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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孙惠芬作品相遇，是在孙老师的高光时刻。21世纪的头十年，孙惠芬的长篇创作灵感如井喷，《歇马山庄》（2000）、《街与道的宗教》（2002）《上塘书》（2004）、《吉宽的马车》（2007）、《秉德女人》（2010），如果再加上她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简直让人目不暇接。或许，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吧，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坛，经过20多年创作上的不懈积累打磨，孙惠芬的创作勃发期理当到来，并且至今仍佳作迭出。《生死十日谈》（2013）、《后上塘书》（2015）、《寻找张展》（2017），继续给我们带来了一波又一波新的惊喜。在阅读孙惠芬作品的过程中，我总会被那些字里行间的气氛、感觉、情绪带动，跟着小说人物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奔走于城市與乡村之间，一起欢乐、闪光，一起哀愁、悲叹，最后受到深深的打动。在阅读了她的大部分文字后，我能够想象到她坦言自己在城乡之间进出的感情绕地球二十圈也绰绰有余时的复杂心情。在她身上，有一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气息，“热情洋溢”又“温情慈悲”。她不知疲倦地奔走着，将自己的心力全部用在建构自己的“城”与“乡”上。这位勤奋而朴实的当代女作家，带着自己的原产地——辽南乡村，为当代文坛描画了一道不可或缺的迷人风景。
孙惠芬的写作始于自己的勇敢改变，她的创作所展现的精神内核也正是“改变”。她因自己的梦想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一名“进城者”;又因自己的文学追求从城市返回乡村，成为一名“返乡者”。在这一进一出的旅程中，她剥茧抽丝般地打开了她的故乡——上塘、青堆子、歇马山庄的大门，为我们展现了依山傍海的辽南乡村丰饶的文化韵致以及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独特精神气象。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中，孙惠芬看到了乡村人对“改变”的渴望，这是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和山海相围的辽南地缘文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共同命运。“改变”到底为当代乡村带来了什么？如何书写这些因“变”而生的故事？在“变”中又蕴含了怎样的“不变”……随着返乡的一次次深入，孙惠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刻。出走后的返回，让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乡村世界，对她而言，这个世界甚至有些陌生，令她震惊。作为读者，我能感受到她隐现于文本之中的些许懊恼，但这更强化了我对她的执着与不甘的敬佩。我试图找寻孙惠芬与故乡相处的方式，解读作为创作者的她的情感态度，以期探讨她建构的文学故乡的独特性，最终，在山山水水、房前屋后、田间树下、沟沟坎坎、锅碗瓢盆的日子中，在孔兴洋、翁惠珠、梅花、二妹子、国军、买子、月月、鞠广大、吉宽、徐大仙、耿小云等无数乡村人的人生中，我看到了一种难得的“理解”。这种“艺术的理解”，融合了“谅解”与“和解”，是孙惠芬处理自己与现实、自己与文本、人物与现实的一种写作态度，也可称之为写作策略。它是作家在对宏大时代与微观个体之关系有了恰切的认知，对城市与乡村之关系有了深入的思考，对故乡的人文、历史、文化有了充分的反思，对生命个体有了感同身受式的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情的理性认同。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孙惠芬的作品后，总会有一种释然和温暖的感觉，再苦、再难、再虚空的乡村生活和进城生活，也会因为这种“理解”，而成为可以接受的平凡生活。同样，活动于其中的、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个个生活的主体，也因为有了这种“理解”，才能在孙惠芬的文学世界中熠熠闪光。于是，我们看到了乡村世界向孙惠芬真正敞开了怀抱，乡村人的念想、奔头、委屈、心思肆意流淌在她的笔端。她所追求的对当下乡村人精神世界的探索也真正成为其创作的突出特点。从共时层面来说，这一特点的展开，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
一、丰沛“情绪”的敞开式表达
“写心情”可能是很多作家开始书写的动因，孙惠芬也曾直言，自己开始创作就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情。然而随着创作日益成熟，孙惠芬逐渐丰富了“心情”的内涵，慢慢将之扩展为复杂的“情绪”，扩展为一个乡村人的“心绪”、一个庄户人家的“氛围”乃至一个村庄的“气象”。情绪不再是人的专属，一景一物也都有了情绪。这情绪代表着乡村人过日子的内里，与城市多彩的生活相比，表面上重复单调、平淡无奇、寂寞冷清的乡村人与物，其实却有着无比“热闹”的内在世界。孙惠芬对情绪的表达有着始终如一的执着，不论小说怎样叙事、形式如何变化，书写情绪总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她打开乡村内部世界的一把钥匙。以此来关照她的诸多文本，很多人物都因其身上所特有的情绪让读者念念不忘。写于1989年的《十五岁的五子》，今天读来仍能触动心怀。在这个短篇中，孙惠芬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的乡村女孩的内心世界描画得真实入微。作为拥有四个哥哥的家庭中唯一的女孩，五子不仅没有过上被全家宠爱的公主般的生活，相反，她要帮助母亲伺候哥哥们的日常起居，一切以哥哥为尊。作者选取了一个夏日的夜晚，从来都吃不饱饭的五子睁着眼睛躺在炕上睡不着，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开始时，她眼中闪过的都是哥哥们鼓胀胀的肚皮和那金黄流油的苞米粥，于是她“两眼冒火”“咬牙切齿”;接着她想到了母亲因为生养了四个儿子而得到的荣耀，“辽南山区秋季的山野，整天整夜都是男人的世界”，山区的劳作方式决定了男人的主导地位;接着她又想到母亲对自己的苛待，想到五姑奶奶告诉她乡村女人“只有嫁给男人给男人生了男人，才和下蛋鸭子同等名誉”的命运，至此，她对嫁人又有了一丝丝的渴望。最终她幻想自己能变成大雁飞上高空，将眼前的一切都踩在脚下。读完小说，通过五子内心忧伤而又无奈的情绪，能让人品尝到的是生活的苦涩。但同样是苦，与师陀笔下果园城中的那个待嫁闺中的绣花女子素姑相比，孙惠芬的笔触又少了幽怨和晦暗的气息，多了一份明亮的色彩。这份明亮，不仅来源于孙惠芬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遐想——这也是她排解内心忧伤的一种方式，更源于她通过一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把那个停留在自我情绪中的女孩又放置到了现实之中，使得乡村女孩本性中的良善在此彰显——哥哥们吃完饭后，只剩了半碗稀粥和一小截饼子，五子像哥哥一样大口喝粥，可“刚咬一口”“一小截饼子”，却“因为想起母亲还没吃饭而被她狠心放弃”了。这个“狠心放弃”，是粗粝东北乡村生活中的一抹温柔，能让人顿时生出些温暖。 《吉宽的马车》中的那个乡村懒汉吉宽，睡在地垄里、躺在马车上听风淋雨看虫。大地的哭泣、小鸟的欢叫、螳螂的野心包围了他的世界，他赶着马车晃晃悠悠地走在乡道上，做着自己的白日梦，关于未来、关于生活、关于女人他都没有什么切实的想法，他将自己搁置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自然的律动而变换。《歇马山庄》中进城后又返乡的年轻女子林小青，扭腰摆臀地奔跑在乡间的小道上，这是她一个人的表演，她的内心一直装着不甘于向乡村现实生活低头的心气儿。她的衣服、身姿、语言、举动都是她内心情绪的外露，她违反一切乡俗，刻意制造自己与乡村的距离。然而乡村的日子和卫生所的工作让她深深地体会到，空洞的乡村日子在如何吞噬一个人，而她只有在自己制造的情绪中才能确认自我的价值。《上塘书》中扎纸活的手艺人张五贵，一年一次尽情扮演孙悟空踩高跷表演的张五忱，他们并没跟随时代的脚步进城，而是选择了留守乡村，他们用自己内心的情绪、念想支撑起乡下的日子：每当有人去世，张五贵就为他们建造一个金银世界，这时的他，总是在沉浸于扎纸活的艺术世界里的快乐和瞬息后一把火就能让这世界灰飞烟灭的悲伤之间交替转换。他不收一分钱，能证明这快乐的纯粹，而他要喝一点酒，又证明着他难过的真實;他的堂弟张五忱，因为失去了男人的能力，将自己所有的心绪和力量都通过扮演孙悟空发泄出来，这是他活下去的支撑点，尽管一年只有这一次机会，他却要让全村的女人们，在他踩着高跷连续二十次蹲起、连转二十圈、连做三个空翻的高难度动作中拜倒在他面前。孙惠芬对乡村人情绪的表达，改变了以往我们对“情绪”的认知，在《生死十日谈》中，乡村的很多自杀案例都是因为“有情绪”引发的。在人物的情绪中，我们看到了乡村世界内在的丰富。
除了人物的情绪之外，孙惠芬还对乡村空间的情绪表达情有独钟。与描画城市空间多采用的隐喻、符号化、抽象化的方式不同，孙惠芬笔下的乡村空间充满了情绪，她要写出乡村日子的精神样态。在《春天的叙述》里，她写到女主角第一次去男朋友家看到的景象：“在程家，锅碗瓢盆少有盖子，一律敞着口……洗衣机上放着脸盆，电视机上放着酒瓶。在程家，物品的摆放呈现的气象不是死寂，而是忙乱和慌张，就像随时都要抽身逃走似的，没有一点宁静和温馨。”锅碗瓢盆、菜缸橱柜、扫帚抹布、门帘桌围……这些过日子的必需品所呈现的状态就体现出一户人家的气象，而这气象并非无关紧要，它不仅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情绪紧密相连，同时它更是庄户人家过日子的能力和家庭关系的表征。“我一直相信，日子也是有一种精神的，这些过日子的一应用品，在不同人家就有不同的气象。”《上塘书》更是孙惠芬一次酣畅淋漓的村庄书写，她以地方志的形式，将上塘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信、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都在街与道的纵横交错中伸展出枝枝蔓蔓的情绪，乡村世界一下子变得生动、灵活、有趣起来：“上塘黑下来，房屋、院子、屯街、草垛、田畴、土地便统统睡着，进入梦乡”;“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上塘这个世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一个清晰的、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上塘黑了，地球就黑了，上塘醒了，地球就醒了”。
不论是有色彩的、有气象的、活泛的乡村，还是一湾死水、空荡的、寂寥的乡村，孙惠芬通过情绪书写让读者看到的，是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真实乡村的肌理——在大的城市化时代背景下，乡村人如何认知自我、认知世界。
二、无尽“关系”的反思式表达
孙惠芬解锁乡村世界肌理的第二把钥匙就是对乡村社会纷繁复杂的血缘亲情关系的表现。读她的小说，你会常常感叹，她得有多大的耐心和勇气呀，能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地将乡村家族关系这团乱麻捋顺开来。关键的问题是，线团通常是杂乱无序地纠缠在一起，你循着一个线头拽出一段，并不意味着你能最终解开这团乱麻，并不意味着你能理顺这些关系。所以，在面对故乡写作时，孙惠芬是一个透着黄牛劲儿的、憨实的、老实的、诚实的作家，她经常冒着费力不讨好的危险，拿掉一切防备、一切伪装，站在“爷爷成排叔叔成连”的“申氏家族”面前，捕捉母亲用熬红的眼仁投射过来的热烈的目光。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麻烦的路，将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家族关系作为自己故事架构的基点，显然，这是值得的。不管是基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担当还是一个作家自我价值的确认，孙惠芬通过自己的书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变化中的辽南乡村中那不变的深层结构：道德的、伦理的、情感的、礼制的各种秩序，也让我们看到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阐释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族关系所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特征：每一个乡村人作为一个中心点，都能推出无数同心圆的波纹，波纹与波纹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千百年来，中国的乡村人就是在这张网中生活。当看到这个理性的科学研究结论时，我并没有太大的触动，但是当孙惠芬以文学的方式描画出这张网时，我立即有了一种恐慌之感，仿佛一直平静祥和的生活被一块大石头打破了。跟随孙惠芬文字的足迹，我们知道歇马山庄十里八村都是亲戚，这种八竿子都能打得着的缠缠绕绕的关系网，笼罩了孙惠芬的整个成长过程，直到她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生活，才知道这张网对她有多大的影响，而且她永远摆脱不掉。在《保姆》中，当在庄河县城最开阔的大街上，表姐随手就指认一位一闪而过的女子是自己家大姑父前一房老婆的孙女的时候，“我”经历了由震惊到害怕再到最后的释然这么个过程——茫茫人海中随手一指就能有几个“我”的亲戚，这是一个“我”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如果说在创作初期对这种关系的描画还是一种无意识，那么进入成熟期后，孙惠芬就开始直面这张网了，在《岸边的蜻蜓》《致无尽关系》《歇马山庄》《后上塘书》《生死十日谈》等多篇小说中，都有她对这个问题的独特思考。
《岸边的蜻蜓》中的“老姨夫”，是孙惠芬刻画的辽南乡村一个先富起来的农民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大部分早期乡村企业家的身影——百分之九十的传统意识与百分之十的现代意识的结合体。他建立的家族企业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不是一种法律的契约关系，而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缔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歇马山庄最早的个体企业家，在企业做大后亲手缔造了所有亲人的家，“不只搬了吕作平的家，还搬了大姨的家、三姨四姨的家、大姨三姨四姨所有结婚在乡下的儿女们的家。我的老姨夫拉网一样，把姥姥那一支翁氏家族的枝枝杈杈从乡下拉出来。在90年代，简直就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受共同利益的支配，这个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拥有了家族中的统治地位。“老姨夫”的个人价值也在一种传统的人伦道德支配下得到实现与满足，他成为整个家族的施恩者。然而，这种经济利益关系并不稳定，因为它是与亲缘关系扭结在一起的，同心圆中的波纹总是有近有远，自家人、娘家人、外姓人、婆家人、父一辈、子一辈……这些关系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总能在不经意间打破平衡。因此，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亲情在金钱所代表的物质利益面前的脆弱不堪，其实是乡村深层的组织结构在钳制着网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受到这张大网的影响，所谓的亲情已经泛化，甚至被抽空，被各种关系所替代，维持关系成为维护亲情的关键所在。在《致无尽关系》中，伺候婆婆的大嫂与婆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大嫂在婆家的辛劳是有目共睹的，她将自己的青春都贡献给了婆家，拖着病体步入中年已经没有心力维持亲情关系，于是母亲和大哥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维护家庭的平衡、和谐的状态。大哥能做的就是把大嫂家的亲戚都安排进他的工厂里工作，这自然招来自己亲兄弟们及家属的不满;母亲能做的就是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整日盘坐在炕上望向窗外，不给大嫂添麻烦。过年回家时，因为“我”的举动让大嫂高兴了，母亲才露出难得的笑容。
如果说经营感情能使人身心愉悦的话，那么维护关系则能令人身心俱疲。这就是由乡入城者对“年”的恐惧的由来。“年”对在外的人来说，“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而更为根本的事实则在于：“说到底，真正的钢绳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母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来的血脉。”每个人都好似这血脉之绳上的风筝，无论你身在乡村还是城市。至此，孙惠芬完成了自己对乡村深层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思，那就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意识。在传统的乡村世界中，一切都是鲜明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娘家与婆家、私人与公家、进城与留守无一不对立，然而本质上，它们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连一体的。
当下的历史阶段，依然处于乡村向城市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中介状态，城市与乡村深层次的共性多于它们表面上的异质性，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也是我们理解当下较为恰切的一个基点。孙惠芬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种种关系中摸爬滚打，其实是希望把更多关于故乡与现实的启示带给读者。
结语
大部分人知道乡村却并不真正了解乡村，孙惠芬是了解乡村的;大部分人凭借社会一般经验和自我想象来认识乡村，孙惠芬却身体力行地沉潜于乡村;大部分人从众地赞美或者贬损乡村，孙惠芬则只用文字默默地守护乡村。面对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感受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代的浪潮，我们期待孙惠芬能将更新鲜更深挚的书写带给我们。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及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小说中的‘城市化’叙事研究”（2019B1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文淑，女，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城乡叙事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时代巨变下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选择与走向》《东北解放区的文艺大众化实践》《鲍尔吉·原野散文创作论》等三十余篇，主持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孙惠芬的写作始于自己的勇敢改变，她的创作所展现的精神内核也正是“改变”。她因自己的梦想走出乡村、进入城市，成为一名“进城者”;又因自己的文学追求从城市返回乡村，成为一名“返乡者”。在这一进一出的旅程中，她剥茧抽丝般地打开了她的故乡——上塘、青堆子、歇马山庄的大门，为我们展现了依山傍海的辽南乡村丰饶的文化韵致以及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独特精神气象。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表象中，孙惠芬看到了乡村人对“改变”的渴望，这是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和山海相围的辽南地缘文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共同命运。“改变”到底为当代乡村带来了什么？如何书写这些因“变”而生的故事？在“变”中又蕴含了怎样的“不变”……随着返乡的一次次深入，孙惠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刻。出走后的返回，让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乡村世界，对她而言，这个世界甚至有些陌生，令她震惊。作为读者，我能感受到她隐现于文本之中的些许懊恼，但这更强化了我对她的执着与不甘的敬佩。我试图找寻孙惠芬与故乡相处的方式，解读作为创作者的她的情感态度，以期探讨她建构的文学故乡的独特性，最终，在山山水水、房前屋后、田间树下、沟沟坎坎、锅碗瓢盆的日子中，在孔兴洋、翁惠珠、梅花、二妹子、国军、买子、月月、鞠广大、吉宽、徐大仙、耿小云等无数乡村人的人生中，我看到了一种难得的“理解”。这种“艺术的理解”，融合了“谅解”与“和解”，是孙惠芬处理自己与现实、自己与文本、人物与现实的一种写作态度，也可称之为写作策略。它是作家在对宏大时代与微观个体之关系有了恰切的认知，对城市与乡村之关系有了深入的思考，对故乡的人文、历史、文化有了充分的反思，对生命个体有了感同身受式的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情的理性认同。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孙惠芬的作品后，总会有一种释然和温暖的感觉，再苦、再难、再虚空的乡村生活和进城生活，也会因为这种“理解”，而成为可以接受的平凡生活。同样，活动于其中的、不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个个生活的主体，也因为有了这种“理解”，才能在孙惠芬的文学世界中熠熠闪光。于是，我们看到了乡村世界向孙惠芬真正敞开了怀抱，乡村人的念想、奔头、委屈、心思肆意流淌在她的笔端。她所追求的对当下乡村人精神世界的探索也真正成为其创作的突出特点。从共时层面来说，这一特点的展开，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上。
一、丰沛“情绪”的敞开式表达
“写心情”可能是很多作家开始书写的动因，孙惠芬也曾直言，自己开始创作就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情。然而随着创作日益成熟，孙惠芬逐渐丰富了“心情”的内涵，慢慢将之扩展为复杂的“情绪”，扩展为一个乡村人的“心绪”、一个庄户人家的“氛围”乃至一个村庄的“气象”。情绪不再是人的专属，一景一物也都有了情绪。这情绪代表着乡村人过日子的内里，与城市多彩的生活相比，表面上重复单调、平淡无奇、寂寞冷清的乡村人与物，其实却有着无比“热闹”的内在世界。孙惠芬对情绪的表达有着始终如一的执着，不论小说怎样叙事、形式如何变化，书写情绪总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她打开乡村内部世界的一把钥匙。以此来关照她的诸多文本，很多人物都因其身上所特有的情绪让读者念念不忘。写于1989年的《十五岁的五子》，今天读来仍能触动心怀。在这个短篇中，孙惠芬将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的乡村女孩的内心世界描画得真实入微。作为拥有四个哥哥的家庭中唯一的女孩，五子不仅没有过上被全家宠爱的公主般的生活，相反，她要帮助母亲伺候哥哥们的日常起居，一切以哥哥为尊。作者选取了一个夏日的夜晚，从来都吃不饱饭的五子睁着眼睛躺在炕上睡不着，她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开始时，她眼中闪过的都是哥哥们鼓胀胀的肚皮和那金黄流油的苞米粥，于是她“两眼冒火”“咬牙切齿”;接着她想到了母亲因为生养了四个儿子而得到的荣耀，“辽南山区秋季的山野，整天整夜都是男人的世界”，山区的劳作方式决定了男人的主导地位;接着她又想到母亲对自己的苛待，想到五姑奶奶告诉她乡村女人“只有嫁给男人给男人生了男人，才和下蛋鸭子同等名誉”的命运，至此，她对嫁人又有了一丝丝的渴望。最终她幻想自己能变成大雁飞上高空，将眼前的一切都踩在脚下。读完小说，通过五子内心忧伤而又无奈的情绪，能让人品尝到的是生活的苦涩。但同样是苦，与师陀笔下果园城中的那个待嫁闺中的绣花女子素姑相比，孙惠芬的笔触又少了幽怨和晦暗的气息，多了一份明亮的色彩。这份明亮，不仅来源于孙惠芬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遐想——这也是她排解内心忧伤的一种方式，更源于她通过一些充满烟火气的细节，把那个停留在自我情绪中的女孩又放置到了现实之中，使得乡村女孩本性中的良善在此彰显——哥哥们吃完饭后，只剩了半碗稀粥和一小截饼子，五子像哥哥一样大口喝粥，可“刚咬一口”“一小截饼子”，却“因为想起母亲还没吃饭而被她狠心放弃”了。这个“狠心放弃”，是粗粝东北乡村生活中的一抹温柔，能让人顿时生出些温暖。 《吉宽的马车》中的那个乡村懒汉吉宽，睡在地垄里、躺在马车上听风淋雨看虫。大地的哭泣、小鸟的欢叫、螳螂的野心包围了他的世界，他赶着马车晃晃悠悠地走在乡道上，做着自己的白日梦，关于未来、关于生活、关于女人他都没有什么切实的想法，他将自己搁置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让自己的心绪随着自然的律动而变换。《歇马山庄》中进城后又返乡的年轻女子林小青，扭腰摆臀地奔跑在乡间的小道上，这是她一个人的表演，她的内心一直装着不甘于向乡村现实生活低头的心气儿。她的衣服、身姿、语言、举动都是她内心情绪的外露，她违反一切乡俗，刻意制造自己与乡村的距离。然而乡村的日子和卫生所的工作让她深深地体会到，空洞的乡村日子在如何吞噬一个人，而她只有在自己制造的情绪中才能确认自我的价值。《上塘书》中扎纸活的手艺人张五贵，一年一次尽情扮演孙悟空踩高跷表演的张五忱，他们并没跟随时代的脚步进城，而是选择了留守乡村，他们用自己内心的情绪、念想支撑起乡下的日子：每当有人去世，张五贵就为他们建造一个金银世界，这时的他，总是在沉浸于扎纸活的艺术世界里的快乐和瞬息后一把火就能让这世界灰飞烟灭的悲伤之间交替转换。他不收一分钱，能证明这快乐的纯粹，而他要喝一点酒，又证明着他难过的真實;他的堂弟张五忱，因为失去了男人的能力，将自己所有的心绪和力量都通过扮演孙悟空发泄出来，这是他活下去的支撑点，尽管一年只有这一次机会，他却要让全村的女人们，在他踩着高跷连续二十次蹲起、连转二十圈、连做三个空翻的高难度动作中拜倒在他面前。孙惠芬对乡村人情绪的表达，改变了以往我们对“情绪”的认知，在《生死十日谈》中，乡村的很多自杀案例都是因为“有情绪”引发的。在人物的情绪中，我们看到了乡村世界内在的丰富。
除了人物的情绪之外，孙惠芬还对乡村空间的情绪表达情有独钟。与描画城市空间多采用的隐喻、符号化、抽象化的方式不同，孙惠芬笔下的乡村空间充满了情绪，她要写出乡村日子的精神样态。在《春天的叙述》里，她写到女主角第一次去男朋友家看到的景象：“在程家，锅碗瓢盆少有盖子，一律敞着口……洗衣机上放着脸盆，电视机上放着酒瓶。在程家，物品的摆放呈现的气象不是死寂，而是忙乱和慌张，就像随时都要抽身逃走似的，没有一点宁静和温馨。”锅碗瓢盆、菜缸橱柜、扫帚抹布、门帘桌围……这些过日子的必需品所呈现的状态就体现出一户人家的气象，而这气象并非无关紧要，它不仅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情绪紧密相连，同时它更是庄户人家过日子的能力和家庭关系的表征。“我一直相信，日子也是有一种精神的，这些过日子的一应用品，在不同人家就有不同的气象。”《上塘书》更是孙惠芬一次酣畅淋漓的村庄书写，她以地方志的形式，将上塘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上塘的地理、政治、交通、通信、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历史都在街与道的纵横交错中伸展出枝枝蔓蔓的情绪，乡村世界一下子变得生动、灵活、有趣起来：“上塘黑下来，房屋、院子、屯街、草垛、田畴、土地便统统睡着，进入梦乡”;“日头从另一个世界升起来，照耀的，却是上塘这个世界。上塘这个世界，一旦进入日光的照耀之下，一个清晰的、湿漉漉的村庄，便像刚从蛋壳里蹦出的小鸡，活脱脱地诞生了”;“上塘黑了，地球就黑了，上塘醒了，地球就醒了”。
不论是有色彩的、有气象的、活泛的乡村，还是一湾死水、空荡的、寂寥的乡村，孙惠芬通过情绪书写让读者看到的，是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真实乡村的肌理——在大的城市化时代背景下，乡村人如何认知自我、认知世界。
二、无尽“关系”的反思式表达
孙惠芬解锁乡村世界肌理的第二把钥匙就是对乡村社会纷繁复杂的血缘亲情关系的表现。读她的小说，你会常常感叹，她得有多大的耐心和勇气呀，能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地将乡村家族关系这团乱麻捋顺开来。关键的问题是，线团通常是杂乱无序地纠缠在一起，你循着一个线头拽出一段，并不意味着你能最终解开这团乱麻，并不意味着你能理顺这些关系。所以，在面对故乡写作时，孙惠芬是一个透着黄牛劲儿的、憨实的、老实的、诚实的作家，她经常冒着费力不讨好的危险，拿掉一切防备、一切伪装，站在“爷爷成排叔叔成连”的“申氏家族”面前，捕捉母亲用熬红的眼仁投射过来的热烈的目光。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麻烦的路，将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家族关系作为自己故事架构的基点，显然，这是值得的。不管是基于一个作家的责任担当还是一个作家自我价值的确认，孙惠芬通过自己的书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变化中的辽南乡村中那不变的深层结构：道德的、伦理的、情感的、礼制的各种秩序，也让我们看到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学、人类学角度阐释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族关系所呈现出的“差序格局”特征：每一个乡村人作为一个中心点，都能推出无数同心圆的波纹，波纹与波纹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千百年来，中国的乡村人就是在这张网中生活。当看到这个理性的科学研究结论时，我并没有太大的触动，但是当孙惠芬以文学的方式描画出这张网时，我立即有了一种恐慌之感，仿佛一直平静祥和的生活被一块大石头打破了。跟随孙惠芬文字的足迹，我们知道歇马山庄十里八村都是亲戚，这种八竿子都能打得着的缠缠绕绕的关系网，笼罩了孙惠芬的整个成长过程，直到她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生活，才知道这张网对她有多大的影响，而且她永远摆脱不掉。在《保姆》中，当在庄河县城最开阔的大街上，表姐随手就指认一位一闪而过的女子是自己家大姑父前一房老婆的孙女的时候，“我”经历了由震惊到害怕再到最后的释然这么个过程——茫茫人海中随手一指就能有几个“我”的亲戚，这是一个“我”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如果说在创作初期对这种关系的描画还是一种无意识，那么进入成熟期后，孙惠芬就开始直面这张网了，在《岸边的蜻蜓》《致无尽关系》《歇马山庄》《后上塘书》《生死十日谈》等多篇小说中，都有她对这个问题的独特思考。
《岸边的蜻蜓》中的“老姨夫”，是孙惠芬刻画的辽南乡村一个先富起来的农民的典型形象。在他身上，你能看到大部分早期乡村企业家的身影——百分之九十的传统意识与百分之十的现代意识的结合体。他建立的家族企业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不是一种法律的契约关系，而是由血缘和亲缘关系缔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歇马山庄最早的个体企业家，在企业做大后亲手缔造了所有亲人的家，“不只搬了吕作平的家，还搬了大姨的家、三姨四姨的家、大姨三姨四姨所有结婚在乡下的儿女们的家。我的老姨夫拉网一样，把姥姥那一支翁氏家族的枝枝杈杈从乡下拉出来。在90年代，简直就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受共同利益的支配，这个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拥有了家族中的统治地位。“老姨夫”的个人价值也在一种传统的人伦道德支配下得到实现与满足，他成为整个家族的施恩者。然而，这种经济利益关系并不稳定，因为它是与亲缘关系扭结在一起的，同心圆中的波纹总是有近有远，自家人、娘家人、外姓人、婆家人、父一辈、子一辈……这些关系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总能在不经意间打破平衡。因此，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亲情在金钱所代表的物质利益面前的脆弱不堪，其实是乡村深层的组织结构在钳制着网中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受到这张大网的影响，所谓的亲情已经泛化，甚至被抽空，被各种关系所替代，维持关系成为维护亲情的关键所在。在《致无尽关系》中，伺候婆婆的大嫂与婆家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大嫂在婆家的辛劳是有目共睹的，她将自己的青春都贡献给了婆家，拖着病体步入中年已经没有心力维持亲情关系，于是母亲和大哥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维护家庭的平衡、和谐的状态。大哥能做的就是把大嫂家的亲戚都安排进他的工厂里工作，这自然招来自己亲兄弟们及家属的不满;母亲能做的就是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整日盘坐在炕上望向窗外，不给大嫂添麻烦。过年回家时，因为“我”的举动让大嫂高兴了，母亲才露出难得的笑容。
如果说经营感情能使人身心愉悦的话，那么维护关系则能令人身心俱疲。这就是由乡入城者对“年”的恐惧的由来。“年”对在外的人来说，“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而更为根本的事实则在于：“说到底，真正的钢绳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母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来的血脉。”每个人都好似这血脉之绳上的风筝，无论你身在乡村还是城市。至此，孙惠芬完成了自己对乡村深层思维方式的一种反思，那就是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意识。在传统的乡村世界中，一切都是鲜明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娘家与婆家、私人与公家、进城与留守无一不对立，然而本质上，它们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连一体的。
当下的历史阶段，依然处于乡村向城市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中介状态，城市与乡村深层次的共性多于它们表面上的异质性，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也是我们理解当下较为恰切的一个基点。孙惠芬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种种关系中摸爬滚打，其实是希望把更多关于故乡与现实的启示带给读者。
结语
大部分人知道乡村却并不真正了解乡村，孙惠芬是了解乡村的;大部分人凭借社会一般经验和自我想象来认识乡村，孙惠芬却身体力行地沉潜于乡村;大部分人从众地赞美或者贬损乡村，孙惠芬则只用文字默默地守护乡村。面对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感受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代的浪潮，我们期待孙惠芬能将更新鲜更深挚的书写带给我们。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及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小说中的‘城市化’叙事研究”（2019B1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文淑，女，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城乡叙事研究，已发表学术论文《时代巨变下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选择与走向》《东北解放区的文艺大众化实践》《鲍尔吉·原野散文创作论》等三十余篇，主持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