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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强调一下幸福了。太长时间以来，全世界有太多人关注金钱，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如果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就能够得到幸福。但多少钱才算“足够多”呢？而且，这种“策略”对社会、环境以及同事和家人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事实证明，相对富裕的国家，并不是民众最为幸福的国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会议室里和飞机上的富有经理人，或许有很多钱，但与此同时，他可能也失去了家庭和朋友，因为一天的时间毕竟只有24小时。而家人和朋友却是幸福最重要的来源。
人们在乎幸福吗？答案是肯定的。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发布了新歌《幸福》（Happy）之后，开启了一场在去年赢得全球关注的运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随着歌声跳舞，还把自己跳舞的视频发布在网上，有数百万人观看。人们购物时也在乎幸福：可口可乐（Coca Cola）不仅帮助人解渴，同时还让人更幸福——至少广告上是这么说的。有关“幸福”的书登上了畅销榜，“大笑俱乐部”（Laughter Clubs）不仅能在其发源国印度找到，其他国家的人也有机会参与其中。今天“身心健康”已经成了一门大生意。甚至连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商学院也开始教授生活中如何变得幸福，如何传播幸福，而不再只是教人如何销售产品或服务（如可口可乐和健康）。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开设了一门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其主题就是幸福。在斯坦福商学研究生院，可以学习“设计幸福”的课程，在笔者供职的慕尼黑商学院（Munich Business School），国际学生也在与德国学生一道学习“幸福是成功的因素”。
幸福的定义
联合国（UN）在2012年宣布每年3月20日为“国际幸福日”，幸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在之前一年，联合国刚刚通过了历史性的65/309号决议，鼓励成员国走全面发展道路，并“进一步制定能更好地体现追求幸福和福祉在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措施，以指导其公共政策”。人们不仅承认幸福是一项基本的人类目标，还承认它是一项普世的人类目标。《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3）中谈到，“目前全世界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要求政策更紧密地与民众在描绘自身福祉时所真正重视的问题相结合。”
不丹将幸福作为政治决策时的基础因素，在这方面，它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先驱和发起国。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受其启发，不再只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作各自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而开始效仿喜马拉雅山麓这个曾施行君主制的小国，考虑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中所包含的因素。该指数包括124个组成部分，以供地方和中央政府机构检验在哪些领域最需要调整政策。近几年来，其他国家也参照了不丹的经验。英国国家统计署（ONS）现在定期收集福祉数据，包括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焦虑感。欧盟（EU）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一项涵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福祉指数。在巴西，“国内幸福总值”（Felicidade Interna Bruta）已经成为政治决策过程中一项广泛应用的工具，尤其是在社区层面。
但究竟什么是幸福（或者用学术界的另一种说法“主观福祉”）呢？经合组织（OECD）对主观福祉的定义是“良好的精神状态，包括人们对其生活做出的所有各种积极或消极的评估，以及人们对其体验做出的情感反应”。这一定义凝炼了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多年来讨论的成果，也包含了经合组织提议衡量的三个因素：
- 对生活的评价：对个人的生活或生活的某个具体方面所做出的反思性的评估。
- 情感情绪：人的感觉或情绪状态，通常参照某个具体的时间点来衡量。
- 蓬勃向上：生活有意义、有目标的感觉，或者说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人的工作、家庭或作为公民的生活中，关注幸福这一主题十分重要，近期许许多多关于幸福的研究项目已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研究人员证明，幸福的人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更能承受压力，最终在职业生涯中，工作效率也更高、更有创造力。颇为有趣的一点是，人们自己可以主动且持久地影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程度，约有5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只有10%受到收入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幸福程度中，有40%归结于我们的日常活动，以及我们有意识做出的选择。幸运的是，幸福是一项可以训练的技能。神经可塑性领域近期的研究显示，就连大脑的结构也可以主动地改变，比如通过至少8个星期的正念冥想。
追求幸福的普世效益
因此，关注幸福有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幸福能产生怎样的效果，不仅个人，就连企业甚至国家都应当予以关注。
个人能够有效地改变自己大脑的结构，进而发展出幸福的技能。就像正念教导我们关注此地、现在一样，开始提升个人幸福程度的最佳时刻，也正是当下。担忧未来（毕竟是不可控的）和思考过去（已无法改变）只会对追求幸福、过上幸福的生活产生阻碍和消极的影响。当下做出简单的“随机善举”的经验，或许就能激发进一步了解幸福的愿望。
政府可以（也应该）加大对民众满意度的研究。关注于单纯定量层面的国家发展，忽视了定性的因素。经合组织在一份出版物中以埃及为例说明，与经济指标相比，主观的福祉可能是衡量进步更为宝贵的指标：尽管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人均GDP持续提升，但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主观福祉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类似这样可以影响个人幸福感高低的技巧和做法，已经越来越多地引入到企业中。例如，谷歌（Google）提供了“扪心搜索”（Search Inside Yourself）项目，这是该公司“首席幸福官”（Chief Happiness Ofcer）、前工程师陈一鸣（Chade-Meng Tan）研发的。在宝马（BMW）位于慕尼黑的总部，高管团队接受了正念培训。在如今的世界里，工作人群每天都沉浸在来自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白噪音”中，因此时常停下来，有意识地去感受属于个人的时刻十分重要。由于幸福的管理者会拥有更富创造力、效率更高的员工，正念领导力、同情心和感恩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里成了日常工作中宝贵的组成部分。
企业需要调整重心，以最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已不能再是企业唯一的目标。员工们要的不仅是薪水，还有能让他们蓬勃发展的工作环境。消费者的需求也不再只是他们花钱购买的实体产品，还包括让他们快乐的体验。在线商店Zappos不仅出售鞋子，还传递幸福，它是加利福尼亚这种新的销售和营销策略的成功案例之一。由于使用了社会提供的资源，企业也对社会负有巨大的责任。因此，它们也应当制定一些回馈计划，支持本地社区，甚至相距遥远的社区。经营旅行冒险的企业G Adventures及其基金会Planeterra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例子之一。对于创始人布鲁斯·潘·迪普（Bruce Poon Tip）来说，向发烧友销售旅行服务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创立Planeterra，他超越了原有企业的品牌，为全球社群推出了一项价值更大的事业。今天，这个基金会试图通过开展各个领域的项目来传播幸福，如医疗、社会、教育和环保领域。
但总体而言，让世界更幸福的一个关键基础是：了解幸福产生的机制，以及幸福研究的结果。所有人至少都应该有机会体验一下，正念、同情心、感恩会对美好生活做出怎样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有意推动一些在学校教育的早期阶段就能实施的举措。教育体系必须允许将幸福纳入教学大纲，并在学生的生活中推广幸福。在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后，我们评价他们时不应该只考虑分数，也应该考虑幸福。
人们在乎幸福吗？答案是肯定的。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发布了新歌《幸福》（Happy）之后，开启了一场在去年赢得全球关注的运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随着歌声跳舞，还把自己跳舞的视频发布在网上，有数百万人观看。人们购物时也在乎幸福：可口可乐（Coca Cola）不仅帮助人解渴，同时还让人更幸福——至少广告上是这么说的。有关“幸福”的书登上了畅销榜，“大笑俱乐部”（Laughter Clubs）不仅能在其发源国印度找到，其他国家的人也有机会参与其中。今天“身心健康”已经成了一门大生意。甚至连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商学院也开始教授生活中如何变得幸福，如何传播幸福，而不再只是教人如何销售产品或服务（如可口可乐和健康）。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开设了一门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其主题就是幸福。在斯坦福商学研究生院，可以学习“设计幸福”的课程，在笔者供职的慕尼黑商学院（Munich Business School），国际学生也在与德国学生一道学习“幸福是成功的因素”。
幸福的定义
联合国（UN）在2012年宣布每年3月20日为“国际幸福日”，幸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在之前一年，联合国刚刚通过了历史性的65/309号决议，鼓励成员国走全面发展道路，并“进一步制定能更好地体现追求幸福和福祉在发展中的重要性的措施，以指导其公共政策”。人们不仅承认幸福是一项基本的人类目标，还承认它是一项普世的人类目标。《2013年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3）中谈到，“目前全世界的呼声越来越响亮，要求政策更紧密地与民众在描绘自身福祉时所真正重视的问题相结合。”
不丹将幸福作为政治决策时的基础因素，在这方面，它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先驱和发起国。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受其启发，不再只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作各自国家发展的主要指标，而开始效仿喜马拉雅山麓这个曾施行君主制的小国，考虑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NH）中所包含的因素。该指数包括124个组成部分，以供地方和中央政府机构检验在哪些领域最需要调整政策。近几年来，其他国家也参照了不丹的经验。英国国家统计署（ONS）现在定期收集福祉数据，包括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焦虑感。欧盟（EU）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一项涵盖所有欧盟成员国的福祉指数。在巴西，“国内幸福总值”（Felicidade Interna Bruta）已经成为政治决策过程中一项广泛应用的工具，尤其是在社区层面。
但究竟什么是幸福（或者用学术界的另一种说法“主观福祉”）呢？经合组织（OECD）对主观福祉的定义是“良好的精神状态，包括人们对其生活做出的所有各种积极或消极的评估，以及人们对其体验做出的情感反应”。这一定义凝炼了心理学、经济学、哲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多年来讨论的成果，也包含了经合组织提议衡量的三个因素：
- 对生活的评价：对个人的生活或生活的某个具体方面所做出的反思性的评估。
- 情感情绪：人的感觉或情绪状态，通常参照某个具体的时间点来衡量。
- 蓬勃向上：生活有意义、有目标的感觉，或者说良好的心理状态。
在人的工作、家庭或作为公民的生活中，关注幸福这一主题十分重要，近期许许多多关于幸福的研究项目已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研究人员证明，幸福的人活得更健康、寿命更长、更能承受压力，最终在职业生涯中，工作效率也更高、更有创造力。颇为有趣的一点是，人们自己可以主动且持久地影响个人的幸福：个人的幸福程度，约有50%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只有10%受到收入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的幸福程度中，有40%归结于我们的日常活动，以及我们有意识做出的选择。幸运的是，幸福是一项可以训练的技能。神经可塑性领域近期的研究显示，就连大脑的结构也可以主动地改变，比如通过至少8个星期的正念冥想。
追求幸福的普世效益
因此，关注幸福有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幸福能产生怎样的效果，不仅个人，就连企业甚至国家都应当予以关注。
个人能够有效地改变自己大脑的结构，进而发展出幸福的技能。就像正念教导我们关注此地、现在一样，开始提升个人幸福程度的最佳时刻，也正是当下。担忧未来（毕竟是不可控的）和思考过去（已无法改变）只会对追求幸福、过上幸福的生活产生阻碍和消极的影响。当下做出简单的“随机善举”的经验，或许就能激发进一步了解幸福的愿望。
政府可以（也应该）加大对民众满意度的研究。关注于单纯定量层面的国家发展，忽视了定性的因素。经合组织在一份出版物中以埃及为例说明，与经济指标相比，主观的福祉可能是衡量进步更为宝贵的指标：尽管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人均GDP持续提升，但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主观福祉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类似这样可以影响个人幸福感高低的技巧和做法，已经越来越多地引入到企业中。例如，谷歌（Google）提供了“扪心搜索”（Search Inside Yourself）项目，这是该公司“首席幸福官”（Chief Happiness Ofcer）、前工程师陈一鸣（Chade-Meng Tan）研发的。在宝马（BMW）位于慕尼黑的总部，高管团队接受了正念培训。在如今的世界里，工作人群每天都沉浸在来自方方面面持续不断的“白噪音”中，因此时常停下来，有意识地去感受属于个人的时刻十分重要。由于幸福的管理者会拥有更富创造力、效率更高的员工，正念领导力、同情心和感恩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里成了日常工作中宝贵的组成部分。
企业需要调整重心，以最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已不能再是企业唯一的目标。员工们要的不仅是薪水，还有能让他们蓬勃发展的工作环境。消费者的需求也不再只是他们花钱购买的实体产品，还包括让他们快乐的体验。在线商店Zappos不仅出售鞋子，还传递幸福，它是加利福尼亚这种新的销售和营销策略的成功案例之一。由于使用了社会提供的资源，企业也对社会负有巨大的责任。因此，它们也应当制定一些回馈计划，支持本地社区，甚至相距遥远的社区。经营旅行冒险的企业G Adventures及其基金会Planeterra就是这个领域最好的例子之一。对于创始人布鲁斯·潘·迪普（Bruce Poon Tip）来说，向发烧友销售旅行服务是远远不够的。通过创立Planeterra，他超越了原有企业的品牌，为全球社群推出了一项价值更大的事业。今天，这个基金会试图通过开展各个领域的项目来传播幸福，如医疗、社会、教育和环保领域。
但总体而言，让世界更幸福的一个关键基础是：了解幸福产生的机制，以及幸福研究的结果。所有人至少都应该有机会体验一下，正念、同情心、感恩会对美好生活做出怎样的贡献。这就要求我们有意推动一些在学校教育的早期阶段就能实施的举措。教育体系必须允许将幸福纳入教学大纲，并在学生的生活中推广幸福。在孩子们放学回家之后，我们评价他们时不应该只考虑分数，也应该考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