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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为了“加强国际宣传”，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要求，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创办过一个通讯社，全称为“中国工农通讯社”，简称“工农通讯社”，这是中国共产党独自创办的第一个影响很大的通讯社。该通讯社是中共中央对海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著贡献。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时，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召集各国与会代表会议作出的在各国开展工人通讯运动决议案，指出：工人通讯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日见重要，而且成为建立党与广大工人群众更密切的关系，以及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在过去数年中，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通讯运动，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表现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它的发展仍旧是不充分的。”号召各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工人通讯运动的实际计划与领导。共产国际下发的这一决议案，成为中共中央创立中国工农通讯社的催生剂。
1930年5月-6月25日间创建了中国工农通讯社。第一任社长为林电岩。1931年7月林电岩被捕后，由朱镜我接任。中国工农通讯社的任务正如本社出版的《工农通讯集》序文所说：“中国工农通讯社的任务是，在迅速的传达中国革命运动的斗争消息，和帝国主义国民党怎样的在压迫，剥削和屠杀中国广大劳动群众之生活和生命之事绩，于全中国的及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之前。”
中国工农通讯社创建后，即着手筹备出版对海外发行的英文版新闻稿，与此同时，也筹备出版发行日文版新闻稿。中国工农通讯社向国外发行的新闻稿总称为《中国工人通讯》，为打字油印，版式与大小如同英文打字机纸张一样。据当事人朱伯深回忆，每期油印80多份，1933年春以前，由朱伯深翻译成英文和打字油印，然后按中宣部事先拟定好的地址，秘密寄往世界各国的革命或进步刊物。1933年初，朱伯深调离中国工农通讯社后，潘企之接替了他的工作。
现已发现，存世的《中国工人通讯》约有35期。存世最早的是1930年11月12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帝国主义在华的海军两个月内攻打红军一〇七次！》。从存世的各期出版时间能够看出，《中国工人通讯》是不定期出版物，在1930年11月12日至1931年1月3日期间，约5至7天出版一期;在1931年1月时，约5天出版一期;自1931年1月23日起，至2月20日止，是14天出版一期;在1931年3月份，约4天左右出版一期;在1931年4月份，上半月是lO天出版一期，下半月是2天出版一期;在1931年5月份，或2天出版一期，或1天出版一期，或3天出版一期，或4天出版一期，出版周期较短;在1931年6月份，或2至3天出版一期，或6天出版一期。
如果按照1930年11月12日至1930年12月27日的出版周期约5天出版一期计算，《中国工人通讯》的创刊日子应在6月20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6月25日向忠发给周恩来写的信，清楚地表明《中国工人通讯》此时还未创刊。史料记载，1930年11月12日前，《中国工人通讯》出版了30期。这30期间的出版周期是多少，目前不得而知。如果这30期的出版周期有时少于5天，《中国工人通讯》的创刊日，就可能在7月份。向忠发在6月2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到，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外发布消息的新闻稿，“预定在下个月出第1期”。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的这个“预定”，不可能是臆想出来的，很可能是有根据的，很可能是计划之中的。因此《中国工人通讯》7月份创刊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通讯》是在中国工农通讯社创建后，迅速筹备创刊的。
英文版《中国工人通讯》原件
目前发现，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报刊和进步报刊，如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创办的以美洲反帝大同盟名义出版的《先鋒》报，日本共产党编辑出版的《共产国际》《无产阶级科学》《无产阶级科学资料月报》等，都曾刊登过中国工农通讯社的新闻稿。日文刊物上就曾出现过1931年3月31日出版的第51号到同年9月29日出版的第113号《中国工人通讯》，共58号，和5期“特别号”。将在日文刊物上发现的《中国工人通讯》的期号排序，与英文版的《中国工人通讯》的期号排序对照，发现两者之间略有不同。由此分析认定，中国工农通讯社可能在印刷发行英文版《中国工人通讯》的同时，也确实根据日本的国情，专门出版过对日本发行的日文版《中国工人通讯》。而且当时的中国工农通讯社的社长及工作人员中数人精通日文，具备出版、发行日文新闻稿的条件。
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外寄发的新闻稿，主要报道了以下内容：（一）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革命团体的通电、宣言和文告。如：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满洲事变的宣言，左翼作家联盟抗议白色恐怖的宣言等;（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法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大纲等;（三）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如平汉路红军的发展壮大，鄂豫皖苏区红军概况，鄂豫皖苏区政权建设等;（四）白区的群众斗争。如：上海五一节群众斗争，白区六月份群众斗争概况，上海公共汽车司售人员大罢工等;（五）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中国革命的罪恶。如：中国的白色恐怖，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镇压纪念五卅运动群众，国民党捕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等。这些报道，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业绩，宣传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蓬蓬勃勃的工农运动，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清道夫罪恶角色等。
中国工农通讯社创建初期，向世界各国的发稿方式主要是以纸质新闻稿经邮局寄递。当中共中央电台能够稳定地对外发报后，中国工农通讯社也开始向世界各国拍发电讯新闻。有一史实为证。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东北战地的来电《东北红军连占归化永安二城缴获步枪七八百枝无线电三架俘掳敌官兵千余人永安县长一只（当时对敌的习惯蔑称——本文作者注）》，红色中华社也对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在美国出版的《先锋报》于5月1日出版第一一八期时，在头版头条刊登：“本报四月二十九号上海无线电讯：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告，红军占据归化永安二城，并夺获步枪八千余枝，大炮十尊”。这里虽将“缴获步枪七八百枝”误成“夺获步枪八千余枝”，但却很清楚，这条电讯与《红色中华》有关，与上海无线电有关。但要将《红色中华》通过地下交通从瑞金叶坪穿过层层封锁线送到上海，起码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所以上海无线电台要在4月29号或之前通过《红色中华》得到这条消息，根本没有可能，而得到这条消息的唯一渠道，是红色中华社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是说，《先锋报》上刊登的这条新闻，是在无线电传递或编辑过程中，把“红色中华社”误写成《红色中华》报了。而上海能够及时转发这条新闻的，应该只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中国工农通讯社。它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无线电台收到红色中华社发出的这条电讯，也最有可能第一时间通过无线电台从上海转发出这条电讯。由此表露出，在上海的中国工农通讯社除对海外寄发纸质新闻稿外，还用无线电台对海外播发新闻电讯;除用无线电台对海外发稿外，还用无线电台接收红色中华社的新闻电讯，同时还有选择地通过无线电台对外转发红色中华社的新闻稿。这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国工农通讯社，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社之间的新闻交流已实现了。
《工人通讯》新闻稿原件
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内发稿，迟于对国外发稿。其对国内发稿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发行纸质新闻稿《工人通讯》，一种是通过无线电台拍发电讯新闻。
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内发稿始于何时呢？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分析，应该是在1930年12月，比对国外发稿迟5个月。中国工农通讯社出版的对国内发行的新闻稿《工人通讯》，从目前发现的存世新闻稿原件看，1930年12月31日出版了第三期，1931年1月12日出版了第四期，1月15日出版了第五期，1月19日出版了第六期，1月24日出版了第七期。这个时期的《工人通讯》的出版时间，第三期与第四期间隔了12天，第四期与第五期间隔了3天，第五期与第六期间隔了4天，第六期与第七期间隔了5天。这说明《工人通讯》也是不定期刊物。
《工人通讯》为刻写蜡纸油印，据朱伯深回忆，每期“只复写七、八份”。周文回忆：他于1932年底到达上海，在“左联”担任小组长，并负责“左联”内部文件的刻印发行工作。1933年2月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接受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交给他的任务，为“工农通讯社”刻印钢板。工农通讯社的中文稿，主要给各级共产党组织所办的报刊和国内进步报刊寄递。国内最早署名刊登中国工农通讯社新闻稿的报刊，是张闻天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1931年5月15日中国工农通讯社采写了新闻稿《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就署名刊登在1931年6月10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十期上。据不完全统计，《红旗周报》从1931年4月到1933年1月，至少刊登中国工农通讯社稿件16篇，近8万字。
1932年1月21日，由于铅印的《红旗周报》，“因为种种印刷上的困难始终不能按期出版，以至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或带有时间性的论文，不能很快的及时的和读者相见”，为补救这一缺点，曾发行《红旗周报》附刊。后又创办《斗争》取代《红旗周报》附刊。《斗争》的主编仍为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张闻天。该刊系油印16开本，不定期刊，大致一个月内出版3期至4期，有时将两期并为合刊出版。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后，上海的油印版《斗争》从第35期起由上海中央局（1933年1月下旬成立）仍然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继续出版，1935年2月18日停刊。在上海出版的《斗争》，也经常刊发中国工农通讯社的稿子，比如：1933年5月出版的《斗争》刊发的《最近半年来白区的农民斗争》，1933年7月20日出版的第四十八期刊登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份白区工人斗争》。
中央军委在上海创办的《士兵的话》，也采用中国工农通讯社署名的新闻稿，其中第八期就在“时事消息”栏内刊登中国工农通讯社发出的新闻11条。在上海出版的沪东区委机关报《前线》，在该刊第五十六期上，刊登了两篇工农通讯社的署名稿件，一篇是《申七资本家任意罚钱》，一篇是《同兴资本家敲竹杠》。由此看出，中国工农通讯社也向上海各级党组织所创办的大小刊物发稿。
有同志发表文章说，工农通讯社创办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及《中国论坛》，都采用过它的新闻稿。笔者遍查《红旗日报》，没有发现一篇文章和新闻稿署名“中国工农通讯（信）社”或“工农通讯（信）社”。而《中国论坛》是1932年1月13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以美商名义在上海以合法身份出版的，至同年8月13日，是用英文以报纸形式出版。1932年8月，由于印厂拒绝印刷而停刊。自1933年2月11日复刊至1934年1月13日间，该刊仍以英文出版为主，偶有以英文和中文对照的报纸或杂志形式出版。在《中国论坛》出版发行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派人予以协助。笔者有幸在上海查阅了从美国购买回来的装订成册的影印《中国论坛》全部各期，并未发现中国工农通讯社的署名稿件。
1930年春中国工农通讯社在上海创建后，于1931年开始在德国柏林设立工作机构，办公地点与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社”一起，就在中共旅德支部在柏林市郊的一座公寓里，对外挂的牌子是“中国工农通讯社”。
1933年2月前，由中共旅德支部党员，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主办的“中国通讯社”社长和兼任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社”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报道及专论撰稿人的谢唯进，担任中国工农通讯社在德国柏林出版的《中国工人通讯》的主编和发行人。谢唯进曾撰文介绍：这个《通讯》是用“外国文出版”，“主要是发给各国共产党、工会、群众团体和它们的报刊，供给它们关于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阵营的消息。”笔者托人从存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中拿到的档案资料表明，当时在德国柏林出版的《中国工人通讯》是德文版。德国柏林《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曾给共产国际打过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清楚地表明：（一）在德国柏林的《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最迟于1931年4月建立，跟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通讯社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能够比较经常地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国工农通讯社在上海出版发行的英文版新闻稿《中国工人通讯》;（二）在德国柏林建立《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和发行德文版《中国工人通讯》，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所建立和创办;（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向世界各国报道中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四）由于资金不足，初创时期的《中国工人通讯》每周只能出版一次，首先是向欧洲国家，然后是向美洲，也个别地分发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报刊和无产阶级组织;（五）《中国工人通讯》每期出版500份;（六）《中国工人通讯》受到广泛的欢迎，各国工人报刊都愿意接收和转载上面的资料与文章，也成为各国共产党员、群众组织和我党在各地的党员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渠道，也被他们在宣传工作中所使用，其影响力是很大的;（七）德国柏林《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初期所用经费，主要来自一位去世同志的遗产，小部分来自同志们的捐款。
档案史料还显示，1932年2月后，《中国工人通讯》柏林编辑部可以得到共产国际“从中共的经费中拨出总额为2400金卢布的款项，为期6个月，按月支付”的经费支持，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改组后，改为每日或隔日出版一期，由初期时的赠阅，改为有价订阅，以弥补经费之不足。在宣传内容上，主要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宣言、通电等，报道中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情况，报道苏维埃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建设，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和动态，揭露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无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在满洲的暴行，报道中国人民反日运动不断高涨，等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工农通讯社从1930年创办，到1935年初被白色恐怖摧毁，工作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为中国革命，为中共中央的对外对内宣传，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编辑 黄艳）
向海外发行新闻稿《中国工人通讯》
1930年5月，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时，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召集各国与会代表会议作出的在各国开展工人通讯运动决议案，指出：工人通讯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日见重要，而且成为建立党与广大工人群众更密切的关系，以及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在过去数年中，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通讯运动，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表现了显著的进步，然而它的发展仍旧是不充分的。”号召各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工人通讯运动的实际计划与领导。共产国际下发的这一决议案，成为中共中央创立中国工农通讯社的催生剂。
1930年5月-6月25日间创建了中国工农通讯社。第一任社长为林电岩。1931年7月林电岩被捕后，由朱镜我接任。中国工农通讯社的任务正如本社出版的《工农通讯集》序文所说：“中国工农通讯社的任务是，在迅速的传达中国革命运动的斗争消息，和帝国主义国民党怎样的在压迫，剥削和屠杀中国广大劳动群众之生活和生命之事绩，于全中国的及全世界的劳动群众之前。”
中国工农通讯社创建后，即着手筹备出版对海外发行的英文版新闻稿，与此同时，也筹备出版发行日文版新闻稿。中国工农通讯社向国外发行的新闻稿总称为《中国工人通讯》，为打字油印，版式与大小如同英文打字机纸张一样。据当事人朱伯深回忆，每期油印80多份，1933年春以前，由朱伯深翻译成英文和打字油印，然后按中宣部事先拟定好的地址，秘密寄往世界各国的革命或进步刊物。1933年初，朱伯深调离中国工农通讯社后，潘企之接替了他的工作。
现已发现，存世的《中国工人通讯》约有35期。存世最早的是1930年11月12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帝国主义在华的海军两个月内攻打红军一〇七次！》。从存世的各期出版时间能够看出，《中国工人通讯》是不定期出版物，在1930年11月12日至1931年1月3日期间，约5至7天出版一期;在1931年1月时，约5天出版一期;自1931年1月23日起，至2月20日止，是14天出版一期;在1931年3月份，约4天左右出版一期;在1931年4月份，上半月是lO天出版一期，下半月是2天出版一期;在1931年5月份，或2天出版一期，或1天出版一期，或3天出版一期，或4天出版一期，出版周期较短;在1931年6月份，或2至3天出版一期，或6天出版一期。
如果按照1930年11月12日至1930年12月27日的出版周期约5天出版一期计算，《中国工人通讯》的创刊日子应在6月20日。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6月25日向忠发给周恩来写的信，清楚地表明《中国工人通讯》此时还未创刊。史料记载，1930年11月12日前，《中国工人通讯》出版了30期。这30期间的出版周期是多少，目前不得而知。如果这30期的出版周期有时少于5天，《中国工人通讯》的创刊日，就可能在7月份。向忠发在6月25日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到，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外发布消息的新闻稿，“预定在下个月出第1期”。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的这个“预定”，不可能是臆想出来的，很可能是有根据的，很可能是计划之中的。因此《中国工人通讯》7月份创刊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通讯》是在中国工农通讯社创建后，迅速筹备创刊的。
目前发现，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报刊和进步报刊，如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创办的以美洲反帝大同盟名义出版的《先鋒》报，日本共产党编辑出版的《共产国际》《无产阶级科学》《无产阶级科学资料月报》等，都曾刊登过中国工农通讯社的新闻稿。日文刊物上就曾出现过1931年3月31日出版的第51号到同年9月29日出版的第113号《中国工人通讯》，共58号，和5期“特别号”。将在日文刊物上发现的《中国工人通讯》的期号排序，与英文版的《中国工人通讯》的期号排序对照，发现两者之间略有不同。由此分析认定，中国工农通讯社可能在印刷发行英文版《中国工人通讯》的同时，也确实根据日本的国情，专门出版过对日本发行的日文版《中国工人通讯》。而且当时的中国工农通讯社的社长及工作人员中数人精通日文，具备出版、发行日文新闻稿的条件。
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外寄发的新闻稿，主要报道了以下内容：（一）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革命团体的通电、宣言和文告。如：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满洲事变的宣言，左翼作家联盟抗议白色恐怖的宣言等;（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法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大纲等;（三）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如平汉路红军的发展壮大，鄂豫皖苏区红军概况，鄂豫皖苏区政权建设等;（四）白区的群众斗争。如：上海五一节群众斗争，白区六月份群众斗争概况，上海公共汽车司售人员大罢工等;（五）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中国革命的罪恶。如：中国的白色恐怖，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镇压纪念五卅运动群众，国民党捕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等。这些报道，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业绩，宣传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蓬蓬勃勃的工农运动，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建设，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清道夫罪恶角色等。
中国工农通讯社创建初期，向世界各国的发稿方式主要是以纸质新闻稿经邮局寄递。当中共中央电台能够稳定地对外发报后，中国工农通讯社也开始向世界各国拍发电讯新闻。有一史实为证。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东北战地的来电《东北红军连占归化永安二城缴获步枪七八百枝无线电三架俘掳敌官兵千余人永安县长一只（当时对敌的习惯蔑称——本文作者注）》，红色中华社也对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在美国出版的《先锋报》于5月1日出版第一一八期时，在头版头条刊登：“本报四月二十九号上海无线电讯：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告，红军占据归化永安二城，并夺获步枪八千余枝，大炮十尊”。这里虽将“缴获步枪七八百枝”误成“夺获步枪八千余枝”，但却很清楚，这条电讯与《红色中华》有关，与上海无线电有关。但要将《红色中华》通过地下交通从瑞金叶坪穿过层层封锁线送到上海，起码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所以上海无线电台要在4月29号或之前通过《红色中华》得到这条消息，根本没有可能，而得到这条消息的唯一渠道，是红色中华社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是说，《先锋报》上刊登的这条新闻，是在无线电传递或编辑过程中，把“红色中华社”误写成《红色中华》报了。而上海能够及时转发这条新闻的，应该只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中国工农通讯社。它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无线电台收到红色中华社发出的这条电讯，也最有可能第一时间通过无线电台从上海转发出这条电讯。由此表露出，在上海的中国工农通讯社除对海外寄发纸质新闻稿外，还用无线电台对海外播发新闻电讯;除用无线电台对海外发稿外，还用无线电台接收红色中华社的新闻电讯，同时还有选择地通过无线电台对外转发红色中华社的新闻稿。这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国工农通讯社，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社之间的新闻交流已实现了。
对国内发行新闻稿《工人通讯》和拍发电讯新闻
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内发稿，迟于对国外发稿。其对国内发稿主要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发行纸质新闻稿《工人通讯》，一种是通过无线电台拍发电讯新闻。
中国工农通讯社对国内发稿始于何时呢？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分析，应该是在1930年12月，比对国外发稿迟5个月。中国工农通讯社出版的对国内发行的新闻稿《工人通讯》，从目前发现的存世新闻稿原件看，1930年12月31日出版了第三期，1931年1月12日出版了第四期，1月15日出版了第五期，1月19日出版了第六期，1月24日出版了第七期。这个时期的《工人通讯》的出版时间，第三期与第四期间隔了12天，第四期与第五期间隔了3天，第五期与第六期间隔了4天，第六期与第七期间隔了5天。这说明《工人通讯》也是不定期刊物。
《工人通讯》为刻写蜡纸油印，据朱伯深回忆，每期“只复写七、八份”。周文回忆：他于1932年底到达上海，在“左联”担任小组长，并负责“左联”内部文件的刻印发行工作。1933年2月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接受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交给他的任务，为“工农通讯社”刻印钢板。工农通讯社的中文稿，主要给各级共产党组织所办的报刊和国内进步报刊寄递。国内最早署名刊登中国工农通讯社新闻稿的报刊，是张闻天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1931年5月15日中国工农通讯社采写了新闻稿《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就署名刊登在1931年6月10日出版的《红旗周报》第十期上。据不完全统计，《红旗周报》从1931年4月到1933年1月，至少刊登中国工农通讯社稿件16篇，近8万字。
1932年1月21日，由于铅印的《红旗周报》，“因为种种印刷上的困难始终不能按期出版，以至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或带有时间性的论文，不能很快的及时的和读者相见”，为补救这一缺点，曾发行《红旗周报》附刊。后又创办《斗争》取代《红旗周报》附刊。《斗争》的主编仍为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张闻天。该刊系油印16开本，不定期刊，大致一个月内出版3期至4期，有时将两期并为合刊出版。临时中央撤离上海后，上海的油印版《斗争》从第35期起由上海中央局（1933年1月下旬成立）仍然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继续出版，1935年2月18日停刊。在上海出版的《斗争》，也经常刊发中国工农通讯社的稿子，比如：1933年5月出版的《斗争》刊发的《最近半年来白区的农民斗争》，1933年7月20日出版的第四十八期刊登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份白区工人斗争》。
中央军委在上海创办的《士兵的话》，也采用中国工农通讯社署名的新闻稿，其中第八期就在“时事消息”栏内刊登中国工农通讯社发出的新闻11条。在上海出版的沪东区委机关报《前线》，在该刊第五十六期上，刊登了两篇工农通讯社的署名稿件，一篇是《申七资本家任意罚钱》，一篇是《同兴资本家敲竹杠》。由此看出，中国工农通讯社也向上海各级党组织所创办的大小刊物发稿。
有同志发表文章说，工农通讯社创办后，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及《中国论坛》，都采用过它的新闻稿。笔者遍查《红旗日报》，没有发现一篇文章和新闻稿署名“中国工农通讯（信）社”或“工农通讯（信）社”。而《中国论坛》是1932年1月13日共产国际远东局以美商名义在上海以合法身份出版的，至同年8月13日，是用英文以报纸形式出版。1932年8月，由于印厂拒绝印刷而停刊。自1933年2月11日复刊至1934年1月13日间，该刊仍以英文出版为主，偶有以英文和中文对照的报纸或杂志形式出版。在《中国论坛》出版发行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派人予以协助。笔者有幸在上海查阅了从美国购买回来的装订成册的影印《中国论坛》全部各期，并未发现中国工农通讯社的署名稿件。
在柏林出版发行德文版《中国工人通讯》
1930年春中国工农通讯社在上海创建后，于1931年开始在德国柏林设立工作机构，办公地点与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社”一起，就在中共旅德支部在柏林市郊的一座公寓里，对外挂的牌子是“中国工农通讯社”。
1933年2月前，由中共旅德支部党员，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主办的“中国通讯社”社长和兼任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通讯社”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报道及专论撰稿人的谢唯进，担任中国工农通讯社在德国柏林出版的《中国工人通讯》的主编和发行人。谢唯进曾撰文介绍：这个《通讯》是用“外国文出版”，“主要是发给各国共产党、工会、群众团体和它们的报刊，供给它们关于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阵营的消息。”笔者托人从存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档案中拿到的档案资料表明，当时在德国柏林出版的《中国工人通讯》是德文版。德国柏林《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曾给共产国际打过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清楚地表明：（一）在德国柏林的《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最迟于1931年4月建立，跟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国工农通讯社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能够比较经常地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国工农通讯社在上海出版发行的英文版新闻稿《中国工人通讯》;（二）在德国柏林建立《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和发行德文版《中国工人通讯》，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所建立和创办;（三）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向世界各国报道中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四）由于资金不足，初创时期的《中国工人通讯》每周只能出版一次，首先是向欧洲国家，然后是向美洲，也个别地分发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报刊和无产阶级组织;（五）《中国工人通讯》每期出版500份;（六）《中国工人通讯》受到广泛的欢迎，各国工人报刊都愿意接收和转载上面的资料与文章，也成为各国共产党员、群众组织和我党在各地的党员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渠道，也被他们在宣传工作中所使用，其影响力是很大的;（七）德国柏林《中国工人通讯》编辑部初期所用经费，主要来自一位去世同志的遗产，小部分来自同志们的捐款。
档案史料还显示，1932年2月后，《中国工人通讯》柏林编辑部可以得到共产国际“从中共的经费中拨出总额为2400金卢布的款项，为期6个月，按月支付”的经费支持，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了改组。改组后，改为每日或隔日出版一期，由初期时的赠阅，改为有价订阅，以弥补经费之不足。在宣传内容上，主要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宣言、通电等，报道中国工农运动的开展情况，报道苏维埃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建设，报道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和动态，揭露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无能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在满洲的暴行，报道中国人民反日运动不断高涨，等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工农通讯社从1930年创办，到1935年初被白色恐怖摧毁，工作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为中国革命，为中共中央的对外对内宣传，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