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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苏轼的文学创作，以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北宋党争的因素不得不考虑其中。长期处于党争状态下的朋党之争深深地影响到了苏轼的文学作品创作。苏轼不仅具有喜同恶异的党派特征，而且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格与个性主张，处于豪放派诗人的他推崇不为苟生，有益于世间的理论，在北宋党争中，也正是苏轼这种独特的主体性格使其文学作品得到不断发展，北宋党争造就了苏轼的主体性格，也造就了他优秀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北宋党争;苏轼;文学创作;主体性格
我国拥有很长的文学历史，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党派竞争而遭遇祸端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然而能够在祸端之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奋发向上坚强不羁的却很少，苏轼就是少数取得成就的重要代表人物。苏轼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一段人生，在这段曲折的道路上却练就了他独立的思想品格，通过他的作品把这种生活的艰辛困苦都表现出来，同时也体现了他敢于克服苦难，保持坦荡的优秀风格。苏轼的一生十分坎坷，这也是北宋的党争环境所带来的，因此，苏轼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北宋党争的很大影响。
一、北宋党争下形成的苏轼主体性格
在北宋党争中，党派之争的内涵与层次都很丰富。苏轼主体性格的形成离不开与他相关的王安石、司马光、章惇等人，这三个人物对苏轼主体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苏轼与以上三人的关系，以及苏轼的主体性格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分析他的主体性格。
（一）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的形成
苏轼在一生之中经历了五个帝王的时代，分别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与宋徽宗时期，这五个时代是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现象形成的主要时期，严重的危机到了社会的发展。主要的表现为“三冗”，冗兵、冗官和冗费，三冗带来的危害就是病弱、缺乏财产与民不聊生的状态。这些问题成为了北宋统治的重要难题，也就使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变法，增强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忧患意识。在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开展了庆历新政，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又展开了很大规模的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变法运动涉及广泛，使很多阶级内部都发生了政局改变，在不断的党争之中，党争双方都各不相让，两方在争斗之下都形成了舍我其谁的精神，党争双方都以君子与小人的辩解作为理论依据，使党派双方都形成了各自的主体性格，主张党同伐异。在这种党派竞争的关系中，苏轼既有这种党派的主体精神，又有自身独特的主体性格，苏轼的主体性格主要表现为他的危言危行、独立不羁、不为苟生，以及有益于世，这就是苏轼最主要的个性特征。
（二）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章惇之间的关系
1.苏轼与王安石
北宋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志士，在改革变法方面，这两个人的主张也没有明显的冲突。在嘉佑八年，苏轼强调强兵丰财，选择官吏，然而他提出来的改革目标并没有被采用，这时，王安石的变法已经处于准备阶段，开始预备变法。宋仁宗时期，苏轼献计认为天下有二患，这是变法的重大弊端，是用人的重大失误。这条谏言与王安石的精神观点基本一致，不算得上是保守的改革。苏轼与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分歧也是复杂的情况，最初时期苏轼并没有彻底的反对变法，而这两人出现的分歧不在于变法的目的，主要是变法所采取的方法。根据苏轼与王安石长期以来的争论得出结论，王安石主张的是激进的变法，认为要改变现今的弊端，就必须要完全的改变祖宗之法，虽然他也强调了用人与法度的重要性，但是在变法方面还是过于激进;苏轼主张缓慢的变法，他没有对现存的新法完全否定，对于新法中的一系列政策他也持有肯定的态度。在当时的形式之下，苏轼位置卑微但是名声高远，只要他在当时的环境下保持沉默就可以很容易取得仕途上的成功，甚至都根本不用去迎合当时的统治者。然而，苏轼并不随波逐流，他坚持着自己的高洁品格，没有趋炎附势，而是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苏轼与司马光
很多人们都把苏轼与司马光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但是，苏轼与司马光在思想政策上也出现了分歧。在王安石变法方面，司马光的立场也比较保守，他坚持以“祖宗之法”作为基础，并以君子居之，反对各种形式的变法。而苏轼与王安石所存在的分歧就在于改革的方法。元祐更化阶段，司马光入朝为相，他主张废除所有新法，使用旧制。苏轼对恢复差役法持有反对态度，认为免役法中“民户出钱利于农”，这样对于生产发展带来很大优势。此外，司马光对外采取的是妥协政策，苏轼则主张积极地抵御外来入侵，反对司马光等保守派议和的观点。苏轼豪放不羁的性格引发了保守派的不满，甚至将苏轼与王安石一样进行攻击，面对这样的情景，深处不利的苏轼依然没有向权贵低头，而是坚持着自己的品格，这也是我们所认识到的苏轼。
2.苏轼与章惇
苏章两人曾经是是同窗好友，但是由于党派之争所属不同而交恶。元祐元年，由于免役法而产生的战斗直接导致了司马光派人讨伐章惇，这也是之后章惇一直以来都报复元祐党人的最直接因素。在章惇被召为宰相之后，开始以“君子”自居并疯狂地打击“奸佞小人”，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元祐党祸。在这次事件中，苏轼也必然不能幸免，遭到贬谪，后来章惇的儿子写信向苏轼道歉，苏轼的回复也光明磊落，认为尽管两人观点不同，但是也不损害两个人的感情。苏轼真诚的对待加害过自己的人，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也是他主体性格的又一魅力体现。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政治生命的影响
苏轼的主体性格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苏轼特有的主体性格使其在北宋不断的党争之中遭到了屡次的打击，他豪放不羁又不趋炎附势的特点虽受人敬佩，但在当时却被严重迫害，例如“乌台诗案”等历史上很著名的政治事件。元祐八年，守旧派下台，新政改革的人员走上了政治舞台。苏轼是守旧派非常有地位的代表人物，因此，在當时受到了极深的迫害。晚年时期苏轼屡次遭到贬谪，这也是对他打击最残酷的时期，直到他从海南岛回来不久就去世，次年被列为奸党的他书籍被尽数焚毁，子孙也受到了连累， 尽管苏轼在政治生涯上并不如意，但是从千百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管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被贬谪的远方，苏轼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百姓的困苦，深得百姓的爱戴。苏轼为待过的各个地方都做过不同的贡献，修建堤坝、兴修水利、整治运河、救助灾荒等，尽管在这些地方苏轼都没有停留很长时间，但是他却在每一片土地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民间时代都流传着苏轼的相关故事。
二、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的影响
北宋党争深深的影响到了苏轼文学作品的创作，由于党争使他在生活中屡受磨难，生活的改变也影响着作品的形成。清朝时期有人将苏轼的一生划分为八个时期，而就现实看来，我们将苏轼的文学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苏轼初入仕途、两次任职时期、两次外任时期，以及贬谪期间创作的顶峰时期。
初入仕途时期
在苏轼刚刚步入仕途时期，这时苏轼作品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丰富的。这时的苏轼也没有陷入到党争的混乱局面中，还是踌躇满志的走入仕途。在苏轼的作品中就可以反映出他当时宏伟远大的理想抱负，《思治论》、《屈原塔》等诗文都表现了其政治革新的理念。尽管这些早期的作品还十分粗率，但是在艺术层面上已经具有成熟的气息了，很多被当时传颂的名篇也都是他这个时期的佳作，例如《喜雨亭记》等。
两次任职时期
在两次任职时期，苏轼的作品都不是十分丰富，这时北宋已经陷入到了党争的混乱局面中，王安石变法已经全面进行中，而两派的斗争开始越来越激烈，苏轼也带着自己特有的主体性格加入到了党派竞争之中。在与王安石变法的不断争斗后，又迎来了司马光的不同政治理念，在这种统治阶级的不断争斗之下，苏轼的作品多数都是政治类文章，其诗文也往往都蕴含了策论与其政治意见。这种议论文的题材范围较为狭窄，所以留下来的名作也就不是很多。这个时期苏轼作品风格的呈现主要也和其主体性格相关，在纵笔“好骂”的阶段，苏轼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的愤慨，也是当时参与党派之争的一种表现。
两次外任时期
在苏轼两次外任期间，他的作品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也是苏轼创作的重要发展期，这个时期苏轼的创作比在任时要多，也有很多名篇佳作被流传下来。两次外任都是苏轼自己提出的，他希望远离朝堂，躲避世俗的漩涡。外任一方面是为了避开党派斗争，另一方面是希望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苏轼的主体性格来看，他非但没有远离是非，还在各种社会生活的逼迫下更加露出自己的锋芒，使统治阶级更加不能容纳他。苏轼写下的诗文大多是关心百姓，抨击当时的政治生活，很多被流传下来的诗文都成为了后来“乌台诗案”的罪证，例如：《戏子由》、《湖州谢上表》等。在这个时期苏轼的创作具有清丽的风格，同时他也开始创作诗词，很多名作也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后世流传，在徐州创作的《浣溪沙》等描写农村风光的词更是开创了新的题材，打造了新的意境。
被贬谪时期
在苏轼被贬到黄州、惠州等地时，苏轼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乌台诗案”过后，苏轼的人生经历了很大变故，对于他来说，这个事件犹如一场噩梦，在被贬黄州之后，苏轼也从政治失意中走了出来，开始重新的看待整个人生，体会生活的意义。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表现了苏轼思想上的转变，苏轼由原来的儒家思想变成了几种思想的融合，同时他诗歌的风格也从原来的豪放转为了田园山水的风格。苏轼的散文也从议论文向抒情风格转变，开始注重于说理性与叙事抒情的结合。在贬谪之后的时间里，苏轼创作的诗文与词赋数量开始增多，同时也完成了很多著作的撰写，留下了很多遗世之作。
三、苏轼的主体性格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北宋党争中，苏轼的遗世独立、狂放不羁的主体性格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也能反映出苏轼的政治生活与遭遇，文学作品也是作者生活的呈现。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诗的影响
苏轼的诗文打破了盛唐时期的陈旧观念，他的主体性格要求其诗的创作要体现当世弊端，体现民间百姓困苦。苏轼的取材范围在不断扩大，同时他的内容也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他写出了很多古人都不曾提及的内容，创作了多样化的写作手法，展现了自己诗歌独特的轻快与明朗。苏轼的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风格，包括了天地之间前所未有的内容，同时他的诗文还反映了百姓的困苦，他的很多政治诗都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还有的诗反映出了农村的生活景象，在政府的压迫之下，这种暴敛政策带来的祸端也都一一展现在苏轼的笔下，苏轼将他的主体性格融入到了他的诗歌当中，展现了他豪放与活泼的诗文特征。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文章的影响
苏轼的文章和他的为人一样，很多内容的选取都是对前代的继承，苏轼对前代文化的学习也很广泛，并不被拘泥于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写下了属于自己特色风格的政治文章。苏轼的散文包括议论文与记叙文两类，这些文章都能给人们带来启示。在贬谪阶段，苏轼创作的散文、随笔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文章在字句之间都展示了苏轼的主体性格，苏轼的行文风格都不经意的写出自己的特点。在苏轼的晚年阶段，远离北宋的党派争斗之后，他以朴实而自然的语言写出了他所见所闻的生活情境，这也开拓了他新的写作境界。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词作的影响
苏轼作词时也融汇了他写诗时的语言与意境，他将诗的创作方法以及自己的主体性格加入到词作之中。苏轼的词不像是北宋前期那些描绘儿女情长与男女离别的柔弱之感，他的词打破了传统观念，开创了新的词的内容与意境。其次，苏轼的作词不顾及他人的讪笑，在词作方面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这种改革与创新是非常有意义的。苏轼的词体现了他高洁的特点，通过他的词，也体现了他不趋炎附势、坚持自我的主体性格。
总结：
苏轼的一生都受到了北宋党争的影响，在这种党派之争之下形成了苏轼独特的主体性格，在政治的争端下，苏轼不畏权势，他超脱世俗的品格让他在夹缝之中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激烈的争斗一直影响着苏轼的生活，但是却成就了他的作品，文学一直在回报苏轼，让苏轼在政治上不如意，在文学上却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陆榕.试论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8，01：50-54.
[2]孙浩宇.试论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6，02：85.
[3]王梽先.苏轼词在北宋元祐时期的接受[D].西北师范大学，2007.
[4]吴增辉.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D].复旦大学，2011.
[5]芦思宏.苏轼小品文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6]张公.论高丽朝诗人对苏轼詩的接受与发展[D].延边大学，2010.
[7]赵毅.从苏轼辞赋创作看其文艺思想[D].中国海洋大学，2012.
[8]白冰.苏轼词传播在北宋时期的控制研究[D].东华理工大学，2012.
【关键词】：北宋党争;苏轼;文学创作;主体性格
我国拥有很长的文学历史，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党派竞争而遭遇祸端的文人墨客不计其数，然而能够在祸端之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奋发向上坚强不羁的却很少，苏轼就是少数取得成就的重要代表人物。苏轼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一段人生，在这段曲折的道路上却练就了他独立的思想品格，通过他的作品把这种生活的艰辛困苦都表现出来，同时也体现了他敢于克服苦难，保持坦荡的优秀风格。苏轼的一生十分坎坷，这也是北宋的党争环境所带来的，因此，苏轼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北宋党争的很大影响。
一、北宋党争下形成的苏轼主体性格
在北宋党争中，党派之争的内涵与层次都很丰富。苏轼主体性格的形成离不开与他相关的王安石、司马光、章惇等人，这三个人物对苏轼主体性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苏轼与以上三人的关系，以及苏轼的主体性格对其政治生涯的影响三个方面来分析他的主体性格。
（一）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的形成
苏轼在一生之中经历了五个帝王的时代，分别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与宋徽宗时期，这五个时代是北宋时期积贫积弱现象形成的主要时期，严重的危机到了社会的发展。主要的表现为“三冗”，冗兵、冗官和冗费，三冗带来的危害就是病弱、缺乏财产与民不聊生的状态。这些问题成为了北宋统治的重要难题，也就使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大夫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变法，增强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忧患意识。在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开展了庆历新政，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又展开了很大规模的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变法运动涉及广泛，使很多阶级内部都发生了政局改变，在不断的党争之中，党争双方都各不相让，两方在争斗之下都形成了舍我其谁的精神，党争双方都以君子与小人的辩解作为理论依据，使党派双方都形成了各自的主体性格，主张党同伐异。在这种党派竞争的关系中，苏轼既有这种党派的主体精神，又有自身独特的主体性格，苏轼的主体性格主要表现为他的危言危行、独立不羁、不为苟生，以及有益于世，这就是苏轼最主要的个性特征。
（二）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章惇之间的关系
1.苏轼与王安石
北宋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志士，在改革变法方面，这两个人的主张也没有明显的冲突。在嘉佑八年，苏轼强调强兵丰财，选择官吏，然而他提出来的改革目标并没有被采用，这时，王安石的变法已经处于准备阶段，开始预备变法。宋仁宗时期，苏轼献计认为天下有二患，这是变法的重大弊端，是用人的重大失误。这条谏言与王安石的精神观点基本一致，不算得上是保守的改革。苏轼与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的分歧也是复杂的情况，最初时期苏轼并没有彻底的反对变法，而这两人出现的分歧不在于变法的目的，主要是变法所采取的方法。根据苏轼与王安石长期以来的争论得出结论，王安石主张的是激进的变法，认为要改变现今的弊端，就必须要完全的改变祖宗之法，虽然他也强调了用人与法度的重要性，但是在变法方面还是过于激进;苏轼主张缓慢的变法，他没有对现存的新法完全否定，对于新法中的一系列政策他也持有肯定的态度。在当时的形式之下，苏轼位置卑微但是名声高远，只要他在当时的环境下保持沉默就可以很容易取得仕途上的成功，甚至都根本不用去迎合当时的统治者。然而，苏轼并不随波逐流，他坚持着自己的高洁品格，没有趋炎附势，而是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苏轼与司马光
很多人们都把苏轼与司马光作为王安石的对立面，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但是，苏轼与司马光在思想政策上也出现了分歧。在王安石变法方面，司马光的立场也比较保守，他坚持以“祖宗之法”作为基础，并以君子居之，反对各种形式的变法。而苏轼与王安石所存在的分歧就在于改革的方法。元祐更化阶段，司马光入朝为相，他主张废除所有新法，使用旧制。苏轼对恢复差役法持有反对态度，认为免役法中“民户出钱利于农”，这样对于生产发展带来很大优势。此外，司马光对外采取的是妥协政策，苏轼则主张积极地抵御外来入侵，反对司马光等保守派议和的观点。苏轼豪放不羁的性格引发了保守派的不满，甚至将苏轼与王安石一样进行攻击，面对这样的情景，深处不利的苏轼依然没有向权贵低头，而是坚持着自己的品格，这也是我们所认识到的苏轼。
2.苏轼与章惇
苏章两人曾经是是同窗好友，但是由于党派之争所属不同而交恶。元祐元年，由于免役法而产生的战斗直接导致了司马光派人讨伐章惇，这也是之后章惇一直以来都报复元祐党人的最直接因素。在章惇被召为宰相之后，开始以“君子”自居并疯狂地打击“奸佞小人”，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元祐党祸。在这次事件中，苏轼也必然不能幸免，遭到贬谪，后来章惇的儿子写信向苏轼道歉，苏轼的回复也光明磊落，认为尽管两人观点不同，但是也不损害两个人的感情。苏轼真诚的对待加害过自己的人，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也是他主体性格的又一魅力体现。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政治生命的影响
苏轼的主体性格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苏轼特有的主体性格使其在北宋不断的党争之中遭到了屡次的打击，他豪放不羁又不趋炎附势的特点虽受人敬佩，但在当时却被严重迫害，例如“乌台诗案”等历史上很著名的政治事件。元祐八年，守旧派下台，新政改革的人员走上了政治舞台。苏轼是守旧派非常有地位的代表人物，因此，在當时受到了极深的迫害。晚年时期苏轼屡次遭到贬谪，这也是对他打击最残酷的时期，直到他从海南岛回来不久就去世，次年被列为奸党的他书籍被尽数焚毁，子孙也受到了连累， 尽管苏轼在政治生涯上并不如意，但是从千百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管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被贬谪的远方，苏轼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百姓的困苦，深得百姓的爱戴。苏轼为待过的各个地方都做过不同的贡献，修建堤坝、兴修水利、整治运河、救助灾荒等，尽管在这些地方苏轼都没有停留很长时间，但是他却在每一片土地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民间时代都流传着苏轼的相关故事。
二、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的影响
北宋党争深深的影响到了苏轼文学作品的创作，由于党争使他在生活中屡受磨难，生活的改变也影响着作品的形成。清朝时期有人将苏轼的一生划分为八个时期，而就现实看来，我们将苏轼的文学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是：苏轼初入仕途、两次任职时期、两次外任时期，以及贬谪期间创作的顶峰时期。
初入仕途时期
在苏轼刚刚步入仕途时期，这时苏轼作品的发展空间是非常丰富的。这时的苏轼也没有陷入到党争的混乱局面中，还是踌躇满志的走入仕途。在苏轼的作品中就可以反映出他当时宏伟远大的理想抱负，《思治论》、《屈原塔》等诗文都表现了其政治革新的理念。尽管这些早期的作品还十分粗率，但是在艺术层面上已经具有成熟的气息了，很多被当时传颂的名篇也都是他这个时期的佳作，例如《喜雨亭记》等。
两次任职时期
在两次任职时期，苏轼的作品都不是十分丰富，这时北宋已经陷入到了党争的混乱局面中，王安石变法已经全面进行中，而两派的斗争开始越来越激烈，苏轼也带着自己特有的主体性格加入到了党派竞争之中。在与王安石变法的不断争斗后，又迎来了司马光的不同政治理念，在这种统治阶级的不断争斗之下，苏轼的作品多数都是政治类文章，其诗文也往往都蕴含了策论与其政治意见。这种议论文的题材范围较为狭窄，所以留下来的名作也就不是很多。这个时期苏轼作品风格的呈现主要也和其主体性格相关，在纵笔“好骂”的阶段，苏轼表现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的愤慨，也是当时参与党派之争的一种表现。
两次外任时期
在苏轼两次外任期间，他的作品得到了较大发展，这也是苏轼创作的重要发展期，这个时期苏轼的创作比在任时要多，也有很多名篇佳作被流传下来。两次外任都是苏轼自己提出的，他希望远离朝堂，躲避世俗的漩涡。外任一方面是为了避开党派斗争，另一方面是希望在政治上取得成就，可惜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苏轼的主体性格来看，他非但没有远离是非，还在各种社会生活的逼迫下更加露出自己的锋芒，使统治阶级更加不能容纳他。苏轼写下的诗文大多是关心百姓，抨击当时的政治生活，很多被流传下来的诗文都成为了后来“乌台诗案”的罪证，例如：《戏子由》、《湖州谢上表》等。在这个时期苏轼的创作具有清丽的风格，同时他也开始创作诗词，很多名作也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后世流传，在徐州创作的《浣溪沙》等描写农村风光的词更是开创了新的题材，打造了新的意境。
被贬谪时期
在苏轼被贬到黄州、惠州等地时，苏轼的创作达到了顶峰。“乌台诗案”过后，苏轼的人生经历了很大变故，对于他来说，这个事件犹如一场噩梦，在被贬黄州之后，苏轼也从政治失意中走了出来，开始重新的看待整个人生，体会生活的意义。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表现了苏轼思想上的转变，苏轼由原来的儒家思想变成了几种思想的融合，同时他诗歌的风格也从原来的豪放转为了田园山水的风格。苏轼的散文也从议论文向抒情风格转变，开始注重于说理性与叙事抒情的结合。在贬谪之后的时间里，苏轼创作的诗文与词赋数量开始增多，同时也完成了很多著作的撰写，留下了很多遗世之作。
三、苏轼的主体性格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北宋党争中，苏轼的遗世独立、狂放不羁的主体性格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也能反映出苏轼的政治生活与遭遇，文学作品也是作者生活的呈现。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诗的影响
苏轼的诗文打破了盛唐时期的陈旧观念，他的主体性格要求其诗的创作要体现当世弊端，体现民间百姓困苦。苏轼的取材范围在不断扩大，同时他的内容也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他写出了很多古人都不曾提及的内容，创作了多样化的写作手法，展现了自己诗歌独特的轻快与明朗。苏轼的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风格，包括了天地之间前所未有的内容，同时他的诗文还反映了百姓的困苦，他的很多政治诗都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还有的诗反映出了农村的生活景象，在政府的压迫之下，这种暴敛政策带来的祸端也都一一展现在苏轼的笔下，苏轼将他的主体性格融入到了他的诗歌当中，展现了他豪放与活泼的诗文特征。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文章的影响
苏轼的文章和他的为人一样，很多内容的选取都是对前代的继承，苏轼对前代文化的学习也很广泛，并不被拘泥于一家，而是博采众长写下了属于自己特色风格的政治文章。苏轼的散文包括议论文与记叙文两类，这些文章都能给人们带来启示。在贬谪阶段，苏轼创作的散文、随笔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些文章在字句之间都展示了苏轼的主体性格，苏轼的行文风格都不经意的写出自己的特点。在苏轼的晚年阶段，远离北宋的党派争斗之后，他以朴实而自然的语言写出了他所见所闻的生活情境，这也开拓了他新的写作境界。
苏轼主体性格对其词作的影响
苏轼作词时也融汇了他写诗时的语言与意境，他将诗的创作方法以及自己的主体性格加入到词作之中。苏轼的词不像是北宋前期那些描绘儿女情长与男女离别的柔弱之感，他的词打破了传统观念，开创了新的词的内容与意境。其次，苏轼的作词不顾及他人的讪笑，在词作方面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这种改革与创新是非常有意义的。苏轼的词体现了他高洁的特点，通过他的词，也体现了他不趋炎附势、坚持自我的主体性格。
总结：
苏轼的一生都受到了北宋党争的影响，在这种党派之争之下形成了苏轼独特的主体性格，在政治的争端下，苏轼不畏权势，他超脱世俗的品格让他在夹缝之中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激烈的争斗一直影响着苏轼的生活，但是却成就了他的作品，文学一直在回报苏轼，让苏轼在政治上不如意，在文学上却取得了一些不小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陆榕.试论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8，01：50-54.
[2]孙浩宇.试论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J].鸭绿江（下半月版），2016，02：85.
[3]王梽先.苏轼词在北宋元祐时期的接受[D].西北师范大学，2007.
[4]吴增辉.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D].复旦大学，2011.
[5]芦思宏.苏轼小品文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6]张公.论高丽朝诗人对苏轼詩的接受与发展[D].延边大学，2010.
[7]赵毅.从苏轼辞赋创作看其文艺思想[D].中国海洋大学，2012.
[8]白冰.苏轼词传播在北宋时期的控制研究[D].东华理工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