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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1937年日本的入侵，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模式’也许就在中国初现端倪了。”
这就是梁漱溟的抱负。他是要用2500年前“真正孔子”的儒家理性和情怀，融合“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去打造一条政教合一的民族复兴之路。
以上这般抽象的理论会在人脑海里呈现出怎样的情景？大凡记忆里装满了各种“儒教”标签的人，在预设之后看事实的答案，大概会觉得难以想象：
在军阀混战、民生多艰的长镜头中，辫子和小脚还随处可见的山东农村里，出现了这样一些画面：人们引进了美国新品种的优质棉花改良本地棉种；建立了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开始向农民们提供低息贷款；乡里、村里都建起了培训学校；农民们组织起来造林、修路；大家开始投票选举，以及实践基层民主自治……
或许，上面这些关键词会让一些人联想到当前遍布神州大地的“新农村建设”，但实际上，梁漱溟当年在山东邹平的这块试验田，还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儒家精神是一种生活
1931，农历辛未年，也是中华民国二十年。这时候，江西苏维埃政府的土改正如火如荼；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正在何应钦等人的带领下“剿共”；长江发大水淹死了14万人，中下游5000万灾民流离失所；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
“那个时候，中国是四分五裂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军阀都是各顾各。”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就有很多忧国忧民的人在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不管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还是经济上想办法，都有人在想和做。各式各样搞乡村工作的，就有好几百处，梁漱溟所在的邹平实验田是其中的一处，也是规模、影响都相当大的一个。
1924年，正是梁漱溟在学术界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他自己却选择了离开北大讲台，辗转多地办学，做农村考察。
梁漱溟在一生中多次申明自己“未尝有意讲求乎学问”，与别人尊他为“大儒”“大师”“思想家”相对，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
“他这并不是自谦的话，”梁培宽说，“他是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西方的哲学是‘爱智’，哲学是一种思维的活动，在智力上比较、在理论上发展。西方的哲学家，在思想概念上很讲究，但是他们只是‘讲’。而孔子的东西，是要去‘做’，要身体力行。我父亲认为，儒家精神是一种生活，这其中的‘哲理’只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并不是哲学。”
后来他与熊十力之间关于儒家精神的分歧和争辩，也源于此。所谓“正经事”，究竟应该是去“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还是应该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在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看来，梁漱溟的路子，是“精神的下坠”，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种堕落。
但梁漱溟自己却觉得，那些精密而华美的哲学思想体系、理论架构，是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并不是无限的、最高的。他是要直面现世的问题去独立思考和求解。而中国问题，是他矢志一生苦苦求解的问题。
他在80多年前，做出这样的论断：“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区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梁培宽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的人们，是真心实意去干，没有人逼迫他们。他们都是自愿放弃城市里优越的生活，抱着一份理想扎根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做实验，去为中国找出路。一呆就是很多年。有这种精神的人，是符合‘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标准的。”
那时候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为做官，也不是借此名号“镀金”，发不了财，更不是为了去凑热闹“表演”一番以赚“粉丝”。
当时搞乡村建设实验的知识分子，还有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人，每个人的思路不同，做法也不一样。梁漱溟并不认为自己的路子就是唯一正确的，但他觉得，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探索解决之道的过程中，大家逐渐会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到时候，中国就会有“乡村建设大联盟”的新的政治力量崛起。
据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记载，1931年，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一批人，得到了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在邹平县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1932年底，“中华民国内务部”通过了在各地建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的条例，邹平随后正式被列为山东省的实验县，已经建起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获得了一个官方的“名分”。山东省又直接将邹平实验县划归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属。
这样，就搭建起来了一个“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平台。
把社会变成一所学校
1933年，8岁的梁培宽跟着母亲、弟弟一起，搬家到了邹平，租了老乡的房子住。
在他年幼的记忆中，这个县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从东门到西门的一条土路，一下雨街上就是水洼。县城里没有楼房，全县最高的建筑物是天主教堂尖尖的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出门得带手电筒。街上的店铺零散在住户之间，商业活动很少，人们十天左右赶一个集，把自己家里产的东西拿出来卖，再换些别的东西回家。
农村里面，家室兴旺的念想都被寄托在人丁上，十一二岁的男孩，就给娶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希望“早生贵子”。早婚的风气十分盛行。
曾经和梁漱溟一起工作，在邹平实验县掌理过乡村自治、区划、礼俗、户籍等工作的田慕周回忆说，早婚陋习是最让人头疼的，乡学和村学的老师都去劝，给大家讲早婚的危害，可就是劝不过来，收效甚微。
要移风易俗，尽量不用行政手段，而是从思想上去开导，再由其内在需要自发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这是要比行政性的统一安排慢得多、难得多的大工程。
但梁漱溟相信，如果只是一批人，“自上而下”地、“恩赐”式地去带领大家建起一套模式，一时可能做得出个样子来，但农民内在的动力和自觉没有被唤起，这批人走了，一切又逐渐会恢复原样。要实现彻底的改变，得“打动他的心肝，鼓舞他的志趣”。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邹平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同等学力的研究生，研究程序上先做乡村建设基础理论的研究，再根据个人所长做分科研究，比如农业技术改良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农村经济及合作社研究、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等等。第一届招生30名，以山东省籍为限，外省自费前来请求附学的，也酌量容纳，这样的人招进来十余个。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学生是预备到乡村服务的，大概具备初中教育水平，年龄20岁到35岁之间。训练部的课程非常多，从军事自卫技能到农产制造、金融合作、公安卫生和社会调查统计。
实验县的基础行政机构改组则显得更为壮观——梁漱溟取消了区、乡、镇各级行政机构，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制度。村建村学，乡建乡学，“学众”是村民，“学长”是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者，再有精干有为者被选为“理事”，负责集体事务，以期用教育的设施来促成地方基层自治体，用教育的力量来代替行政力量，用教育性之社会组织代替下级行政组织。
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发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当时国民党邹平县党部的矛盾。
据梁漱溟的学生范云迁口述资料记载，当时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规模也不大，就5个工作人员，设在实验县政府斜对面路南的城隍庙里。他们发现梁漱溟等人不按国民党的一套进行，就开始公开反对。他们在县党部门口扎起了两个台子，张贴标语，进行演说，称要“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
梁漱溟的研究部教师里也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时年41岁的茹春圃闻讯后，跑到国民党党部门口大骂，骂得党部的几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最后的结果令当时的人震惊：韩复榘为了支持梁漱溟，直接下令将国民党邹平县党部撤销。
邹平这块试验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干涉，梁漱溟更得以按照自己的一套思路来尽情发挥。几年的时间里，研究院的工作初见成效，有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官员专程来邹平参观学习。
“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1986年，刚到邹平县政协文史办工作的郭蒸晨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没有公开出版的资料，包括邹平县政协的文史工作者到北京采访梁漱溟的手写笔录。
这让他对梁漱溟多年来的刻板印象顷刻间彻底颠覆。郭蒸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前觉得，他就是一个老封建、老顽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邹平文化馆搞了一个专栏，谈到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当时第一次知道这个研究院，但是一点不感兴趣，甚至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与‘反面人物’有关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趁着当时参与过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还有些健在，郭蒸晨等人开始抢救式地采访、搜集整理资料。随着昔日画面的一点一滴补全，他们愈发觉得当日乡村建设实验之难能可贵。历史地看，“梁漱溟不仅不是‘老封建’，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并不是骨子里面缺乏民主精神，而只是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以家庭为单位自顾自，这跟西方一直以来集团化生活过强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民主化的道路肯定有差别。所以他一贯主张打破“往西走的迷梦”，不通过追求个人离心于组织的“自由”和“个体解放”来实现民主，而是要训练国人学会在团体生活中扮演角色、承担义务、与别人相处，由适应团体的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培育出国人的政治素养。
团体的经济活动，从农业合作社开始。郭蒸晨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当时的合作社发展得比较成功。生产环节有棉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蜂蜜合作社、蚕业合作社；销售环节有运销合作社；金融环节有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
为了引入科学到农村，研究院建了一个农业试验场，搞各种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科学养鸡、科学养猪的实验，实验成功就推广，一开始无偿提供新种子，再提供无息、低息贷款，以实际的好处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
到1937年，邹平农村“产供销一条龙”的合作社，已经操作得相当市场化了。
合作社的行为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参与者的切身利益，比如统一销售之后，钱怎么分，是全部分完，还是要留一些公共基金？这是与每个人相关的事，不能由个别人说了就算，要农民自己拿主意。村学、乡学的理事，要负责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具体经济事务，谁能承担这个重任，就得大家讨论、选举。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纠纷，地方一些“实力派”自然会想要影响选举，但该如何应对，游戏规则应该怎样成熟和完善，就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一堂民主训练课
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研究院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在邹平乡间留下了很多轶闻传说，其中不乏演绎色彩很重的故事，有的细节已经很难多重考证。
上世纪90年代初，郭蒸晨在淄博找到了曾经在邹平13乡（当时邹平以阿拉伯数字为乡编号命名——记者注）当过乡理事的王峻明，听这位80多岁的老人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选举故事：
乡理事两年一选。花沟镇镇长、22岁的王峻明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乡学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选举。选举这天，邹平实验县的县长徐树人带着民政等三个科的科长及秘书，骑马赶来监选。
来参加投票的有近300人，有各村、镇的学长、理事、教员等等。大家聚集在乡学民众大礼堂，县长和几个科长坐在主席台上。
徐树人先讲了民主选举的意义，宣读了选举规章，又公布了包括群众呼声较高的王峻明、前任乡理事刘淑林等7位候选人名单。在当时，县长“挺”刘淑林连任的意思溢于言表，但地方人士却多希望年轻有为的王峻明当选。
因为“选民”总量并不是很大，经过人们预先口耳相传的“民意调查”，王峻明的得票率应该在80%以上，基本上稳操胜券，然而当场公布的计票结果，王峻明却以微弱劣势败于刘淑林。
这大大出乎人们的心理预期，许多人怀疑记票出了问题。大官村村长王明斋组织了5名代表重新登记选票，结果发现选票笔迹不对，并且与选票数不符，估计是有人调换了票箱。待重新集合代表时，王明斋等人就站起来，冲着主席台大声喊：“徐县长舞弊！”
有人开始起哄，喊“选举有问题，我们不承认！”“选举愚弄民众！”…… 一些人冲上台去，质问徐树人等人，后来干脆把徐等人拉下主席台。推搡之中，有人动手打了县长几下，有个科长在冲撞中被打破了嘴，票箱也被愤怒的群众砸掉。
几天后，乡村建设研究院重新组织了选举。据王峻明口述资料，梁漱溟亲自组织了这第二次选举。
这一次选举因为是计划之外的，梁漱溟没有用实验县政府或者当地的预算，而是直接用省政府拨给的钱。
选民也比上一次更多，除了上次参选的人之外，他多找来了近百名村民，其中包括30名妇女。
为了防止选民互相干扰、串票，这一次，他们打乱了选民的行政区划分组，每5人一组，最后余下的7人，分成3人和4人的两组，分组之后互不熟悉的人们坐在一起吃饭，饭后即开始重新选举。考虑到农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选举也不再用选票的形式，梁漱溟带着秘书，由几个乡学学员为证人，逐一单独询问农民。一个一个把大家投的“票”记录下来。从晚上8点一直记到半夜12点。最后的结果，不出预料是王峻明获胜当选。
王峻明当选之后，不负众望，为乡民做了许多事，获得了实验县政府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表彰。
没过多久，“七七事件”爆发，王峻明远走他乡经商，梁漱溟也离开邹平迁至重庆。
梦断1937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搞起来以后，1932年，菏泽又成立了一个分院。1935年，山东省又划了10个县为实验区。到1936年，全省有70%的县开始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实验。
但是，严格按照梁漱溟的思想来打造的实验区，依然只有邹平，即便是菏泽分院，形式也大有不同，而且更多是以民兵操练为内容，第一，是为了自卫，防范流寇土匪的威胁；第二，是为了抗战做准备。
1937～1939年的两年间，日军已经占领了山东的城市和所有交通线，两年之后重回山东，梁漱溟已经是以国民政府参政员、军委特派员的身份，秘密进入敌后游击区进行巡视。
在近8个月的时间里，他辗转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等地，沿途经过县市50多个，其中山东22个。有时住在老乡家里，有时躲避“扫荡”住进山洞里。
这次巡视之后，他愈发痛心疾首。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一节里，他写道：“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对民生之穷苦，风俗之故陋，看得更真切……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
郭蒸晨告诉本刊记者：“他遗憾于当时的改良探索被日本的侵略打断。”
在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中，梁漱溟写道：
“我是一个生长在大都市（北京）的知识分子而自愿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者，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从小范围的地方自治团体入手养成以国人从事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中国要走向民主，全在从散漫转进于组织，全在国人学习组织团体来生活，在政治上就是组成地方自治团体，在经济上就是组成互助合作社……中国人在集团生活上既病在向心力不足矣，则必进求组织以补救之，乃为适当也。此在四五十年后之今天回首看来犹是对症下药，未云有误。”
他的实验没有做完，历史也没有再给他一次这样的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梁漱溟一共回了邹平两次。一次是1950年，毛泽东找他谈话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
另外一次是全国政协组织的，是在1960年，他已经被树为反面“典型”之后。对邹平县政府而言，接待这个和邹平有特殊关系的全国政协委员，要以“不冷不热、不好不孬”为标准，不准出现漏洞。负责安全保卫的公安人员嘱咐邹平接待方说：“梁漱溟这个人物思想很反动……这次是毛主席让他下基层参观，转变他们的思想，要注意这些人的言论行动，多引导他们参观好的地方。”
其后，梁漱溟再也没有回来过，而邹平的老朋友、学生，却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
儒家没有新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病逝，最后的时候已经十分虚弱，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和交代。离世前几个月，他受郭蒸晨所托，在病床上为邹平县标志性的范仲淹雕像基座题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行字。因为身体已经没什么力气，原本清秀的字迹失去了昔日的流畅感。
这幅字后来并没能镌刻于范仲淹雕塑上。当时的一些地方领导出于各方面考虑，没有采用他的题字，改请曾经在邹平当过县委书记的一位领导来题写。而这位领导提出两点理由婉拒了—— 第一，我字又写得不好；第二，我在这里当书记的时候是书记，不在这里了就不是书记了……最后，他们辗转请到书画家范曾来题写这十四个大字，梁漱溟的原版手迹被一个感兴趣的官员拿了去，之后没多久，也弄丢了。
在经过行政区划合并、经济社会发展以后，今天的邹平县已经是一座70多万人口的“全国经济百强县”。在黄山公园里，东南侧半山腰中，紧依环山路42级石阶之上的树林深处，静静地安放着梁漱溟一半的骨灰。另外的一半葬在桂林老家。
将梁漱溟的一部分骨灰安葬邹平，是邹平故人对他的特殊牵念，也是梁家人认为有意义的一件事。
1988年底，邹平县政府批了两万元，惠民地区政府批了两万，社会捐资一万，家属再出了一万，背靠一个开采过石料的石窝把这片墓地建了起来。
在邹平黄山，《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寻访至这简朴且幽静的地方。几株苍翠的柏树掩映之下，是盖棺论定的铭文，记录着他为邹平的乡村建设贡献出的心血和努力，还有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一些大家的题字。
在被“边缘化”了几十年后，曾经不尴不尬的梁漱溟大概并不知道自己身后会获得诸如“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这样的名号。
“我父亲其实并不会赞成别人给他冠各种名，贴各种标签。”梁培宽说，“现在这种帽子满天飞。你要去肯定一个人呢，你就用具体的事实，说给大家就行了。”
他告诉本刊记者，父亲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觉得儒家就是儒家，没有什么新旧。
这就是梁漱溟的抱负。他是要用2500年前“真正孔子”的儒家理性和情怀，融合“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去打造一条政教合一的民族复兴之路。
以上这般抽象的理论会在人脑海里呈现出怎样的情景？大凡记忆里装满了各种“儒教”标签的人，在预设之后看事实的答案，大概会觉得难以想象：
在军阀混战、民生多艰的长镜头中，辫子和小脚还随处可见的山东农村里，出现了这样一些画面：人们引进了美国新品种的优质棉花改良本地棉种；建立了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开始向农民们提供低息贷款；乡里、村里都建起了培训学校；农民们组织起来造林、修路；大家开始投票选举，以及实践基层民主自治……
或许，上面这些关键词会让一些人联想到当前遍布神州大地的“新农村建设”，但实际上，梁漱溟当年在山东邹平的这块试验田，还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儒家精神是一种生活
1931，农历辛未年，也是中华民国二十年。这时候，江西苏维埃政府的土改正如火如荼；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正在何应钦等人的带领下“剿共”；长江发大水淹死了14万人，中下游5000万灾民流离失所；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
“那个时候，中国是四分五裂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把大家组织起来。军阀都是各顾各。”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就有很多忧国忧民的人在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不管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还是经济上想办法，都有人在想和做。各式各样搞乡村工作的，就有好几百处，梁漱溟所在的邹平实验田是其中的一处，也是规模、影响都相当大的一个。
1924年，正是梁漱溟在学术界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他自己却选择了离开北大讲台，辗转多地办学，做农村考察。
梁漱溟在一生中多次申明自己“未尝有意讲求乎学问”，与别人尊他为“大儒”“大师”“思想家”相对，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
“他这并不是自谦的话，”梁培宽说，“他是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西方的哲学是‘爱智’，哲学是一种思维的活动，在智力上比较、在理论上发展。西方的哲学家，在思想概念上很讲究，但是他们只是‘讲’。而孔子的东西，是要去‘做’，要身体力行。我父亲认为，儒家精神是一种生活，这其中的‘哲理’只是一种副产品。它本身并不是哲学。”
后来他与熊十力之间关于儒家精神的分歧和争辩，也源于此。所谓“正经事”，究竟应该是去“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还是应该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在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看来，梁漱溟的路子，是“精神的下坠”，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种堕落。
但梁漱溟自己却觉得，那些精密而华美的哲学思想体系、理论架构，是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并不是无限的、最高的。他是要直面现世的问题去独立思考和求解。而中国问题，是他矢志一生苦苦求解的问题。
他在80多年前，做出这样的论断：“改造中国必须从基层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区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
梁培宽告诉本刊记者，“那时候的人们，是真心实意去干，没有人逼迫他们。他们都是自愿放弃城市里优越的生活，抱着一份理想扎根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做实验，去为中国找出路。一呆就是很多年。有这种精神的人，是符合‘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标准的。”
那时候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为做官，也不是借此名号“镀金”，发不了财，更不是为了去凑热闹“表演”一番以赚“粉丝”。
当时搞乡村建设实验的知识分子，还有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等人，每个人的思路不同，做法也不一样。梁漱溟并不认为自己的路子就是唯一正确的，但他觉得，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探索解决之道的过程中，大家逐渐会殊途同归走到一起来。到时候，中国就会有“乡村建设大联盟”的新的政治力量崛起。
据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记载，1931年，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一批人，得到了当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在邹平县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1932年底，“中华民国内务部”通过了在各地建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的条例，邹平随后正式被列为山东省的实验县，已经建起的乡村建设研究院获得了一个官方的“名分”。山东省又直接将邹平实验县划归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属。
这样，就搭建起来了一个“以教统政”“政教合一”的平台。
把社会变成一所学校
1933年，8岁的梁培宽跟着母亲、弟弟一起，搬家到了邹平，租了老乡的房子住。
在他年幼的记忆中，这个县城最繁华的一条街，就是从东门到西门的一条土路，一下雨街上就是水洼。县城里没有楼房，全县最高的建筑物是天主教堂尖尖的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晚上出门得带手电筒。街上的店铺零散在住户之间，商业活动很少，人们十天左右赶一个集，把自己家里产的东西拿出来卖，再换些别的东西回家。
农村里面，家室兴旺的念想都被寄托在人丁上，十一二岁的男孩，就给娶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希望“早生贵子”。早婚的风气十分盛行。
曾经和梁漱溟一起工作，在邹平实验县掌理过乡村自治、区划、礼俗、户籍等工作的田慕周回忆说，早婚陋习是最让人头疼的，乡学和村学的老师都去劝，给大家讲早婚的危害，可就是劝不过来，收效甚微。
要移风易俗，尽量不用行政手段，而是从思想上去开导，再由其内在需要自发建立起一套新的秩序。这是要比行政性的统一安排慢得多、难得多的大工程。
但梁漱溟相信，如果只是一批人，“自上而下”地、“恩赐”式地去带领大家建起一套模式，一时可能做得出个样子来，但农民内在的动力和自觉没有被唤起，这批人走了，一切又逐渐会恢复原样。要实现彻底的改变，得“打动他的心肝，鼓舞他的志趣”。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乡村建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建设邹平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同等学力的研究生，研究程序上先做乡村建设基础理论的研究，再根据个人所长做分科研究，比如农业技术改良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农村经济及合作社研究、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等等。第一届招生30名，以山东省籍为限，外省自费前来请求附学的，也酌量容纳，这样的人招进来十余个。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学生是预备到乡村服务的，大概具备初中教育水平，年龄20岁到35岁之间。训练部的课程非常多，从军事自卫技能到农产制造、金融合作、公安卫生和社会调查统计。
实验县的基础行政机构改组则显得更为壮观——梁漱溟取消了区、乡、镇各级行政机构，而代之以村学、乡学制度。村建村学，乡建乡学，“学众”是村民，“学长”是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者，再有精干有为者被选为“理事”，负责集体事务，以期用教育的设施来促成地方基层自治体，用教育的力量来代替行政力量，用教育性之社会组织代替下级行政组织。
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发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当时国民党邹平县党部的矛盾。
据梁漱溟的学生范云迁口述资料记载，当时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规模也不大，就5个工作人员，设在实验县政府斜对面路南的城隍庙里。他们发现梁漱溟等人不按国民党的一套进行，就开始公开反对。他们在县党部门口扎起了两个台子，张贴标语，进行演说，称要“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
梁漱溟的研究部教师里也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时年41岁的茹春圃闻讯后，跑到国民党党部门口大骂，骂得党部的几个人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最后的结果令当时的人震惊：韩复榘为了支持梁漱溟，直接下令将国民党邹平县党部撤销。
邹平这块试验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干涉，梁漱溟更得以按照自己的一套思路来尽情发挥。几年的时间里，研究院的工作初见成效，有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学者、官员专程来邹平参观学习。
“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1986年，刚到邹平县政协文史办工作的郭蒸晨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没有公开出版的资料，包括邹平县政协的文史工作者到北京采访梁漱溟的手写笔录。
这让他对梁漱溟多年来的刻板印象顷刻间彻底颠覆。郭蒸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以前觉得，他就是一个老封建、老顽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邹平文化馆搞了一个专栏，谈到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当时第一次知道这个研究院，但是一点不感兴趣，甚至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与‘反面人物’有关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趁着当时参与过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人还有些健在，郭蒸晨等人开始抢救式地采访、搜集整理资料。随着昔日画面的一点一滴补全，他们愈发觉得当日乡村建设实验之难能可贵。历史地看，“梁漱溟不仅不是‘老封建’，他甚至是超时代的。”
梁漱溟认为，中国人并不是骨子里面缺乏民主精神，而只是缺乏团体生活的习惯，以家庭为单位自顾自，这跟西方一直以来集团化生活过强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民主化的道路肯定有差别。所以他一贯主张打破“往西走的迷梦”，不通过追求个人离心于组织的“自由”和“个体解放”来实现民主，而是要训练国人学会在团体生活中扮演角色、承担义务、与别人相处，由适应团体的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培育出国人的政治素养。
团体的经济活动，从农业合作社开始。郭蒸晨在整理史料时发现，当时的合作社发展得比较成功。生产环节有棉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蜂蜜合作社、蚕业合作社；销售环节有运销合作社；金融环节有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
为了引入科学到农村，研究院建了一个农业试验场，搞各种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科学养鸡、科学养猪的实验，实验成功就推广，一开始无偿提供新种子，再提供无息、低息贷款，以实际的好处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
到1937年，邹平农村“产供销一条龙”的合作社，已经操作得相当市场化了。
合作社的行为直接关系着每一个参与者的切身利益，比如统一销售之后，钱怎么分，是全部分完，还是要留一些公共基金？这是与每个人相关的事，不能由个别人说了就算，要农民自己拿主意。村学、乡学的理事，要负责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具体经济事务，谁能承担这个重任，就得大家讨论、选举。
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纠纷，地方一些“实力派”自然会想要影响选举，但该如何应对，游戏规则应该怎样成熟和完善，就是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一堂民主训练课
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研究院指导思想的提出者，在邹平乡间留下了很多轶闻传说，其中不乏演绎色彩很重的故事，有的细节已经很难多重考证。
上世纪90年代初，郭蒸晨在淄博找到了曾经在邹平13乡（当时邹平以阿拉伯数字为乡编号命名——记者注）当过乡理事的王峻明，听这位80多岁的老人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选举故事：
乡理事两年一选。花沟镇镇长、22岁的王峻明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乡学成立以来的第三次选举。选举这天，邹平实验县的县长徐树人带着民政等三个科的科长及秘书，骑马赶来监选。
来参加投票的有近300人，有各村、镇的学长、理事、教员等等。大家聚集在乡学民众大礼堂，县长和几个科长坐在主席台上。
徐树人先讲了民主选举的意义，宣读了选举规章，又公布了包括群众呼声较高的王峻明、前任乡理事刘淑林等7位候选人名单。在当时，县长“挺”刘淑林连任的意思溢于言表，但地方人士却多希望年轻有为的王峻明当选。
因为“选民”总量并不是很大，经过人们预先口耳相传的“民意调查”，王峻明的得票率应该在80%以上，基本上稳操胜券，然而当场公布的计票结果，王峻明却以微弱劣势败于刘淑林。
这大大出乎人们的心理预期，许多人怀疑记票出了问题。大官村村长王明斋组织了5名代表重新登记选票，结果发现选票笔迹不对，并且与选票数不符，估计是有人调换了票箱。待重新集合代表时，王明斋等人就站起来，冲着主席台大声喊：“徐县长舞弊！”
有人开始起哄，喊“选举有问题，我们不承认！”“选举愚弄民众！”…… 一些人冲上台去，质问徐树人等人，后来干脆把徐等人拉下主席台。推搡之中，有人动手打了县长几下，有个科长在冲撞中被打破了嘴，票箱也被愤怒的群众砸掉。
几天后，乡村建设研究院重新组织了选举。据王峻明口述资料，梁漱溟亲自组织了这第二次选举。
这一次选举因为是计划之外的，梁漱溟没有用实验县政府或者当地的预算，而是直接用省政府拨给的钱。
选民也比上一次更多，除了上次参选的人之外，他多找来了近百名村民，其中包括30名妇女。
为了防止选民互相干扰、串票，这一次，他们打乱了选民的行政区划分组，每5人一组，最后余下的7人，分成3人和4人的两组，分组之后互不熟悉的人们坐在一起吃饭，饭后即开始重新选举。考虑到农民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选举也不再用选票的形式，梁漱溟带着秘书，由几个乡学学员为证人，逐一单独询问农民。一个一个把大家投的“票”记录下来。从晚上8点一直记到半夜12点。最后的结果，不出预料是王峻明获胜当选。
王峻明当选之后，不负众望，为乡民做了许多事，获得了实验县政府和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表彰。
没过多久，“七七事件”爆发，王峻明远走他乡经商，梁漱溟也离开邹平迁至重庆。
梦断1937
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搞起来以后，1932年，菏泽又成立了一个分院。1935年，山东省又划了10个县为实验区。到1936年，全省有70%的县开始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实验。
但是，严格按照梁漱溟的思想来打造的实验区，依然只有邹平，即便是菏泽分院，形式也大有不同，而且更多是以民兵操练为内容，第一，是为了自卫，防范流寇土匪的威胁；第二，是为了抗战做准备。
1937～1939年的两年间，日军已经占领了山东的城市和所有交通线，两年之后重回山东，梁漱溟已经是以国民政府参政员、军委特派员的身份，秘密进入敌后游击区进行巡视。
在近8个月的时间里，他辗转豫东、皖北、苏北、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等地，沿途经过县市50多个，其中山东22个。有时住在老乡家里，有时躲避“扫荡”住进山洞里。
这次巡视之后，他愈发痛心疾首。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中，“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一节里，他写道：“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对民生之穷苦，风俗之故陋，看得更真切……今日问题不是敌人力量强，而是我们自己不行。这个不行不是军事的，是政治的。”
郭蒸晨告诉本刊记者：“他遗憾于当时的改良探索被日本的侵略打断。”
在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中，梁漱溟写道：
“我是一个生长在大都市（北京）的知识分子而自愿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者，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从小范围的地方自治团体入手养成以国人从事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中国要走向民主，全在从散漫转进于组织，全在国人学习组织团体来生活，在政治上就是组成地方自治团体，在经济上就是组成互助合作社……中国人在集团生活上既病在向心力不足矣，则必进求组织以补救之，乃为适当也。此在四五十年后之今天回首看来犹是对症下药，未云有误。”
他的实验没有做完，历史也没有再给他一次这样的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梁漱溟一共回了邹平两次。一次是1950年，毛泽东找他谈话说：“过去你不是在河南、山东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
另外一次是全国政协组织的，是在1960年，他已经被树为反面“典型”之后。对邹平县政府而言，接待这个和邹平有特殊关系的全国政协委员，要以“不冷不热、不好不孬”为标准，不准出现漏洞。负责安全保卫的公安人员嘱咐邹平接待方说：“梁漱溟这个人物思想很反动……这次是毛主席让他下基层参观，转变他们的思想，要注意这些人的言论行动，多引导他们参观好的地方。”
其后，梁漱溟再也没有回来过，而邹平的老朋友、学生，却一直跟他保持着联系。
儒家没有新旧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病逝，最后的时候已经十分虚弱，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和交代。离世前几个月，他受郭蒸晨所托，在病床上为邹平县标志性的范仲淹雕像基座题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行字。因为身体已经没什么力气，原本清秀的字迹失去了昔日的流畅感。
这幅字后来并没能镌刻于范仲淹雕塑上。当时的一些地方领导出于各方面考虑，没有采用他的题字，改请曾经在邹平当过县委书记的一位领导来题写。而这位领导提出两点理由婉拒了—— 第一，我字又写得不好；第二，我在这里当书记的时候是书记，不在这里了就不是书记了……最后，他们辗转请到书画家范曾来题写这十四个大字，梁漱溟的原版手迹被一个感兴趣的官员拿了去，之后没多久，也弄丢了。
在经过行政区划合并、经济社会发展以后，今天的邹平县已经是一座70多万人口的“全国经济百强县”。在黄山公园里，东南侧半山腰中，紧依环山路42级石阶之上的树林深处，静静地安放着梁漱溟一半的骨灰。另外的一半葬在桂林老家。
将梁漱溟的一部分骨灰安葬邹平，是邹平故人对他的特殊牵念，也是梁家人认为有意义的一件事。
1988年底，邹平县政府批了两万元，惠民地区政府批了两万，社会捐资一万，家属再出了一万，背靠一个开采过石料的石窝把这片墓地建了起来。
在邹平黄山，《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寻访至这简朴且幽静的地方。几株苍翠的柏树掩映之下，是盖棺论定的铭文，记录着他为邹平的乡村建设贡献出的心血和努力，还有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一些大家的题字。
在被“边缘化”了几十年后，曾经不尴不尬的梁漱溟大概并不知道自己身后会获得诸如“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这样的名号。
“我父亲其实并不会赞成别人给他冠各种名，贴各种标签。”梁培宽说，“现在这种帽子满天飞。你要去肯定一个人呢，你就用具体的事实，说给大家就行了。”
他告诉本刊记者，父亲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觉得儒家就是儒家，没有什么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