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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尽管中印两国贸易绝对额增长迅速，但是双方贸易相互依赖程度以及贸易的互补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SMART模型测算的结果显示，中印WA的建立会让中国和印度同时获得贸易增长带来的好处，并且减让前关税水平越高的产品将获得越大的贸易增长。为此，中国与印度应该携手共同推进双边FTA建设，具体采取的对策包括：推动中印多层次交流、不断提高两国市场的透明度、尽快建立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和临时保障机制、优先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积极推动中印贸易投资便利化等。
【关键词】中国-印度FTA 贸易基础 经济效应 对策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的依赖日益加深。强化与周边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共同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作为WTO非歧视原则的例外，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是世界各国倚重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也正在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互利共赢经贸关系的重要载体。截至2013年11月，中国已先后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周边组织或国家签署了FTA，并正在与韩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周边国家开展FTA谈判或联合研究。其中，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伙伴之一。早在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就曾提出建立中国一印度FrA的建议。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共同启动了中印FTA可行性联合研究。2008年8月，两国政府宣布完成FTA可行性联合研究。然而时至今日，中印FTA仍未进入谈判环节。在当前全球竞争性地区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印度FrA进展缓慢实际上是双边关系不进则退的表现。2013年，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为推动中印FrA（Free Trade Area，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从经济动机上讲，一国组建或者参与FTA主要是为了获得贸易利益，即从FTA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量扩张中获得静态和动态经济利益。因此，贸易是FTA的基本面，成员国之间贸易流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是研究FTA的重点。本文以中国与印度贸易流为基础，利用贸易结合度、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中印FTA建设的贸易基础，并利用SMART模型测算中印FTA建立对中印两国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影响，最后就尽快启动中印FTA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一、建立中国一印度FTA的贸易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关系获得了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和印度的相互出口额分别为15.61亿美元和7.35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当年出口总额的0.63%和1.73%。2006年，中国向印度出口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45.81亿美元，占中国当年总出口额的1.5%。2008年，印度对华出口总额也突破百亿，达到100.94亿美元，占印度当年总出口额的5.55%。2012年，中印两国相互出口额分别达到476.77亿美元和148.54亿美元，在各自总出口的占比分别达到2.33%和5.13%。换言之，在2000～2012年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额增长了近31倍，印度对华出口额增长了20倍。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2年，印度自中国进口货物539.41亿美元，占其总进口额的11.03%，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和阿联酋之后的印度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从中国方面来看，2012年印度是中国第七位的出口目的地和排名第17位的进口来源地。以下将借助贸易结合度、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以及贸易互补性指数进一步分析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关系。
（一）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合度
衡量两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仅仅使用绝对贸易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将两国贸易关系密切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而得到结论。布朗（Brown，1949）、小岛清（Kojima，1964）、德斯代尔和格朗特（Drysdale and Garnaut，1982）、安德森（Anderson，1983）以及弗兰克（Frankel，1997）等创立并发展的贸易密集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通常被用来衡量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程度。它的计算公式为：TCDij=（Xij/Xi）/（Mj/Mw），其中TCDij表示i国对j国的贸易结合度；Xij袁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Xi表示i国的出口总额；Mj表示j国的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的进口总额。如果TCDij值小于1，则表明两国之问的贸易联系松散；如果TCDij值大于1，则表明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紧密；如果TCDij值等于1，则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正好处于平均水平。
如表1所示，2000～2012年间，中印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轨迹。先来看中国对印度的贸易结合度：2000年该指数为0.8，至2007年该值达到峰值1.29，2012年回落到0.89。在此13年间，仅有2006～2011年的6年贸易结合度指数大于1，其余的7年指数均小于1。再来看印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2000年该指数为0.54，2005年达到峰值1.29，2012年回落到0.56。在此13年间，仅有2005～2007年的3年贸易结合度指数大于1，其余的7年指数均小于1。由此可见，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与印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关系并未随着两国之间贸易绝对额的增加而增加。换言之，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程度，不及它们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程度。
（二）中国与印度贸易关系的竞争性 目前，巴拉萨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常被用来测算产品的比较优势。它的表达式为：RCAij=（Xij/Xtj）/（Xiw/Xtw），其中Xij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Xtj表示j国的总出口值，Xiw表示全球i产品的出口值，Xtw表示世界总出口值。若RCA大于1，则表示该国在该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否则就不具备比较优势。数值越大，表明比较优势越显著。如果两个国家在同一种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两国在该产品上有较大的可能存在竞争关系。
从表2中可以看出，按照HS2007编码分类的中国21类出口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有6类产品，依次为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RCA为3.81；第20类（杂项制品），RCA为3.01；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RCA为2.84；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RCA为2.49；第13类（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制品等），RCA为2.00；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RCA为1.58。与此同时，印度的21类出口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共有9类，分别是第14类（天然或养殖珍珠等），RCA为4.12；第2类（植物产品等），RCA为2.86；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RCA为2.69；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RCA为1.74；第5类（矿产品等），RCA为1.49；第1类（活动物、动物产品等），RCA为1.30；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RCA为1.15；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RCA为1.06；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等），RCA为1.01。通过对比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类别可以发现，中国和印度在第8类、第11类和第12类产品上均有比较优势，中印两国可能在此三种产品上存在竞争关系。
（三）中国与印度贸易关系的互补性
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是在RCA基础上计算的指数，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同类产品某种产品的出口和另一个国家的进口的吻合程度。出口国i与进口国j在k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计算公式为：TCIkij=RCAkxj×RCAkmj。其中RCAkxi为i国在k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mj为j国在k产品上的显性比较劣势指数。所谓显性比较劣势的计算公式为：RCAkmj=（Mkj/Mj）/（Mkiw/Mjw），其中M；为j国k产品的进口额，M{为j国的总进口额，Mkjw为世界对K产品的进口额，Mjw为世界的总进口额。RCAkxi越大，则i国k产品的相对优势越明显；RCAkmj越大，则j国k产品的相对劣势越明显。根据定义可以得出，当一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种类与另一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种类重叠程度越高时，两国的互补性指数（TCI）越大；相反，则两国的互补性指数越小。一般来说，如果TCI大于1，我们可以判定两国在k类商品贸易中存在互补性；反之，则没有互补性。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对印度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的只有第6类产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TCI指数为3.59。而印度出口对中国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的有5类产品，依次是：第20类（杂项制品），TCI指数为3.38；第13类（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等），TCI指数为1.80；第14类（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等），TCI指数为1.74；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等），TCI指数为1.69；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TCI指数为1.07。总体来讲，中印两国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的相对较少，而且贸易互补性指数的数值较小，说明中国和印度双边贸易存在互补性，但程度相对较弱。
因此，根据以上指数分析不难发现：尽管中印两国间贸易绝对额增长迅速，但是就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而言，对照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还存在较大空间。尤其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分工协调之后，两国可以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升双方贸易的互补性，减少相互的竞争性，促成两国间贸易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实现两国经济的互利共赢。
二、建立中国一印度FTA的经济影响
对于FTA经济利益和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维纳，他在研究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时开创性地提出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并认为建立关税同盟并不一定提高福利，能否提高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高低。本文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等联合开发的SMART（Single Market Panial Equilibrium StimulationT001）模型，对中印FFA的贸易转移、贸易创造以及总体贸易效应进行数量测度。SMART模型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模拟关税削减后各种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变化来分析FTA的贸易效应。该模型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对数据需求量较少，其主要需要的贸易流量、关税率等数据均可以在WITS（World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中获取。该模型还可以对商品种类进行高度细分，这种基于高分位商品的分析可以有效地避免归并性偏差（aggregation bia-ses）。SMART模型引入阿明顿假定（The Armington Assumption），即从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在阿明顿假设下，消费者的最优化选择包含两步：第一步，根据由不同来源地商品价格复合成的价格指数决定最优商品进口量；第二步，根据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商品之间的阿明顿替代弹性，确定从每个伙伴国的产品最优进口量。SMART模型模拟假定在中印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后，两国按照协议分别降低各自的进口关税水平（逐步实现零关税）、取消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政策。这些措施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贸易创造效应，即关税下降使得自印度（中国）的进口产品在中国（印度）国内价格下跌，从而导致中国（印度）对印度（中国）进口需求增加；二是贸易转移效应，即中国与印度降低双边进口关税之后，由于来自印度（中国）的进口商品比来自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同类商品具有了价格上的优势，导致部分中国（印度）原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转移为对印度（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 （一）中印双边贸易量和关税的行业分布
在用SMART模型进行模拟前，我们先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TRAINS）数据库提供的HS6分位双边贸易和关税数据，对中印两国之间各部类的贸易流量和进口关税进行简要分析。由于TRAINS数据库中印度关税数据只更新到2009年，本文选取2009年中印双边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和模拟。为了使结果更易于理解，本文将报告的结果汇总到了HS标准下二分位的产品类别，各类商品的税率按照各类商品的双边贸易额加权平均得到。经过计算发现，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中，矿产品（第5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品（第11类）和贱金属及其制品（第15类）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第16类）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6类）和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11类）。对比两国的双边关税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度进口比较多的产品类别设立的关税较低，而印度对中国的关税水平整体还处于较高水平，即使是进口比较多的行业关税也相对较高。经计算，2009年中国对印度进口商品所征收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为1.63%，而印度对中国进口商品所征收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为9.12%。
（二）中印FTA的短期贸易效应
本文的模拟测算以2009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为基础，依据的税率取自TRAINS数据库。本文将模拟场景分为短期（场景1）和长期（场景2）两种，分别对中印关税相互减让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作出分析和模拟。短期场景中，中印双边进口关税被部分削减。在长期场景中，双边进口关税削减至零。在SMART模拟中，将场景1中不同来源地的进口商品之间的阿明顿替代弹性值取为1.5，瑞士公式中的A取值设为0.5，来设定一个相对较小的关税减让幅度。
从表4可以看出，在场景1中，中国对印度的行业加权平均关税从1.63%降至1.47%，从印度进口的产品出现了1.02%的涨幅。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当属第12类产品（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因为该产品减让之前的关税率最高，在FTA中的减让幅度也最大，导致进口增长率也最高，达到22.41%。此外，还有一些产品也因关税减让幅度较大而出现了较大的进口增长。如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第3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等）、第2类（植物产品）和第20类（杂项制品）。以上产品进口额的增加会对中国相应的产品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就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总效应而言，除了上述关税减让程度较高的产品分类可以获得较大的贸易总效益之外，第5类（矿产品）、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和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虽然关税减让幅度不如前面提到的商品类别，但是，由于其进口额较大，也可以获得较高的贸易总效应。总的来看，中国在此轮关税减让中的贸易创造效应为10836.62万美元，贸易转移效应为2712.80万美元，总体贸易效应为13549.42万美元。
关税减让之后，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幅度为6.83%，比相同场景中中国从印度进口增长的幅度要大。同时，印度获得214424.89万美元的贸易总效应，也比中国获得的要多。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对中国产品所设的初始关税水平较高，关税减让引起的关税降低幅度较大，随之带来的进口增长和贸易总效应也就越高。具体来讲，进口增长率最高的产品类别是第4类产品（食品；饮料、酒及醋等），高达139.85%，但由于其进口额相对较低，关税减让引起的贸易总效应不如一些其他产品。除了食品、烟草之外，进口增长率较大的产品依次有第2类（植物产品）、第21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第十类（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等）、第1类（活动物及动物产品）及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关税减让产生贸易总效应最高的产品是第17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其次依序为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和第4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等）。
总的来看，经过部分关税减让，中国和印度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贸易收益。相比较而言，减让前关税水平较高的产品获得了更大的贸易扩张。在减让前，印度的整体进口关税水平高于中国，因此经过关税减让之后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贸易收益。
（三）中印FTA的长期贸易效应
场景2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长期减让之后的情形。因此，我们比较乐观地将场景2中的新关税水平设定为0。换言之，长期中，各个商品类别的关税逐渐降至0，会在短期关税减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两国间的贸易，提高相互进口和贸易总效应。
如表6所示，如果中国对从印度进口的产品给予零关税，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各类产品都在短期的基础上继续增加，贸易总效应较大的几个产品类别也基本与短期保持一致。根据模拟的结果，进口增长率超过20%的产品依次是：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第3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等）、第2类（植物产品等）、第17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等）、第20类（杂项制品）、第21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中国将从中获得105393.32万美元的总贸易效应。
同样，在长期中印度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降至零。如表7的模拟结果所示，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额将增长34.36%，并获得1079051.36万美元的贸易效应。其中，第14类（珍珠、宝石等）的进口增长率最高，为1487.53%，其次是第17类（车辆及运输设备等）和第12类（鞋、帽等），进口增长率分别达到1458.75%和626.55%。除此之外，第4类（食品、饮料等）、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等）、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等）、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和第2类（植物产品）的进口也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在长期中印度对中国的关税减让，产生的贸易效应最多的产品类别与在短期内测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总的来看，中印FTA的长期贸易效应会大于其短期贸易效应。但是跟短期效应一致的地方在于，减让前关税水平越高的产品在FTA建立之后获益越大。整体上而言，尽管中印两国都会从FTA中获得贸易收益，但是印度所得的收益要大于中国所得的收益。
三、推动中国一印度FTA建立的对策建议
如前面模拟分析结果所示，中印两国都会从FTA建设中获得贸易收益。目前，中印两国都已意识到加强彼此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正在努力为中印FTA的建立创造良好条件。但是作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FTA本质上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其建设与发展的基础需要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中印两国同为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的目标，拥有一个支撑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是共同的追求。以此角度而言，中国与印度都有动力去建设一个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FTA。具体而言，中国一印度FTA的建设与发展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第一，推动中印两国多层次交流，凝聚更多的尽快建立中国一印度FTA的共识。目前，中印FTA还停留在可行性研究完成阶段，近年来没有丝毫进展。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双方在组建FTA问题上的共识不够。尽管双方都意识到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都一再表示加强合作的决心和意愿，但是由于FTA可能对部分产业带来负面影响，使得两国的共识迟迟没有达成。由此也凸显了推动两国多层次交流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其一，中印两国应强化各个合作和对话领域的关联性，整合各种磋商形式成为一个“一揽子”合作机制。其二，充分调动“官产学研用”各层次的力量，举办形式多样的对话和合作，丰富双边对话和磋商机制的内容。其三，重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目前，中国的FTA战略和经济外交工作不仅应着眼于“利”，也要突出“义”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同属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加强文化交流有助于强化双方在“利”问题上的共识，促使双方更好地在“大利”而非“小利”层面开展合作。通过以上对话和交流，为中国一印度FTA的谈判与建立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
第二，渐进式推动中国一印度FTA建设与发展，不断提高两国市场的透明度。中国一印度FTA建设与发展需要考虑两国的现实基础，具体包括两国经贸联系的现状、两国经贸合作的现有机制以及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现状等。从两国经贸联系现状而言，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印贸易关系发展迅速，拥有建立FTA的现实基础，但是两国贸易结构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竞争性问题。在关税减让过程中，应优先削减或取消中印贸易领域中互补性较强产品的关税壁垒。逐步减少或消除中印两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存在现有及潜在互补性产业的非关税壁垒，放宽其市场准入门槛。其中，中国应适度放宽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入中国的准入标准，印度应适度放宽中国的冶金及矿业、电信等服务业进入印度的准入标准。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两国在渐进推动FTA过程中，还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市场的透明度，这是对双方共同推进FTA建设至关重要的内容。按照国际惯例，FTA相关的透明度规定应包括：其一，缔约双方应及时公布或用其他方式公开提供各自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行政程序、行政裁决、司法判决，以及各方加入的、与投资行为有关或影响投资行为的国际协定。缔约国政府应让公众容易获得主管该法律、法规、行政程序及行政裁决的机关的名称及地址。其二，缔约一方制定或者修改显著影响本协定实施及运行的法律、法规的，该缔约方应尽力保证此法律、法规的公布或公开与生效之间有合理的时间间隔，但涉及国家安全、外汇汇率、货币政策以及公布后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法律、法规除外。其三，应另一缔约方请求，各缔约方均应在合理期限内通过现有双边渠道，对关于该缔约方任何实际或建议的、可能重大影响另一缔约方及其投资者在本协定项下权益的措施，回应另一缔约方的具体问题并提供信息。其四，各缔约方应当依据其法律法规，事先公布会影响本协定所涵盖的任何事项的普适性法规；向公众提供就投资相关法规发表意见的合理机会，并且在该法规通过前考虑这些意见。
第三，尽快建立贸易投资争端解决和临时保障机制，优先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目前，随着中印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印之间的贸易摩擦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印度已经成为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可以预见，在中印FTA渐进式实施过程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这就要求两国必须做好准备，建立相应的贸易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及中印贸易摩擦，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可能回避。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2016年之前印度不必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印度的产业界人士比较担心，一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会让印度的相关产品遭受灭顶之灾。故而，印度商工部部长卡玛尔·纳什在2005年的WTO部长级会议上说，唯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印度的认可，印中两国才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印度的这一认识实际上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提升至建立中印FTA的核心。该问题不仅阻碍了中印FTA的谈判进程，也为印度对中国滥用反倾销调查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不管是中国或者印度与其他国家组建FTA，都可能让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受到冲击。只要设计一定的缓冲期以及临时保障机制，就可能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最小化，并可最大限度地分享FTA带来的好处。例如，中国与智利签署FTA中曾对贸易的临时保障作出规定：“如果由于按照本协定规定降低或消除关税，导致一受益于本协定项下优惠关税待遇的产品被进口至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数量绝对增加或相对于国内产量相对增加，且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进口缔约方可仅在过渡期内采用（第二款所规定的）保障措施。”再如，中国和日本、韩国在签署的《中日韩投资协定》中还专门设置了《临时保障条款》并约定：“出现以下任何情形，缔约一方可采取或维持与其在第三条项下跨境资本交易相关义务及其在第十三条项下义务不相符的措施：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外部财政困难或迹象；或在特殊情况下，资金流动造成或有迹象造成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货币及外汇政策）严重困难。”中国和印度可以借鉴以上临时保障规定，降低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风险，相互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为中印FTA的谈判与建立消除核心障碍。
第四，优先推动能力建设，提升中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性。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组建FTA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国内反对和抵制。从长期来看，组建中印FTA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但是FTA在短期内带来的冲击也不容忽视，需要两国政府在推动FTA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优先开展能力建设，尤其向那些遭受冲击的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等。与此同时，提升中印FTA中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性。其一，在FTA框架内深化和共同推进中印之间的贸易便利化进程，进一步提升现有的贸易便利化合作机制，落实有关部门的机制化合作。中印两国在各自已签署的VIA中，均已在海关合作、标准与一致化以及其他与便利化相关领域建立的专门委员会制度，由各相关政府部门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定期会晤，以进一步改进和协调各方的政策措施，更好地提高合作效率。中印的贸易便利化合作也可采取此种形式，以在现有部级非机制化交流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合作的重视程度，提高工作效率。其二，倡议加强信息共享，进一步增进中印两国在政策层面的交流与理解。在未来的中印FTA合作框架内，中国应倡议加强中印两国间政策沟通与交流，促进信息共享，同时深化政策措施的协同与合作。应主张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政府间论坛及研讨活动，彼此了解便利化政策措施，并寻找最佳政策及措施范例加以推广和普及。其三，增强经济技术合作。快捷便利的现代化贸易政策和措施是以先进的信息、网络、检验检疫以及物流等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为依托的，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相关技术和人员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在未来的中印FTA中，两国应主张重视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在海关管理、动植物检验检疫及人员流动等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满足未来中印日益增强的经贸往来需求。
（编辑 吴兆礼）
【关键词】中国-印度FTA 贸易基础 经济效应 对策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的依赖日益加深。强化与周边主要国家的经济联系，共同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作为WTO非歧视原则的例外，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是世界各国倚重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也正在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互利共赢经贸关系的重要载体。截至2013年11月，中国已先后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周边组织或国家签署了FTA，并正在与韩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周边国家开展FTA谈判或联合研究。其中，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伙伴之一。早在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时就曾提出建立中国一印度FrA的建议。2005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总理共同启动了中印FTA可行性联合研究。2008年8月，两国政府宣布完成FTA可行性联合研究。然而时至今日，中印FTA仍未进入谈判环节。在当前全球竞争性地区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印度FrA进展缓慢实际上是双边关系不进则退的表现。2013年，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实现互访，为推动中印FrA（Free Trade Area，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从经济动机上讲，一国组建或者参与FTA主要是为了获得贸易利益，即从FTA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量扩张中获得静态和动态经济利益。因此，贸易是FTA的基本面，成员国之间贸易流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是研究FTA的重点。本文以中国与印度贸易流为基础，利用贸易结合度、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分析中印FTA建设的贸易基础，并利用SMART模型测算中印FTA建立对中印两国贸易流向和流量的影响，最后就尽快启动中印FTA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一、建立中国一印度FTA的贸易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关系获得了快速发展。2000年中国和印度的相互出口额分别为15.61亿美元和7.35亿美元，分别占两国当年出口总额的0.63%和1.73%。2006年，中国向印度出口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45.81亿美元，占中国当年总出口额的1.5%。2008年，印度对华出口总额也突破百亿，达到100.94亿美元，占印度当年总出口额的5.55%。2012年，中印两国相互出口额分别达到476.77亿美元和148.54亿美元，在各自总出口的占比分别达到2.33%和5.13%。换言之，在2000～2012年间，中国对印度的出口额增长了近31倍，印度对华出口额增长了20倍。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12年，印度自中国进口货物539.41亿美元，占其总进口额的11.03%，使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中国也是继美国和阿联酋之后的印度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从中国方面来看，2012年印度是中国第七位的出口目的地和排名第17位的进口来源地。以下将借助贸易结合度、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以及贸易互补性指数进一步分析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关系。
（一）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合度
衡量两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仅仅使用绝对贸易量是不够的，还需要将两国贸易关系密切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而得到结论。布朗（Brown，1949）、小岛清（Kojima，1964）、德斯代尔和格朗特（Drysdale and Garnaut，1982）、安德森（Anderson，1983）以及弗兰克（Frankel，1997）等创立并发展的贸易密集指数（trade intensity index），通常被用来衡量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程度。它的计算公式为：TCDij=（Xij/Xi）/（Mj/Mw），其中TCDij表示i国对j国的贸易结合度；Xij袁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Xi表示i国的出口总额；Mj表示j国的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的进口总额。如果TCDij值小于1，则表明两国之问的贸易联系松散；如果TCDij值大于1，则表明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紧密；如果TCDij值等于1，则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正好处于平均水平。
如表1所示，2000～2012年间，中印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轨迹。先来看中国对印度的贸易结合度：2000年该指数为0.8，至2007年该值达到峰值1.29，2012年回落到0.89。在此13年间，仅有2006～2011年的6年贸易结合度指数大于1，其余的7年指数均小于1。再来看印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2000年该指数为0.54，2005年达到峰值1.29，2012年回落到0.56。在此13年间，仅有2005～2007年的3年贸易结合度指数大于1，其余的7年指数均小于1。由此可见，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与印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关系并未随着两国之间贸易绝对额的增加而增加。换言之，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程度，不及它们各自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程度。
（二）中国与印度贸易关系的竞争性 目前，巴拉萨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常被用来测算产品的比较优势。它的表达式为：RCAij=（Xij/Xtj）/（Xiw/Xtw），其中Xij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Xtj表示j国的总出口值，Xiw表示全球i产品的出口值，Xtw表示世界总出口值。若RCA大于1，则表示该国在该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否则就不具备比较优势。数值越大，表明比较优势越显著。如果两个国家在同一种产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两国在该产品上有较大的可能存在竞争关系。
从表2中可以看出，按照HS2007编码分类的中国21类出口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有6类产品，依次为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RCA为3.81；第20类（杂项制品），RCA为3.01；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RCA为2.84；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RCA为2.49；第13类（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制品等），RCA为2.00；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RCA为1.58。与此同时，印度的21类出口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共有9类，分别是第14类（天然或养殖珍珠等），RCA为4.12；第2类（植物产品等），RCA为2.86；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等），RCA为2.69；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RCA为1.74；第5类（矿产品等），RCA为1.49；第1类（活动物、动物产品等），RCA为1.30；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RCA为1.15；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RCA为1.06；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等），RCA为1.01。通过对比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类别可以发现，中国和印度在第8类、第11类和第12类产品上均有比较优势，中印两国可能在此三种产品上存在竞争关系。
（三）中国与印度贸易关系的互补性
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是在RCA基础上计算的指数，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同类产品某种产品的出口和另一个国家的进口的吻合程度。出口国i与进口国j在k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计算公式为：TCIkij=RCAkxj×RCAkmj。其中RCAkxi为i国在k产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kmj为j国在k产品上的显性比较劣势指数。所谓显性比较劣势的计算公式为：RCAkmj=（Mkj/Mj）/（Mkiw/Mjw），其中M；为j国k产品的进口额，M{为j国的总进口额，Mkjw为世界对K产品的进口额，Mjw为世界的总进口额。RCAkxi越大，则i国k产品的相对优势越明显；RCAkmj越大，则j国k产品的相对劣势越明显。根据定义可以得出，当一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种类与另一国进口的主要商品种类重叠程度越高时，两国的互补性指数（TCI）越大；相反，则两国的互补性指数越小。一般来说，如果TCI大于1，我们可以判定两国在k类商品贸易中存在互补性；反之，则没有互补性。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国出口对印度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的只有第6类产品（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TCI指数为3.59。而印度出口对中国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的有5类产品，依次是：第20类（杂项制品），TCI指数为3.38；第13类（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等），TCI指数为1.80；第14类（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等），TCI指数为1.74；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等），TCI指数为1.69；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等），TCI指数为1.07。总体来讲，中印两国贸易互补性指数大于1的相对较少，而且贸易互补性指数的数值较小，说明中国和印度双边贸易存在互补性，但程度相对较弱。
因此，根据以上指数分析不难发现：尽管中印两国间贸易绝对额增长迅速，但是就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而言，对照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还存在较大空间。尤其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及分工协调之后，两国可以进一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升双方贸易的互补性，减少相互的竞争性，促成两国间贸易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实现两国经济的互利共赢。
二、建立中国一印度FTA的经济影响
对于FTA经济利益和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维纳，他在研究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时开创性地提出了“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和“贸易转移”（tradediversion），并认为建立关税同盟并不一定提高福利，能否提高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高低。本文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等联合开发的SMART（Single Market Panial Equilibrium StimulationT001）模型，对中印FFA的贸易转移、贸易创造以及总体贸易效应进行数量测度。SMART模型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通过模拟关税削减后各种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变化来分析FTA的贸易效应。该模型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对数据需求量较少，其主要需要的贸易流量、关税率等数据均可以在WITS（World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中获取。该模型还可以对商品种类进行高度细分，这种基于高分位商品的分析可以有效地避免归并性偏差（aggregation bia-ses）。SMART模型引入阿明顿假定（The Armington Assumption），即从不同国家进口的产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在阿明顿假设下，消费者的最优化选择包含两步：第一步，根据由不同来源地商品价格复合成的价格指数决定最优商品进口量；第二步，根据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商品之间的阿明顿替代弹性，确定从每个伙伴国的产品最优进口量。SMART模型模拟假定在中印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后，两国按照协议分别降低各自的进口关税水平（逐步实现零关税）、取消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政策。这些措施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贸易创造效应，即关税下降使得自印度（中国）的进口产品在中国（印度）国内价格下跌，从而导致中国（印度）对印度（中国）进口需求增加；二是贸易转移效应，即中国与印度降低双边进口关税之后，由于来自印度（中国）的进口商品比来自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同类商品具有了价格上的优势，导致部分中国（印度）原先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需求，转移为对印度（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 （一）中印双边贸易量和关税的行业分布
在用SMART模型进行模拟前，我们先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分析与信息系统（TRAINS）数据库提供的HS6分位双边贸易和关税数据，对中印两国之间各部类的贸易流量和进口关税进行简要分析。由于TRAINS数据库中印度关税数据只更新到2009年，本文选取2009年中印双边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和模拟。为了使结果更易于理解，本文将报告的结果汇总到了HS标准下二分位的产品类别，各类商品的税率按照各类商品的双边贸易额加权平均得到。经过计算发现，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商品中，矿产品（第5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品（第11类）和贱金属及其制品（第15类）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第16类）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6类）和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11类）。对比两国的双边关税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度进口比较多的产品类别设立的关税较低，而印度对中国的关税水平整体还处于较高水平，即使是进口比较多的行业关税也相对较高。经计算，2009年中国对印度进口商品所征收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为1.63%，而印度对中国进口商品所征收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为9.12%。
（二）中印FTA的短期贸易效应
本文的模拟测算以2009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为基础，依据的税率取自TRAINS数据库。本文将模拟场景分为短期（场景1）和长期（场景2）两种，分别对中印关税相互减让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作出分析和模拟。短期场景中，中印双边进口关税被部分削减。在长期场景中，双边进口关税削减至零。在SMART模拟中，将场景1中不同来源地的进口商品之间的阿明顿替代弹性值取为1.5，瑞士公式中的A取值设为0.5，来设定一个相对较小的关税减让幅度。
从表4可以看出，在场景1中，中国对印度的行业加权平均关税从1.63%降至1.47%，从印度进口的产品出现了1.02%的涨幅。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当属第12类产品（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因为该产品减让之前的关税率最高，在FTA中的减让幅度也最大，导致进口增长率也最高，达到22.41%。此外，还有一些产品也因关税减让幅度较大而出现了较大的进口增长。如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第3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等）、第2类（植物产品）和第20类（杂项制品）。以上产品进口额的增加会对中国相应的产品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就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总效应而言，除了上述关税减让程度较高的产品分类可以获得较大的贸易总效益之外，第5类（矿产品）、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和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虽然关税减让幅度不如前面提到的商品类别，但是，由于其进口额较大，也可以获得较高的贸易总效应。总的来看，中国在此轮关税减让中的贸易创造效应为10836.62万美元，贸易转移效应为2712.80万美元，总体贸易效应为13549.42万美元。
关税减让之后，从中国进口的增长幅度为6.83%，比相同场景中中国从印度进口增长的幅度要大。同时，印度获得214424.89万美元的贸易总效应，也比中国获得的要多。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对中国产品所设的初始关税水平较高，关税减让引起的关税降低幅度较大，随之带来的进口增长和贸易总效应也就越高。具体来讲，进口增长率最高的产品类别是第4类产品（食品；饮料、酒及醋等），高达139.85%，但由于其进口额相对较低，关税减让引起的贸易总效应不如一些其他产品。除了食品、烟草之外，进口增长率较大的产品依次有第2类（植物产品）、第21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第十类（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等）、第1类（活动物及动物产品）及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关税减让产生贸易总效应最高的产品是第17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其次依序为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和第4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等）。
总的来看，经过部分关税减让，中国和印度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贸易收益。相比较而言，减让前关税水平较高的产品获得了更大的贸易扩张。在减让前，印度的整体进口关税水平高于中国，因此经过关税减让之后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贸易收益。
（三）中印FTA的长期贸易效应
场景2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长期减让之后的情形。因此，我们比较乐观地将场景2中的新关税水平设定为0。换言之，长期中，各个商品类别的关税逐渐降至0，会在短期关税减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两国间的贸易，提高相互进口和贸易总效应。
如表6所示，如果中国对从印度进口的产品给予零关税，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各类产品都在短期的基础上继续增加，贸易总效应较大的几个产品类别也基本与短期保持一致。根据模拟的结果，进口增长率超过20%的产品依次是：第8类（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等）、第12类（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第3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等）、第2类（植物产品等）、第17类（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等）、第20类（杂项制品）、第21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第11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中国将从中获得105393.32万美元的总贸易效应。
同样，在长期中印度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降至零。如表7的模拟结果所示，印度从中国的进口额将增长34.36%，并获得1079051.36万美元的贸易效应。其中，第14类（珍珠、宝石等）的进口增长率最高，为1487.53%，其次是第17类（车辆及运输设备等）和第12类（鞋、帽等），进口增长率分别达到1458.75%和626.55%。除此之外，第4类（食品、饮料等）、第15类（贱金属及其制品等）、第16类（机器、机械器具等）、第6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和第2类（植物产品）的进口也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在长期中印度对中国的关税减让，产生的贸易效应最多的产品类别与在短期内测算的结果基本一致。 总的来看，中印FTA的长期贸易效应会大于其短期贸易效应。但是跟短期效应一致的地方在于，减让前关税水平越高的产品在FTA建立之后获益越大。整体上而言，尽管中印两国都会从FTA中获得贸易收益，但是印度所得的收益要大于中国所得的收益。
三、推动中国一印度FTA建立的对策建议
如前面模拟分析结果所示，中印两国都会从FTA建设中获得贸易收益。目前，中印两国都已意识到加强彼此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正在努力为中印FTA的建立创造良好条件。但是作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形式，FTA本质上也是一种集体行为，其建设与发展的基础需要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中印两国同为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共同的目标，拥有一个支撑经济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是共同的追求。以此角度而言，中国与印度都有动力去建设一个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FTA。具体而言，中国一印度FTA的建设与发展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进。
第一，推动中印两国多层次交流，凝聚更多的尽快建立中国一印度FTA的共识。目前，中印FTA还停留在可行性研究完成阶段，近年来没有丝毫进展。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双方在组建FTA问题上的共识不够。尽管双方都意识到加强合作的重要性，都一再表示加强合作的决心和意愿，但是由于FTA可能对部分产业带来负面影响，使得两国的共识迟迟没有达成。由此也凸显了推动两国多层次交流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其一，中印两国应强化各个合作和对话领域的关联性，整合各种磋商形式成为一个“一揽子”合作机制。其二，充分调动“官产学研用”各层次的力量，举办形式多样的对话和合作，丰富双边对话和磋商机制的内容。其三，重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目前，中国的FTA战略和经济外交工作不仅应着眼于“利”，也要突出“义”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同属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加强文化交流有助于强化双方在“利”问题上的共识，促使双方更好地在“大利”而非“小利”层面开展合作。通过以上对话和交流，为中国一印度FTA的谈判与建立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
第二，渐进式推动中国一印度FTA建设与发展，不断提高两国市场的透明度。中国一印度FTA建设与发展需要考虑两国的现实基础，具体包括两国经贸联系的现状、两国经贸合作的现有机制以及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现状等。从两国经贸联系现状而言，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中印贸易关系发展迅速，拥有建立FTA的现实基础，但是两国贸易结构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竞争性问题。在关税减让过程中，应优先削减或取消中印贸易领域中互补性较强产品的关税壁垒。逐步减少或消除中印两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存在现有及潜在互补性产业的非关税壁垒，放宽其市场准入门槛。其中，中国应适度放宽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入中国的准入标准，印度应适度放宽中国的冶金及矿业、电信等服务业进入印度的准入标准。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两国在渐进推动FTA过程中，还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市场的透明度，这是对双方共同推进FTA建设至关重要的内容。按照国际惯例，FTA相关的透明度规定应包括：其一，缔约双方应及时公布或用其他方式公开提供各自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行政程序、行政裁决、司法判决，以及各方加入的、与投资行为有关或影响投资行为的国际协定。缔约国政府应让公众容易获得主管该法律、法规、行政程序及行政裁决的机关的名称及地址。其二，缔约一方制定或者修改显著影响本协定实施及运行的法律、法规的，该缔约方应尽力保证此法律、法规的公布或公开与生效之间有合理的时间间隔，但涉及国家安全、外汇汇率、货币政策以及公布后会妨碍法律实施的其他法律、法规除外。其三，应另一缔约方请求，各缔约方均应在合理期限内通过现有双边渠道，对关于该缔约方任何实际或建议的、可能重大影响另一缔约方及其投资者在本协定项下权益的措施，回应另一缔约方的具体问题并提供信息。其四，各缔约方应当依据其法律法规，事先公布会影响本协定所涵盖的任何事项的普适性法规；向公众提供就投资相关法规发表意见的合理机会，并且在该法规通过前考虑这些意见。
第三，尽快建立贸易投资争端解决和临时保障机制，优先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目前，随着中印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印之间的贸易摩擦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印度已经成为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可以预见，在中印FTA渐进式实施过程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进一步加剧，这就要求两国必须做好准备，建立相应的贸易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提及中印贸易摩擦，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可能回避。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协议，2016年之前印度不必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印度的产业界人士比较担心，一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会让印度的相关产品遭受灭顶之灾。故而，印度商工部部长卡玛尔·纳什在2005年的WTO部长级会议上说，唯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印度的认可，印中两国才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印度的这一认识实际上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提升至建立中印FTA的核心。该问题不仅阻碍了中印FTA的谈判进程，也为印度对中国滥用反倾销调查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不管是中国或者印度与其他国家组建FTA，都可能让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受到冲击。只要设计一定的缓冲期以及临时保障机制，就可能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冲击最小化，并可最大限度地分享FTA带来的好处。例如，中国与智利签署FTA中曾对贸易的临时保障作出规定：“如果由于按照本协定规定降低或消除关税，导致一受益于本协定项下优惠关税待遇的产品被进口至一缔约方领土内的数量绝对增加或相对于国内产量相对增加，且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进口缔约方可仅在过渡期内采用（第二款所规定的）保障措施。”再如，中国和日本、韩国在签署的《中日韩投资协定》中还专门设置了《临时保障条款》并约定：“出现以下任何情形，缔约一方可采取或维持与其在第三条项下跨境资本交易相关义务及其在第十三条项下义务不相符的措施：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及外部财政困难或迹象；或在特殊情况下，资金流动造成或有迹象造成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货币及外汇政策）严重困难。”中国和印度可以借鉴以上临时保障规定，降低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风险，相互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为中印FTA的谈判与建立消除核心障碍。
第四，优先推动能力建设，提升中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性。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组建FTA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会遭遇一定程度的国内反对和抵制。从长期来看，组建中印FTA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但是FTA在短期内带来的冲击也不容忽视，需要两国政府在推动FTA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中优先开展能力建设，尤其向那些遭受冲击的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培训等。与此同时，提升中印FTA中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性。其一，在FTA框架内深化和共同推进中印之间的贸易便利化进程，进一步提升现有的贸易便利化合作机制，落实有关部门的机制化合作。中印两国在各自已签署的VIA中，均已在海关合作、标准与一致化以及其他与便利化相关领域建立的专门委员会制度，由各相关政府部门及专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定期会晤，以进一步改进和协调各方的政策措施，更好地提高合作效率。中印的贸易便利化合作也可采取此种形式，以在现有部级非机制化交流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对合作的重视程度，提高工作效率。其二，倡议加强信息共享，进一步增进中印两国在政策层面的交流与理解。在未来的中印FTA合作框架内，中国应倡议加强中印两国间政策沟通与交流，促进信息共享，同时深化政策措施的协同与合作。应主张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政府间论坛及研讨活动，彼此了解便利化政策措施，并寻找最佳政策及措施范例加以推广和普及。其三，增强经济技术合作。快捷便利的现代化贸易政策和措施是以先进的信息、网络、检验检疫以及物流等技术和高素质的人才为依托的，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相关技术和人员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在未来的中印FTA中，两国应主张重视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在海关管理、动植物检验检疫及人员流动等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满足未来中印日益增强的经贸往来需求。
（编辑 吴兆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