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下最重要的交通信息就是车票，船票和飞机票。伴随着2月春节的日益临近，回家成了客居在外的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每一张票都代表着一条通向家乡的路，在春运即将开始的日子里，我们带您回眸往昔，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那时的“春运”样貌。
古代：“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的“春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春节期间大批人员返乡。不过古代确实有春节新年的放假制度，比如唐宋两代春节是7天假期，清代春节假期可以到1个月之多，有假期就有返乡过年的人，这便是古人所面临的“春运”了。
虽然有春节假期，但对于古人特别是客居他乡的人来说，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 “春运”往往也完成不了。盛唐时期诗人王湾，有一年春节就是在镇江北固山下度过的。他的家乡是洛阳，距离镇江约800公里，纵使王湾走当时最方便的大运河，即经过邗沟转通济渠到洛阳，由于大运河水浅，河面运输繁忙，王湾到达洛阳也至少需要20多天，一来一回已经出了正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归家不成更思乡，于是王湾以一首《次北固山下》与千里之外的家乡人一同过年：“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隋朝诗人薛道衡比王湾还要惨一点，他是山西人，隋初在江南做官，相距上千公里，一年正月初七，思乡的他作一首《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代诗人戴叔伦有一年春节是在旅途中度过的，除夕当晚在驿站守岁，他的《除夜宿石头驿》写道：“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些诗人把自己“春运”不遂无法回家过年的郁闷灌注于笔端，写进了历史。
当然，无法通过“春运”回家的人中，也有乐观的。比如徐霞客，这位明朝地理学家、著名古代“驴友”，曾经一次性出远门周游了4年，1639年腊月二十九，他抵达云南鸡足山，一想到春节将至，回乡无望，老徐也不免“凄然”，不过除夕当晚他跟当地山民煨芋头煮蔬菜之后，也忘却了思乡，非常快乐，自称“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民国：人挤人，买票难，换车忙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铁路及公路等运输方式之后，接近现代意义的“春运”出现了。这已经跟现代“春运”有点类似了——1927年，广东就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加开临客一次。1934年，京沪线也在过年期间加开返乡快车。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命令，强令不准春节期间放假，提倡要过公历新年而非旧历新年，称之为“废旧立新”。因此大年初一都要上班。但是，春节的团圆是如此有诱惑力，以至于返乡过年的“春运”人潮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然当时铁路运力极差，跟今天运力无法相比，但依旧人满为患。民国时期的一本小说《平浦列车》（李同愈著）中就写道：“日子离新年只有一礼拜了，谁不想回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这本小说里还描写了“春运”列车上的景状：“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枚了。”
对于什么叫挤到针都插不进，另一位民国时代的作家程瞻庐描述得更加细致。他说：当时的一节三等车厢里可以坐5层人，最高一层，人们直接坐火车顶上;第二层人，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搁板上趴着;第三层人坐在座椅靠背上;第四层人坐在座位上;第五层人坐在过道的地板上。程瞻庐写道：“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個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爹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现在没有摆处……”
纵使再挤，却也是幸福的，因为毕竟买到了回乡的车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民国时代的作家梁实秋的买车票心得：“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忧。”女作家冰心1929年12月回家，12月14日订票只能买到19日以后的船票，而且还是比较贵的“官舱”，而为了去天津坐这一班轮船，她因为买不到从北京到天津的一般火车票，还去买了高价票。
冰心那趟回家，从北京到上海用了4天，这就算不错了。鲁迅1919年年底从北京回一趟绍兴老家，路上需要中转4趟火车外加1趟轮船，此外还要雇人力车、轿子，这趟“春运”完成用了将近一周时间。比鲁迅还费时间的是文学家吴虞，1922年他从北京回老家成都，全程用时25天，花费了200银元，相当于当时北京市民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费。这样的“春运”费用可不是人人承受得起的。作家沈从文1930年代在北京，从不回家过年，沈从文说从北京回湘西实在费用太高超过预算，怕回得去回不来。
纵使如此，“春运”回家的脚步依旧纷杂不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票再难买，路再艰辛，也是值得的。因为过年了，一定要回到那个我们当初出发的地方。那里，有家有爱有团圆。
（责编：石磐）
每一张票都代表着一条通向家乡的路，在春运即将开始的日子里，我们带您回眸往昔，在历史的碎片中寻找那时的“春运”样貌。
古代：“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的“春运”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春节期间大批人员返乡。不过古代确实有春节新年的放假制度，比如唐宋两代春节是7天假期，清代春节假期可以到1个月之多，有假期就有返乡过年的人，这便是古人所面临的“春运”了。
虽然有春节假期，但对于古人特别是客居他乡的人来说，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 “春运”往往也完成不了。盛唐时期诗人王湾，有一年春节就是在镇江北固山下度过的。他的家乡是洛阳，距离镇江约800公里，纵使王湾走当时最方便的大运河，即经过邗沟转通济渠到洛阳，由于大运河水浅，河面运输繁忙，王湾到达洛阳也至少需要20多天，一来一回已经出了正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归家不成更思乡，于是王湾以一首《次北固山下》与千里之外的家乡人一同过年：“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隋朝诗人薛道衡比王湾还要惨一点，他是山西人，隋初在江南做官，相距上千公里，一年正月初七，思乡的他作一首《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代诗人戴叔伦有一年春节是在旅途中度过的，除夕当晚在驿站守岁，他的《除夜宿石头驿》写道：“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这些诗人把自己“春运”不遂无法回家过年的郁闷灌注于笔端，写进了历史。
当然，无法通过“春运”回家的人中，也有乐观的。比如徐霞客，这位明朝地理学家、著名古代“驴友”，曾经一次性出远门周游了4年，1639年腊月二十九，他抵达云南鸡足山，一想到春节将至，回乡无望，老徐也不免“凄然”，不过除夕当晚他跟当地山民煨芋头煮蔬菜之后，也忘却了思乡，非常快乐，自称“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民国：人挤人，买票难，换车忙
在近代中国出现了铁路及公路等运输方式之后，接近现代意义的“春运”出现了。这已经跟现代“春运”有点类似了——1927年，广东就在农历腊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加开临客一次。1934年，京沪线也在过年期间加开返乡快车。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命令，强令不准春节期间放假，提倡要过公历新年而非旧历新年，称之为“废旧立新”。因此大年初一都要上班。但是，春节的团圆是如此有诱惑力，以至于返乡过年的“春运”人潮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然当时铁路运力极差，跟今天运力无法相比，但依旧人满为患。民国时期的一本小说《平浦列车》（李同愈著）中就写道：“日子离新年只有一礼拜了，谁不想回家里快快乐乐吃一顿团圆饭？拉车的也好、做伙计的也好、做工的也好，既然大家都有一个家在乡下，一到残年，就本能地想回家去。”这本小说里还描写了“春运”列车上的景状：“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枚了。”
对于什么叫挤到针都插不进，另一位民国时代的作家程瞻庐描述得更加细致。他说：当时的一节三等车厢里可以坐5层人，最高一层，人们直接坐火车顶上;第二层人，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搁板上趴着;第三层人坐在座椅靠背上;第四层人坐在座位上;第五层人坐在过道的地板上。程瞻庐写道：“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個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我懊悔爹娘给我多生了一只脚，以致现在没有摆处……”
纵使再挤，却也是幸福的，因为毕竟买到了回乡的车票。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民国时代的作家梁实秋的买车票心得：“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忧。”女作家冰心1929年12月回家，12月14日订票只能买到19日以后的船票，而且还是比较贵的“官舱”，而为了去天津坐这一班轮船，她因为买不到从北京到天津的一般火车票，还去买了高价票。
冰心那趟回家，从北京到上海用了4天，这就算不错了。鲁迅1919年年底从北京回一趟绍兴老家，路上需要中转4趟火车外加1趟轮船，此外还要雇人力车、轿子，这趟“春运”完成用了将近一周时间。比鲁迅还费时间的是文学家吴虞，1922年他从北京回老家成都，全程用时25天，花费了200银元，相当于当时北京市民一个五口之家一年半的生活费。这样的“春运”费用可不是人人承受得起的。作家沈从文1930年代在北京，从不回家过年，沈从文说从北京回湘西实在费用太高超过预算，怕回得去回不来。
纵使如此，“春运”回家的脚步依旧纷杂不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票再难买，路再艰辛，也是值得的。因为过年了，一定要回到那个我们当初出发的地方。那里，有家有爱有团圆。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