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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的自信是来自于他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对此,同时代大师级学者牟宗三有过评价,他说:“(梁漱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传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三百年的文化。”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他对儒家的找寻有一个过程,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失望,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又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
行动的儒者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儒者还要是一个积极人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外儒内佛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了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
他在世俗行为上是以儒家的精神在参与“救世”,是行动的儒者;但心态却是佛家拯救众生的态度。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乡村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而且,过年期间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梁漱溟的第—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他写下了一首看似十分绝情的诗: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淡泊和寂寥。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后的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人世截然对立,那么到了晚年,在经历了由出而入、人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后,出世和入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
梁漱溟从宋明理学入手,将西方生命哲学引入到儒学中,对陆王心学进行了“修正”。尊崇儒学,但不排外,将西学引入传统文化,正是现代新儒家的普遍特征,梁也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之一,其标志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这本书中,梁漱溟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东西文化观上,他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别。由此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从而跳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局面。
他对儒家的找寻有一个过程,进入北大之前他崇信佛学,但是为何他进了北大之后会抛弃佛家的观点?又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全盘西化的观念,而是转向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呢?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梁漱溟作为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天津《民国报》当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很快就看到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失望,开始信佛,一门心思想出家当和尚,但是他又不能忘情于社会,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民众苦难,时时触动着他。1917年,梁从湖南回北京,目睹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号召像他那样的人要起来拯救苍生。据说,翻阅完这篇文章之后,辜鸿铭摇晃着留有一撮辫子的大脑袋,称赞梁漱溟说:“有心人哉。”而胡适也在他当天的日记上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如果说社会责任感是儒家传统在他内心的根苗的话,那么父亲梁济的自杀则成为他走入儒家的导火索。梁济是为了传统文化而自杀的,父亲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殉葬,彻底使他实现了思想转变,走上了复兴传统文化的道路。
行动的儒者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儒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问家。《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就是说儒除了学识的要求之外,儒者还要是一个积极人世、一个以自己的行动引导人、感染人的人。
梁漱溟亦如此。在当时社会变革下,他的实践围绕的只是一个问题:为中国问题寻找出路。
他认为,光绪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辛亥革命,都是学西洋,但是学习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由此得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结论,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二者长处的沟通调和,即要学习“西洋”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间,他先后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中止,民族危亡成了救国的首要任务。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加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接触共产党,逐渐认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
外儒内佛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但梁拒绝接受,他把自己看成一个佛家。他曾极认真地把自己和同为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相区别:“我与熊先生虽然同—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熊十力也曾潜心于佛家,但是他最终抛弃了佛,转入到儒学中;梁漱溟则终其一生都未抛弃佛教,甚至对佛教崇敬有加。他安身于儒、佛之间,在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中,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并最终将二者融会贯通,将自己修炼成了外儒内佛的“得大自在”者。
他在世俗行为上是以儒家的精神在参与“救世”,是行动的儒者;但心态却是佛家拯救众生的态度。在现实中,他完全是以苦行僧般的精神做事,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乡村中,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而且,过年期间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对人世间的情谊,他也看得十分淡泊,梁漱溟的第—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他写下了一首看似十分绝情的诗:我和她结婚十多年,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更多一些时间工作。到了晚年,梁漱溟从喧嚣和奔忙之中逐渐回归到淡泊和寂寥。如果说梁漱溟早年的佛教信仰,是将出世作为逃避世间的一种手段,随后的由佛转儒、“回到世间来”,是将出世和人世截然对立,那么到了晚年,在经历了由出而入、人而复出的否定之否定后,出世和入世在他胸中不再是对立的纠结,而是辩证的统一。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忽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情况危急。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跳1分钟170次,继则急促下降。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