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般商行公司的女职员相比，旧时的银行女职员的水平更高，不但对金融基础理论要有相应了解，而且她们面对的不是死板板的文件和收据，而是对“服务”有相当要求的客户，那时常跑银行的客户也都是有一定身价的，因此银行女职员更需落落大方，仪态优雅，才能坐得上这职位。
　　银行在中国是相对年轻的行当，与传统的钱庄票号有很大不同，是随着西风而入的洋事物，满打满算就那么百来年时光，银行女行员就更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朵靓葩。
　　笔者无从考察中国银行史上第一位女职员姓名的史实，但肯定见过上海中国银行的第一位女职员：我的母亲称她为赵伯母，中行别业（位处今万航渡路的中国银行员工宿舍）的老街坊称她为王太太，她的真名实姓倒无从考查。
　　她的先生王含味是上海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她是金陵女大毕业的，学的是中文，在中行客户服务部任职。笔者在九十年代还随母亲去拜访过她，当时她已九十二岁了，仍眉清目秀，嘴唇轮廓分明如菱角，薄薄的二片，一看就是能说会道，倒很合适客户服务部的业务。可惜那时不懂得问她入行体会，听说她是结婚后才入中行。当时中国银行客户服务部觉得很需要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外汇部主任王含味先生就毛遂自荐，将自己太太推荐进去，从此，上海中国银行就有了第一位女职员。
　　随着上海职业女性人数日益增长，女性自行在银行开户立账，自行理财的越来越多，已成为银行争夺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客户群。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心理，或许一位成熟的、高学历的、有稳定家庭生活的女性，更易博得她们信任与好感。直到1995年，王氏夫妇还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金城别墅，凭退休金过着稳定有保障的晚年。
　　第二位中行女行员沈女士现仍健在，现居香港，也要有九十好几了，去年去港探访她，仍显得十分健康。沈女士于上海中西女中毕业后好像在岭南大学毕业，1939年入中行保险箱业务。
　　保险箱业务中不乏城中名媛贵妇客户，她们都有私房钱财陪嫁首饰，新派的都会女性都相信搁在银行保险箱里，既安全又保密。保险箱业务无需什么技术性专业性，细心周到体贴的服务，就是其专业水准，这无疑是女性的特长。因此在老上海，银行的保险箱业务，从来都是女职员最集中的领域。
　　当时的银行女职员极少是刚出大学门的毕业生，可能是为了要与银行的沉稳、持重、讲求信誉的形象相呼应吧。
　　从前银行职工无制服，但都自觉以深色西装或长衫为上班服，女职工也是素色旗袍淡妆示人。中行老人回忆，行里明文规定女职员皮鞋必须是扎带的平跟皮鞋，皮鞋跟不能超过二寸，不能露趾，且必是黑色的，旗袍长必过膝，不能开得太高，下摆不能太窄，宽度以坐下时盖住膝盖弯为准。不准留长指甲并涂指甲油……
　　至今香港银行女职员仍有明文规定，发长及肩，如超过肩部就要束起或盘起，不能任其“披头散发”，不能戴太多饰物……所以，民间一度盛传旧社会的女职员为“花瓶”之说，实在是误读历史。现实不少电视编剧导演镜头下的女职员、女秘书，不少也是花枝招展的，这也是不符合历史的。
　　旧时女大学生就业，最体面的是中学女教师，特别教会女中的女教师，因工作环境比较清纯，服务对象又是单一的女学生，同事也大多是同性，是知识女性就职的首选。女医生自然是最受人尊敬的，但毕竟医科要读八年，女医生在社会上数目少之又少，银行女职员因牵涉男女同事共业，且要抛头露脸接待客户，一些保守家庭对此有忌讳，故而当时敢于在银行业任职的职业女性，很有挑战世俗传统的胆魄，堪为职业女性的先驱。
　　商界从来有句名言：女人的钞票最好赚，早在民国初年的银行业，已敏锐地抓住了这块“女性经济”，在银行设立了女子储蓄部。1921年，北京就出现了第一家女子银行，1924年，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创办人大都是活跃于上海上层社会的知识女性。如首任董事长欧谭惠然就是著名的先施百货创办人之一欧彬的夫人，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曾任过银行的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