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里洋洋有句话：“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好像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
　　这个“前面、后面”的说法虽是由人本身出发，但杨德昌导演用在这里显然也有针对电影而发的用意：观众只能看到银幕前面的电影，看不到银幕的后面——当然这只是个譬喻——比较真确的说法是观众看不到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从这点再切入到更深的层次，就是在质疑何谓真实，或者人是否该相信自己肉眼所见。
　　这种关于认识的质疑其实对所有的人、事、物都一样，而且到最后无可避免会出现一个悲剧，那就是：一旦你想要认识了解一个人，你将发现你永远无法完全认识了解那个人。这时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是就此放弃，承认一切关于认识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抑或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到极致。
　　王昀燕这本《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显然是倾向于后者，而我所认识的杨导本人也是倾向于相信后者的。
　　自2009年以来，台湾出版界陆续出了好几本关于台湾新电影时代的电影人的访谈或传记，包括：摄影师李屏宾、录音师杜笃之、剪接师廖庆松、剪接师陈博文、导演王童等人，李屏宾甚至是先有纪录片《乘着光影旅行》（由姜秀琼与关本良拍摄）才有书的；除了这几本电影人的访谈录以外，小野也出了一本算是自述的《翻滚吧！台湾电影》。
　　这些书籍的内容当然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位当事人都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回忆自己投入电影的过往以及点点滴滴，可说是为8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历史做出了个人角度的总结。
　　这些经验总结十分珍贵而重要，然而最可惜者莫过于已经过世的杨德昌导演，虽然更早之前曾有美国学者白睿文针对两岸三地电影导演的访谈并集结成书（《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但那毕竟只是一次访谈的记录，很多细节也无法更深入地追索。
　　《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某种程度弥补了我们未能亲聆或亲睹杨导自道心声的遗憾。并不是说这些旁人对他的观察或描述足以替他发声，而是透过不同的在场旁观者彼此印证，有助于我们还原杨德昌的创作现场，了解他所面对的困境与掣肘，捕捉其创作意图及理念，从而对台湾新电影那段历史做出更适切的总结——这才能真正告别新浪潮！
　　魏德圣是最好的例子，他从杨导那里获得最深刻的启发——并非关于创作，而是关于理想的坚持——让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与方向，此所以他的《海角七号》明白彰显出与过往电影的不同，虽未必能由此再开启一波新浪潮，但其实台湾电影正需要这样一股能重新搅动观众——把既有的观念或成见打散不管它重新凝聚起来以后会是什么——的力量。
　　也正因如此，在重新搅动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对过往历史经验进行重新认识与理解，《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正是此一工程最需要的基本功；虽说对于台湾新电影的历史算是补足了许多重要部分，但另一方面，也突显出还有许多需要加强补足的部分，期待更多有如王昀燕这般具有“天真的冲动”（作者自谓，我却觉得是勇气及毅力）之人的投入。
　　杨导过世之后，来年，魏德圣到洛杉矶去探视了他的墓园，据他说当时四周静谧平和，却在离开之前起了一阵风，吹落几片树叶，他心念一动便拾起一片叶子，回来交给了当时未能同行的姜秀琼。这件事后来也见诸媒体，而我则是有缘在媒体报导之前就见到了那片叶子——是秀琼亲自带来给我看的，当场如有一股微小电流通过全身，百感交集。我想起杨导曾在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买了一台六盘式剪接机，在拍完《独立时代》、《麻将》之后送给了陈博文，我第一次见到那台剪接机就是在杨导工作室，这对陈博文而言也是异常深重的恩情，正如当年侯孝贤也曾赠送一套同步录音设备给杜笃之（王昀燕在书中访问杜笃之与陈博文时都有谈到）。我无意在此过度引申牵强附会，但这种传递或传承与媒介物的轻重贵贱无关，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感应，是可以一直连结传递出去的。而我在读完这本《再见杨德昌》后最大的感慨，就是恨不能再有一本《再见杨德昌》第二集，访谈对象则有杨顺清、王耿瑜、姜秀琼、魏德圣，甚至侯孝贤、张毅、张艾嘉、蔡琴、詹宏志……（名单真的数不尽）；但我不敢奢求王昀燕，她做得已经够多够好，我只能私心期盼那股电流能传到更多人身上。
　　《一一》里的洋洋后来拿着相机到处拍别人的后脑勺，我想这本书某种程度而言也是想让大家看看杨导的后脑勺吧？只不过杨导自己是看不到了。
　　再见，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