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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发源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校系统初步形成并日渐完备的时期。其以“礼”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内容和实践，追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内外和谐，极为重视人的道德伦理教育和内在修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在后来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精神内涵并未随着朝代的更迭而被抛弃，反之，被历朝历代奉为经典。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生成中华民族积极向善、向上的价值追求，以及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教育所反映的积极精神内涵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于今天大有裨益。
[关键词]西周;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K892.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2-0055-10
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继祖庭、下立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形成体系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社会关系的两大基础：一是宗法制，即根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权力、财富等的继承权利，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二是与宗法制密切相关的分封制，即周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大规模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天子是“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是王族，被分封为诸侯，他们是从属“大宗”的“小宗”，诸侯也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是“大宗”，卿大夫是从属诸侯的“小宗”，卿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不再分封。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周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宗法系统，其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得到加强，王权得到巩固，中央权威得以确立。
西周统治者从“长治久安”出发，设立了完备的官职体系，对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项事务进行统治，以期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设“教”职、建学校、推行礼教，逐渐形成了官师一体的教育体制、体系化的教育内容、相对完备的学校系统，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源，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之源，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研究的视角，结合对中国古代教育历史的考察，研究西周时期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以及其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以期借鉴。
一、西周时期的教育体制与学校系统
（一）建立了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
西周时期人类社会文明进一步发展，与夏商时期不同，这一时期在社会生活中“人”而非“神”的作用更加突显，周天子通过设官分职，建立起以官制为核心的定国安邦的社会统治系统并逐步完善，官職设置及其管理制度和规范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既记载了官职的名称、职权，也记载了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的国家大典，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等，这些都构成了“礼”的重要内容。统治者通过“礼”来对国家进行有效统治，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根据《周礼》官制，西周时期职官分为六类377种（见表1），涉及政治、经济、民政、军事、法律、宗教、制造等方方面面，涵盖了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各类职官爵位有卿、大夫、士，不同级别的职官下有府、史、胥、徒等小吏和衙役若干。
天官设“大宰”一职，爵位为卿，“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1]3其中的教典和礼典与教育的目的、内容等息息相关。
地官司徒中，设“大司徒”一人，爵位为卿，教育在其职责中的权重十分明显：“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实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知;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乡八刑 纠万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1]14-15
设“师氏”和“保氏”职官，爵位是大夫，职责主要教国子“三德”“三行”“六艺”“六仪”等以“礼”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师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1]12其职责“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新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18“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1]12其职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1]18
西周时期的地方行政组织，五家为比，比长为下士一人;五比为闾，闾胥为中士一人;四闾为族，族师为上士一人;五族为党，党正为下大夫一人;五党为州，州长为中大夫一人;五州为乡，每乡卿一人。这些地方行政组织的行政长官都有教化职责，集官师于一身。
在春官宗伯里，设置了众多教授舞蹈、音乐的职官。设两名“大司乐”，爵位为中大夫，其职责包括“掌成钧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1]30
另有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鼓人、舞师、瞽师、视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等10多种教授舞乐的职官（见表2）。 在西周官制中，很多职官既是官，同时也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向王室子弟、国子（公卿大臣之子）、地方官员之子弟传授礼、乐等知识、技能，他们是大夫或士，衣可无忧，足以养家。教育之“书”之“器”皆为官府所独有，受教育者也是官员之弟，学在官府、民间无学，官师一体、政教合一，是这一时期教育体制的显著特征。
（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形式完备的学校系统
在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宗法制度，特别重视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尤其重视维护等级制的礼制教育，在国都和各诸侯的封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场所，中国的教育在西周时期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官学体系。
关于学校场所，在夏商时代即已出现学校萌芽，夏商周时代，社会集体养老，50岁养于乡，60岁养于国，70岁养于学，给予衣食，上至王与诸侯，下至庶民，常问于老人，听老人讲授“礼”等知识，给予其极高的尊敬，老人养老的地方即成为学校的萌芽之一。《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膠，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2]27文中所提“庠”“序”即是学校场所。
西周时期，已有大学与小学之分，《礼记·王制》有“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2]25之记载，“辟雍”即指学校的建筑四面环水，是天子所辖之学校，“泮宫”之“泮”是半圆形之水，是诸侯建立的大学。天子建的大学四面环水，诸侯建立的大学三面环水，在形制上，表明了天子与诸侯的尊卑之分。
从古书籍文献看，西周国都大学有“东胶”“东序”“成均”“上庠”“瞽宗”“辟雍”“太学”“学宫”“大池”“射庐”等多种称谓，有些称谓是指同一地点。目前有学者研究认为，当时大学有五学之分。《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始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始不下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则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3]67东学即东序，南学即成均，西学即瞽宗，北学即上庠，太学即辟雍，不同的学其学习内容各有侧重，这样东南西北围绕着辟雍，合在一起，成为五学。
如前文所述，西周时期的地方行政组织有比、闾、族、党、州、乡，在不同的区域内有设置相应的教育场所，据《礼记·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2]69。根据上述文献，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西周时期的官学体系表（见表3）。
此时期对学制也有比较清晰的描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2]69据此推断达到“大成”则相当于古代的高等教育。
二、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
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统治的需要直接影响了教育目标，教育目标直接影响了教育内容。西周官制对各个职官的爵位、职责和工作遵循都做了详尽的表述，通过百官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进行统治，其内容广泛、博大精深，但都围绕着维护宗法制而展开，其管理的核心思想是确立各个方面的“礼”，即立规矩，强调等级贵贱、长幼尊卑，强调伦理道德、强调社会和谐有序、强调个人自我和谐。
《周礼》对执掌教育职责的主要职官——大司徒、师氏、保氏、大司乐等教育内容及目的都有明确的表述。如前文所述，大司徒以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师氏以“三德”和“三行”教国子，保氏以“六艺”和“六仪”教国子，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还有各地的行政长官及“专业技术人员”都有教化职责，这些职官教授的每一项“专业”里都有若干门“课程”，共同构成了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
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归纳起来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既有道德伦理、个性修为、行为规范，也有知识技能，具体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称为“六艺”。
（一）“礼”教
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显示了超常的智慧，极大地丰富了“礼”。《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2]1“禮”是维护宗法制度必须遵循的规矩，周礼的内容极为广泛，要求也极为具体，是西周时期教育的最重要内容。
1.关于政治、民政、军事各方面国家制度之礼
立王威仪，明确君臣上下等级，使百官谋其政，万民守其业。天子对贵族的身份进行划分，确立各官职的人数、爵位等级、随从衙役数量及等级、职权等内容，进而“官之、爵之、禄之”。在官制之礼中，明确了行使职权的遵循，确立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尊卑、行为规范，也明确了违礼的刑罚，从根本上为官和“万民”立了“规矩”，形成了国家的法定制度，这是根本的礼，只有学此礼、知此礼、践行此礼，才能保障国家统治有章可循、社会运行有序，因此关于国家统治各方面的制度成为礼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爵称和爵序为例，天子之下，分公、侯、伯、子、南五等。诸侯之下分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各等级官员的禄田也有严格规定。以祭祀用品为例，规定“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同时规定“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2]8等，方方面面都潜含着等级上下、嫡庶尊卑之礼。 2.关于社会关系、伦理道德之礼
除了国家治理之礼外，在西周宗法制下，讲求长幼尊卑、道德伦理，对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规范，也是礼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大司徒“明七教以兴民德”，七教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教万民以“知、仁、圣、义、忠、和”六德，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18通过教育，在社会生活里的各种关系人群之间，确立了长幼尊卑之规矩，明确了人与人交往应用的遵循和礼仪，追求仁、孝、友、善，进而“明人伦”。
3.关于行为规范之礼
除却国家制度、社会伦理的礼外，还特别注重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在各种活动中，通过繁琐的礼仪，形成活动的神秘感、庄重感，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谦谦君子、彬彬有礼之风。《仪礼》详尽记载了男子成人、士阶层人的结婚、相见、乡里举行“举贤”的饮酒活动、射箭、臣进京见君、丧葬、祭祀等活动的礼仪，对各项活动的仪式程序、用语、着服等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程序极为复杂、形式十分庄重，既反映了宗法制下的臣君上下的等级尊卑，也反映了道德伦理要求。大司徒以六礼节民性，即冠、婚、丧、祭、飨、相见之礼。保氏教授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1]18统治者通过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仪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等，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通过日常行为之礼，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二）“乐”教
“乐”教也是西周时期教育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如果说，“礼”教侧重于对人的外部约束，则“乐”教侧重熏陶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使人对“礼”成为内在的主动追求。《礼记·文王世子》载：“凡三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2]41
西周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活动都离不开“乐”：官方的祭祀、祭祖、王出入、宴射、军队出征、丧葬等，不一而足，都要演奏音乐，且演奏的内容，根据活动内容、人员不同而不同，反映了政治上的等级尊卑。在民间，音乐也十分普及，《诗经》反映了周代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其内容很多都与音乐相关。
教育内容上，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1]29-30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有十分精彩的注解：乐德“中，犹忠也;和，刚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乐语，“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乐舞，“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禅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磬》，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传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4]
从西周时代的乐教内容可以看出，音乐给人的影响远远不只是音乐本身，其“乐”教既反映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体现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内涵，又有着强烈的教化功能， “乐以载道”，强调内化于心，培养人的自然性情，对人的伦理道德产生影响。
（三）“射”“御”之教
如果说“礼”“乐”之教重于修己，“射”“御”之教则侧重治人，同为教育之重要內容。“射”指射箭，“御”指驾车，都是军事技能训练，在西周时期，统治者要维护自身统治，就要强兵以抵外侵、以平内乱，所以特别重视贵族子弟的射御之教。
《礼记·内则》记载，妻子生了男孩，要在门左挂弓，第三天要背着孩子，参加射箭仪式，以喻男子要习武，志在保家卫国。成童（15岁）之后，要学射御。国家对贵族男子的射御之能十分重视，并将其作为任爵、选才的一个重要因素，《礼记·射义》载：“是故古之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2]125《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2]40
保氏教六艺，即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其中五射指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五驭指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指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射”与“御”都要讲“礼”，首先是有“乐”伴射御活动，同时射御的顺序、用具、音乐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彰显等级之别，彰显威仪。《礼记·曲礼》记载：“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2]5讲了具体的乘车礼仪，两车相遇，要相互表示敬意，上级遇到下级，不用下车，但要扶着车前横木，点头行礼，下级遇到上级，就要下车行礼，庶人没有当官食禄，不必行这套礼数。对于违反乘车礼仪的下级，如果级别是大夫，国君就不能用刑罚羞辱，国君也不能带着行刑者在身边恐吓下级行礼。驾车行军讲“礼”，彰显威仪。《礼记·曲礼》载：“史载笔，士载言。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2]5 礼、乐、射、御“四艺”构成了西周時期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特别重视道德教育，教育的核心思想是“明人伦”，主要目标是为统治阶级培养造就“修己治人”的治术人才。
（四）“书”“数”之教
“书”指写字，包括书写、识字、文字。西周时期书写的工具是刀笔、竹木，字体是大篆，“数”指简单计算、算法，两者构成西周时期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礼记·内则》载：“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2]57“方名”即东、南、西、北、中五方之名;“数日”即认识、背诵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学书”指学习书写六十甲子与方名。
《周礼》提出保氏教六艺，其中包含的“六书”即是书写、识字之学。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5]学生通过学习构成汉字的6种方法，来掌握每个汉字的间、形、义。
西周时6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1至10的数目。9岁儿童学“数日”，指学习记日法，先学甲子纪日，然后逐渐加深。10岁儿童开始学“书计”，所谓“计”，指计算能力的培养。保氏教六艺中的“九数”即是算、数之学。《周礼》并没有列出“九数”的细目。郑玄注“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见表4）。通过内容可以看出，九数包括了十分完备的数学知识，且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很高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在西周时期，是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数学知识的，至多也不过是孕育着这些问题的萌芽……‘九数’的有关运算在西周可能已经创立，并且流传了下来，经后人不断补充、加工、整理，约到汉末三国时候，才编成《九章算术》。可以说，西周的‘九数’奠定了后来的《九章算术》的基础，这表明西周的数学教学内容是比较丰富的。”[3]85
综上所述，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归纳起来看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既有道德伦理、个性修为、行为规范，也有知识技能，具体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
三、西周时期教育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西周时期以“礼”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其目的是修己治人，使贵族从制度上延续身份的尊贵，从气质、行为上知礼、用礼。同时重视以礼化民，使万民“安分守己”，巩固阶层固化。
西周的“礼”教本质上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通过教育影响人的思想和行动，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不平等现实法定化、神圣化，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贯彻到万民中去，进而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统治，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西周时期的教育外在约束、内在感化，进而明人伦，极度重伦理道德教育，重视人的行为规范、重视人的内在修养，追求社会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又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其教育内容和思想在之后的数千年被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发扬，并不断赋予时代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性格的基本基因，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具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教育蕴含着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内在追求。
1.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求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周取商而代之，使周的统治者思考殷之所以灭亡原因，即“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群起而攻之，周之所以能灭殷，原因在文王懿德，因此，西周统治者认为要施仁政（保民）以促社会和谐、天下太平，这一思想在教育上得到了深入体现和贯彻。
教育的“礼”教，使学习者知道并掌握社会之“礼”，对“礼”心生敬畏，并以“礼”来参与社会活动，维护统治秩序，实现“天下平”的目标。“礼”首先就是天下四方的治国、治民之道，《周礼》所立六官都以佐王治国、治万民为职责：立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立地官司徒，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立春官宗伯，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立夏官司马，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立秋官司寇，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冬官根据考证，当为事官，掌“事典”。作为教育的基础性内容，通过法“礼”的教育，让受教育者通晓国家治理、教育、司法、军事、民政等事务，掌握治国、治人之“礼”，进而把所学与个人能力提升联系起来，使得学习者胸怀社会，参与社会治理，通过“修己”以“治人”。“射”“御”教人以军事技能，使受教育者可以为国家、社会抵御外侵，平定内乱，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书”“数”教人以识字、计数之能，使受教育者具备为国效力的基本素质。这些与技能或自然科学相关的教育内容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礼”“乐”之教内容。
天子诸侯也经常举行一些活动以示保民惠民，《礼记·月令》记载，每年季春时节“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2]30此时的教育虽然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但统治者以礼化民，“大司徒之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和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1]14对鳏、寡、孤、独者官府和百姓要给予救济，而聋、跛、躄、断者、侏儒，这些人的生活由商人和手工主照顾，“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之谓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2]28“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2]122 西周的教育讲求以身示范，上行下效：“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2]121
西周的教育，将人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通过礼来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知礼、遵从礼，并以“礼”的要求来参与社会活动，以礼来修己，进而以治人，“修、齐、治、平”，从自己做起，把自己修治好、锻炼好，再透过具体实践呈现出来，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宁和太平。
2. 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讲究贵贱长幼尊卑，人与人以礼相待
西周的教育内容，“七教”“六德”“三德”“三行”等，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讲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讲究长幼尊卑之礼，亲亲友友，恭恭敬敬、和和善善，追求和谐有序。
西周时期，大司徒教万民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教、友、睦、姻、任、恤），礼教中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以及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规范，成为之后数千年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形态，是后来三纲五常的基础，也是中华被称为“礼仪之邦”的一个重要基础。
西周的教育十分注重“孝”和“德”，而首先就要讲等级尊卑、长幼之“礼”，知行君臣之义、父子之道、长幼之节，进而达到国治之目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法制度家族中，“孝”上溯祖先列祖列宗，横至父系宗亲。且孝已大大突破血缘关系，上至天子诸侯，下至万民百姓对老者、长者都行孝道，敬老、尊长成为社会风气。夏官中的“罗氏”，每年仲春要准备细密的罗网，围捕斑鸿等鸟类加以饲养，作为天子送给“国老”们的礼物。天子一年四次视学，仪式极为隆重，率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既察视学子们的学习情况，也开展敬老活动，这也是对学子们进行身教的一个重要方式。《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2]42
西周的教育注重选用贤良，学生入学考察“德”和艺，管理上“明德慎罚”。鄉每年要举行燕（宴）礼，为国家选贤举能，根据人的才德任其官、给其爵、定其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通过特定的礼仪来约束，《仪礼》记载了周代士大夫阶层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每个礼仪都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道，带有极其明显的阶级烙印，规定了相应环节，多而繁杂，注重仪式感，潜移默化，用礼仪、制度形式来约束世道人心，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
比如诸侯要定期向天子进行朝觐，以尽臣子之德，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是在朝觐时解决的。朝觐礼是西周的大礼，有着全面的、细致的礼仪要求，以表明天子与诸侯的尊卑之别。《觐礼》记载了诸侯到王城见天子的仪式。真正体现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诸侯到达王城的近郊，天子派人穿着皮弁服，用玉去慰劳，诸侯随使者到朝，天子赐给诸侯馆舍居住，之后天子派大夫通知诸侯具体觐见的日期，这些环节之中诸侯都要对天子派的使者施特定的礼节。觐见当日，诸侯穿着特定的服饰，乘坐特定的车，带着有丝垫的圭玉去朝觐天子，天子在室的门、窗中间摆设绣有斧状图案的屏风，屏风左右是玉几，天子穿着衮衣，戴着冕冠，背向屏风站立，诸侯从门的右边进入，跪着放置圭玉，再拜稽首，上摈向天子报告，诸侯跪下拿取圭玉，登堂表述来意，并向天子三次进献礼物。觐见之后，天子赐给诸侯礼物，派使者送达，诸侯要到大门外迎接，再拜稽首，天子与诸侯间行过飨礼、食礼、燕礼后，诸侯才归国。
士阶层之间的拜会相，同样显示人与人之间的谦虚、客气，今天看似“不可理喻”。《士相见礼》记载，士与尊者相见，为表示敬意必须携带礼物，礼物为雉，即野鸡，称为“执挚”，是取雉“交有时，别有伦”之义，士也应该像雉那样守信义。士与士初次相见，主人要辞见，表示不敢屈辱大驾前来拜会。经来宾一再恳请，主人才迎出大门，互行拜礼。然后主人三揖自右入门，宾也自左入门。宾奉上礼品，主人经三次辞谢，最后在庭中“受挚”。主人受挚后则请求回访来宾，待再次见面，主人就把宾客拿来的挚还回，宾也辞让后受挚，如果是士见大夫，主人待宾拜见后，走出大门外就还其挚，只有臣见君才不再还挚。言谈的内容《士相见礼》也有规定：“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悌）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6]士相见的礼仪反映了谦恭待人的思想风貌。
3. 调整人自身的关系，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内圣外王
西周教育十分注重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来修人自身的“内”，完善自我，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内在得到浸润，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和自主管理的内在动力，将接受并积极主动践行“礼”等的外部约束内化为自主的行动追求。这种内在的追求，既有“乐”教以实现外，还通过繁杂多样或隆重的、或神秘的仪式使人耳濡目染，形成内在感化。
《仪礼》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成人、结婚、相见、祭祀、乡射等活动的礼仪，每项活动都规定了相应的“礼”，环节多、礼器多、仪式庄重，对参与者内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以男子成年举行的成年礼为例，根据《仪礼·士冠礼》记载，仪式极为复杂、隆重甚至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仪式分为两大礼程，第一程是预礼，即正式加冠前以礼仪规定的程式做好准备事务，主要环节有筮日（以占卜确定冠礼日期）、筮宾（在参礼宾客中占卜确定一人为正宾）、约期（商定冠礼开始的具体时辰）、戒宾（邀请正宾与所有赞冠宾客）、设洗（加冠者礼前沐浴与当日特定梳洗）;第二程是正礼，即加冠之日的礼仪程式，主要环节有陈服器（清晨开始陈设礼器、祭物与相应服饰）、迎赞者入庙（加冠者家长迎宾客进入家庙）、三加冠（始加布冠，意为冠者具备衣食之能;二加皮冠，皮冠亦称武冠，意为冠者具备基本武技;三加爵冠，爵冠亦称文冠，意为冠者基本具备知书达礼之能）、宾醴冠者（正宾为加冠者赐酒祝贺）、冠者见母、宾赐表字（正宾为加冠者赐以本名之外供寻常称呼的称谓）、见家人（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礼见所有长幼家人）、见尊长（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拜见乡老族长大夫或国君）、醴宾（主家宴请参礼宾客）。这样隆重的仪式，对受冠者“三加弥尊”，受冠者必然“谕其志也！”自会增加其社会责任之感，增强其对家族、父母及宾朋的感恩之情。 西周教育注重人自身的中和泰和，即后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2]120西周教育把个人修身的好坏看成政治好坏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古典哲学中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视为外王之业。
四、西周时期教育的现代价值
综上，西周的教育体制及教育内容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毫无疑问是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但其以“礼”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和思想里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8]，挖掘西周时期的教育所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坚持创新性转化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时代课题。
（一）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西周时期以“礼”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志在修齐治平，崇尚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尊老爱幼等，形成了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之源，在后续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其并未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更，泱泱中华之所以被誉为“礼义之邦”，很大程度上源于西周时期形成的良风美俗，使得炎黄子孙展现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人文风采。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亿万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越来越近。广大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然而在今天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中，也存在大量复杂的问题，诸如信仰缺失、善恶不分、荣耻不辨，甚至崇洋媚外，对中华文化无知、甚至不屑，了解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迫在眉睫。
今天高等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青年学生们了解、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必要研究西周时期的教育思想内涵，这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源，应该在青年一代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大学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引领者，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强烈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有了发自心底的文化自信，才更能理解、支持并奉献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建设事业当中，才能够自觉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越来越多地为国家甚至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二）人才培养德才兼备，德不可轻
一个国家民众普遍的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是国家名片。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國传统道德精神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精神境界，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青年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他们的“德”影响着祖国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家的综合实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尊重。但与西周时期教育极端重视人的伦理道德教育而忽视科学技术教育相比，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教育似乎走在了相反的道路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学对新一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的办法、内容和效果等，还与国家及大学的整体进步有落差，与社会、人民对大学生的期待有落差。
在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各种价值观念纷纷出现，使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多样，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了诸多冲击。根据麦可思的研究，全国高校校训有三大高频词汇，分别是“博学”“厚德”“创新”。每个词汇都以相应的素养和能力比例进行数据举证，发现“博学”的整体达成情况较好，在这一指标下的四项能力中“持续学习能力”达到88%，“信息获取和选择能力”达到90%，“洞察力”达到 89%，但“人文美学”只达到50%;发现“厚德”的能力达成度较低，在这一指标下的“包容精神”为60%，“乐于助人，参与公益”为62%，“社会公德”为68%，“知恩图报”为65%。[9]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中“德”的教育仍是薄弱环节，存在重“技”轻“道”的现实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包含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明确了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全国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启动实施了一些重点项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核心内容等进行了清晰的阐释，对如何继承和发扬指出了路径，为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武器，对于延续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要实、形式要多样
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不仅体现在课堂之学，更多是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和实践之中，以“礼”教为例，除书本铭文相传授外，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祭祀、行军、酒宴、射箭、相见等各种实际活动之中，将教育内容融入实践，且十分重视仪式感。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8]为高校更好地开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教育提供了遵循和路径。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丰富的课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涵盖了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着积极丰富而生动的哲理和智慧，给当今的课堂教学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素材。无论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课堂上，都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身影及底色等着我们去发现、挖掘和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全国多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转变思路，开启“课程思政”建设，促进包括通识课、专业课在内的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挖掘和充实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传承和创新打下了良好基础。
要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以仪式感为例，西周教育在相见、乘车、祭祀等有形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向人传达着教育思想，在有形之中育人于無形，当今的教育也十分需要这种仪式感，需要充分注重仪式感化之效果，在学生的成人礼、升国旗仪式、军训等活动中都要有一定的仪式感，或庄重或热烈或舒缓，仪式感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仪式感无处不在，教育中要有意识地设计一些仪式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内心世界，融入血液里。
[参考文献]
[1]《周礼》，广陵书社2007年版。
[2]《礼记》，广陵书社2007年版。
[3]转引自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周礼注疏》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5]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314页。
[6]《仪礼》，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8页。
[7]新华社：《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9]《麦可思研究》，2017年9月，第27页。
[关键词]西周;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K892.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2-0055-10
西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继祖庭、下立传统、中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形成体系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社会关系的两大基础：一是宗法制，即根据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权力、财富等的继承权利，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二是与宗法制密切相关的分封制，即周天子按嫡长继承制世代相传，大规模分封诸侯，建立诸侯国，天子是“大宗”，其他不能继承王位的庶子、次子是王族，被分封为诸侯，他们是从属“大宗”的“小宗”，诸侯也按嫡长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非嫡长子则由诸侯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对于这些卿大夫来说是“大宗”，卿大夫是从属诸侯的“小宗”，卿大夫以下又有士，士是贵族阶级的最底层，不再分封。通过宗法制和分封制，周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天子为根基的宗法系统，其作为天下共主的权威地位得到加强，王权得到巩固，中央权威得以确立。
西周统治者从“长治久安”出发，设立了完备的官职体系，对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项事务进行统治，以期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设“教”职、建学校、推行礼教，逐渐形成了官师一体的教育体制、体系化的教育内容、相对完备的学校系统，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之源，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之源，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研究的视角，结合对中国古代教育历史的考察，研究西周时期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以及其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以期借鉴。
一、西周时期的教育体制与学校系统
（一）建立了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
西周时期人类社会文明进一步发展，与夏商时期不同，这一时期在社会生活中“人”而非“神”的作用更加突显，周天子通过设官分职，建立起以官制为核心的定国安邦的社会统治系统并逐步完善，官職设置及其管理制度和规范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既记载了官职的名称、职权，也记载了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的国家大典，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等，这些都构成了“礼”的重要内容。统治者通过“礼”来对国家进行有效统治，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根据《周礼》官制，西周时期职官分为六类377种（见表1），涉及政治、经济、民政、军事、法律、宗教、制造等方方面面，涵盖了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各类职官爵位有卿、大夫、士，不同级别的职官下有府、史、胥、徒等小吏和衙役若干。
天官设“大宰”一职，爵位为卿，“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1]3其中的教典和礼典与教育的目的、内容等息息相关。
地官司徒中，设“大司徒”一人，爵位为卿，教育在其职责中的权重十分明显：“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实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知;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乡八刑 纠万民……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1]14-15
设“师氏”和“保氏”职官，爵位是大夫，职责主要教国子“三德”“三行”“六艺”“六仪”等以“礼”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师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1]12其职责“掌以媺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新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18“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1]12其职责“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1]18
西周时期的地方行政组织，五家为比，比长为下士一人;五比为闾，闾胥为中士一人;四闾为族，族师为上士一人;五族为党，党正为下大夫一人;五党为州，州长为中大夫一人;五州为乡，每乡卿一人。这些地方行政组织的行政长官都有教化职责，集官师于一身。
在春官宗伯里，设置了众多教授舞蹈、音乐的职官。设两名“大司乐”，爵位为中大夫，其职责包括“掌成钧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1]30
另有乐师、大胥、小胥、大师、小师、鼓人、舞师、瞽师、视瞭、典同、磬师、钟师、笙师等10多种教授舞乐的职官（见表2）。 在西周官制中，很多职官既是官，同时也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向王室子弟、国子（公卿大臣之子）、地方官员之子弟传授礼、乐等知识、技能，他们是大夫或士，衣可无忧，足以养家。教育之“书”之“器”皆为官府所独有，受教育者也是官员之弟，学在官府、民间无学，官师一体、政教合一，是这一时期教育体制的显著特征。
（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形式完备的学校系统
在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宗法制度，特别重视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尤其重视维护等级制的礼制教育，在国都和各诸侯的封国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场所，中国的教育在西周时期初步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官学体系。
关于学校场所，在夏商时代即已出现学校萌芽，夏商周时代，社会集体养老，50岁养于乡，60岁养于国，70岁养于学，给予衣食，上至王与诸侯，下至庶民，常问于老人，听老人讲授“礼”等知识，给予其极高的尊敬，老人养老的地方即成为学校的萌芽之一。《礼记·王制》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膠，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2]27文中所提“庠”“序”即是学校场所。
西周时期，已有大学与小学之分，《礼记·王制》有“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2]25之记载，“辟雍”即指学校的建筑四面环水，是天子所辖之学校，“泮宫”之“泮”是半圆形之水，是诸侯建立的大学。天子建的大学四面环水，诸侯建立的大学三面环水，在形制上，表明了天子与诸侯的尊卑之分。
从古书籍文献看，西周国都大学有“东胶”“东序”“成均”“上庠”“瞽宗”“辟雍”“太学”“学宫”“大池”“射庐”等多种称谓，有些称谓是指同一地点。目前有学者研究认为，当时大学有五学之分。《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始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始不下逾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则端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理道得矣。”[3]67东学即东序，南学即成均，西学即瞽宗，北学即上庠，太学即辟雍，不同的学其学习内容各有侧重，这样东南西北围绕着辟雍，合在一起，成为五学。
如前文所述，西周时期的地方行政组织有比、闾、族、党、州、乡，在不同的区域内有设置相应的教育场所，据《礼记·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2]69。根据上述文献，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西周时期的官学体系表（见表3）。
此时期对学制也有比较清晰的描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2]69据此推断达到“大成”则相当于古代的高等教育。
二、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
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统治的需要直接影响了教育目标，教育目标直接影响了教育内容。西周官制对各个职官的爵位、职责和工作遵循都做了详尽的表述，通过百官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宗教等各个领域进行统治，其内容广泛、博大精深，但都围绕着维护宗法制而展开，其管理的核心思想是确立各个方面的“礼”，即立规矩，强调等级贵贱、长幼尊卑，强调伦理道德、强调社会和谐有序、强调个人自我和谐。
《周礼》对执掌教育职责的主要职官——大司徒、师氏、保氏、大司乐等教育内容及目的都有明确的表述。如前文所述，大司徒以乡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师氏以“三德”和“三行”教国子，保氏以“六艺”和“六仪”教国子，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还有各地的行政长官及“专业技术人员”都有教化职责，这些职官教授的每一项“专业”里都有若干门“课程”，共同构成了西周时期教育的主要内容。
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归纳起来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既有道德伦理、个性修为、行为规范，也有知识技能，具体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称为“六艺”。
（一）“礼”教
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显示了超常的智慧，极大地丰富了“礼”。《礼记·曲礼》“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2]1“禮”是维护宗法制度必须遵循的规矩，周礼的内容极为广泛，要求也极为具体，是西周时期教育的最重要内容。
1.关于政治、民政、军事各方面国家制度之礼
立王威仪，明确君臣上下等级，使百官谋其政，万民守其业。天子对贵族的身份进行划分，确立各官职的人数、爵位等级、随从衙役数量及等级、职权等内容，进而“官之、爵之、禄之”。在官制之礼中，明确了行使职权的遵循，确立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尊卑、行为规范，也明确了违礼的刑罚，从根本上为官和“万民”立了“规矩”，形成了国家的法定制度，这是根本的礼，只有学此礼、知此礼、践行此礼，才能保障国家统治有章可循、社会运行有序，因此关于国家统治各方面的制度成为礼学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以爵称和爵序为例，天子之下，分公、侯、伯、子、南五等。诸侯之下分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各等级官员的禄田也有严格规定。以祭祀用品为例，规定“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同时规定“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2]8等，方方面面都潜含着等级上下、嫡庶尊卑之礼。 2.关于社会关系、伦理道德之礼
除了国家治理之礼外，在西周宗法制下，讲求长幼尊卑、道德伦理，对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规范，也是礼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大司徒“明七教以兴民德”，七教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教万民以“知、仁、圣、义、忠、和”六德，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18通过教育，在社会生活里的各种关系人群之间，确立了长幼尊卑之规矩，明确了人与人交往应用的遵循和礼仪，追求仁、孝、友、善，进而“明人伦”。
3.关于行为规范之礼
除却国家制度、社会伦理的礼外，还特别注重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在各种活动中，通过繁琐的礼仪，形成活动的神秘感、庄重感，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谦谦君子、彬彬有礼之风。《仪礼》详尽记载了男子成人、士阶层人的结婚、相见、乡里举行“举贤”的饮酒活动、射箭、臣进京见君、丧葬、祭祀等活动的礼仪，对各项活动的仪式程序、用语、着服等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程序极为复杂、形式十分庄重，既反映了宗法制下的臣君上下的等级尊卑，也反映了道德伦理要求。大司徒以六礼节民性，即冠、婚、丧、祭、飨、相见之礼。保氏教授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1]18统治者通过创建了一整套具体可操作的礼仪制度，包括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等，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通过日常行为之礼，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
（二）“乐”教
“乐”教也是西周时期教育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如果说，“礼”教侧重于对人的外部约束，则“乐”教侧重熏陶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使人对“礼”成为内在的主动追求。《礼记·文王世子》载：“凡三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2]41
西周时期，几乎所有重要活动都离不开“乐”：官方的祭祀、祭祖、王出入、宴射、军队出征、丧葬等，不一而足，都要演奏音乐，且演奏的内容，根据活动内容、人员不同而不同，反映了政治上的等级尊卑。在民间，音乐也十分普及，《诗经》反映了周代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其内容很多都与音乐相关。
教育内容上，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1]29-30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有十分精彩的注解：乐德“中，犹忠也;和，刚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乐语，“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乐舞，“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禅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磬》，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传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4]
从西周时代的乐教内容可以看出，音乐给人的影响远远不只是音乐本身，其“乐”教既反映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体现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内涵，又有着强烈的教化功能， “乐以载道”，强调内化于心，培养人的自然性情，对人的伦理道德产生影响。
（三）“射”“御”之教
如果说“礼”“乐”之教重于修己，“射”“御”之教则侧重治人，同为教育之重要內容。“射”指射箭，“御”指驾车，都是军事技能训练，在西周时期，统治者要维护自身统治，就要强兵以抵外侵、以平内乱，所以特别重视贵族子弟的射御之教。
《礼记·内则》记载，妻子生了男孩，要在门左挂弓，第三天要背着孩子，参加射箭仪式，以喻男子要习武，志在保家卫国。成童（15岁）之后，要学射御。国家对贵族男子的射御之能十分重视，并将其作为任爵、选才的一个重要因素，《礼记·射义》载：“是故古之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2]125《礼记·文王世子》：“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2]40
保氏教六艺，即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其中五射指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襄尺，臣与君射，臣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五驭指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指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射”与“御”都要讲“礼”，首先是有“乐”伴射御活动，同时射御的顺序、用具、音乐等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彰显等级之别，彰显威仪。《礼记·曲礼》记载：“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2]5讲了具体的乘车礼仪，两车相遇，要相互表示敬意，上级遇到下级，不用下车，但要扶着车前横木，点头行礼，下级遇到上级，就要下车行礼，庶人没有当官食禄，不必行这套礼数。对于违反乘车礼仪的下级，如果级别是大夫，国君就不能用刑罚羞辱，国君也不能带着行刑者在身边恐吓下级行礼。驾车行军讲“礼”，彰显威仪。《礼记·曲礼》载：“史载笔，士载言。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2]5 礼、乐、射、御“四艺”构成了西周時期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特别重视道德教育，教育的核心思想是“明人伦”，主要目标是为统治阶级培养造就“修己治人”的治术人才。
（四）“书”“数”之教
“书”指写字，包括书写、识字、文字。西周时期书写的工具是刀笔、竹木，字体是大篆，“数”指简单计算、算法，两者构成西周时期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礼记·内则》载：“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2]57“方名”即东、南、西、北、中五方之名;“数日”即认识、背诵由天干地支组成的六十甲子;“学书”指学习书写六十甲子与方名。
《周礼》提出保氏教六艺，其中包含的“六书”即是书写、识字之学。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 ‘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5]学生通过学习构成汉字的6种方法，来掌握每个汉字的间、形、义。
西周时6岁儿童开始学数数，从1至10的数目。9岁儿童学“数日”，指学习记日法，先学甲子纪日，然后逐渐加深。10岁儿童开始学“书计”，所谓“计”，指计算能力的培养。保氏教六艺中的“九数”即是算、数之学。《周礼》并没有列出“九数”的细目。郑玄注“九数”包括“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见表4）。通过内容可以看出，九数包括了十分完备的数学知识，且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很高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在西周时期，是不可能有如此完备的数学知识的，至多也不过是孕育着这些问题的萌芽……‘九数’的有关运算在西周可能已经创立，并且流传了下来，经后人不断补充、加工、整理，约到汉末三国时候，才编成《九章算术》。可以说，西周的‘九数’奠定了后来的《九章算术》的基础，这表明西周的数学教学内容是比较丰富的。”[3]85
综上所述，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但归纳起来看包括德、行、艺、仪四个方面，既有道德伦理、个性修为、行为规范，也有知识技能，具体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
三、西周时期教育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西周时期以“礼”为核心内容的教育，其目的是修己治人，使贵族从制度上延续身份的尊贵，从气质、行为上知礼、用礼。同时重视以礼化民，使万民“安分守己”，巩固阶层固化。
西周的“礼”教本质上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通过教育影响人的思想和行动，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间的不平等现实法定化、神圣化，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贯彻到万民中去，进而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统治，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具有欺骗性的。但是西周时期的教育外在约束、内在感化，进而明人伦，极度重伦理道德教育，重视人的行为规范、重视人的内在修养，追求社会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又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其教育内容和思想在之后的数千年被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发扬，并不断赋予时代内容，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性格的基本基因，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具体来讲，这一时期的教育蕴含着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内在追求。
1.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追求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周取商而代之，使周的统治者思考殷之所以灭亡原因，即“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导致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群起而攻之，周之所以能灭殷，原因在文王懿德，因此，西周统治者认为要施仁政（保民）以促社会和谐、天下太平，这一思想在教育上得到了深入体现和贯彻。
教育的“礼”教，使学习者知道并掌握社会之“礼”，对“礼”心生敬畏，并以“礼”来参与社会活动，维护统治秩序，实现“天下平”的目标。“礼”首先就是天下四方的治国、治民之道，《周礼》所立六官都以佐王治国、治万民为职责：立天官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立地官司徒，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立春官宗伯，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立夏官司马，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立秋官司寇，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冬官根据考证，当为事官，掌“事典”。作为教育的基础性内容，通过法“礼”的教育，让受教育者通晓国家治理、教育、司法、军事、民政等事务，掌握治国、治人之“礼”，进而把所学与个人能力提升联系起来，使得学习者胸怀社会，参与社会治理，通过“修己”以“治人”。“射”“御”教人以军事技能，使受教育者可以为国家、社会抵御外侵，平定内乱，维护社会统治秩序;“书”“数”教人以识字、计数之能，使受教育者具备为国效力的基本素质。这些与技能或自然科学相关的教育内容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礼”“乐”之教内容。
天子诸侯也经常举行一些活动以示保民惠民，《礼记·月令》记载，每年季春时节“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2]30此时的教育虽然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但统治者以礼化民，“大司徒之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和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1]14对鳏、寡、孤、独者官府和百姓要给予救济，而聋、跛、躄、断者、侏儒，这些人的生活由商人和手工主照顾，“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之谓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2]28“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2]122 西周的教育讲求以身示范，上行下效：“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2]121
西周的教育，将人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通过礼来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使人知礼、遵从礼，并以“礼”的要求来参与社会活动，以礼来修己，进而以治人，“修、齐、治、平”，从自己做起，把自己修治好、锻炼好，再透过具体实践呈现出来，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宁和太平。
2. 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讲究贵贱长幼尊卑，人与人以礼相待
西周的教育内容，“七教”“六德”“三德”“三行”等，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讲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强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讲究长幼尊卑之礼，亲亲友友，恭恭敬敬、和和善善，追求和谐有序。
西周时期，大司徒教万民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教、友、睦、姻、任、恤），礼教中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以及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规范，成为之后数千年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形态，是后来三纲五常的基础，也是中华被称为“礼仪之邦”的一个重要基础。
西周的教育十分注重“孝”和“德”，而首先就要讲等级尊卑、长幼之“礼”，知行君臣之义、父子之道、长幼之节，进而达到国治之目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法制度家族中，“孝”上溯祖先列祖列宗，横至父系宗亲。且孝已大大突破血缘关系，上至天子诸侯，下至万民百姓对老者、长者都行孝道，敬老、尊长成为社会风气。夏官中的“罗氏”，每年仲春要准备细密的罗网，围捕斑鸿等鸟类加以饲养，作为天子送给“国老”们的礼物。天子一年四次视学，仪式极为隆重，率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既察视学子们的学习情况，也开展敬老活动，这也是对学子们进行身教的一个重要方式。《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2]42
西周的教育注重选用贤良，学生入学考察“德”和艺，管理上“明德慎罚”。鄉每年要举行燕（宴）礼，为国家选贤举能，根据人的才德任其官、给其爵、定其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通过特定的礼仪来约束，《仪礼》记载了周代士大夫阶层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每个礼仪都蕴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道，带有极其明显的阶级烙印，规定了相应环节，多而繁杂，注重仪式感，潜移默化，用礼仪、制度形式来约束世道人心，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
比如诸侯要定期向天子进行朝觐，以尽臣子之德，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是在朝觐时解决的。朝觐礼是西周的大礼，有着全面的、细致的礼仪要求，以表明天子与诸侯的尊卑之别。《觐礼》记载了诸侯到王城见天子的仪式。真正体现了“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诸侯到达王城的近郊，天子派人穿着皮弁服，用玉去慰劳，诸侯随使者到朝，天子赐给诸侯馆舍居住，之后天子派大夫通知诸侯具体觐见的日期，这些环节之中诸侯都要对天子派的使者施特定的礼节。觐见当日，诸侯穿着特定的服饰，乘坐特定的车，带着有丝垫的圭玉去朝觐天子，天子在室的门、窗中间摆设绣有斧状图案的屏风，屏风左右是玉几，天子穿着衮衣，戴着冕冠，背向屏风站立，诸侯从门的右边进入，跪着放置圭玉，再拜稽首，上摈向天子报告，诸侯跪下拿取圭玉，登堂表述来意，并向天子三次进献礼物。觐见之后，天子赐给诸侯礼物，派使者送达，诸侯要到大门外迎接，再拜稽首，天子与诸侯间行过飨礼、食礼、燕礼后，诸侯才归国。
士阶层之间的拜会相，同样显示人与人之间的谦虚、客气，今天看似“不可理喻”。《士相见礼》记载，士与尊者相见，为表示敬意必须携带礼物，礼物为雉，即野鸡，称为“执挚”，是取雉“交有时，别有伦”之义，士也应该像雉那样守信义。士与士初次相见，主人要辞见，表示不敢屈辱大驾前来拜会。经来宾一再恳请，主人才迎出大门，互行拜礼。然后主人三揖自右入门，宾也自左入门。宾奉上礼品，主人经三次辞谢，最后在庭中“受挚”。主人受挚后则请求回访来宾，待再次见面，主人就把宾客拿来的挚还回，宾也辞让后受挚，如果是士见大夫，主人待宾拜见后，走出大门外就还其挚，只有臣见君才不再还挚。言谈的内容《士相见礼》也有规定：“与君言，言使臣;与大人言，言事君;与老者言，言使弟子;与幼者言，言孝弟（悌）于父兄;与众言，言忠信慈祥;与居官者言，言忠信。”[6]士相见的礼仪反映了谦恭待人的思想风貌。
3. 调整人自身的关系，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内圣外王
西周教育十分注重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来修人自身的“内”，完善自我，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内在得到浸润，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和自主管理的内在动力，将接受并积极主动践行“礼”等的外部约束内化为自主的行动追求。这种内在的追求，既有“乐”教以实现外，还通过繁杂多样或隆重的、或神秘的仪式使人耳濡目染，形成内在感化。
《仪礼》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成人、结婚、相见、祭祀、乡射等活动的礼仪，每项活动都规定了相应的“礼”，环节多、礼器多、仪式庄重，对参与者内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以男子成年举行的成年礼为例，根据《仪礼·士冠礼》记载，仪式极为复杂、隆重甚至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仪式分为两大礼程，第一程是预礼，即正式加冠前以礼仪规定的程式做好准备事务，主要环节有筮日（以占卜确定冠礼日期）、筮宾（在参礼宾客中占卜确定一人为正宾）、约期（商定冠礼开始的具体时辰）、戒宾（邀请正宾与所有赞冠宾客）、设洗（加冠者礼前沐浴与当日特定梳洗）;第二程是正礼，即加冠之日的礼仪程式，主要环节有陈服器（清晨开始陈设礼器、祭物与相应服饰）、迎赞者入庙（加冠者家长迎宾客进入家庙）、三加冠（始加布冠，意为冠者具备衣食之能;二加皮冠，皮冠亦称武冠，意为冠者具备基本武技;三加爵冠，爵冠亦称文冠，意为冠者基本具备知书达礼之能）、宾醴冠者（正宾为加冠者赐酒祝贺）、冠者见母、宾赐表字（正宾为加冠者赐以本名之外供寻常称呼的称谓）、见家人（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礼见所有长幼家人）、见尊长（加冠者以成人身份正式拜见乡老族长大夫或国君）、醴宾（主家宴请参礼宾客）。这样隆重的仪式，对受冠者“三加弥尊”，受冠者必然“谕其志也！”自会增加其社会责任之感，增强其对家族、父母及宾朋的感恩之情。 西周教育注重人自身的中和泰和，即后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2]120西周教育把个人修身的好坏看成政治好坏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古典哲学中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途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视为外王之业。
四、西周时期教育的现代价值
综上，西周的教育体制及教育内容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毫无疑问是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但其以“礼”为核心的教育内容和思想里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8]，挖掘西周时期的教育所包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坚持创新性转化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时代课题。
（一）强化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西周时期以“礼”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志在修齐治平，崇尚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尊老爱幼等，形成了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之源，在后续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其并未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更，泱泱中华之所以被誉为“礼义之邦”，很大程度上源于西周时期形成的良风美俗，使得炎黄子孙展现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人文风采。
今天的中国，在经历百年屈辱之后，亿万中华儿女砥砺前行，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越来越近。广大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然而在今天大学生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中，也存在大量复杂的问题，诸如信仰缺失、善恶不分、荣耻不辨，甚至崇洋媚外，对中华文化无知、甚至不屑，了解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迫在眉睫。
今天高等教育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青年学生们了解、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有必要研究西周时期的教育思想内涵，这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之源，应该在青年一代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大学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引领者，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强烈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有了发自心底的文化自信，才更能理解、支持并奉献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建设事业当中，才能够自觉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中国方案，越来越多地为国家甚至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二）人才培养德才兼备，德不可轻
一个国家民众普遍的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今天和明天，是国家名片。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國传统道德精神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精神境界，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青年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他们的“德”影响着祖国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国家的综合实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尊重。但与西周时期教育极端重视人的伦理道德教育而忽视科学技术教育相比，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教育似乎走在了相反的道路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学对新一代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的办法、内容和效果等，还与国家及大学的整体进步有落差，与社会、人民对大学生的期待有落差。
在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各种价值观念纷纷出现，使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多样，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带来了诸多冲击。根据麦可思的研究，全国高校校训有三大高频词汇，分别是“博学”“厚德”“创新”。每个词汇都以相应的素养和能力比例进行数据举证，发现“博学”的整体达成情况较好，在这一指标下的四项能力中“持续学习能力”达到88%，“信息获取和选择能力”达到90%，“洞察力”达到 89%，但“人文美学”只达到50%;发现“厚德”的能力达成度较低，在这一指标下的“包容精神”为60%，“乐于助人，参与公益”为62%，“社会公德”为68%，“知恩图报”为65%。[9]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中“德”的教育仍是薄弱环节，存在重“技”轻“道”的现实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包含了传承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明确了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全国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启动实施了一些重点项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核心内容等进行了清晰的阐释，对如何继承和发扬指出了路径，为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武器，对于延续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学生道德教育内容要实、形式要多样
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不仅体现在课堂之学，更多是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和实践之中，以“礼”教为例，除书本铭文相传授外，更多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祭祀、行军、酒宴、射箭、相见等各种实际活动之中，将教育内容融入实践，且十分重视仪式感。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8]为高校更好地开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教育提供了遵循和路径。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丰富的课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涵盖了人类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含着积极丰富而生动的哲理和智慧，给当今的课堂教学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素材。无论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课堂上，都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身影及底色等着我们去发现、挖掘和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全国多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转变思路，开启“课程思政”建设，促进包括通识课、专业课在内的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挖掘和充实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更广泛、更深层次的传承和创新打下了良好基础。
要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以仪式感为例，西周教育在相见、乘车、祭祀等有形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向人传达着教育思想，在有形之中育人于無形，当今的教育也十分需要这种仪式感，需要充分注重仪式感化之效果，在学生的成人礼、升国旗仪式、军训等活动中都要有一定的仪式感，或庄重或热烈或舒缓，仪式感是人们表达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仪式感无处不在，教育中要有意识地设计一些仪式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生的内心世界，融入血液里。
[参考文献]
[1]《周礼》，广陵书社2007年版。
[2]《礼记》，广陵书社2007年版。
[3]转引自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周礼注疏》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5]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314页。
[6]《仪礼》，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8页。
[7]新华社：《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
[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9]《麦可思研究》，2017年9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