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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回译与文化还原为理论框架，分析《苏东坡传》中相关中国文化元素的翻译问题。该书内容涉及广泛，涵盖儒家、诗歌、佛教、文物、风俗、食品、药物等多种文化元素，还涉及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官员姓名等。依据彼得·纽马克提出的文化分类模型，本文对该书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整理、归类，从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古典诗词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其文化还原问题，并对张振玉、宋碧云的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实现文化还原的途径主要有借用法、加注法，所谓“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忠实原文需独占鳌头，其他方面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 回译;文化还原;对比研究;《苏东坡传》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8-0117-02
一、引言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将其一生奉献给了文学创作与翻译。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智慧，沟通中西文明是他一生的追求。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中，林先生最为欣赏的当属苏东坡。他广阔的胸襟，万丈的豪情，满腹的才学，令林先生钦佩不已，于是为其作传。《苏东坡传》是一本涉及大量中国特有文化元素的英文传记。将创作语言为英文的中国文化故事译回中文，是翻译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回译。回译的任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将文化元素还原，尽显中华文化之智慧与精髓。《苏东坡传》的众多中译本中，属张振玉先生和宋碧云女士的两个译本最受认可。本文拟探讨两个中文译本的文化还原问题，并深入分析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回译与文化还原。
二、《苏东坡传》两个中译本关于文化元素的
回译对比研究
彼得·纽马克在其所著的《翻译教程》中，将文化词语分为五种类型：物质文化（如手工艺品）;社会文化（包括工作和休闲）;组织、习俗、活动、程序、观念（包括政治和行政、宗教、艺术）;第四种;手势与习惯。[1] 《苏东坡传》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广泛多样，本文依据彼得·纽马克的文化分类将其分为三类，即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古典诗词，并探讨如何将这些特色文化元素回译成中文。如何重构译文中的文化元素是回译中译者面临的挑战，也是回译研究的目的。
（一）宗教文化
宗教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更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根源所在。它是一个建立在信仰或超自然理想之上的社会组织，灌输道德和使命以改变社会和世界。林语堂先生深受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思想对林先生影响颇深。
《苏东坡传》中多处浸透着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苏东坡本人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儒家哲学、中期的矛盾心理和晚期的超脱道家思想。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宗教文化，林语堂先生使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来传递宗教文化信息。对此，张振玉和宋碧云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
例1： According to Chinese belief， our present human life is merely a temporary form of existence upon this earth， and though we may not be aware of it， we may have been fairies ourselves in our previous existence and may become fairies again in our next.[2]
張：根据中国人的信念，现在的人生，只是在人间瞬息的存在，自己纵然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前生是神仙，下一辈子也会再度是神仙。[3]
宋：依照中国人的信念，此生只是我们在地球上暂时的存在，我们的前生很可能是仙人，来世也会再度成仙，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4]
原文本中的“present human life”“become fairies”和“in our next”揭示了道家的生死轮回思想。张振玉先生将其分别译成“现在的人生”“下一辈子”和“再度是神仙”，相比宋碧云女士的“此生”“来世”和“再度成仙”而言，略显冗长，不够精练。宋碧云女士的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更有利于体现中文母语的身份意识。
（二）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通常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如工具、器具、机器、装饰品、建筑物、纪念碑、衣服和任何其他由人类生产或使用的物品。中药文化是我国民族物质文化的典型案例。
例2：There were certain recipes that were of proved value. The “Divine Powder” contains twenty herbs，including thorny limebrush， sickle-leaved hare's ear， water plantain， licorice， wild cardamon， pig’s head （carpesium abrotanoides）， autumn root， magnolia officinalis， and acorus calamus. It includes also mabuang， or ephedra sinica， 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powerful stimulant to the production of gastric juice.[2]
张：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止是治一种病的。有一个药方叫 “圣教子”，包括二十种药材，其中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石膏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3] 宋：有一个特别的药方他深信有效，据他说一贴只要一文钱。下药加强整个身体，而非专治某一个器官。“圣散子”包含二十种药，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和石膏蒲等，还有麻黄，如今已证明强力促进胃液分泌。
【译注】“圣散子方”所列的二十种药是草豆蔻、木猪苓、石菖蒲、高良姜、独活、附子、麻黄、厚朴、藁本、芍药、枳壳、柴胡、泽泻、白术、细辛、防风、藿香、半夏、茯苓、甘草。[4]
宋女士对“Divine powder”进行了注释，大大帮助了读者理解这味中药。加注是译者补充必要背景信息的一种有效翻译方法，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恰当加注可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避免由于文化损失而带来的理解错误。另外，词性转换也不可忽视，否则译文容易出现“翻译腔”。如“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powerful stimulant to the production of gastric juice”此句，张振玉先生将其处理成“强力兴奋剂”，而宋使用了词性转换后，其译文“强力促进”则更贴合中文表达习惯。
（三）经典诗词
借用法（borrowing）是最好的古诗词回译方法，它必须建立在大量查找资料、追根溯源的基础之上。但是当涉及音译、欠额翻译、典故和相关史实考证时，回译面临着诸多难题。《苏东坡传》中经典诗词的回译尤其困难，因为林语堂先生在撰写该书时对古诗词采用了节选、汇编、归化等手法进行了再创作，大大增加了回译的复杂性和困难度。因而，译者的文献搜索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例3： Come， take from time the leisure's share you will. Semi-retirement is retirement still. Where better could I settle and a home. Than such a place with peerless lake and hill？ [2]
张&宋：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3][4]
此例中张、宋二人都成功地“借”到了原诗词作为译文，是成功的回译范例。但译者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幸运。张振玉先生的文献搜集能力不如宋碧云女士，因此在搜寻不到原诗词的情况下，张会采取归化手法来尝试自译古诗词，如下例：
例4：People are only little children. They like to talk about spirits and ghosts. The ancient tale of Ch'u is pure fiction. The fairies do not have a sex life. [2]
张：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3]
宋：世人喜爱神，论说惊幼稚。楚赋亦虚传，神仙安有是。[4]
张振玉先生遵循归化策略，译文更接近汉语古诗的语言风格，营造出很浓的文学韵味，使读者仿佛在阅读原创的中国古典诗歌一样。这样帮助了目标读者理解原文本，也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三、结语
本文以回译与文化还原为理论框架，分析《苏东坡传》中相关中国文化元素的回译问题，并探讨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文化元素的还原。依据彼得·纽马克提出的文化分类模型，本文对该书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整理、归类，从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古典诗词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其文化还原问题，并对张振玉和宋碧云的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发现，进行文化还原可以使用借用法和加注法。译者应忠实原文，可采取归化策略来弥补未能追踪溯源的遗憾，联系上下文剖析更深层次的含义也是关键之举。在语言表达上，译者应竭力避免“翻译腔”，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而非语言形式。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发现，张振玉先生的译文语言风格半文半白，文学气息浓厚，缩近了译语文本和原文的时代距离，有助于唤起读者对宋史的了解，产生共情。宋碧云女士的译文语言通俗却不乏深刻，表达精炼却不乏准确，而且她多处使用了加注的方法，补充了原文中缺失的文化信息，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差异。当然，两个中译本也有各自的不足。张振玉先生的文献搜集能力不如宋女士，译文中有些文化元素的回译未能做到准确溯源，只是按其个人理解，虽对原文含义的理解无碍，但终归有所缺憾。宋碧云女士对某些词语的翻译只停留在字面翻译，未能融入相应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8.
[2]Lin Yutang.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
[3]林語堂.苏东坡传[M].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宋碧云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
【关键词】 回译;文化还原;对比研究;《苏东坡传》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8-0117-02
一、引言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将其一生奉献给了文学创作与翻译。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智慧，沟通中西文明是他一生的追求。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中，林先生最为欣赏的当属苏东坡。他广阔的胸襟，万丈的豪情，满腹的才学，令林先生钦佩不已，于是为其作传。《苏东坡传》是一本涉及大量中国特有文化元素的英文传记。将创作语言为英文的中国文化故事译回中文，是翻译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回译。回译的任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将文化元素还原，尽显中华文化之智慧与精髓。《苏东坡传》的众多中译本中，属张振玉先生和宋碧云女士的两个译本最受认可。本文拟探讨两个中文译本的文化还原问题，并深入分析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回译与文化还原。
二、《苏东坡传》两个中译本关于文化元素的
回译对比研究
彼得·纽马克在其所著的《翻译教程》中，将文化词语分为五种类型：物质文化（如手工艺品）;社会文化（包括工作和休闲）;组织、习俗、活动、程序、观念（包括政治和行政、宗教、艺术）;第四种;手势与习惯。[1] 《苏东坡传》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广泛多样，本文依据彼得·纽马克的文化分类将其分为三类，即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古典诗词，并探讨如何将这些特色文化元素回译成中文。如何重构译文中的文化元素是回译中译者面临的挑战，也是回译研究的目的。
（一）宗教文化
宗教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更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根源所在。它是一个建立在信仰或超自然理想之上的社会组织，灌输道德和使命以改变社会和世界。林语堂先生深受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思想对林先生影响颇深。
《苏东坡传》中多处浸透着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苏东坡本人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儒家哲学、中期的矛盾心理和晚期的超脱道家思想。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宗教文化，林语堂先生使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来传递宗教文化信息。对此，张振玉和宋碧云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
例1： According to Chinese belief， our present human life is merely a temporary form of existence upon this earth， and though we may not be aware of it， we may have been fairies ourselves in our previous existence and may become fairies again in our next.[2]
張：根据中国人的信念，现在的人生，只是在人间瞬息的存在，自己纵然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前生是神仙，下一辈子也会再度是神仙。[3]
宋：依照中国人的信念，此生只是我们在地球上暂时的存在，我们的前生很可能是仙人，来世也会再度成仙，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4]
原文本中的“present human life”“become fairies”和“in our next”揭示了道家的生死轮回思想。张振玉先生将其分别译成“现在的人生”“下一辈子”和“再度是神仙”，相比宋碧云女士的“此生”“来世”和“再度成仙”而言，略显冗长，不够精练。宋碧云女士的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更有利于体现中文母语的身份意识。
（二）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通常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物质产品，如工具、器具、机器、装饰品、建筑物、纪念碑、衣服和任何其他由人类生产或使用的物品。中药文化是我国民族物质文化的典型案例。
例2：There were certain recipes that were of proved value. The “Divine Powder” contains twenty herbs，including thorny limebrush， sickle-leaved hare's ear， water plantain， licorice， wild cardamon， pig’s head （carpesium abrotanoides）， autumn root， magnolia officinalis， and acorus calamus. It includes also mabuang， or ephedra sinica， 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powerful stimulant to the production of gastric juice.[2]
张：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止是治一种病的。有一个药方叫 “圣教子”，包括二十种药材，其中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石膏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3] 宋：有一个特别的药方他深信有效，据他说一贴只要一文钱。下药加强整个身体，而非专治某一个器官。“圣散子”包含二十种药，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和石膏蒲等，还有麻黄，如今已证明强力促进胃液分泌。
【译注】“圣散子方”所列的二十种药是草豆蔻、木猪苓、石菖蒲、高良姜、独活、附子、麻黄、厚朴、藁本、芍药、枳壳、柴胡、泽泻、白术、细辛、防风、藿香、半夏、茯苓、甘草。[4]
宋女士对“Divine powder”进行了注释，大大帮助了读者理解这味中药。加注是译者补充必要背景信息的一种有效翻译方法，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恰当加注可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避免由于文化损失而带来的理解错误。另外，词性转换也不可忽视，否则译文容易出现“翻译腔”。如“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powerful stimulant to the production of gastric juice”此句，张振玉先生将其处理成“强力兴奋剂”，而宋使用了词性转换后，其译文“强力促进”则更贴合中文表达习惯。
（三）经典诗词
借用法（borrowing）是最好的古诗词回译方法，它必须建立在大量查找资料、追根溯源的基础之上。但是当涉及音译、欠额翻译、典故和相关史实考证时，回译面临着诸多难题。《苏东坡传》中经典诗词的回译尤其困难，因为林语堂先生在撰写该书时对古诗词采用了节选、汇编、归化等手法进行了再创作，大大增加了回译的复杂性和困难度。因而，译者的文献搜索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例3： Come， take from time the leisure's share you will. Semi-retirement is retirement still. Where better could I settle and a home. Than such a place with peerless lake and hill？ [2]
张&宋：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3][4]
此例中张、宋二人都成功地“借”到了原诗词作为译文，是成功的回译范例。但译者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幸运。张振玉先生的文献搜集能力不如宋碧云女士，因此在搜寻不到原诗词的情况下，张会采取归化手法来尝试自译古诗词，如下例：
例4：People are only little children. They like to talk about spirits and ghosts. The ancient tale of Ch'u is pure fiction. The fairies do not have a sex life. [2]
张：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3]
宋：世人喜爱神，论说惊幼稚。楚赋亦虚传，神仙安有是。[4]
张振玉先生遵循归化策略，译文更接近汉语古诗的语言风格，营造出很浓的文学韵味，使读者仿佛在阅读原创的中国古典诗歌一样。这样帮助了目标读者理解原文本，也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三、结语
本文以回译与文化还原为理论框架，分析《苏东坡传》中相关中国文化元素的回译问题，并探讨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文化元素的还原。依据彼得·纽马克提出的文化分类模型，本文对该书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整理、归类，从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古典诗词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其文化还原问题，并对张振玉和宋碧云的两个中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文章发现，进行文化还原可以使用借用法和加注法。译者应忠实原文，可采取归化策略来弥补未能追踪溯源的遗憾，联系上下文剖析更深层次的含义也是关键之举。在语言表达上，译者应竭力避免“翻译腔”，忠实于原文的内容而非语言形式。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发现，张振玉先生的译文语言风格半文半白，文学气息浓厚，缩近了译语文本和原文的时代距离，有助于唤起读者对宋史的了解，产生共情。宋碧云女士的译文语言通俗却不乏深刻，表达精炼却不乏准确，而且她多处使用了加注的方法，补充了原文中缺失的文化信息，帮助读者理解文化差异。当然，两个中译本也有各自的不足。张振玉先生的文献搜集能力不如宋女士，译文中有些文化元素的回译未能做到准确溯源，只是按其个人理解，虽对原文含义的理解无碍，但终归有所缺憾。宋碧云女士对某些词语的翻译只停留在字面翻译，未能融入相应文化背景。
参考文献：
[1]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8.
[2]Lin Yutang. 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
[3]林語堂.苏东坡传[M].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林语堂.苏东坡传[M].宋碧云译.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