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小农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故步自封的，然而，通过沭阳县潼阳镇后屯村的田野经验，可以看到处于产业边缘的小农是如何进行农业生产的变革以及探索的。经济人类学领域中，“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经典论题对这样的经验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事实上，这二者其实并不相互排斥，而且，只有用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从当地人的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更好理解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运作逻辑。
关键词：道义经济；理性小农；农业革命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025-02
江苏省沭阳县曾经是一个贫困的苏北县城，如今，其经济已经迅速腾飞，成为苏北大地上一颗闪耀的明星。在其经济变革与发展中，沭阳的花木经济可以说是尤其浓重的一笔。沭阳县的农业在以前是典型的粮食作物农业，而在当下，沂河以北的以产业中心新河镇为代表的沭阳县下辖的许多乡镇都基本实现了农业变革，完全种植花卉苗木。我的硕士论文便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背景来开展的，在近六个月的田野调查中，许多事情令我很是难忘。其中，在后屯的田野经历我在此单独出来与大家做一个理论性的探讨。
一、在后屯村的田野经历
我来到的这个村叫后屯，属于沭阳县的潼阳镇（前“阴平乡”，与新沂市交界）。潼阳镇和相邻的峁圩乡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都以西瓜和花生在周边市县闻名。
我住的这户人家姓庄，他们家有近20亩地。如今他们家的地里全部是花卉苗木，同时，很有意思的是，隔壁人家的地里就种着齐刷刷的玉米，我来这个时节长得已是两米高了。在他们家左手边的隔壁邻居家不但种玉米还养猪、养羊、养鸡。
这个村的农业形态多得出奇，有传统的粮食作物，例如在地里的玉米和即将播种的小麦；有所谓的经济作物，例如马上要收获的花生和夏天的西瓜；还有小农经营式的“畜牧业”，包括养鸡、养猪、养羊等；还有诸多的木材，多是杨树；再有就是少有的几家完全种植苗木的花木农业。这引起了我的巨大兴趣，新河镇俨然是地区内花木产业的产业中心，在那里，农业形态已经完全从传统农业转向了花木农业。这里处在整个产业的边缘，各种形式的小农传统经济糅杂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混合型农业状态背后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既然大家都知道种花木赚钱，为什么没有像新河镇那里一样形成庞大规模呢？
二、多种农业形态的逻辑——“各家有各家的算盘”
我住的这户人家姓庄，他家父亲20世纪90年代在该镇供电所任所长，2005年以后调动到新河镇供电所（现在的国家电网）工作。当年在该镇供电所工作时有个同事是新河镇人，闲来聊天就建议他们家种花木，说肯定比种粮食赚钱。虽然他们家有5个孩子要抚养，但是供电所丰厚的待遇也使他们家的生活水平在当地比较优越，早早就盖起了大院子和贴了瓷砖的砖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家在2001年合计开始种花木。他们的算计是：家里有工资薪水保底，地里花木种植先小规模试验，第一年大概种了有五亩冬青和大叶女贞，即便开始成活率低，也能赔得起；大规模种以后，确实证明由于地处偏远，很难销售。有时候达成协议以低于新河那边的市场价卖，但又由于交通不便而作罢。据阿姨讲，前几年基本上没什么收益，有些年份因为死了一些苗，还赔了点。但是他们家有其他收入，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庄叔叔工作调动，因为种植花木，主动申请调到了新河镇。在新河镇供电所上班期间，认识了不少当地老板，对于花木市场行情也是能迅速把握。就这样，他们家的花木逐渐有了销路，前几年没有卖出去的苗木都已经长大。
和庄家不一样，跟我聊天的张大爷家就算着另一笔账。他们家培养四个孩子读书，一直没什么积蓄，通常都是卖粮食和卖西瓜的钱补贴家用。当我问道为什么他们家不养花时，他说：“那还不简单，我们家赔不起也等不起啊！”他们家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等着农地里的产出过活，包括孩子的学费。他家孩子努力，据他说上大学后都没怎么向家里要钱。近几年，孩子们都毕业独立了，他和老伴儿省吃俭用才有了点积蓄。他给我算先前，“麦口天”（收麦子的季节）把粮食卖了，然后种西瓜、玉米、花生，这几样卖了以后，再买麦种，种小麦。家里的开销不算，光买种子、农药、化肥就花去了不少钱，行情好也能多挣几个。但是如果要种花木，万一成活率不高怎么办？赔不起！万一种出来，一时半会儿没人来收怎么办？每季地里产出的钱都有急用，没钱全家就得喝西北风。按张大爷的说法叫：“各家有各家的算盘”。现如今，他们有了点积蓄，孩子也都不用钱了，村里也经常有老板来收花。所以，他们家去年才种起花来。
“各家有各家的算盘”这个说法提醒了我，农民并不是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因循守旧的，他们关于农业生产的决策往往有他们自己的算计。这种算计里，往往体现出他们对于生存的智慧。
庄家东面的隔壁李家就是混合经济的代表，他们家是普通的百姓家庭，孩子也在城里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儿。他们家土地也比较多，地里这时候种着花生和玉米，马上就要收获了。屋前有猪圈和羊圈，院子里还有鸡圈。现在农村养羊真是不多见了，因为现在农村除了路就是庄稼，羊的饲料是个问题。即便有如此的难度，李奶奶还是认为今年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当我问为什么他们家不养苗木时，李奶奶也说赔不起，孩子又在外上班、打工，没有人手。她说每年小麦、花生、西瓜的收成很好，效益很稳定，不愁卖。但是家里由于孩子要在县城买房子，还是缺钱，所以一直坚持养各种牲畜，尽量增加家庭收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她这种稳定的逻辑似乎隐藏着一种“因循守旧”在里面，但是仔细想想这真的就是她应对生存的最好的解决之道。她还提到自己家没权没势，外面消息不灵通，这样盲目种花木都是不行的。虽然李奶奶表面上这样讲，据庄妈妈说，他们家经常在她家地里捡（剪）些枝回去插。我想多半都是拿回去做关于成活率的试验和相关嫁接技术的学习。由此看来，他们对于选不选择种植花木是很谨慎并富于智慧的。
同样的逻辑让我想到张大爷讲的，有人家自己在外打工从事别的生意很好，家里的地也不用老人家种，索性就租给有些花老板种，一亩一年1 000元。当我问李奶奶他们家为什么不把地租给大老板时，她惊讶的说，那怎么行，我稍微种种也比租给人家划算。她和李大爷腿脚都好，她又说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有除草剂，有农药，有化肥，有收割机，所以家里只要有人在，是不可能租给别人的。
后屯村流行一句民谚叫：“新河一枝花能比潼阳粮食到屋垻（屋脊）”。我想，大家都知道花木能够带来财富，但是迫于家计的考虑和环境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农业经营方式。他们都有自己的算盘。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后屯所有种植花木的人家要么有人在那稳定的且较丰厚的薪水，要么就是手里有一些积蓄的。大家的考量有关于自身的，也有关于市场预期的，更有关注整个产业的前景的。相比说他们思想保守，不善创新，还是说他们眼光长远，富于智慧比较贴切。
三、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花木经济边缘的后屯村的多种农业形态以及其实践的逻辑。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在生产上的主动性。如果我们用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通过精确的成本收益的分析，得出的答案可能是很多农民的生产决策是错误的或者说不明智的，然而如果我们以一种波拉尼所说的“嵌入”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农业生产的选择，可能却是充满智慧的。这可能要涉及到经典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了，即“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
其实，无论将农民表述为“道德的”或“理性的”，还是将其行为逻辑概括为生存逻辑与投资逻辑，或群体逻辑与个体逻辑，都是在理论层面讨论农民问题，这可以形成完全合乎理性的假设，但与现实常常会有距离。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处于生存危机边缘的农民并不是不去进行计算，而是没有可能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也就无从进行计算。如果一个企业家或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无法做出最优的选择，那么他至少可以选择仅次于最优的; 而农民常常不得不做出没有选择的选择——不是最糟的选择而已。由此让人想起近年来不时见于传媒报道的悲剧性事件: 农村中非法爆竹生产厂的爆炸和非法开采矿井的恶性事故等造成的重大伤亡。人们自然会问，在其中工作的农民难道不知道那种危险性吗? 难道不懂得生命的可贵吗?
“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概括都不难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找到根据。事实上，这两种特性取向可以在同一个选择过程中呈现。对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素有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杜赞奇与黄宗智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两种取向的综合。杜赞奇在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24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指出，斯科特和波普金二人中任何一位的理论都不完全符合华北农民的行为特征，但他们各自强调的不同因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的二重性特征在实践中往往并存，用以应付变化不定的周围世界。而此二重性并不是无理性的大众文化中的偶然现象，它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黄宗智的研究更表现为一种综合，即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他将小农特性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而黄宗智的分析在理论上同样采取了将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我想，关于后屯的花木经济的理解可能还是要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把它放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并且将其一并纳入整个花木经济体系的脉络里去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行政手段压种花的后屯村是如何自行进行农业革命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6]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责任编辑 刘娇娇]
关键词：道义经济；理性小农；农业革命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025-02
江苏省沭阳县曾经是一个贫困的苏北县城，如今，其经济已经迅速腾飞，成为苏北大地上一颗闪耀的明星。在其经济变革与发展中，沭阳的花木经济可以说是尤其浓重的一笔。沭阳县的农业在以前是典型的粮食作物农业，而在当下，沂河以北的以产业中心新河镇为代表的沭阳县下辖的许多乡镇都基本实现了农业变革，完全种植花卉苗木。我的硕士论文便是基于这样的经验背景来开展的，在近六个月的田野调查中，许多事情令我很是难忘。其中，在后屯的田野经历我在此单独出来与大家做一个理论性的探讨。
一、在后屯村的田野经历
我来到的这个村叫后屯，属于沭阳县的潼阳镇（前“阴平乡”，与新沂市交界）。潼阳镇和相邻的峁圩乡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都以西瓜和花生在周边市县闻名。
我住的这户人家姓庄，他们家有近20亩地。如今他们家的地里全部是花卉苗木，同时，很有意思的是，隔壁人家的地里就种着齐刷刷的玉米，我来这个时节长得已是两米高了。在他们家左手边的隔壁邻居家不但种玉米还养猪、养羊、养鸡。
这个村的农业形态多得出奇，有传统的粮食作物，例如在地里的玉米和即将播种的小麦；有所谓的经济作物，例如马上要收获的花生和夏天的西瓜；还有小农经营式的“畜牧业”，包括养鸡、养猪、养羊等；还有诸多的木材，多是杨树；再有就是少有的几家完全种植苗木的花木农业。这引起了我的巨大兴趣，新河镇俨然是地区内花木产业的产业中心，在那里，农业形态已经完全从传统农业转向了花木农业。这里处在整个产业的边缘，各种形式的小农传统经济糅杂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混合型农业状态背后是一种什么逻辑呢？既然大家都知道种花木赚钱，为什么没有像新河镇那里一样形成庞大规模呢？
二、多种农业形态的逻辑——“各家有各家的算盘”
我住的这户人家姓庄，他家父亲20世纪90年代在该镇供电所任所长，2005年以后调动到新河镇供电所（现在的国家电网）工作。当年在该镇供电所工作时有个同事是新河镇人，闲来聊天就建议他们家种花木，说肯定比种粮食赚钱。虽然他们家有5个孩子要抚养，但是供电所丰厚的待遇也使他们家的生活水平在当地比较优越，早早就盖起了大院子和贴了瓷砖的砖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家在2001年合计开始种花木。他们的算计是：家里有工资薪水保底，地里花木种植先小规模试验，第一年大概种了有五亩冬青和大叶女贞，即便开始成活率低，也能赔得起；大规模种以后，确实证明由于地处偏远，很难销售。有时候达成协议以低于新河那边的市场价卖，但又由于交通不便而作罢。据阿姨讲，前几年基本上没什么收益，有些年份因为死了一些苗，还赔了点。但是他们家有其他收入，生活还算过得去。后来庄叔叔工作调动，因为种植花木，主动申请调到了新河镇。在新河镇供电所上班期间，认识了不少当地老板，对于花木市场行情也是能迅速把握。就这样，他们家的花木逐渐有了销路，前几年没有卖出去的苗木都已经长大。
和庄家不一样，跟我聊天的张大爷家就算着另一笔账。他们家培养四个孩子读书，一直没什么积蓄，通常都是卖粮食和卖西瓜的钱补贴家用。当我问道为什么他们家不养花时，他说：“那还不简单，我们家赔不起也等不起啊！”他们家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等着农地里的产出过活，包括孩子的学费。他家孩子努力，据他说上大学后都没怎么向家里要钱。近几年，孩子们都毕业独立了，他和老伴儿省吃俭用才有了点积蓄。他给我算先前，“麦口天”（收麦子的季节）把粮食卖了，然后种西瓜、玉米、花生，这几样卖了以后，再买麦种，种小麦。家里的开销不算，光买种子、农药、化肥就花去了不少钱，行情好也能多挣几个。但是如果要种花木，万一成活率不高怎么办？赔不起！万一种出来，一时半会儿没人来收怎么办？每季地里产出的钱都有急用，没钱全家就得喝西北风。按张大爷的说法叫：“各家有各家的算盘”。现如今，他们有了点积蓄，孩子也都不用钱了，村里也经常有老板来收花。所以，他们家去年才种起花来。
“各家有各家的算盘”这个说法提醒了我，农民并不是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因循守旧的，他们关于农业生产的决策往往有他们自己的算计。这种算计里，往往体现出他们对于生存的智慧。
庄家东面的隔壁李家就是混合经济的代表，他们家是普通的百姓家庭，孩子也在城里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儿。他们家土地也比较多，地里这时候种着花生和玉米，马上就要收获了。屋前有猪圈和羊圈，院子里还有鸡圈。现在农村养羊真是不多见了，因为现在农村除了路就是庄稼，羊的饲料是个问题。即便有如此的难度，李奶奶还是认为今年羊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当我问为什么他们家不养苗木时，李奶奶也说赔不起，孩子又在外上班、打工，没有人手。她说每年小麦、花生、西瓜的收成很好，效益很稳定，不愁卖。但是家里由于孩子要在县城买房子，还是缺钱，所以一直坚持养各种牲畜，尽量增加家庭收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她这种稳定的逻辑似乎隐藏着一种“因循守旧”在里面，但是仔细想想这真的就是她应对生存的最好的解决之道。她还提到自己家没权没势，外面消息不灵通，这样盲目种花木都是不行的。虽然李奶奶表面上这样讲，据庄妈妈说，他们家经常在她家地里捡（剪）些枝回去插。我想多半都是拿回去做关于成活率的试验和相关嫁接技术的学习。由此看来，他们对于选不选择种植花木是很谨慎并富于智慧的。
同样的逻辑让我想到张大爷讲的，有人家自己在外打工从事别的生意很好，家里的地也不用老人家种，索性就租给有些花老板种，一亩一年1 000元。当我问李奶奶他们家为什么不把地租给大老板时，她惊讶的说，那怎么行，我稍微种种也比租给人家划算。她和李大爷腿脚都好，她又说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有除草剂，有农药，有化肥，有收割机，所以家里只要有人在，是不可能租给别人的。
后屯村流行一句民谚叫：“新河一枝花能比潼阳粮食到屋垻（屋脊）”。我想，大家都知道花木能够带来财富，但是迫于家计的考虑和环境的限制，他们不得不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农业经营方式。他们都有自己的算盘。注意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后屯所有种植花木的人家要么有人在那稳定的且较丰厚的薪水，要么就是手里有一些积蓄的。大家的考量有关于自身的，也有关于市场预期的，更有关注整个产业的前景的。相比说他们思想保守，不善创新，还是说他们眼光长远，富于智慧比较贴切。
三、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花木经济边缘的后屯村的多种农业形态以及其实践的逻辑。通过细致深入的田野，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在生产上的主动性。如果我们用经济人理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通过精确的成本收益的分析，得出的答案可能是很多农民的生产决策是错误的或者说不明智的，然而如果我们以一种波拉尼所说的“嵌入”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农业生产的选择，可能却是充满智慧的。这可能要涉及到经典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了，即“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
其实，无论将农民表述为“道德的”或“理性的”，还是将其行为逻辑概括为生存逻辑与投资逻辑，或群体逻辑与个体逻辑，都是在理论层面讨论农民问题，这可以形成完全合乎理性的假设，但与现实常常会有距离。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农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生存境遇和制度性安排。处于生存危机边缘的农民并不是不去进行计算，而是没有可能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也就无从进行计算。如果一个企业家或经营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时无法做出最优的选择，那么他至少可以选择仅次于最优的; 而农民常常不得不做出没有选择的选择——不是最糟的选择而已。由此让人想起近年来不时见于传媒报道的悲剧性事件: 农村中非法爆竹生产厂的爆炸和非法开采矿井的恶性事故等造成的重大伤亡。人们自然会问，在其中工作的农民难道不知道那种危险性吗? 难道不懂得生命的可贵吗?
“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概括都不难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找到根据。事实上，这两种特性取向可以在同一个选择过程中呈现。对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素有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杜赞奇与黄宗智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这两种取向的综合。杜赞奇在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24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指出，斯科特和波普金二人中任何一位的理论都不完全符合华北农民的行为特征，但他们各自强调的不同因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的二重性特征在实践中往往并存，用以应付变化不定的周围世界。而此二重性并不是无理性的大众文化中的偶然现象，它具有重要的社会作用。黄宗智的研究更表现为一种综合，即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他将小农特性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 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而黄宗智的分析在理论上同样采取了将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综合在一起的方法。
我想，关于后屯的花木经济的理解可能还是要以一种整体性的视角，把它放到当地人的生活中去，并且将其一并纳入整个花木经济体系的脉络里去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没有行政手段压种花的后屯村是如何自行进行农业革命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6]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责任编辑 刘娇娇]