中有92.11％表示会生育两个子女，有92.31％的中层表示会生育两个女，而这一比例在基层仅为77.53％。
由此可见，白领所处的职业地位对生育意愿有影响，行业类型等共有属性的对白领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明显，但单位性质、工作性质、职级等特有属性，对白领生育行为的影响显著。
四、小结与讨论
1、主要结论
根据现有的生育理论及职业发展理论，本研究主要考察了深圳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及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形成如下结论：(1)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是感性内心与理性现实的抉择，生育动机以满足亲子感情需要和巩同夫妻感情为主要出发点，核心家庭的亲情是移民都市白领阶层奋斗的精神支柱。(2)白领生育年龄呈推后趋势，意愿生育年龄随着婚育状况而动态变化；(3)白领阶层普遍存在优生优育的观念，占主导的理想家庭模式是“一男一女”，白领阶层以拥有两个孩子作为幸福中产阶层的标签，二胎生育意愿强烈，且部分白领已付诸行动。(4)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受个人背景、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等多重因素影响，生育行为是综合以上因素之后的理性抉择，其中经济收入是生育意愿转换为生育行为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白领选择做事业与家庭兼顾的双面人。
2、讨论
此次研究引起笔者对移民城市白领阶层的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相关方面的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宏观层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决定人们理想的子女数以及生育行为，管理部门可以用市场和生育养育成本来调节生育行为。中观层面，具备一定规模的机构或社会组织，应更多地关注白领阶层的生存状态与身心健康，提供育龄白领一系列婚育的服务平台。微观层面，白领作为悬崖边的中产阶级，在有限的黄金年龄内既要追求职业稳定发展又要坚守家庭幸福的阶层标签，白领应将婚育计划与职业规划相结合，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