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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路遥的生平及创作历程中，北京知青及其与知青的婚恋对他影响颇大。本文主要就路遥与知青的读书交谊、婚恋交谊等方面来分析对路遥的影响，这不仅扩宽了他的读书范围、开阔了视野，更是婚恋生活也与知青相关，并进而影响了他的创作。
关键词：知青;婚恋;路遥;影响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先后有2.72万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1]一方面，满怀理想的北京知青来到当时连基本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延安农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面，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延安本地农村青年亦通过知青，获得了了解国家和党的政策的机会，找到了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陕北青年吃苦耐劳、克己奋进的性格感动知青;知青又通过知识、通过视界让本地青年敢于“仰望星空”，两者之间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共同成长。路遥就是其中之一。路遥当年交往的诸多朋友就是北京知青，如陶正、陶海粟等人，其初恋情人林虹和妻子林达都是北京知青，这绝不是偶然的，为此路遥还曾说过“抽烟最好是大前门，婆姨最好是北京人。”[2]且认为“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3]在与知青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对文艺政策的理解、精神思想的直观或深刻感受，都在不自觉中传达给路遥，言传身教般地影响着路遥的文学创作。路遥也通过知青们获得成长，在恋爱与婚姻中达到自己明确的功利目的性。由此可见，在京都文化和乡土习俗的碰撞与融合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时代精神不仅为路遥的创作铺设了丰富的社会背景，也为其更深层次更全面理解把握文艺政策营造了氛围，从而让他在这平凡的世界中发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
作为北京知青的恋人和妻子，路遥与她们的婚恋生活结局是悲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创作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底层小伙子都被干部女儿倒追，如黄亚萍主动追求高加林、吴亚玲看上马建强、田润叶塞以身相许的小纸条给孙少安、田晓霞示爱孙少平等。这些女性人物，大部分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高干子弟，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有追求，美丽善良，为什么就偏偏喜欢倒追这些农村穷小伙呢？比如家庭背景强大的田晓霞似乎是为了孙少平而存在，屡次三番地帮他解决困扰;田润叶父亲是村支书，二爸是高官并长期待在其家，与孙少安青梅竹马并勇敢示爱，为了成全二爸政治前途与官二代李向前结婚，却在这无爱婚姻中伤人伤己，最后反倒是李向前断腿了，她反其道爱上向前，过上了美满生活，这一路来一直是满满正能量的姿态;秀莲更是及时出现，抚慰了孙少安的心灵，不仅不要彩礼，还从娘家筹钱给少安创业，真正做到了贤妻良母。此外，农村姑娘或城市身体残缺姑娘也喜欢着这些穷小伙，金秀、红梅、侯玉英、惠英嫂都对孙少平有好感，巧珍热烈地爱着高加林等。这一系列人物设计，与路遥童年的悲苦经历、政治仕途失意、婚恋失败等有关，甚至还有论者认为林达与路遥恋爱时，她是田晓霞，婚后却没能成为秀莲。这也许源于路遥自卑、源于童年原生家庭的伤害、源于缺乏爱，再加上自身条件较差，因此潜意识里想从作品里获得补偿。从心理学上来看，这种补偿就是一种移位，即克服自身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而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突出优势，从而追求赶超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平凡的世界》中女性人物比之前的作品的女性人物都要多，人物塑造也必将到位，这些都得益于路遥的婚恋生活和总结反思。
不只是路遥难逃婚恋对创作的影响，中国大多数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审美倾向的最初形成及汇入文学时代大潮后的创作风格的变化发展，都与他们自身的婚恋息息相关，并构筑了他们文学创作生命之树常青，渗透着作家对爱情婚姻、人生和社会的各种体验和感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生生不息。如鲁迅和朱安婚姻的不幸，促使他在1903年写下了诗歌《自题小像》;郭沫若与安娜的爱情圣水滋润着他，“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4]徐志摩就是一位典型的因爱而生、因爱而灭的诗人，其诗歌生命史就是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等女性的婚戀兴衰史;戴望舒也是从初恋的失意而成为诗人;苏青的创作生涯是从缓解夫妻矛盾、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开始的。以上谈到的这些作家的创作情况，可以得知婚恋促使了无数热血青年踊跃投身文坛，更是催生了无数文学名作。如《瓶》是郭沫若诗歌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的代表，其实全因郭沫若被一位叫“余抱节”小姐放了鸽子而引发的思考;《红豆》是闻一多与高孝贞婚后复杂的情爱感受而书写的一组美妙爱情诗;朱自清的《给亡妇》、卞之琳的《断章》、茅盾在日本与秦德君同居期间而作的《虹》等。从这些作家的婚恋对其创作的深远影响来看，考察作家的婚恋与创作灵感、心态，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1]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2]贾夫育、高艺.《中外名人俏皮话》.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115.
[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长篇小说》2012年第4期.
[4]沫若文集：第1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40.
关键词：知青;婚恋;路遥;影响
据有关资料记载，文革期间，先后有2.72万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1]一方面，满怀理想的北京知青来到当时连基本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的延安农村，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面，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延安本地农村青年亦通过知青，获得了了解国家和党的政策的机会，找到了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陕北青年吃苦耐劳、克己奋进的性格感动知青;知青又通过知识、通过视界让本地青年敢于“仰望星空”，两者之间互通有无，互相促进，共同成长。路遥就是其中之一。路遥当年交往的诸多朋友就是北京知青，如陶正、陶海粟等人，其初恋情人林虹和妻子林达都是北京知青，这绝不是偶然的，为此路遥还曾说过“抽烟最好是大前门，婆姨最好是北京人。”[2]且认为“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一个人要做成点事，就得设计自己，先得确定目标。目标一设定，就要集中精力去努力，与此无关的都得牺牲。”[3]在与知青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把对文艺政策的理解、精神思想的直观或深刻感受，都在不自觉中传达给路遥，言传身教般地影响着路遥的文学创作。路遥也通过知青们获得成长，在恋爱与婚姻中达到自己明确的功利目的性。由此可见，在京都文化和乡土习俗的碰撞与融合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时代精神不仅为路遥的创作铺设了丰富的社会背景，也为其更深层次更全面理解把握文艺政策营造了氛围，从而让他在这平凡的世界中发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
作为北京知青的恋人和妻子，路遥与她们的婚恋生活结局是悲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创作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我们似乎可以总结出：底层小伙子都被干部女儿倒追，如黄亚萍主动追求高加林、吴亚玲看上马建强、田润叶塞以身相许的小纸条给孙少安、田晓霞示爱孙少平等。这些女性人物，大部分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高干子弟，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有追求，美丽善良，为什么就偏偏喜欢倒追这些农村穷小伙呢？比如家庭背景强大的田晓霞似乎是为了孙少平而存在，屡次三番地帮他解决困扰;田润叶父亲是村支书，二爸是高官并长期待在其家，与孙少安青梅竹马并勇敢示爱，为了成全二爸政治前途与官二代李向前结婚，却在这无爱婚姻中伤人伤己，最后反倒是李向前断腿了，她反其道爱上向前，过上了美满生活，这一路来一直是满满正能量的姿态;秀莲更是及时出现，抚慰了孙少安的心灵，不仅不要彩礼，还从娘家筹钱给少安创业，真正做到了贤妻良母。此外，农村姑娘或城市身体残缺姑娘也喜欢着这些穷小伙，金秀、红梅、侯玉英、惠英嫂都对孙少平有好感，巧珍热烈地爱着高加林等。这一系列人物设计，与路遥童年的悲苦经历、政治仕途失意、婚恋失败等有关，甚至还有论者认为林达与路遥恋爱时，她是田晓霞，婚后却没能成为秀莲。这也许源于路遥自卑、源于童年原生家庭的伤害、源于缺乏爱，再加上自身条件较差，因此潜意识里想从作品里获得补偿。从心理学上来看，这种补偿就是一种移位，即克服自身生理上的缺陷或心理上的自卑，而发展自己其他方面的突出优势，从而追求赶超他人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平凡的世界》中女性人物比之前的作品的女性人物都要多，人物塑造也必将到位，这些都得益于路遥的婚恋生活和总结反思。
不只是路遥难逃婚恋对创作的影响，中国大多数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审美倾向的最初形成及汇入文学时代大潮后的创作风格的变化发展，都与他们自身的婚恋息息相关，并构筑了他们文学创作生命之树常青，渗透着作家对爱情婚姻、人生和社会的各种体验和感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生生不息。如鲁迅和朱安婚姻的不幸，促使他在1903年写下了诗歌《自题小像》;郭沫若与安娜的爱情圣水滋润着他，“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4]徐志摩就是一位典型的因爱而生、因爱而灭的诗人，其诗歌生命史就是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等女性的婚戀兴衰史;戴望舒也是从初恋的失意而成为诗人;苏青的创作生涯是从缓解夫妻矛盾、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开始的。以上谈到的这些作家的创作情况，可以得知婚恋促使了无数热血青年踊跃投身文坛，更是催生了无数文学名作。如《瓶》是郭沫若诗歌创作从浪漫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的代表，其实全因郭沫若被一位叫“余抱节”小姐放了鸽子而引发的思考;《红豆》是闻一多与高孝贞婚后复杂的情爱感受而书写的一组美妙爱情诗;朱自清的《给亡妇》、卞之琳的《断章》、茅盾在日本与秦德君同居期间而作的《虹》等。从这些作家的婚恋对其创作的深远影响来看，考察作家的婚恋与创作灵感、心态，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参考文献：
[1]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2]贾夫育、高艺.《中外名人俏皮话》.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7：115.
[3]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十月·长篇小说》2012年第4期.
[4]沫若文集：第1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