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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潮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内，具有影响力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文学思想。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期内，即我国文学史上思维活跃、流派林立、文化冲突激烈的特有历史时期内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与文化交融的体现。
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与融合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至今存在，并且还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行着，同时文学思潮内部的各流派在相互借鉴与融合中不断地壮大自己流派的势力，这就为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这深刻体现了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贯彻落实。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向前推进的。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着历史进程的因素很多，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治意识。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都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及迎合了当时特定时空的社会心理和读者的审美要求。同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是相辅相承的。常常是社会思潮先行，文学思潮后变；文学思潮又常常反作用于社会思潮，以十分活跃、敏感的形式引领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如欧洲启蒙运动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引发了相应的崭新的文学思潮，而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潮又作为了新的社会思潮的先锋，推动着新的社会思潮不断向前发展。
下面，以中国现实主义思潮为例，浅谈一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感受与看法，随时代、地域的变化而变化。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它以人道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的堕落与苦难以及对小人物的命运同情与怜悯，呼吁人类用爱来化解社会矛盾。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核心内容是主张文艺要有社会作用，即文艺要在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促进的作用。它要求作家正视现实，忠实地描写现实。作为现实主义流派的思想特征和艺术表现手段，都是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这个核心内容为基础的。
首先，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到一九二七年为第一阶段。其思想特征是表现人生，提倡个性解放，挖掘旧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其艺术上的特征是写实的手法。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上人的空前觉醒。近代洋务派的破产、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的教训，刺激着“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醒悟到，“落后就要挨打”，仅凭物质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不能救中国，欲救国必先造出现代国民。于是，他们上承梁启超的“新民”说，仿效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运动，将目标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随着“人的觉醒”时代主题的确立，文学亦觉醒起来，作家们维护文学的尊严，追求文学的“全”与“美”。不过，严酷的中国现实不允许文学有太多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此时的文学家不能置涂炭的人生于不顾，因而，“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成为了当时一切有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理想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是这样，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样如此，全都大谈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功利价值，走入了风雨飘摇的现实生活。从整体上看，“五四”时期似乎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思潮，而雄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则是“表现人生”。在“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中，不同的作家对现实人生有着各自的视角与阐释方式。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多从人道主义出发来反映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他们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小知识分子灰色的人生，笔端渗透着同情与怜悯。如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等。创造社的作家则从个性主义入手，不重視客观描绘和细节真实，主要宣泄主观情感，诉说性的苦闷、生的穷愁和时代的悲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及欲望的追求。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女神》等等。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不难找到他们自身的影子。“五四”时期作家们主要关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形成了真诚地看待人生、如实地表现人生的共同创作准则。强调“真”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共同的着眼点。前者倾斜于再现生活的“真相”，后者突出表现内心的“真情”。文学研究会成员对封建礼教持批判态度，“为人生”“改变人生”态度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态度，于批判中抱有理想，在理想追求中又未放弃批判。批判人性弱点、愚昧、麻木，但未归结于老百姓，而归结于社会制度，即批判性价值所在。
其次，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前后。这一时期随着革命的发展，很多作家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逐渐明确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目的性，努力以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去反映现实，把人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描写。因此，作品的内容较前一个时期有明显的变化。在艺术表现上提倡“新写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由于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学批判的任务开始从农村文明扩展到城市文明、从封建主义扩展到资本主义。《死去的阿Q时代》《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大革命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学要创造生活，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变化，文学成了为革命服务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有老舍、曹禺、茅盾等。老舍主要关注北京的市民生活，包括底层劳动者的悲惨命运。由于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他对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文明持批判、拒斥态度，他揭露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个人主义带来的灾难，表现出平民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老舍的代表作是《骆驼祥子》叙述了一个淳朴的农民祥子在城市打工而遭遇的悲惨命运和人格的堕落的故事，来批判“城市文明病”，也揭示了“个人主义的末路”。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主要揭露和批判了现代城市文明中个体的悲惨命运。茅盾代表作《子夜》既遵从革命古典主义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演绎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表达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从而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倾向。
总之，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中，现实主义思潮、流派始终是充满生机的，它是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革命这一社会现实的要求所决定的。在革命斗争日益剧烈的形势下，革命斗争之于文学创作，不允许“为艺术”的艺术，不允许悲观颓废的艺术，不允许晦涩难懂的艺术，不允许暗示象征的艺术，甚至不允许幽默浪漫的艺术。革命要求文学对现实做出立即的反映：去唤起人民的觉醒，去同敌人作战，去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最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只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次，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养成了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作家若通过作品起到唤起民众觉醒、鼓舞民众斗志的作用，也必须尊重民众的欣赏习惯，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再次，随着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渐深入，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在不断进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念，要与革命斗争采取同一步伐，就必须抛弃不利于或不适应斗争需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因此，必须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相伴随。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政治不仅需要文化支持，更是文化的现实形态。
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与融合性。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至今存在，并且还在自己的轨道上前行着，同时文学思潮内部的各流派在相互借鉴与融合中不断地壮大自己流派的势力，这就为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这深刻体现了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文学领域的贯彻落实。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向前推进的。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着历史进程的因素很多，但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政治意识。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出现，都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及迎合了当时特定时空的社会心理和读者的审美要求。同时，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是相辅相承的。常常是社会思潮先行，文学思潮后变；文学思潮又常常反作用于社会思潮，以十分活跃、敏感的形式引领着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如欧洲启蒙运动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引发了相应的崭新的文学思潮，而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潮又作为了新的社会思潮的先锋，推动着新的社会思潮不断向前发展。
下面，以中国现实主义思潮为例，浅谈一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感受与看法，随时代、地域的变化而变化。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它以人道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人的堕落与苦难以及对小人物的命运同情与怜悯，呼吁人类用爱来化解社会矛盾。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核心内容是主张文艺要有社会作用，即文艺要在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促进的作用。它要求作家正视现实，忠实地描写现实。作为现实主义流派的思想特征和艺术表现手段，都是以现实主义文学思潮这个核心内容为基础的。
首先，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到一九二七年为第一阶段。其思想特征是表现人生，提倡个性解放，挖掘旧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其艺术上的特征是写实的手法。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上人的空前觉醒。近代洋务派的破产、辛亥革命半途夭折的教训，刺激着“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醒悟到，“落后就要挨打”，仅凭物质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革都不能救中国，欲救国必先造出现代国民。于是，他们上承梁启超的“新民”说，仿效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主义运动，将目标由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随着“人的觉醒”时代主题的确立，文学亦觉醒起来，作家们维护文学的尊严，追求文学的“全”与“美”。不过，严酷的中国现实不允许文学有太多独立的时间和空间。此时的文学家不能置涂炭的人生于不顾，因而，“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成为了当时一切有着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理想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是这样，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同样如此，全都大谈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功利价值，走入了风雨飘摇的现实生活。从整体上看，“五四”时期似乎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文学思潮，而雄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则是“表现人生”。在“表现人生”的文学思潮中，不同的作家对现实人生有着各自的视角与阐释方式。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多从人道主义出发来反映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他们描写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与小知识分子灰色的人生，笔端渗透着同情与怜悯。如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等。创造社的作家则从个性主义入手，不重視客观描绘和细节真实，主要宣泄主观情感，诉说性的苦闷、生的穷愁和时代的悲哀，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及欲望的追求。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女神》等等。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不难找到他们自身的影子。“五四”时期作家们主要关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形成了真诚地看待人生、如实地表现人生的共同创作准则。强调“真”是文学研究会作家与创造社作家共同的着眼点。前者倾斜于再现生活的“真相”，后者突出表现内心的“真情”。文学研究会成员对封建礼教持批判态度，“为人生”“改变人生”态度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态度，于批判中抱有理想，在理想追求中又未放弃批判。批判人性弱点、愚昧、麻木，但未归结于老百姓，而归结于社会制度，即批判性价值所在。
其次，第二阶段是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前后。这一时期随着革命的发展，很多作家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逐渐明确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目的性，努力以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去反映现实，把人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描写。因此，作品的内容较前一个时期有明显的变化。在艺术表现上提倡“新写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由于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学批判的任务开始从农村文明扩展到城市文明、从封建主义扩展到资本主义。《死去的阿Q时代》《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大革命后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学要创造生活，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变化，文学成了为革命服务的工具。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有老舍、曹禺、茅盾等。老舍主要关注北京的市民生活，包括底层劳动者的悲惨命运。由于对底层人民的同情，他对城市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文明持批判、拒斥态度，他揭露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个人主义带来的灾难，表现出平民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老舍的代表作是《骆驼祥子》叙述了一个淳朴的农民祥子在城市打工而遭遇的悲惨命运和人格的堕落的故事，来批判“城市文明病”，也揭示了“个人主义的末路”。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主要揭露和批判了现代城市文明中个体的悲惨命运。茅盾代表作《子夜》既遵从革命古典主义的原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演绎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表达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城市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从而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倾向。
总之，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中，现实主义思潮、流派始终是充满生机的，它是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主流。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革命这一社会现实的要求所决定的。在革命斗争日益剧烈的形势下，革命斗争之于文学创作，不允许“为艺术”的艺术，不允许悲观颓废的艺术，不允许晦涩难懂的艺术，不允许暗示象征的艺术，甚至不允许幽默浪漫的艺术。革命要求文学对现实做出立即的反映：去唤起人民的觉醒，去同敌人作战，去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最能满足这个要求的，只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其次，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养成了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作家若通过作品起到唤起民众觉醒、鼓舞民众斗志的作用，也必须尊重民众的欣赏习惯，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再次，随着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渐深入，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在不断进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念，要与革命斗争采取同一步伐，就必须抛弃不利于或不适应斗争需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因此，必须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相伴随。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政治不仅需要文化支持，更是文化的现实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