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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艺谋的另类之作《有话好好说》采用黑色幽默的风格,以喜剧的形式揭示悲剧的内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精神层面跟不上物质发展的步伐,产生了都市的浮躁与荒诞。导演也从镜头形式上进行创新、大胆试验,把都市浮躁和荒诞的主题推向顶峰。
关键词:黑色幽默;长镜头;运动摄影
《有话好好说》(1997)作为张艺谋众多作品中的另类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讲述了都市人的具有闹剧色彩的轻喜剧故事。赵小帅(个体书商)对新结识的女朋友安红穷追不舍,不惜花钱雇民工在其楼下高喊。这样的举动惹恼了安红的情人刘德龙,刘德龙将赵小帅教训了一番。混乱中赵小帅将行人张秋生的手提电脑当做自卫的武器摔坏了,后来引发了三个男人之间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重温这部一经上映就引起轩然大波的电影,众多观众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沉重感,一种无助感。当弱者站在孤立无援的地方时,或许这注定就是一场悲剧。影片汇集了诸多明星大腕,导演张艺谋也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个收废品的民工角色。但不得不承认,电影的主题是深刻的: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难免会陷于矛盾冲突的泥淖中,有话好好说就成了暂时解决冲突或深层矛盾的良药。
一、黑色幽默
“鉴于随意简单、荒诞偶然的故事表层与多义复杂、严肃沉重的深层意蕴之间的矛盾,《有话好好说》要求一种适合的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及叙事风格——它不可能是写实的,也不可能是悲剧或正剧的。”[1]显然导演采用的是黑色幽默的风格,在嬉戏欢笑之余,更多的是对沉重、残酷的现实的反思。作家或导演通常是在反向意义上使用“黑色幽默”这个词,即以喜剧的形式揭示悲剧的内容。
影片的黑色幽默情调无所不在:赵小帅去劳动力市场找人为他喊人,让“小个子”亮亮嗓子喊喊试试,结果“小个子”喊了“警察来了”之后,众人立即四散而逃,虽引起观众满堂哗笑,却也禁不住让人心酸一把,这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畏惧法制的真实写照,也是最真实的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小个子”跟随赵小帅来到安红所住的小区喊安红的名字,结果他俩却被泼了一身凉水,落汤鸡似的赵小帅在楼下咆哮着,楼上却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接力式地往赵小帅身上泼冷水;影片的后半部分张秋生为了阻止赵小帅砍刘德龙的手想尽一切方法来劝阻,可都无济于事,就算这个专注学术十几年的知识分子拿出自己的“板砖论”也不能解除赵小帅对刘德龙的仇恨,结果好心的张秋生却被认作是疯子遭到了众人的白眼和唾弃,疯子式的人物充斥整个画面,正义被湮没,嘈杂混乱成了主流。所有的所有,都让观众在狂笑之后又马上悲凉了起来。
影片的音效无疑也增强了黑色幽默的氛围,真实的音乐交代了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的风貌。独具特色的老北京评书“我从小生在北京,土生土长,……”既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诙谐而又深刻。酒店里,在赵小帅要砍刘德龙的手时,顶上的音箱却如一块板砖不偏不倚地砸在刘德龙的头上,这时整个空间都空洞了,房间的屏幕上放出了《心情不错》这首歌曲既讽刺又幽默,寓意深厚。
二、拍摄手法
影片采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使画面更加具有真实感。刘德龙率众殴打在街头苦苦等待安红的赵小帅以及张秋生被逼疯的两段场景,导演以动荡的长镜头的叙述方式,给观众一种压迫感、紧张感以及从中感受到的无助和绝望。仰拍刘德龙那群人,以及多处采用主观视角,从赵小帅的眼里去看这个世界。报复也好,发疯也罢,都是从多方面表达着一种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对自己利益的争取。影片中大胆采用了非常规的“追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切换方式。
影片还运用广角镜头拍摄,带有一定的夸张性、荒诞感,从而更加形象地凸显都市的荒谬和浮躁。如影片开头用广角镜头拍摄赵小帅追逐安红的场景,广角镜头使得两人的面部特写变形,甚至有些丑陋;而后两人在公交车上的对话更是将这种都市中的荒诞和浮躁推上更高的台阶;2分32秒时,安红骑自行车时屁股的特写、鲜艳的明黄色紧身短裙和广角镜头的变形作用将荒诞进行到底。晃动的镜头、移动的背景则又表现了都市发展的快节奏和多变化。片中赵小帅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上追赶安红的场景,不仅主人公是晃动的,背后的影像也是移动和晃动的,在这种摇晃的双向流动画面中,既表现了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恰到好处地应和了影片的快节奏。“《有话好好说》采用了一种动感的影像风格,摄影师一直使用的是肩扛式的摄影机,在跟随脚步凌乱快速的人物移动时,镜头自然出现了各种上下晃动、摇摆不稳的动感,给观众一种充满焦虑和冲动的感觉,这种时远时近、时虚时实、时静时动的拍摄手法,为影片带来了都市的动荡和心灵的浮躁感。同时也在情节、对话的配合下,凸显出一种特有的幽默和喜剧效果。”[2]
三、人物关系
(一)赵小帅与安红
安红是整部影片开头唯一与赵小帅有直接互动关系的角色。作为整部影片的引子,安红被塑造成一个前卫、大胆、时尚、个性鲜明的人物,赵小帅对她的追逐关系很好地为刘德龙的出现埋下暗线。安红与赵小帅的关系处在时好时坏的状态,由不搭理到甜蜜再到不搭理,通过这种女人和男人间的特殊关系的转变能够更好地表达出当时社会中女性个性的解放。安红这一角色的另一妙处在于和赵小帅这个人物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对事物的坚持,还是对理念的坚持。比如安红对赵小帅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为赵小帅传统的爱情观念起到衬托与对比的作用。
(二)赵小帅与刘德龙
刘德龙与赵小帅的一段对话很好地概括了两个人物的关系,刘德龙:“其实我们有点像,都是脾气太冲,如果没有这档子事,我们估计还能成朋友。”赵小帅:“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太像,像就拿不出这五万块钱。”从直观的角度上看,刘德龙就是一个大款,其实他代表的是一类人,就是在社会转型期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暴发户。而赵小帅作为一个贩书商,和暴发户形成一种对比,而观看影片的大众就会相应地贴近赵小帅这类人,这是典型的“仇富”心理造成的。所以赵小帅即使做了再荒诞的事情,也能得到观众潜意识下的袒护。同时赵小帅与刘德龙的仇恨关系也是在奇妙而古怪的状态下消除的,大有“一笑泯恩仇”的感觉。这也贯彻了本部影片的根本精神——有话好好说。
(三)赵小帅与张秋生
片中赵小帅与张秋生的所有关系都是被安红及刘德龙带出的,也就是说张秋生根本就是一个意外。意外冲突下的关系,往往都会快速解决。然而本片却不同,张秋生是除赵小帅外出场时间比较长的角色。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是由张秋生的身份所决定的,即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知识分子往往比常人有着更多的执著。而当知识分子遇到不看书的书贩子时,故事就变得有意思了。张秋生反过来影响了赵小帅与安红及刘德龙的关系,这也是导演赋予知识分子的特殊能力。作为力主“有话好好说”的张秋生,最终被制服也说明了在社会的力量下,个人的力量只能是有限的,导演也给知识分子一个新的形象。影片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着四类人群,即大众、新女性、大款、知识分子。四者间的关系与矛盾,在日益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日渐凸显。
四、小结
影片之所以取名为“有话好好说”的原因,是基于张艺谋导演认为“与人为善,一切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去努力解决矛盾”。一个简单的问题要解决并不复杂,但要是变成一个大的矛盾,事情的本质就变了。电影由一件小事映射了一个社会的四类人群不同的生活态度,贴近生活、反映生活。不同阶层的人生活背景和生存压力的不同注定了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有着不同的感知,这也是故事发展的基础。当代社会已经从温饱问题转移到了物质与社会文化生活变化的关系问题上来,这是与张艺谋以前的作品的差别之处。时尚化、物质化的形势格局使人们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但人与人之间因为社会而贴近,却也因为社会而拉远,交流成了社会中急需的“奢侈品”,有话好好说便成了交流的“法宝”。导演希望借这部影片使人们理解的并不是如何说话而是话要在“理”,“理”要服众,打出了一张漂亮的“温情牌”。
注释:
[1] 峻冰主编:《中外当代电影名作解读·续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2] 武晔岚、赵正节:《电影百年佳片赏析Ⅱ》,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关键词:黑色幽默;长镜头;运动摄影
《有话好好说》(1997)作为张艺谋众多作品中的另类作品,在叙事的表层上讲述了都市人的具有闹剧色彩的轻喜剧故事。赵小帅(个体书商)对新结识的女朋友安红穷追不舍,不惜花钱雇民工在其楼下高喊。这样的举动惹恼了安红的情人刘德龙,刘德龙将赵小帅教训了一番。混乱中赵小帅将行人张秋生的手提电脑当做自卫的武器摔坏了,后来引发了三个男人之间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重温这部一经上映就引起轩然大波的电影,众多观众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沉重感,一种无助感。当弱者站在孤立无援的地方时,或许这注定就是一场悲剧。影片汇集了诸多明星大腕,导演张艺谋也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个收废品的民工角色。但不得不承认,电影的主题是深刻的: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难免会陷于矛盾冲突的泥淖中,有话好好说就成了暂时解决冲突或深层矛盾的良药。
一、黑色幽默
“鉴于随意简单、荒诞偶然的故事表层与多义复杂、严肃沉重的深层意蕴之间的矛盾,《有话好好说》要求一种适合的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及叙事风格——它不可能是写实的,也不可能是悲剧或正剧的。”[1]显然导演采用的是黑色幽默的风格,在嬉戏欢笑之余,更多的是对沉重、残酷的现实的反思。作家或导演通常是在反向意义上使用“黑色幽默”这个词,即以喜剧的形式揭示悲剧的内容。
影片的黑色幽默情调无所不在:赵小帅去劳动力市场找人为他喊人,让“小个子”亮亮嗓子喊喊试试,结果“小个子”喊了“警察来了”之后,众人立即四散而逃,虽引起观众满堂哗笑,却也禁不住让人心酸一把,这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们畏惧法制的真实写照,也是最真实的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小个子”跟随赵小帅来到安红所住的小区喊安红的名字,结果他俩却被泼了一身凉水,落汤鸡似的赵小帅在楼下咆哮着,楼上却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接力式地往赵小帅身上泼冷水;影片的后半部分张秋生为了阻止赵小帅砍刘德龙的手想尽一切方法来劝阻,可都无济于事,就算这个专注学术十几年的知识分子拿出自己的“板砖论”也不能解除赵小帅对刘德龙的仇恨,结果好心的张秋生却被认作是疯子遭到了众人的白眼和唾弃,疯子式的人物充斥整个画面,正义被湮没,嘈杂混乱成了主流。所有的所有,都让观众在狂笑之后又马上悲凉了起来。
影片的音效无疑也增强了黑色幽默的氛围,真实的音乐交代了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的风貌。独具特色的老北京评书“我从小生在北京,土生土长,……”既表明了人物的身份又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诙谐而又深刻。酒店里,在赵小帅要砍刘德龙的手时,顶上的音箱却如一块板砖不偏不倚地砸在刘德龙的头上,这时整个空间都空洞了,房间的屏幕上放出了《心情不错》这首歌曲既讽刺又幽默,寓意深厚。
二、拍摄手法
影片采用了大量的长镜头,使画面更加具有真实感。刘德龙率众殴打在街头苦苦等待安红的赵小帅以及张秋生被逼疯的两段场景,导演以动荡的长镜头的叙述方式,给观众一种压迫感、紧张感以及从中感受到的无助和绝望。仰拍刘德龙那群人,以及多处采用主观视角,从赵小帅的眼里去看这个世界。报复也好,发疯也罢,都是从多方面表达着一种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对自己利益的争取。影片中大胆采用了非常规的“追拍”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切换方式。
影片还运用广角镜头拍摄,带有一定的夸张性、荒诞感,从而更加形象地凸显都市的荒谬和浮躁。如影片开头用广角镜头拍摄赵小帅追逐安红的场景,广角镜头使得两人的面部特写变形,甚至有些丑陋;而后两人在公交车上的对话更是将这种都市中的荒诞和浮躁推上更高的台阶;2分32秒时,安红骑自行车时屁股的特写、鲜艳的明黄色紧身短裙和广角镜头的变形作用将荒诞进行到底。晃动的镜头、移动的背景则又表现了都市发展的快节奏和多变化。片中赵小帅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上追赶安红的场景,不仅主人公是晃动的,背后的影像也是移动和晃动的,在这种摇晃的双向流动画面中,既表现了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恰到好处地应和了影片的快节奏。“《有话好好说》采用了一种动感的影像风格,摄影师一直使用的是肩扛式的摄影机,在跟随脚步凌乱快速的人物移动时,镜头自然出现了各种上下晃动、摇摆不稳的动感,给观众一种充满焦虑和冲动的感觉,这种时远时近、时虚时实、时静时动的拍摄手法,为影片带来了都市的动荡和心灵的浮躁感。同时也在情节、对话的配合下,凸显出一种特有的幽默和喜剧效果。”[2]
三、人物关系
(一)赵小帅与安红
安红是整部影片开头唯一与赵小帅有直接互动关系的角色。作为整部影片的引子,安红被塑造成一个前卫、大胆、时尚、个性鲜明的人物,赵小帅对她的追逐关系很好地为刘德龙的出现埋下暗线。安红与赵小帅的关系处在时好时坏的状态,由不搭理到甜蜜再到不搭理,通过这种女人和男人间的特殊关系的转变能够更好地表达出当时社会中女性个性的解放。安红这一角色的另一妙处在于和赵小帅这个人物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对事物的坚持,还是对理念的坚持。比如安红对赵小帅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为赵小帅传统的爱情观念起到衬托与对比的作用。
(二)赵小帅与刘德龙
刘德龙与赵小帅的一段对话很好地概括了两个人物的关系,刘德龙:“其实我们有点像,都是脾气太冲,如果没有这档子事,我们估计还能成朋友。”赵小帅:“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太像,像就拿不出这五万块钱。”从直观的角度上看,刘德龙就是一个大款,其实他代表的是一类人,就是在社会转型期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暴发户。而赵小帅作为一个贩书商,和暴发户形成一种对比,而观看影片的大众就会相应地贴近赵小帅这类人,这是典型的“仇富”心理造成的。所以赵小帅即使做了再荒诞的事情,也能得到观众潜意识下的袒护。同时赵小帅与刘德龙的仇恨关系也是在奇妙而古怪的状态下消除的,大有“一笑泯恩仇”的感觉。这也贯彻了本部影片的根本精神——有话好好说。
(三)赵小帅与张秋生
片中赵小帅与张秋生的所有关系都是被安红及刘德龙带出的,也就是说张秋生根本就是一个意外。意外冲突下的关系,往往都会快速解决。然而本片却不同,张秋生是除赵小帅外出场时间比较长的角色。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结果,是由张秋生的身份所决定的,即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知识分子往往比常人有着更多的执著。而当知识分子遇到不看书的书贩子时,故事就变得有意思了。张秋生反过来影响了赵小帅与安红及刘德龙的关系,这也是导演赋予知识分子的特殊能力。作为力主“有话好好说”的张秋生,最终被制服也说明了在社会的力量下,个人的力量只能是有限的,导演也给知识分子一个新的形象。影片中的四个主要人物,分别代表着四类人群,即大众、新女性、大款、知识分子。四者间的关系与矛盾,在日益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日渐凸显。
四、小结
影片之所以取名为“有话好好说”的原因,是基于张艺谋导演认为“与人为善,一切都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去努力解决矛盾”。一个简单的问题要解决并不复杂,但要是变成一个大的矛盾,事情的本质就变了。电影由一件小事映射了一个社会的四类人群不同的生活态度,贴近生活、反映生活。不同阶层的人生活背景和生存压力的不同注定了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有着不同的感知,这也是故事发展的基础。当代社会已经从温饱问题转移到了物质与社会文化生活变化的关系问题上来,这是与张艺谋以前的作品的差别之处。时尚化、物质化的形势格局使人们的精神层面与物质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但人与人之间因为社会而贴近,却也因为社会而拉远,交流成了社会中急需的“奢侈品”,有话好好说便成了交流的“法宝”。导演希望借这部影片使人们理解的并不是如何说话而是话要在“理”,“理”要服众,打出了一张漂亮的“温情牌”。
注释:
[1] 峻冰主编:《中外当代电影名作解读·续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2] 武晔岚、赵正节:《电影百年佳片赏析Ⅱ》,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