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些日子，我拜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年逾九旬的加拿大籍老教授伊莎贝·柯鲁克，承蒙她相赠15张宝贵的历史照片——1948年初春，伊沙贝和丈夫柯鲁克由英国共产党中央介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采访那里的土地改革。恰好一支由《人民日报》工作人员组成的土改工作队，来到河北武安县十里店村帮助土改，柯鲁克夫妇参加其中，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她是投身革命的老前辈
在伊莎贝教授相赠的照片中，我看到一位年轻的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毫无疑问，我应当称她为“老前辈”。随后我知道，她和丈夫王晶尧，都是我父亲在燕京大学的同学。进而我又知道，卞仲耘是1938年投身抗战的老革命，她辗转于战场，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加入共产党。她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奔赴解放区，亲身参与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及后来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
再了解下去，我吃惊了，卞仲耘还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身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的卞仲耘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当时她只有50岁，留下了4个孩子，一男三女。其中的一位女儿，今天是我朝夕相处的同事！这使我难以抑制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我要探询，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卞仲耘的生命轨迹怎样逶迤而来，又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北京师大女附中，如今的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是京城“超一流”重点中学，名师如云，重点大学录取率非常高。我的妹妹曾在这里求学，如今我的外甥也在这里上高中，已是高三学生，再过几个月，他将加入高考的行列。我问他，知道卞仲耘这个名字吗？知道40年前的“文革”发轫之时你们学校发生的故事吗？
外甥摇摇头，一无所知。这使人感到面对着我们厚重的历史，遗忘是一种多么酷烈的病症，它使人在认识现实的时候产生缺失和偏差，在判断未来的时候出现迷茫。一个心理强健的民族是不能忘记历史的，历史的光荣和有过的病态都应该永志不忘！因为光荣使人自信，挫折使人聪慧。我投入了一番采访，然后告诉妹妹和外甥——
她是弃文从教的中学校长
卞仲耘，我的前辈，曾是你们中学的教师，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投身革命，1941年加入中共地下党，是《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
大学时代的卞仲耘，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不惜为之献身。当教师，是卞仲耘少女时代的理想，她曾三次短暂地当过教师。新中国成立时百业待兴，卞仲耘认为自己很喜欢当一名教师，于是接受战友邀请，毅然离开新闻工作岗位，来到师大女附中这所京城名校。她教过语文，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书记和副校长。当年，她的行政级别是12级。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是一位温柔的女性，喜爱文学，喜爱音乐，喜欢在她眼前蓬勃长大的花季少女们。我在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叔叔那里，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在战争岁月里短暂离别期间留下的几十封信件，谈相思谈儿女谈未来，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
她惨死在自己学生的毒手下
是万恶的“文革”打碎了卞仲耘的教育梦。
1966年6月，“文革”狂飙涌起，师大女附中领导全部“靠边站”。教师的尊严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当面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全是少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们的大字报语言粗鄙低俗，充满谩骂，而且这种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女附中召开“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义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者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无人制止。
心情沉重的卞仲耘于7月3日向中央领导写了一封请求保护的紧急申诉信。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充满了恐怖的日子里，王晶尧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卞仲耘不同意，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定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有问题。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8月5日早晨，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就在这天下午，一群女红卫兵举行批斗会，凶残地折磨卞仲耘等多名学校领导。折磨很快发展为毒打，卞仲耘遭受无休止的毒打后心脏停止跳动，临终没有说一句话。
我难以想象，在卞仲耘身后，她的子女蒙受了多么大的煎熬。经历了“文革”十年的苦难，我简直不忍心就此询问卞仲耘的女儿，也不忍心询问王晶尧叔叔。庆幸的是“文革”终于成为过去，但是我还有担忧，因为我没有看见当年哪一位参加了对卞仲耘围攻殴打的女士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我还担心，卞仲耘的悲剧故事，今天在师大实验中学上学的孩子们都普遍不知道，万一“文革”思维再度冒头，他们怎能及时鉴别呢？所谓殷鉴未远者，不就是这样的指谓吗？！
我把卞仲耘的故事简短地告诉外甥，告诉他“文革”之后，卞仲耘已经平反昭雪，再说一遍这个故事，是为了让他加深认识，那就是党在历史决议中写明的，40年前发端的“文革”是完全荒谬错误的，必须完全否定。
（责编：辛娅）
她是投身革命的老前辈
在伊莎贝教授相赠的照片中，我看到一位年轻的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毫无疑问，我应当称她为“老前辈”。随后我知道，她和丈夫王晶尧，都是我父亲在燕京大学的同学。进而我又知道，卞仲耘是1938年投身抗战的老革命，她辗转于战场，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加入共产党。她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奔赴解放区，亲身参与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及后来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
再了解下去，我吃惊了，卞仲耘还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身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的卞仲耘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当时她只有50岁，留下了4个孩子，一男三女。其中的一位女儿，今天是我朝夕相处的同事！这使我难以抑制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我要探询，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卞仲耘的生命轨迹怎样逶迤而来，又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北京师大女附中，如今的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是京城“超一流”重点中学，名师如云，重点大学录取率非常高。我的妹妹曾在这里求学，如今我的外甥也在这里上高中，已是高三学生，再过几个月，他将加入高考的行列。我问他，知道卞仲耘这个名字吗？知道40年前的“文革”发轫之时你们学校发生的故事吗？
外甥摇摇头，一无所知。这使人感到面对着我们厚重的历史，遗忘是一种多么酷烈的病症，它使人在认识现实的时候产生缺失和偏差，在判断未来的时候出现迷茫。一个心理强健的民族是不能忘记历史的，历史的光荣和有过的病态都应该永志不忘！因为光荣使人自信，挫折使人聪慧。我投入了一番采访，然后告诉妹妹和外甥——
她是弃文从教的中学校长
卞仲耘，我的前辈，曾是你们中学的教师，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投身革命，1941年加入中共地下党，是《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
大学时代的卞仲耘，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不惜为之献身。当教师，是卞仲耘少女时代的理想，她曾三次短暂地当过教师。新中国成立时百业待兴，卞仲耘认为自己很喜欢当一名教师，于是接受战友邀请，毅然离开新闻工作岗位，来到师大女附中这所京城名校。她教过语文，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书记和副校长。当年，她的行政级别是12级。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是一位温柔的女性，喜爱文学，喜爱音乐，喜欢在她眼前蓬勃长大的花季少女们。我在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叔叔那里，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在战争岁月里短暂离别期间留下的几十封信件，谈相思谈儿女谈未来，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
她惨死在自己学生的毒手下
是万恶的“文革”打碎了卞仲耘的教育梦。
1966年6月，“文革”狂飙涌起，师大女附中领导全部“靠边站”。教师的尊严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当面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全是少女，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们的大字报语言粗鄙低俗，充满谩骂，而且这种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女附中召开“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义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者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无人制止。
心情沉重的卞仲耘于7月3日向中央领导写了一封请求保护的紧急申诉信。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充满了恐怖的日子里，王晶尧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卞仲耘不同意，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定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有问题。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8月5日早晨，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就在这天下午，一群女红卫兵举行批斗会，凶残地折磨卞仲耘等多名学校领导。折磨很快发展为毒打，卞仲耘遭受无休止的毒打后心脏停止跳动，临终没有说一句话。
我难以想象，在卞仲耘身后，她的子女蒙受了多么大的煎熬。经历了“文革”十年的苦难，我简直不忍心就此询问卞仲耘的女儿，也不忍心询问王晶尧叔叔。庆幸的是“文革”终于成为过去，但是我还有担忧，因为我没有看见当年哪一位参加了对卞仲耘围攻殴打的女士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我还担心，卞仲耘的悲剧故事，今天在师大实验中学上学的孩子们都普遍不知道，万一“文革”思维再度冒头，他们怎能及时鉴别呢？所谓殷鉴未远者，不就是这样的指谓吗？！
我把卞仲耘的故事简短地告诉外甥，告诉他“文革”之后，卞仲耘已经平反昭雪，再说一遍这个故事，是为了让他加深认识，那就是党在历史决议中写明的，40年前发端的“文革”是完全荒谬错误的，必须完全否定。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