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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日本文学脱胎于中国文学。不管是神话、诗歌还是小说，就古典文学这一范畴而言，中国文化均给日本文学以丰富的营养。而历史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的维新志士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为“师夷长以制夷”，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起初以翻译政治、自然科学为主，后来在梁启超的倡导之下，文学翻译也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日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翻译日本文学，或者通过日语转译西方文学成为一种风潮。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掀开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崭新一页。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据李芒先生所言，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提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他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佳人奇遇》发表于《清议报》上，梁启超为此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这篇序言重点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政治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和序言发表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
此外，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在早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中，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这一时期，除政治小说外，家庭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也纷纷登台亮相，作品数量多，参加翻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喜人的。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空谷绝音，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对我国的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大批负有使命感的作家开始了新文学的耕耘。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以下分三点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作大致的介绍与阐述。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译作大量出现。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等共15位作家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是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受重视与鲁迅不无关系。三是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译者人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甚至组成文学社团，以文学阵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译介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位置毋庸赘言。他的创作带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对翻译的最终意义—为人生、为社会—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选择被翻译作品时，往往不受当时文坛流行的流派所左右，注重引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
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其中数俄国和日本最多。五四运动之前，鲁迅较多的是翻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则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因此鲁迅在引进日本文学时，不引进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自然主义，而是只引进他认为重要的流派。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在翻译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要评价鲁迅对翻译文学的贡献，茅盾的一句话颇具权威性：“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
诚然，鲁迅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27年之后，鲁迅的翻译重点转向译介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鲁迅是继梁启超之后的第二个领路人。周作人与鲁迅同为译介日本文学的先锋人物，他同样也注重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之先河。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周作人是最先在中国介绍日本新村的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白桦的人道主义在结构形态上明显地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周作人与鲁迅在翻译日本文学时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相同点存在于早期，他们的文学观亦较相近，所以在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这一点上，他们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后期的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不断向共产主义转化，而周作人则热衷于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致兄弟二人最终成了不同阵营的对垒人物。当然，这一现象的最终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由某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尽管周作人后期的为人处世颇受世人的指责，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他与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两面大旗。
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三、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维新运动—五四之前，据李芒先生所言，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提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他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佳人奇遇》发表于《清议报》上，梁启超为此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这篇序言重点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政治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和序言发表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
此外，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在早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中，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这一时期，除政治小说外，家庭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也纷纷登台亮相，作品数量多，参加翻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喜人的。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
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空谷绝音，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对我国的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大批负有使命感的作家开始了新文学的耕耘。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以下分三点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作大致的介绍与阐述。
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译作大量出现。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等共15位作家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是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受重视与鲁迅不无关系。三是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译者人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甚至组成文学社团，以文学阵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译介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位置毋庸赘言。他的创作带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对翻译的最终意义—为人生、为社会—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选择被翻译作品时，往往不受当时文坛流行的流派所左右，注重引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
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其中数俄国和日本最多。五四运动之前，鲁迅较多的是翻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则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因此鲁迅在引进日本文学时，不引进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自然主义，而是只引进他认为重要的流派。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在翻译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要评价鲁迅对翻译文学的贡献，茅盾的一句话颇具权威性：“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
诚然，鲁迅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27年之后，鲁迅的翻译重点转向译介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鲁迅是继梁启超之后的第二个领路人。周作人与鲁迅同为译介日本文学的先锋人物，他同样也注重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之先河。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周作人是最先在中国介绍日本新村的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白桦的人道主义在结构形态上明显地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周作人与鲁迅在翻译日本文学时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相同点存在于早期，他们的文学观亦较相近，所以在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这一点上，他们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后期的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不断向共产主义转化，而周作人则热衷于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致兄弟二人最终成了不同阵营的对垒人物。当然，这一现象的最终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由某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尽管周作人后期的为人处世颇受世人的指责，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他与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两面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