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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越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曾经多次面临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国家的大战略，它必须做出抉择：对于当时的国际国家体系它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绝？
世界秩序的意义和结构一直是中国最需要关注的重点，这其实是一个贯穿世界现代史难以处理的难题。在21世纪初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中国正处在自身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此时，它必须要有一个发展大战略。中国发展的成败，乃至所有人的未来，全都要受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何种抉择的影响。
中国并不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转折关头。稍做回忆，便可以知道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曾经遭遇过五、六个这样的决定性时刻。此外再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哪一种文化或者哪一种文明曾经历过如此多的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
第一个这样的决定性时刻，出现在中国自视为可以雄视天下的中心大国的那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观念被撼动的时候，周围的其他人民注定只能够向自己纳贡称臣的那种风光已经不再，外来的新兴强国不断地蚕食着中国。与此同时，在国内，大清王朝又受到了对世界秩序持有另一种看法的太平天国的威胁。
这种双重危机威胁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儒家的和为贵思想，而以英国为首的外强干预，则更进一步迫使中国接受和被动地被纳入当时的国际国家体系。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在争相加入那个国际体系，如奥斯曼帝国、日本帝国、东南亚诸王国（泰国）和非洲国家（阿比西尼亚），以及新出现的拉美共和国（委内瑞拉）。英国军队于1860年侵入中国北方，强迫清朝答应外国可以在北京驻扎外交使团，这样一种国际惯例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为此在1900年对中国的武装入侵（这是维护“集体安全”的一个早期案例），则将中国干脆拽入到当时正在快速膨胀的那个国际国家体系之中。那个国际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是那个和约结束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现在若做编年史，可以把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满族在1644年入关征服中国这两个事件，看成是中国在一个不可抗拒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被迫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连接的两个时间节点。自那以后，中国人便不得不设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他们发现，如果对抗造成紧张关系的话，他们就要受到由此所引起的冲突的威胁而不得安宁;而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合办教育，则是证明世界各国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能够互利互惠带来和平的范例。
另一个决定性时刻是随着中国在1912年的革命到来的。是年，孙中山在南京明孝陵隆重祭祀明太祖，昭示中国已经摆脱了清朝满族的统治。“民国”这个国号就表达了中国决定加入现代国际国家体系，成为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得到外交承认和受到尊重的一个成员;中国接受现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从法律上保证遵守“国家平等”的原则。
既然中国在清朝满族的统治下，自1648年及其后一直都不曾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国家体系的设计，甚至还强烈反对过，那么，为什么汉族在1912年取得政权以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却要心甘情愿地加入这个国际体系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什么国家——都会选择加入这个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体系？
理由非常清楚，而且十分简单。首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把所有的国家都连接在一起，大家互相依存，这就需要有某种结构来保证国家之间理性地进行交往。第二个理由，一种后来被称为“全球化”的现实强化了那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独特性的必要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构想的现代国际国家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提供了第一种同时也是唯一的一种鼓励一个国家探索其他国家与本国的共性，同时又能够保持住本国独特传统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国际体系并非是一个实体，而是由一系列规则所确定的国家关系程序。只要这个体系中的成员国严格按照程序的不多的几条规则行事，它们便都可以坚守本国的实体政治和实体经济，以及本国的具有独自特色的或者说传统的思想和制度。这种国家关系程序的规则只有不多的几条，如：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保证尊重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以及保证遵循一套只包括有不多几条约定的行为“准则”等。一个国家只要接受了这几条程序规则就可以指望其他方面的国内生活不会受到外国的干扰。
美利坚合众国在18世纪后期建国后曾经一直都在抵制这个国际国家体系，时间长达一百多年。美国人害怕外国在美国驻扎外交使团，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旧世界”强权政治的残余。直到南北战争前，由于违反禁止奴隶的国家行为“准则”，美国始终都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合法国家。在当时，这个“合众国”究竟是多个国家的集合体还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不明确。也许，在财富和力量增长之后，这个合众国还有可能变成一个 “美利坚帝国”。从美国-西班牙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美国开始攫取海外领土，的确想要建立一个海外帝国。但是不久它就发现，自己注定只能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世界上新出现的大量国家之一，它也必须选择加入当时并不完善的国际国家体系。
因此，美国其实是和中国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才加入到当时的世界秩序的。那场战争终止于1919年签订凡尔赛和约。在战争结束前，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十四点建议”，其中对中国做出了不少许诺，不过后来都没有兑现。当中国陷入内乱和发生内战时，日本帝国乘机巩固和扩大了它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日本在1931年攫取了中国的满洲，炮制了一个 “傀儡政权”即“满洲国”。国际联盟当时没有立即反对这个“满洲国”，事后才履行了它的国际国家体系的责任予以抵制。当时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没有动用军事手段阻止日本暴行的权力，但是它提出的“史汀生主义”（亨利·史汀生当时是美国的国务卿）支持了中国的立场，宣布美国和国际社会决不会承认日本帝国的侵略为合法。 国际社会的软弱和国际联盟的无能意味着日本帝国在亚洲和纳粹第三帝国在欧洲扩张势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那场大规模战争，现在分析起来，其实是两个强大的帝国要破坏已有的国际国家体系，妄图用前现代的法西斯独裁制度取而代之，由两个独裁政权分别控制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日本将控制它的“大东亚共荣圈”;德国将控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及北非的欧洲地区，直至北极。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表明它们脱离了国际国家体系：日本退出了国联;德国的希特勒则宣布他会在威斯特伐利亚庆祝他的胜利，以宣告早先在那里确立的世界秩序的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中国是同盟国，共同捍卫了这个由许多国家所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
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长期来都没有很好解决它在世界秩序中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位置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新加坡标志着困扰中国的这个难题出现了转机。
新加坡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后曾经与马来西亚合并为一个新的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国家。但是，李光耀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将新加坡带出马来西亚，建立了华族、印度族和马来族三种不同文化并存的一个新加坡自己的国家，并作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加入到了现代国际国家体系之中。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人口的四百倍，但邓小平却看到了新加坡有不少可以借鉴甚至学习的地方。
后来，在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及时进行调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国际社会的一名备受称赞的“好公民”。中国在其中受益匪浅，包括：充分利用国际体系所要求的自由贸易、言论自由和允许管制经济等原则，以及由这些原则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现代国际体系本身已经出现了严重变质。冷战对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且一直没有得到修复。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和平红利”时代，只要人们相信这个国际体系无须受到太多的关注也能够为其成员国的利益服务，这个国际体系尚能够挺过一段“延期养护”期。不过，西方的知识界已经在开始谈论构成这个体系的那些组件（包括国家本身在内）也许已经是过时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至少在世界的五大地区看到这个国际国家体系连同它是否可以冠以“现代”都处在不清不楚、一团糟的状态。
欧洲从一块包括有好些主权国家的大陆变成了一个没有主权的伪帝国。在那里，威斯特伐利亚思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抛弃。现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欧盟没有效率，已经失去了它过去所具有的大部分国际影响力。
最近美国向世界传出的信息是，这个国家将悄悄地从现在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以便“在国内搞建设”。这样，在美国以前插手全球事务，想要所有国家都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那些问题上就会留下权力真空。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末，整个中东地区都是由一些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统治着各自的领土，它们都是联合国和国际外交所承认的合法国家。现在，这个地区变成了该地区各国家之间进行内部混战的大战场。这些国家本来就是或者想要是国际体系和伊斯兰武装力量的成员，其目标是要摧毁其他国家，建立起一个全然不同的由宗教控制的统治全球的意识形态体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两个强大的国家被认为对于世界秩序日益变得重要，它们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悠久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在跨越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曾经多次面临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国家的大战略，它必须做出抉择：对于当时的国际国家体系它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绝？中国在1912年发生革命时和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时代都做出了正确抉择。在这个新世纪里，中国和美国应该共同做出巨大努力来巩固和加强这套国际体系和规则，不仅要让它坚持下去，还要让它世世代代都造福于全世界各国人民。
（作者为耶鲁大学常驻外交家、国际问题研究讲师，曾为里根、基辛格等政要担任高级顾问。本文由王倩译）
世界秩序的意义和结构一直是中国最需要关注的重点，这其实是一个贯穿世界现代史难以处理的难题。在21世纪初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中国正处在自身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此时，它必须要有一个发展大战略。中国发展的成败，乃至所有人的未来，全都要受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何种抉择的影响。
中国并不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转折关头。稍做回忆，便可以知道中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曾经遭遇过五、六个这样的决定性时刻。此外再也没有哪一个大国、哪一种文化或者哪一种文明曾经历过如此多的必须做出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
第一个这样的决定性时刻，出现在中国自视为可以雄视天下的中心大国的那种延续了几千年的观念被撼动的时候，周围的其他人民注定只能够向自己纳贡称臣的那种风光已经不再，外来的新兴强国不断地蚕食着中国。与此同时，在国内，大清王朝又受到了对世界秩序持有另一种看法的太平天国的威胁。
这种双重危机威胁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儒家的和为贵思想，而以英国为首的外强干预，则更进一步迫使中国接受和被动地被纳入当时的国际国家体系。尽管当时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都在争相加入那个国际体系，如奥斯曼帝国、日本帝国、东南亚诸王国（泰国）和非洲国家（阿比西尼亚），以及新出现的拉美共和国（委内瑞拉）。英国军队于1860年侵入中国北方，强迫清朝答应外国可以在北京驻扎外交使团，这样一种国际惯例直接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为此在1900年对中国的武装入侵（这是维护“集体安全”的一个早期案例），则将中国干脆拽入到当时正在快速膨胀的那个国际国家体系之中。那个国际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正是那个和约结束了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现在若做编年史，可以把八国联军的入侵和满族在1644年入关征服中国这两个事件，看成是中国在一个不可抗拒的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被迫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发生连接的两个时间节点。自那以后，中国人便不得不设法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他们发现，如果对抗造成紧张关系的话，他们就要受到由此所引起的冲突的威胁而不得安宁;而美国决定将“庚子赔款”返还中国合办教育，则是证明世界各国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能够互利互惠带来和平的范例。
另一个决定性时刻是随着中国在1912年的革命到来的。是年，孙中山在南京明孝陵隆重祭祀明太祖，昭示中国已经摆脱了清朝满族的统治。“民国”这个国号就表达了中国决定加入现代国际国家体系，成为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得到外交承认和受到尊重的一个成员;中国接受现代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从法律上保证遵守“国家平等”的原则。
既然中国在清朝满族的统治下，自1648年及其后一直都不曾参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国家体系的设计，甚至还强烈反对过，那么，为什么汉族在1912年取得政权以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却要心甘情愿地加入这个国际体系呢？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什么国家——都会选择加入这个维护国际秩序的国际体系？
理由非常清楚，而且十分简单。首先，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逆转地把所有的国家都连接在一起，大家互相依存，这就需要有某种结构来保证国家之间理性地进行交往。第二个理由，一种后来被称为“全球化”的现实强化了那种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保持自己文化独特性的必要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所构想的现代国际国家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提供了第一种同时也是唯一的一种鼓励一个国家探索其他国家与本国的共性，同时又能够保持住本国独特传统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国际体系并非是一个实体，而是由一系列规则所确定的国家关系程序。只要这个体系中的成员国严格按照程序的不多的几条规则行事，它们便都可以坚守本国的实体政治和实体经济，以及本国的具有独自特色的或者说传统的思想和制度。这种国家关系程序的规则只有不多的几条，如：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保证尊重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军事和外交机构，以及保证遵循一套只包括有不多几条约定的行为“准则”等。一个国家只要接受了这几条程序规则就可以指望其他方面的国内生活不会受到外国的干扰。
美利坚合众国在18世纪后期建国后曾经一直都在抵制这个国际国家体系，时间长达一百多年。美国人害怕外国在美国驻扎外交使团，因为他们不想看到“旧世界”强权政治的残余。直到南北战争前，由于违反禁止奴隶的国家行为“准则”，美国始终都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为合法国家。在当时，这个“合众国”究竟是多个国家的集合体还是单独一个国家，并不明确。也许，在财富和力量增长之后，这个合众国还有可能变成一个 “美利坚帝国”。从美国-西班牙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美国开始攫取海外领土，的确想要建立一个海外帝国。但是不久它就发现，自己注定只能是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世界上新出现的大量国家之一，它也必须选择加入当时并不完善的国际国家体系。
因此，美国其实是和中国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才加入到当时的世界秩序的。那场战争终止于1919年签订凡尔赛和约。在战争结束前，美国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十四点建议”，其中对中国做出了不少许诺，不过后来都没有兑现。当中国陷入内乱和发生内战时，日本帝国乘机巩固和扩大了它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日本在1931年攫取了中国的满洲，炮制了一个 “傀儡政权”即“满洲国”。国际联盟当时没有立即反对这个“满洲国”，事后才履行了它的国际国家体系的责任予以抵制。当时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没有动用军事手段阻止日本暴行的权力，但是它提出的“史汀生主义”（亨利·史汀生当时是美国的国务卿）支持了中国的立场，宣布美国和国际社会决不会承认日本帝国的侵略为合法。 国际社会的软弱和国际联盟的无能意味着日本帝国在亚洲和纳粹第三帝国在欧洲扩张势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那场大规模战争，现在分析起来，其实是两个强大的帝国要破坏已有的国际国家体系，妄图用前现代的法西斯独裁制度取而代之，由两个独裁政权分别控制自己的一个“势力范围”：日本将控制它的“大东亚共荣圈”;德国将控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及北非的欧洲地区，直至北极。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表明它们脱离了国际国家体系：日本退出了国联;德国的希特勒则宣布他会在威斯特伐利亚庆祝他的胜利，以宣告早先在那里确立的世界秩序的死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中国是同盟国，共同捍卫了这个由许多国家所组成的现代国际社会。
新政权建立以后，中国长期来都没有很好解决它在世界秩序中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位置的问题，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新加坡标志着困扰中国的这个难题出现了转机。
新加坡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后曾经与马来西亚合并为一个新的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国家。但是，李光耀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他将新加坡带出马来西亚，建立了华族、印度族和马来族三种不同文化并存的一个新加坡自己的国家，并作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加入到了现代国际国家体系之中。虽然当时中国的人口是新加坡人口的四百倍，但邓小平却看到了新加坡有不少可以借鉴甚至学习的地方。
后来，在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及时进行调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了国际社会的一名备受称赞的“好公民”。中国在其中受益匪浅，包括：充分利用国际体系所要求的自由贸易、言论自由和允许管制经济等原则，以及由这些原则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威斯特伐利亚国家”。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个现代国际体系本身已经出现了严重变质。冷战对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且一直没有得到修复。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和平红利”时代，只要人们相信这个国际体系无须受到太多的关注也能够为其成员国的利益服务，这个国际体系尚能够挺过一段“延期养护”期。不过，西方的知识界已经在开始谈论构成这个体系的那些组件（包括国家本身在内）也许已经是过时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至少在世界的五大地区看到这个国际国家体系连同它是否可以冠以“现代”都处在不清不楚、一团糟的状态。
欧洲从一块包括有好些主权国家的大陆变成了一个没有主权的伪帝国。在那里，威斯特伐利亚思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抛弃。现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欧盟没有效率，已经失去了它过去所具有的大部分国际影响力。
最近美国向世界传出的信息是，这个国家将悄悄地从现在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以便“在国内搞建设”。这样，在美国以前插手全球事务，想要所有国家都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那些问题上就会留下权力真空。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20世纪末，整个中东地区都是由一些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统治着各自的领土，它们都是联合国和国际外交所承认的合法国家。现在，这个地区变成了该地区各国家之间进行内部混战的大战场。这些国家本来就是或者想要是国际体系和伊斯兰武装力量的成员，其目标是要摧毁其他国家，建立起一个全然不同的由宗教控制的统治全球的意识形态体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两个强大的国家被认为对于世界秩序日益变得重要，它们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悠久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在跨越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曾经多次面临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国家的大战略，它必须做出抉择：对于当时的国际国家体系它是应该接受还是应该拒绝？中国在1912年发生革命时和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时代都做出了正确抉择。在这个新世纪里，中国和美国应该共同做出巨大努力来巩固和加强这套国际体系和规则，不仅要让它坚持下去，还要让它世世代代都造福于全世界各国人民。
（作者为耶鲁大学常驻外交家、国际问题研究讲师，曾为里根、基辛格等政要担任高级顾问。本文由王倩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